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之风》序,作者:朱自清。从民国六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以来,歌谣的搜集成为一种风气,直到现在。梁实秋先生说,这是我们现今中国文学趋于浪漫的一个凭据。他说:歌谣在文学里并不占最高的位置。中国现今有人极热心的搜集歌谣,这是对中国历来因袭的文学一个反抗
从民国六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以来,歌谣的搜集成为一种风气,直到现在。梁实秋先生说,这是我们现今中国文学趋于浪漫的一个凭据。他说:
歌谣在文学里并不占最高的位置。中国现今有人极热心的搜集歌谣,这是对中国历来因袭的文学一个反抗,也是……“皈依自然”的精神的表现。(《浪漫的与古典的》三十七页。)
我想,不管他的论旨如何,他说的是实在情形;看了下面的刘半农先生的话,便可明白:
我以为若然文艺可以比作花的香,那么民歌的文艺,就可以比作野花的香。要是有时候,我们被纤丽的芝兰的香味熏得有些腻了,或者尤其不幸,被戴春林的香粉香,或者是Copy公司的香水香,熏得头痛得可以,那么,且让我们走到野外去,吸一点永远清新的野花香来醒醒神罢。(《瓦釜集》八十九页。)
这不但说明了那“反抗”是怎样的,并且将歌谣的文学的价值,也具体地估计出来。我们现在说起歌谣,是容易联想到新诗上去。这两者的关系,我想不宜夸张地说;刘先生的话,固然很有分寸,但周启明先生的所论,似乎更具体些:他以为歌谣“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或做新诗创作的参考”——从文艺方面看。
严格地说,我以为在文艺方面,歌谣只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我们将它看作原始的诗而加以衡量,是最公平的办法。因为是原始的“幼稚的文体”,“缺乏细腻的表现力”,如周先生在另一文里所说,所以“做新诗创作的参考”,我以为还当附带相当的条件才行。歌谣以声音的表现为主,意义的表现是不大重要的,所以除了曾经文人润色的以外,真正的民歌,字句大致很单调,描写也极简略,直致,若不用耳朵去听而用眼睛去看,有些竟是浅薄无聊之至。固然用耳朵去听,也只是那一套靡靡的调子,但究竟是一件完成的东西;从文字上看,却有时粗糙得不成东西。我也承认歌谣流行中有民众的修正,但这是没计划,没把握的;我也承认歌谣也有本来精练的,但这也只是偶然一见,不能常常如此。歌谣的好处却有一桩,就是率真,就是自然。这个境界,是诗里所不易有;即有,也已加过一番烹炼,与此只相近而不相同。刘半农先生比作“野花的香”,很是确当。但他说的“清新”,应是对诗而言,因为歌谣的自然是诗中所无,故说是“清新”;就歌谣的本身说,“清”是有的,“新”却很难说,——我宁可说,它的材料与思想,大都是有一定的类型的。
在浅陋的我看来,“念”过的歌谣里,北京的和客家的,艺术上比较要精美些。北京歌谣的风格是爽快简炼,念起来脆生生的;客家歌谣的风格是缠绵曲折,念起来袅袅有余情,这自然只是大体的区别。其他各处的未免松懈或平庸,无甚特色;就是吴歌,佳处也怕在声音而不在文字。
不过歌谣的研究,文艺只是一方面,此外还有民俗学,言语学,教育,音乐等方面。我所以单从文艺方面说,只是性之所近的缘故。歌谣在文艺里,诚然“不占最高的位置”,如梁先生所说;但并不因此失去研究的价值。在学术里,只要可以研究,喜欢研究的东西,我们不妨随便选择;若必计较高低,估量大小,那未免是势利的见解。从研究方面论,学术总应是平等的;这是我的相信。所以歌谣无论如何,该有它独立的价值,只要不夸张地,恰如其分地看去便好。
这册《粤东之风》,是罗香林先生几年来搜集的结果,便是上文说过的客家歌谣。近年来搜集客家歌谣的很多,罗先生的比较是最后的,最完备的,只看他《前经采集的成绩》一节,便可知道。他是歌谣流行最少的兴宁地方的人,居然有这样成绩,真是难能可贵。他除排比歌谣之外,还做了一个系统的研究。他将客家歌谣的各方面,一一论到;虽然其中有些处还待补充材料,但规模已具。就中论客家歌谣的背景,及其与客家诗人的关系,最可注意;《前经采集的成绩》一节里罗列的书目,也颇有用。
就书中所录的歌谣看来,约有二种特色:一是比体极多,二是谐音的双关语极多。这两种都是六朝时“吴声歌曲”的风格,当时是很普遍的。现在吴歌里却少此种,反盛行于客家歌谣里,正是可以研究的事。“吴声歌曲”的“缠绵宛转”是我们所共赏;客家歌谣的妙处,也正在此。这种风格,在恋歌里尤多,——其实歌谣里,恋歌总是占大多数——也与“吴声歌曲”一样。这与北京歌谣之多用赋体,措语洒落,恰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各有各的胜境。
1928年5月31日晚,北京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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