1994年，我们走进渔潭中学，走进那个青葱的岁月，也走进了一系列的疯狂。如今，人生不再，记忆却永恒，让我们一起翻过时间的大山，重新来到那个叫“渔潭中学”的母校。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充满了动荡与不安。因为位于鹤溪的学校宿舍楼被鉴定为危房，我们开始了不断搬迁的旅程。学校一分为二，初三在鹤溪，初一、初二在另一处。我们呢，从沙城俞搬到秋口林场，从秋口林场搬到鹤溪，从鹤溪来到秋中。一个初中，不过三年的光阴，却搬迁了四次，估计其数量堪比于战争时期。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很“疯”。整个学校里，校长无能为力，骨干教师守在渔潭中学，年轻教师人心涣散，只知道谈恋爱，只知道彻夜赌博。在秋口林场，我们的教室正对着教师宿舍楼，英语老师与数学老师正在恋爱的高峰期，一回到宿舍，就不停地啃嘴，窗帘也不拉，被我们看个正着，也乐个正着。缺了老师的管束，我们也恰好上了“赌博”的贼船。在沙城俞的围墙外，是漫山遍野的茶树，正是酣战的好场所。几个胆大的人做庄，或是三张牌，或是九点半，有些用钱，有些用饭票，好多人输得光屁股，不得不借债度日，但还是忍不住要去下一把的心。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很“傻”。那段时间，教育部不断出台新规，学校只能上五天课。这个措施出台，也就意味着星期六可以不上早读，不用点名。一到星期五晚上，我们的心情就异常激动，总等不得天亮。午夜时分，我们一群人早早地爬起床，背起书包往家赶。我们总以为这样很好玩，可以早一点到家；我们年少天真，没有想到半夜三更潜在的危险。这些，我们都不管，只管乐呵呵的。一次，走到天朦朦亮，等到了一辆过路的拖拉机，装载着数头生猪，“咚咚咚”扬起无数的灰尘。我们傻呵呵追上去，叫嚷着往上爬，无视司机的吼叫。当然，很多时候，到家时，太阳还在睡梦中。父母看到我们，总是大吃一惊，两只眼睛瞪圆了，还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我们说明原委后，他们总要一遍遍地叮嘱不可这样。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很“贪吃”。学校门口有两个小店，卖的主要是零食，辣条、方便面、薯片等等，反正都是垃圾食品，高能量，营养价值低。我们一群小孩子，没有分辨力，就是喜欢，总想着买上一包，解解馋。只是那些年，各家各户都是守在贫困的线上，能送孩子上学，供他们吃饱，已是了不起的事。没有钱，店主出奇招，可以用饭票兑换，还可以赊账。饭票兑完了，只能赊账。账越赊越多，怎么办，从家里偷钱来，或者偷米来。记得有几个同学，辛苦从几十里外的家里，偷了几十斤米，“嘿哟嘿哟”背得满头大汗，一到学校，全部给了店主。后来，许多人欠的账还不上，店主恐吓，说再不还钱，就把我们打得半死。父母被叫来，用血汗钱还账。只是小孩子哪有自制力，过不了多久，债台又高筑，故事又重演。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在学校里，课是可以经常逃的。许多人，整个下午不去教室，也没人管，即使进了教室，也是靠在桌子上睡觉，流着长长的口水。晚上，经常翻围墙逃出去玩。初二时，某位同学中招了，翻围墙时，一不小心，整个人掉进了粪坑，臭烘烘的。相传，这样运气会一落千丈，唯有讨来百家米吃，才能解禁。迷信的父母，真的为他用个尼龙袋讨了一百家，用这些米做了很多灰汁果送到学校，我们也跟着享了一回福，尝了尝婺源的美食。我也曾一次，与几个同学一起，来到秋口大桥底下，在下面游泳。我素来是个旱鸭子，最起码的狗刨都不会，只能在浅水处玩耍。不知怎的，摸到深水中，被呛到了，喝了许多水。命悬一线之时，西坑的坤雁救了我，一把将我推到岸边。我才喘着粗气，躺在草坪上，整颗心怦怦跳了许久，才静下来。如果没人救我，估计我就去了阎王殿，想想都让人后背发凉。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的成绩很糟糕。其实，渔潭中学还是有过几年辉煌的，那是93、94级毕业生，考上重点高中学生的数量名列全县前茅。只是这种好时代，我们无幸赶上；其实，渔潭中学的许多孩子智商是很不错的，考上初中时也是高分，只是到了渔潭，我们就被荒废了。每年期末考完试，打着铺盖回家，过了四五天，再次徒步回到学校领取成绩报告单。那些年，我们的报告单一无例外地写着：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分数低得可怜，六七门功课，都是60分以下，能有一两门考个80分，那绝对是优等生。大家也无所谓，因为父母也不太在乎，成绩不好，刚好回家帮忙，多个劳力，谁叫大家都是穷苦出身。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辍学率很高。初一进去，满满三个班，有两百多人。慢慢的，过几天，少一个；再过几天，少一个，一个学期下来，班上就回家了十几个。到了初三，三个班成了两个班，每个班还只有四十人的样子，辍学率高达60%。这些人里面，本来有许多清华、北大生，本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本来可以腰缠万贯、富甲一方，也都回家务了农，后来打了工，再后来，干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很会“乐”。在秋口林场，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迷上了打乒乓球。每到下课十分钟，我们就在教室的后面搭一张桌子，中间搁一根木棍子，就打得特别有劲。打球时，采取守擂的形式，一人守，其他人攻，胜者继续守。我的水平比较差，却特别热爱这项运动。为此，我还节衣缩食，饿了半个多月，终于凑够了五元钱，买了一副球拍。那阵子，我是最牛的，算得上大哥级别，说谁可以打，谁不可以打，许多人都来巴结我。好日子没过两天，乒乓球拍被人偷了，我的心拔凉拔凉的，恨死了那个贼，可又无计可施。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日子过得“提心吊胆”。渔潭中学有几个人，长得膀大腰圆，五大三粗，最有名的是三个人，一个白白净净，高高的；一个黑黑的，壮壮的；一个是瘸腿，走路一拐一拐的，他们几人组成帮派性质，到处敲诈勒索，五元十元的，没有人敢不给，否则必遭来一顿暴打。每天，见到他们，都是躲得远远的，生怕惹了他们。他们胆子很大，老师都不放在眼里。教导主任是词坑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一个晚上，在沙城俞的大操场上，追着那个瘸腿同学，一圈又一圈，我们就在一旁看热闹。后来，学校认真调查，把几人开除，学校才平息了一阵。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很“不讲卫生”。在沙城俞，我们睡在大通铺，上下铺，两个人共一张床，垃圾全部往床底塞，半夜三夜不愿起床上厕所，就对着床底一阵“哧”。整个寝室里，臭气熏天，我们呆在里面时间长了，也闻不到臭味。隔壁的农民为了农肥，放了几个尿桶在寝室门口，我们早晨起来，就在门口小便，一个接一个，半小时就满满一桶，还有尿液流出来，黄黄的满地都是。即使这样，我们也毫不在乎。住在学校里，感觉有一半男生都没有毛巾、牙膏、牙刷，即使有了，也是停满了灰尘。我呢，除了不洗脸，脚也不洗，一旦脱开，那是臭气熏天，连臭虫都要被熏死。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年轻不懂爱情。男生与女生划起了三八线，谁也不能越界。要是某对男女走得近一点，全班人一起起哄，说某某与某某某谈起了恋爱，当事人脸红红的，再也不在一起玩了。记得，初二下半年，一位女生趁着教室没人的时候，偷偷摘了一朵花给我，我摇摇头，没有接过来，而且继续坐在位置上发呆。后来，我看到女生哭得很伤心。据自恋的我估计，女生是暗恋我，想表达什么，被我拒绝，好不伤心。为此，我还自鸣得意的好多年，以为自己帅哥一枚。直到现在才知道，那只是简单的同学之情，我却是最典型的臭老九，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还一起办过元旦联欢晚会。毕元发是我们的班主任，元旦将近，他把我们几个班干部找了去，开了个会议，要我们大力筹办。很快，晚会正式开始，主持人上场，一个又一个节目演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班主任毕元发表演了水杯放针。他在杯子里装满一杯水，一根接一根针放下去，保证水不溢出来。结果呢，我们满怀期望，水真的溢了出来。毕老师也打了哈哈，我们就笑着过去了。

　　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我们很“无助”。初三下半年，我们背着铺盖，赶到秋口，才得知学校撤并，要求我们回家，过几天到秋口中学报道。这件事，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发达，直到当天，我们到了目的地，才得知消息。我坐上回家的客车，路上却翻下了陡坡，三层楼高，摔得鼻血流了几碗，消炎针打了好几天，才算肿着“高鼻梁”到秋口中学上课，还被同学戏称为外国人。

　　也许，那些年，在渔潭中学，日子里充满了酸甜苦辣，但时光荏苒，转眼我们各奔东西。现在，大家都到了不惑的年龄，那一切，都成了记忆中的一笔笔财富，正如我们永恒的同学情。时光会老，真情不变；空间会换，友谊永在。同学们，请在有空时，端起一杯情义的酒，坐下来，好好喝上一杯，再续曾经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