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一脸的不信，坏坏的笑，大概觉得我在吹牛。我片刻狐疑，向记忆深处求证，再目测学校与我家之间的距离——两山之间，上下沟坎，五分钟跑过来，我有这速度？是不是记错了？

　　我站在高处，前方直线距离两千米的半山上是我家，身后五十米是学校，脚下石砌台阶是最近几年做的，异常陡窄，一个人在前面呼哧呼哧的走，像踩着下面那人的头，另一个呢，脸与人家脚后跟直接衔接。当年，它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羊场小道，土路，碎石，灌木荒草，适合岩羊生存。此时，我可以确定，少年的我，从家里冲出来，一口气跑下半山，飞过田埂，跃上陡坡，冲进教室，绝不会、也不敢超过五分钟，我的步点刚好踩到上课铃的句号上。

　　路不信也是正常的，无论长度还是难度，单凭两条腿五分钟完成，确实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不过这不是我的专利，我跑得到，我的同学，比我大比我小的都跑得到。

　　拜刘兰芳单田芳他们所赐。当年，我们被他们唾沫星子乱溅的评书迷得七荤八素找不着脚后跟，《杨家将》、《隋唐演义》、《岳飞传》，开了眼界，也神速提高了我们的奔跑速度。我还羡慕过农民的作息时间——两点上工。吃完饭，听完《杨家将》一点半，翻个身再小寐一会儿。而学校的到校时间实在是让人抓狂，恰好是一点半。可控时间压缩到最少，也得五分钟吧。迟到也是一件烦心事，人家上课，你和少数几个人，低头一行，在大门口罚站，供几千人观瞻。无论脸多厚，也能在瞬间臊没了。

　　于是，我竖起耳朵，不落下一句精彩，目光锁定堂屋大摆钟的指针，人在门槛，一只脚里，一只脚外，无形中仿佛有一根火柴对准火柴砂，五分钟一到，嚓的划着，点燃引线，人如出膛之弹、离弦之箭，“咻”的射出去，风一样直奔学校而去。脚底生风无外乎如此了，“狂奔”大概也就这个状态吧。

　　学校大门自然是罕见的堵。彼时，一群夺命似的学生，洪水一样涌向教室。这股洪流，曾把人强行卷进别人教室，曾横亘眼前、而咫尺之遥的自家教室门却难以抵达。

　　我由衷的佩服两种人，一是家境好、上学能带收音机的，坐在教室不紧不慢的听。这种人极少，谁家富裕到有两个收音机？谁家父母兄弟姐妹大公无私让你一人霸占？那是全民的乐事。

　　还佩服有定力的人，人家不听评书，按时到校，好好上学，也不见得少了什么。我总是心有不甘，总想知道狂奔的那五分钟讲了什么。课间休息，有人惟妙惟肖的的模仿，“哐”的一声，猛敲惊堂木：六郎杨延昭！岳飞岳鹏举，“铛啷啷…”

　　我也佩服自己，猿一样脚不沾地的飞过来，没摔过跤，没磕过碰过，大气不喘，面不红耳不赤，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功夫。要知道，当年这条道，十米的坦途都找不到。

　　学校和家，两点一线，我走了三年。线不笔直，相反，它像一只胃，装着漂亮规则的铁路、堆成山的煤台、碧绿的麦田、松树林，村落。房子像从一个大袋子里倒出来似的，从坡顶稀里哗啦滚下来，三个一堆儿，五个一簇，星罗棋布，错落有致。夏天很美，房子都半掩在绿树里，只看见红的灰的屋顶。冬天荒芜，如果心情不好，勾起来的都是悲愁。

　　村头有个涝池，淹死过一头猪。一圈的核桃树是大人们圪蹴着吃饭闲话的地方，有一个石碾安在那里。小孩子总想下水玩，但不被允许。三娃胆大，有一年，他光着上身下水，拿一块厚木板当船，木棍子作桨，快速的划水，船就绕着涝池边缘驶，池边一片喝彩。三娃得意非常。父亲不让我看，我想看船怎么靠岸，人怎么上来，我觉得人安全上岸是个大问题，为什么不让人看呢？

　　沟道里的空山水聚成溪流，时有时无，看季节状况。湿地却是长满了丰茂的节节草，绿的晃眼。谁家挖了眼浅浅的泉子，供牛羊饮水，我在这水里洗过手，浸过头发。我想披发，又怕老师骂，走过水泉子的时候，就把头发浸湿了。那是我对美的第一次向往吧。

　　有条近道从湿地穿过，垫脚石总被人踩进泥里。我向来不绕路，布鞋上每天都沾满泥浆。

　　夏天的湿地自然归蛤蟆所有，暖春时，我们提着罐头瓶抓蝌蚪。水太少，没有鱼，也不见螃蟹。

　　赖犊子是蟾蜍的俗称，长相丑陋。老人们讲，赖犊子爬到脚背上是最恶心的事，要防备着遇上麻烦，他们说它也是一味好药。

　　站在路口，直直望过去，对面就是我的童年。我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在水泉子边洗衣服晾衣服抓浮游生物，跟我妈割麦拔黄豆抬土垫猪圈，眼馋邻居成熟的梨杏但不敢伸手，英子家门口爬过一条大蛇，从此我不敢去她家，挎着大笼，在玉米地里拾瓷瓷一筐子猪草，只留一孔缝隙容细瘦的胳膊穿过去，剜核桃技术醇熟，剥核桃更是好手。我的家乡到处都是核桃树，嫩核桃仁是世间最美。

　　每个夏天，我都半定居在屋后的大核桃树上，写作业，吃蜂蜜炒面，抓蝉儿，坐在树丫上，自由自在的晃悠着干瘦的细腿，我还在合适的枝干上睡午觉，我妈喊我吃饭，只要出门、抬头，对着几棵大树喊一声，我立马“哧溜”落地。她早被我气够了，索性不说。

　　陶瓷厂在我家坡下，隔段时间出一次陶器，圆柱体的，不知道干什么用。陶渣碎片颜色瑰丽，常使我留恋，捡好看的揣在兜里，又派不上什么用场，我妈洗衣服时就掏出来扔了，它们经常划烂我的口袋。陶瓷厂也烧过耐火砖吧？否则村里人为什么常拿这东西骂人。

　　白家和宋家住在陶瓷厂，油毡房好矮，窗户对着路边，屋里人说什么听得清清楚楚。白婶子见天拿着笤帚疙瘩追打军平哥，军平哥跑得比我还快。人人都喜欢宋家姐妹，文静，美丽，和善，举手投足全是风景。

　　我告诉路：“我们两周回来一次，过礼拜天，外婆和爷爷老早就买了好吃的等着。一家人睡一个大炕，冬天，炕烧的滚烫，你在炕上蹦跳。”

　　我记错了，睡炕的是我，光脚在炕上蹦跳的也是我，我妈担心炕被跳塌，呵斥的也是我，坐在枕头上吃粉条的还是我。

　　“咱们还在这里过过一个年呢，你喝醉了，小脸通红，在院子里踉踉跄跄。”

　　路很兴奋，追问他喝的什么酒？喝了多少？什么时候？

　　“那年，很大的雪把咱们隔在这里，你爷爷年三十跑到街上给你买新衣服，大的小的买了三套。除夕夜，你非要喝爷爷的葡萄酒，喝了还要，三半杯喝完以后，就在院子里东倒西歪晃晃悠悠了，全家人都看你耍酒疯。你还不到三岁，装了满满一口袋压岁钱。”

　　提过年这事是因为我有

　　纠结。

　　在我老家，出嫁的女儿在娘家过年是犯忌讳的事，凑巧那年我哥放烟花崩了手心，肉皮都炸黑了。

　　云大姐就是个例子。她嫁到外县，户口落回娘家，操心受累比谁都多，一旦家有祸事，就都把责任推到她身上。她住在我家北边。

　　当年，我们村富，有煤矿，有汽车运输，万元户还是传说的时候，我们村已经过半了，分红的时候，队长给大家叮咛，钱都存信用社去，不准出去胡说，不准在家里放，小心招贼。村里的女孩都不愿外嫁，都想把户口落在本村，这是严格禁止的，但云大姐是个例外，他爸是队长。我大姐也是例外，但功劳归我妈。

　　我和队长家家紧邻，他家九个娃，加上八十岁的老外婆常住，老老少少十二口人，隔三差五有人咳嗽感冒，隔三差五央我妈这个赤脚医生下去看病。他家小女儿没过白天时昏迷不醒，医院让抱回去，说看不好，病根找不到。我婶子不死心，抱到我家试试，结果被我家赤脚医生救了一命，有几根头发勒进孩子的中指和无名指根部，感染发炎。真奇怪，我妈一千二百度近视，晚上走路都很小心，幽暗灯光之下，怎么就发现那嵌进肉里的头发呢？还是小六丫头命大啊。老外婆小脚、高龄，三天两头针灸，全是派他们家老三搀我妈下去施针。

　　我姐跑去水泥厂当工人，干窑上最苦的出料活儿，上班就在烟熏火燎的水泥炉旁边，她四十九岁支气管哮喘病发去世，十几年后我才醒悟，她是尘肺病职业病。

　　我姐拿全厂最高的工资，一月三十七块五，十七块五自用，二十块交我妈补家，肯吃亏，能下苦，对人好，在村里很有口碑。当然，我姐夫是铁路局职工这理由也很充分，三段十一队正在村里修铁路，关系处的都不错，户口不安在本村安在哪儿？

　　我妈是医生，我就有红棉袄穿，有白皮点心吃。

　　我妈擅长妇产科，时常有人慕名托人来找，她骄傲的说，经她接生的孩子没有一个得四六风的，母子平安百分百。我们那儿有讲究，孩子出生，主家要备一碗红糖鸡蛋招待医生，给二尺红布和一包点心，有避血光的意思。当年，这是不菲的礼物，我没人的时候翻开柜子，从点心包旁边挖个洞掏点心吃。路问我为什么不打开来拿，一是手忙脚乱没有做贼的淡定心态，总担心我妈回来尴尬。另外我也试过，点心包拆开再包起来难，恢复到原样根本不可能。

　　我妈去世前，叮咛我姐务必做两只封口的红布袋，裹住她的手，她说一辈子接生，见血太多，阎王会剁手。我妈从不迷信，我姑端着水碗拿着筷子念念有词送神遣鬼时，我妈在一旁笑，脸上分明写着“没文化、愚昧”的字样。

　　云大姐她爸是个能人，很会嫁接果树，但不知为啥选中一块下湿地让女儿盖房。这块地实在不详。开挖地基时，挖出个太岁，一团粉粉的肉，队长一锨扔出去老远，几天后，老大拖拉机翻了，砸坏右腿。起墙时，老四上树摘杏儿，摔断了左腿。房梁上好还没来得及苫瓦，村里煤矿瓦斯爆炸，云她爸死了，尸骨都没法弄上来。半年多发生这么多事，村里人议论纷纷，说地基没瞅好，太岁动不得。几个弟媳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说这都是云姐住在娘家惹的祸。

　　我姐也住娘家，那几年顺风顺水，干啥成啥，鸡都没死过一只。九十年代搬出去之后，这种幸福美好的日子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