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恩师，记住师恩。这是我家传承较好的家规、家教。

　　经正小学在我家对面的张氏支祠里，我六岁进这所学校发蒙。每星期一早课前，都要在大教室里举行“仪式”，学生、老师一起向孙中山遗像三躹躬，接着背诵总理遗嘱。那像和尚念经，也没理解遗嘱的意思。背熟了，我以后一直记得。后来查资料核对，背得一字不差。背完遗嘱，校长训话，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背诵课文、填好红模本、不掉饭粒、不捐坏公物、强健身体等各种要求。

　　先生是张笑年，家在本地胡家堂，40多岁，一只眼睛有疾，有人称他“边光”，颇嫌失敬。他穿中山服，衣冠整齐。表情严肃，没见他笑过，对学生读书、纪律要求严格。我们填红模本或默读，他手持竹板戒尺，在两排课桌间的通道上来回走，一个一个地监看。有时，抓住读书不发狠的学生一只手，拿竹板打手心，打得红红的一道痕。“读书需用意，一字值千金。”这古训，我第一次是听他讲的。那时，大人们再三再四地要求我发狠读书，读好书才能不跟牛屁股，到外边去做事。到外边去做事，才能过好日子。从外乡回来，坐轿子，戴礼帽，黑眼镜，穿中山装，白色皮鞋，拄文明棍。下了轿，保长、甲长都抢着过来扶轿子，行躹躬礼。家家的狗都怕你，见你就躲开，也不敢吠叫。这也是我大哥做过的美梦。我听了，没像大哥那样做梦，但读书发狠，起码没挨过老师的竹板。

　　学生中，有好多比我大，比我懂事。世久堂来的女生张惠芳家境好，人长得秀气。学生都带午饭，她天天带好菜。学生进校第—件事先进厨房，把自己的饭钵放在大蒸笼里。有几个男生喜欢逗张惠芳，假装要看她带的什么菜，推推挤挤，有人还摸她的脸。我离校近，也带午饭。看到几个大男生欺侮张惠芳，知道不好，不敢说什么，只是躲开。有次饭钵没送进蒸笼里，午饭只好吃冷的。放学回家，我很委屈，向大人诉说。伯父问我，老师管了吗？我说老师没看见。笑年老师知道后，把那几个男生带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狠揍，罚站。他说这是道德人品问题，不能大意。有人把我拉下水，笑言老师审我，把我手板打肿了，我也没有屈招。直到他把张惠芳找来对质，张惠芳证明我没犯事，才放了我。

　　我觉得冤枉，哭着回家，死也不再上这个学校。家里人没办法，也不敢责怪老师，我就停学了。

　　新中国建立后，经正小学改名为欧源小学，后又升格为欧源完小。笑年老师留任了—段时间，还当过校长，直到退休。他的严厉，他讲的“读书需用意，一字值千金”的古训，使我记住读书要发狠，对他没记仇。我家人认为，先生打学生手板，是为学生好，不能计较。一直恭敬地称他笑年先生，有时还请他进屋坐坐，喝口茶。我当兵后，再没见过他。

　　第—位私塾老师

　　我的第二位老师，也是第—位私塾老师，记不得他的姓名了，他家在睦家堂对面的王家屋场。这里有—个大户人家，大瓦屋，高高的围墙，双开油漆大门紧闭。主人姓王，是—个县衙门的什么科长，外称王四爷。王四爷的女儿名叫王介萍，长得漂亮，强哥和她谈过恋爱。在王家围墙外，有一座瓦屋。我第一次读老书就在这里读。那是我从经正小学停学后，伯父替我找的学校。

　　这位先生四五十岁，个子瘦小，留着—撮胡子。他的厅屋就是课堂，摆四张方桌，学生—人坐—方，只有十来个学生。他在课堂—头摆张桌子，讲了书以后，老坐在桌边督学。一把擦得亮闪闪的黄铜水烟筒，不是捧在手里，就是摆在桌上。吸起烟来，咕噜咕噜响。有时，他还摆起架子，教学生拿纸捻子替他点烟。我只记得在他那里读《三字经》，不管几个学生，他都上大课，带头朗读，不作讲解。学费不算贵，每学期两担谷，大约能出150斤大米。按现在北京的大米市价，最便宜一种每斤3.20元换算，约合480元人民币。我每天带一钵午饭，早上学，晚放学。一个人过肖家同子、包袱山，路边有坟山，听说闹猪婆鬼，—个人走着，猪婆鬼会突然爬到背上咬耳朵，我也害怕。不过，来回走几趟也没事了。

　　这位老师和科长王四爷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他有一女一儿，儿子是白痴。有次，他儿子两腿泥巴，突然跑回我们的课堂，姐姐也追进来，向老师耳语。老师听后，当即用竹板狠打傻儿子，儿子在我们的课桌中间躲来躲去，把我也撞倒了。

　　后来才明白：姐弟俩在稻田里拔草。傻弟坐在田埂上玩，玩着玩着就叫姐姐过去看他。他把小ＪＪ玩成了小冲天炮，羞煞了姐姐。姐姐追打他，他跑回家向父亲求保护，大闹课堂，老师的家丑也传开了。

　　伯父听说后，怕那傻儿子打我，也嫌老师教得不怎么好，只教念《三字经》，也不讲解，连第—句“人知初，性本善”，也没弄懂，伯父便让我退学。学费只先交—半，退学时，也没有退谷的麻烦。我后来想起好笑，那个姐姐比她傻弟弟更傻吧？

　　后来，我走村串户卖豆腐，分跑爬山冲、王家屋场、李家排、亭子堂、睦家堂、新塘湾这一圈，老书先生就是我的老客户，每次起码买三块。他家有活钱却不给钱，而是用米换。先生堂客很精细，每次买豆腐不够一升米，只能用合子量米。小竹筒跟酒杯一样大小，—升等于十合。几合米量给我，每一合都不满。我也不和她计较，反正也少不了两撮米。

　　绍堂夫子

　　我的第二位私熟老师张绍堂，40岁左右，在本地颇有名望，人称绍堂夫子。每年冬至那天，我们张姓族人都要在张氏宗祠祭冬，杀猪宰羊。有个必有的节目，本族各家子弟都要吟诗比赛，那当然是唐诗宋词一类的古诗词。绍堂夫子就是评审人，相当于当今类似的评审委员会主席。也许正是他这个名望，家里把我转学到他名下继续读老书。

　　他家在石塘湾，从我家出门，过世久堂、磨石坳，就到了，走的是大路，不足三里。石塘湾也是一座大瓦屋。起先，课堂在正门大厅屋里，有20来个弟子。一学期学费要三担谷。他个子高大，脸色红润，态度严肃，声音宏量。他的办公桌也设在课堂上方，学生整天在他的监督中。桌上放着戒尺即一块长竹片，有两指宽，长约一米。哪个读书不发狠，背书不好，字写得差，品行方面犯什么毛病，他就用戒尺打手心，重则打屁股，打后脖子。打了，学生回家不敢诉苦，家长知晓也没有来闹学。我在他那里读过四书五经一些书，论语、孟子、左传等“老书”，都要求背。有时，他突然指定从某页开始背，我们不求甚解，他也不解释。他家有老娘、堂客，家就在课堂西侧屋里。学生带的午饭，都在他家里蒸热再吃。他也只是学生吃饭时，回家吃饭。一直到放学，寸步不离学生。

　　屋场有一位地主寡妇，不到30岁，人称八大嫂，课堂东侧有两排横屋，好多房间，都是她家的，这大厅屋也是她家的。她常带个两岁多的男孩到课堂来，有时，还把孩子放在先生桌上坐着，先生也不赶她走。她倒是打发了寂寞时光，看着先生也许获得了某种慰抚。这显然严重违背了先生的教规，有碍学生读书。可能先生也无法抗拒某种诱惑吧？把课堂搬到他自家的厅屋了，房间小一些，学生觉得挤。先生还坐在课堂—角监读，那位八大嫂不便再过来了。

　　我那时己懂男女有别，跟女生在一起会脸红，不抬头。耀六哥的女儿青妹子比我小，跟我同学，上学放学，六嫂要我跟青妹子一起走，我不好意思。石塘湾有—条狗，见了生人就追、咬，好吓人！我只好和青妹子一起上学，有时怕别人笑，我先走到石塘湾塘边，等她跟上来才进门。我拿—根棍子吓狗，狗怕人更怕棍子。来来去去多了，狗也认出我们是本屋场的人，不吓我们了。我们学生中只有青妹子一个女生，没读多久，她退学了。

　　有次，八大嫂又带着她儿子到我们课堂晃了几眼，先生也不便理采她。十几岁的学生都懂事了，看不惯。我也讨厌她，妨碍我们背书。有人在厕所门板背面，用红土写了一句话：先生跟着八大嫂。意思是，先生和她关系不正常。先生发觉了，不动声色，突然举行全员听写考试。听写语句中，巧妙地分散嵌入那句话。先生阅卷查对笔迹，跟我同岁的张梅春被抓住了。这不得了，先生不讲理由，当众鞭笞，打得梅春鬼哭狼嚎，直到他明白自己乱涂，被先生查出笔迹抓了个正着，认账、认错，先生才扔了竹板。

　　我三哥当了区政府文教助理后，他觉得我们死背书不好，曾经跟绍堂夫子交涉过，希望他能给学生解读课文。没有结果，我就不再读“老书”了。

　　新中国建立后，绍堂夫子也不教老书了，安排在县城郊区一个县属农场当场长。我上中学，参军，再也没见过他。但我一直记得他，他教我背了那么多老书，虽然留在脑子里的少，但潜在作用不容忽视。

　　师恩难忘。1959年3月，我当兵后第一次探家，到了县城，去那个农场拜访绍堂夫子，没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