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浩浩汤汤。为有源泉滚滚，不舍昼夜。一个民族的伟大征程，只有铭记历史，不忘本来，上承源头之活水，下顺时势之所趋，方能以海纳百川之量，通向无限壮阔的未来。

　　文史研究，在熙攘的生活中，似乎多少有些冷僻。但我们恰恰需要一方心斋，在冷峻的思考中，洞察历史，寻找未来。初来民革不久，组织安排我到新成立的文史研究会，参加中山精神的学习。起初颇有些不解：一个参政党，搞好参政议政、积极参加国家政权也就罢了，又不是象牙塔，何必做些无用功呢？何况中山研究的成果，早已汗牛充栋，何必去凑热闹呢？而今想来，文史研究，以无用为大用，关乎一个组织的文化底蕴，一个政党的历史流派，关乎党人的精神家园。而中山精神的光大，乃民革党人的灵魂工程：为什么我们是民革党人？民革党人的使命何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自觉到自信，需要在中山精神里追本溯源。

　　第一次召开中山精神研究组骨干会议，精诚科技的孙总，便给大家送了一份厚礼：把原来的珍珠泉大酒店旋转餐厅分出一间屋子，专门作为研究组的聚会之所。“就到这里来吧，我在这里办了一个国风画院，可以三百六十度眺望全市，愿我们有广阔的视角。楼下就是中山公园，济南市中山精神的重地。”好主意，环境、氛围恰到好处。中山公园，也算曾经的常客，恍然已是三十年没有来过，那就先去看看罢。在洒满阳光的记忆中，有哈哈镜、有旋转木马，第一次喝酸奶、第一次开电动车，留下了很多童年的记忆。仿佛记得从人民公园到中山公园，名称有些变化，至于其中的纷扰，就不是孩子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从南门甫入公园，首先来到的，便是逸仙轩，尊奉着中山先生的半身像。藤蔓之下，传统与现代合璧的回廊里，悬挂着中山生平的几幅介绍，由此回归了公园的精神内涵，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民，有机会记忆自己的国父。循回廊前行不远，便是一方庭院，树立着中山先生的立像：一身传统的民族服装，手持煌煌方策，此刻正凝眸远方。给我印象最强烈的，则是八角形的基座上，镌刻的几行大字：从八目、八德到天下为公，无非传统儒家的纲领，昭示着中华民族赖以光大的精神。原来如此。从帝制到共和，中山先生的历史功勋不仅在于革命，不仅在于缔造了民国，更在于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明明白白的继承了中华民族千秋万代赖以自立的道统，赖以自强的精神。沧海横流之际，大浪淘沙之时，守住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保存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所谓国父，不仅是一代政权的开拓者，而是为我们指引了民族的航向，开辟了历史的进程。

　　从《礼记-大学》开篇的三纲八目：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心性修养，与家国情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再到《礼运》篇浩然博大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文化的大思路，从“尽己之性”到“尽物之性”，直到“赞天地之化育”，人本主义的底色在一片精诚中次第展开，构成了中国精神的精髓。尊重人、爱护人、发展人，构成了人类文明永不衰竭的大道之源，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民族的不同选择与诠释，绽放出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文化面貌。一个民族所谓道统，只有守住自己的根和魂，才能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中山先生提倡的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构建着古老东方的人文精神和伦理秩序，区区八德，似乎貌不惊人，但来自于人类的良知，来自于五千年深厚的历史积淀，闪耀着中华文化的气度，足以成为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文化源泉。《管子》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言谈之间，乃是深沉的忧患与历史的惨痛。而今这些赖以自立的中国精神，似乎已经变得模糊而异化，但又流淌在血液中，未曾远去。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在小时我和我们的集体记忆里，都是冠以旧社会、封建思想的帽子。曾几何时，汹汹而来的“打倒孔家店”，摧毁中华文化的支柱，切断中华文明的命脉，终于使一个文明古国丧失文明，使一个礼仪之邦粗鄙无礼。而今，我们可以不知道什么叫八德，但我们倘若走向了八德的反面，在这个地球上，将只剩下令人厌弃的卑微。

　　继承中华民族的道统——中山先生以此归纳其毕生从事革命的意义，在现代中国的文明重构之际，既守住灵魂，又顺应潮流，让中华文明传承光大。如此说来，这才是中山思想真正的伟大之处，不朽之处，超越了时代和“朝代”的价值。孔子说：“道之不行也，归之于天”，又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伟大时代总是诞生伟大人物，但伟人的生前也许无力回天，同样无法挽回衰竭的时运，但伟人所以成为伟人，不在于一时得志，鞭笞宇宙，而在于为民族启示的大道，终将随着历史进程而发扬光大。我曾经疑惑，为什么中山塑像的基座不是刻上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而是古老的儒家信条？充满现代精神的三民主义纲领，与中华文化的道统又有何关系？而今看来，大道至简，中山先生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人群之需要，适应世界之潮流”，所谓道统来自于文化的内核，至于文化的范式，则在与时消息乃至相反相成之中。

　　中华文化立足于人性，从人类的良知开始，推广到天下太平，直面社会现实，富有现世精神，又憧憬天下大同的彼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中的蕴含从三纲八目到天下为公，自可细细品味。这种博大而平易的文化气度，足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随着人类人文精神的觉醒与科技文明的昌明，愈加发扬光大。与西方文明不同，主宰中国人灵魂的不是幽冥中的上帝，中国人的社会与人生，不是立足于天堂地狱、灵魂救赎，而是始终以人为本。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维系与发展，立足于伦理道德，儒家的礼义德化而非宗教的信仰，支撑起了中华文明的殿堂，与其他文明的精神特质、历史底蕴迥然不同。

　　于是我们看到，在三民主义的阐扬中，恢复全部国粹，恢复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道德和固有能力，成为中山先生唤醒民族精神的重要主张。中山先生说：“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又说：“有了良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久治安。”的确，倘若失去固有精神的支撑，丧失共同信条的维系，当一个社会到了人心失坠、无所信仰的境地，一切国法政令譬如建立于沙堆之上，甚至只能沦为攘夺良善的帮凶。汉儒董仲舒所谓：“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益无益也。”中山先生这种以德为本的中国式立政思想，上承古典，下启现代，横渡百年波澜，终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结合，辗转得到印证。而今走过历史的歧途与裂谷，国人对国父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但只有经过时光的筛选，我们才发现其中的思想财富，弥足珍贵。

　　近代以来，雄踞东方的中华文明，不可阻挡的纳入了浩浩荡荡的全球化潮流。面对横扫全球的西方物质文明，国人始而浑浑噩噩、不屑一顾，终而栖栖遑遑、信心瓦解。国民的心理，或泥古而不知变，或媚外而不知本，在中华文明从古典到现代的大转折中，进退失据，首尾狼狈。煌煌大清，似乎在旬日间土崩瓦解，而中国社会的崩溃，却在向纵深处发展。诚如中山先生所言：“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清民之际，数十年间，人心骚动，九州幅裂。在国家道路阻绝、文化自信丧失的中国大地上，各种外来思潮汹涌澎湃，一时间背离国情、脱离实际的激进思想，大行其道。思想的分裂，文化的崩塌，又从深处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危机。向西方认祖归宗——中华文化的道统不绝若缕，一幕幕文化自戕的惨剧正在上演。

　　在这个中华文化存亡继绝的历史关头，身为现代中国奠基者的中山先生，以舍我其谁的气概，浩然以道统自任。面对中华文明的现代重构，明确提出：“予之革命也，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中山先生的一生，周游列国，博览群书，以恢廓的视野洞察中外社会得失、中西文明利弊，当国家千创并溃、危若累卵之际，以饱满的自信指出：“欧洲所以驾乎中国之上，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我们学欧洲，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历史证明，这种贯通中西、融汇古今的气魄，正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复兴的唯一选择。

　　从人类历史经验来看，没有那个民族的复兴可以脱离自己的文化根基，必然向自己的历史源流寻求力量。远在汉武帝时代的复古更化、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王政复古，开创了历史的新篇，却无不以复古为号召。即便开启西方近代文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也是向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寻求力量。历史的进程不可能倒退，历史的长河不断向前，但历史的发展不能脱离自己的本源。没有谁，能凭一时的铁腕改天换地，因为，这是天道。文化的复兴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泥古，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也绝不等同于古典文化，“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何古之循？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开放包容，随时损益，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服务于它的国家和人民，而不是削足适履，让时代凝滞于文化的形式。这其中，总有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因为不变的乃人类天性本身，董仲舒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如果我们非要说这是封建遗毒，那么不妨换个西方的说法：这便是自然法，如古希腊三哲所言，存在着永恒不变的标准，或者说，是马克思阐释的普遍规律。

　　而今历经文化的浩劫，文化的缺失，千回百折之后，中华文化的复兴终于成为现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华文化的发展，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除了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最根本的是“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山先生的启示得到了印证。其实在海峡对岸，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早就说过：“中山先生不愧是近代中国一先知先觉者，我深信他的思想里，终要发生出一种大力量。”这就是规律，用中华文化的话语说，就是道和道统的力量。

　　中山先生修的是博爱之身，以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实践着治国平天下之宏志。纵观中山先生为现代中华文明制定的方案，从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维度，囊括政治文明、社会经济建设，展开了一整套的建国方略。文化传统与世界潮流的顺应，文化继承与创新转化的当代命题，早已融汇其间。其中的思想，久而弥光，深入人心，只是在不同的历史进程，有不同的发展与表达。《易经-同人》云：“君子以族类辩物”，民族精神乃人类天然的情感。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富有民族文化精神，在那个一盘散沙的年代，唤醒着国人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中山先生早已预见，面对人类文化的激荡，在狭小的地球村中“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纵观百年以来中国人民的中国梦，首先便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民族自立与民族复兴最伟大的精神力量。

　　天下为公、民贵君轻的中国政治理想，贯通于中山先生民权主义的主张。筚路蓝缕，天步艰难。从以党治国到依宪执政，现代中国政治文明正在漫漫重构之中。其中，坚持执政党的统一领导和以法治国，实现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治理与民主参与，应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与方向。而这些重大思路，都可以在中山先生哪里找到源头。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生主义的思想，扎根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精髓，把民生——人的需要，当做社会进化、国家治理的根本，浸透着“博爱”的儒家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回以经济建设为根本的正途，正是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号召，实现了经济腾飞与国力恢复。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取决于道路选择与文化自觉。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与历史使命。其间从中华道统的继承，到现代文明的重构，国父的伟大，在于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必由之路，需要我们在历史征程中不断继承和发展。博大渊深的中华文化，和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我们积攒下的思想财富，为今日国家道路的前行奠定了雄厚的根基，乃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