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钟书的堂弟钟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钟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了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钟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钟书和其他两人不熟。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钟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钟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钟书写的。发言的反应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Sorbonne）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季康，即杨绛——编者注）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
　　
　　“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钟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DrSpence）。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她们越发奇怪了。
　　
　　“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
　　
　　“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钟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我得知钟书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钟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复苏的。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Sing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p#副标题#e#　　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邻室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圆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奶，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
　　
　　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星期又两天。产院收费是一天一几尼（guinea合1.05英镑，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几尼”），产院床位有限，单人房也不多，不欢迎久住。我几次将出院又生事故，产院破例让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病号。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却看不到她。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钟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粘在纱布上的末一丝脓连根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钟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同届一位留学牛津的庚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钟书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不料他的论文还需重写。钟书同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没得学位。钟书领到一张文学学士（B.Litt）文凭。他告别牛津友好，摒挡行李，一家三口就前往法国巴黎。
　　
　　这次钟书到蓝田去，圆圆并未发呆。假期中他们俩虽然每晚一起玩，“猫鼠共跳踉”，圆圆好像已经忘了渡船上渐去渐远渐渐消失的爸爸。钟书虽然一路上想念女儿，女儿好像还不懂得想念。
　　
　　她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四楼了。四楼上的三姨和我们很亲，我们经常上楼看望她。表姐的女儿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三姨屋里有一只小桌子，两只小椅子。两个孩子在桌子两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那座楼梯很宽，也平坦。圆圆一会儿上楼到三姨婆家去旁听小表姐读书，一会儿下楼和外公作伴。
　　
　　我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两册。那天我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我“快来看圆圆头念书”。她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姐姐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我爸爸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
　　
　　我大姐最严，不许当着孩子的面称赞孩子。但是她自己教圆圆，就把自己的戒律忘了。她叫我“来看圆圆头识字”。她把四个方块字嵌在一块铜片上，叫声“圆圆头，来识字”。圆圆已能很自在地行走，一个小人儿在地下走，显得房间很大。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钟书。她走过去听大姨教了一遍，就走开了，并不重复读一遍。大姐姐完全忘了自己的戒律，对我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
　　
　　我二姐比大姐小四岁，妈妈教大姐方块字，二姐坐在妈妈怀里，大姐识的字她全认得。爸爸在外地工作，回家得知，急得怪妈妈胡闹，把孩子都教笨了。妈妈说，没教她，她自己认识的。爸爸看了圆圆识字，想是记起了他最宝贝的二姐。爸爸对我说：“‘过目不忘’是有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家雇用一个小阿姨名阿菊。她妈妈也在上海帮佣，因换了人家，改了地址，特写个明信片告诉女儿。我叫阿菊千万别丢失明信片，丢了就找不到妈妈了。阿菊把明信片藏在枕头底下，结果丢失了。她急得要哭，我帮她追忆藏明信片处。圆圆在旁静静地说：“我好像看见过，让我想想。”我们等她说出明信片在哪里，她却背出一个地名来──相当长，什么路和什么路口，德馨里八号。我待信不信。姑妄听之，照这个地址寄了信。圆圆记的果然一字不错。她那时八岁多。我爸爸已去世，但我记起了他的话：“过目不忘是有的。”
　　
　　所以爸爸对圆圆头特别宠爱。我们姊妹兄弟，没一个和爸爸一床睡过。以前爸爸的床还大得很呢。逃难上海期间，爸爸的床只比小床略宽。午睡时圆圆总和外公睡一床。爸爸珍藏一个用台湾席子包成的小耳枕。那是妈妈自出心裁特为爸爸做的，中间有个窟窿放耳朵。爸爸把宝贝枕头给圆圆枕着睡在脚头。
　　
　　我家有一部《童谣大观》，四册合订一本（原是三姑母给我和弟弟妹妹各一册）。不知怎么这本书会流到上海，大概是三姐姐带来教她女儿的。当时这本书属于小妹妹阿必。
　　
　　我整天在“狗耕田”并做家庭教师。临睡有闲暇就和大姐姐小妹妹教圆圆唱童谣。圆圆能背很多。我免得她脱漏字句，叫她用手指点著书背。书上的字相当大，圆圆的小嫩指头一字字点着，恰好合适。没想到她由此认了不少字。
　　
　　大姐姐教圆圆识字，对她千依百顺。圆圆不是识完一包再识一包，她要求拆开一包又拆一包，她自己从中挑出认识的字来。颠倒的字她都已经颠倒过来了。她认识的字往往出乎大姐姐意料之外。一次她挑出一个“瞅”字，还拿了《童谣大观》，翻出“嫂嫂出来瞅一瞅”，点着说：“就是这个‘瞅’。”她翻书翻得很快，用两个指头摘著书页，和钟书翻书一个式样。她什么时候学来的呀？钟书在来德坊度假没时间翻书，也无书可翻，只好读读字典。圆圆翻书像她爸爸，使我很惊奇也觉得很有趣。
　　
　　辣斐德路钱家住的是沿街房子，后面有一大片同样的楼房，住户由弄堂出入。我大姊有个好友租居弄堂里的五号，房主是她表妹，就是由我父亲帮打官司，承继了一千亩良田的财主。她偶有事会来找我大姊。
　　
　　一九四○年的暑假里，一个星期日下午，三姐也在爸爸这边。爸爸和我们姐妹都在我们卧室里说着话。忽然来了一位怪客。她的打扮就和《围城》里的鲍小姐一个模样。她比《围城》电视剧里的鲍小姐个儿高，上身穿个胸罩，外加一个透明的蜜黄色蕾丝纱小坎肩，一条紧身三角裤，下面两条健硕肥白的长腿，脚穿白凉鞋，露出十个鲜红的脚趾甲，和嘴上涂的口红是一个颜色，手里拿着一只宽边大草帽。她就是那位大财主。
　　
#p#副标题#e#　　我爸爸看见这般怪模样，忍着笑，虎着脸，立即抽身到自己屋里去了。阿必也忍不住要笑，跟脚也随着爸爸过去。我陪大姐姐和三姐泡茶招待来客。我坐在桌子这面，客人坐在我对面，圆圆在旁玩。圆圆对这位客人大有兴趣，搬过她的小凳子，放在客人座前，自己坐上小凳，面对客人，仰头把客人仔细端详。这下子激得我三姐忍笑不住，毫不客气地站起身就往我爸爸屋里逃。我只好装作若无其事，过去把圆圆抱在怀里，回坐原处，陪着大姐姐待客。
　　
　　客人走了，我们姐妹一起洗茶杯上的口红印，倒碟子里带有一圈口红印的香烟头（女佣星期日休假）。我们说“爸爸太不客气了”。我也怪三姐不忍耐着点儿。可是我们都笑得很乐，因为从没见过这等打扮。我家人都爱笑。我们把那位怪客称为“精赤人人”（无锡话，指赤条条一丝不挂的人）。
　　
　　过不多久，我带了圆圆到辣斐德路“做媳妇”去──就是带些孝敬婆婆的东西，过去看望一下，和妯娌、小姑子说说话。钱家人正在谈论当时沸沸扬扬的邻居丑闻：“昨夜五号里少奶奶的丈夫捉奸，捉了一双去，都捉走了。”我知道五号的少奶奶是谁。我只听着，没说什么。我婆婆抱着她的宝贝孙子。他当时是钱家的“小皇帝”，很会闹。阿圆比他大一岁，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我坐了一会，告辞回来德坊。
　　
　　我抱着圆圆出门，她要求下地走。我把她放下地，她对我说：“娘，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这个我知道。但是圆圆怎会知道呢？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还小，才三岁，不会解释，只会使劲点头说：“是的。是的。”几十年后，我旧事重提，问她怎么知道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她说：“我看见她搀着个女儿在弄堂口往里走。”
　　
　　圆圆观察细微，她归纳的结论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正确。“精赤人人”确有个女儿，但是我从未见过她带着女儿。钟书喜欢“格物致知”。从前我们一同“探险”的时候，他常发挥“格物致知”的本领而有所发现。圆圆搬个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细细端详，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认出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带着个女儿的人。我爸爸常说，圆圆头一双眼睛，什么都看见。但是她在钱家，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
　　
　　这年一九四○年秋杪，我弟弟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圆圆又多了一个宠爱她的舅舅。弟弟住在我爸爸屋里。
　　
　　钟书暑假前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我公公原先说，一年后和钟书同回上海，可是他一年后并不想回上海。钟书是和徐燕谋先生结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蓝田。
　　
　　我知道弟弟即将回家，钟书不能再在来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圆圆将随妈妈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圆圆听了大哭。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全浸透在热泪里。当时我不在场，据大姐姐说，不易落泪的爸爸，给圆圆头哭得也落泪了。钟书回家不成，我们搬出去住了一个月，就退了房子，重返来德坊。我们母女在我爸爸身边又过了一年。我已记不清“精赤人人”到来德坊，是在我们搬出之前，还是搬回以后。大概是搬回之后。
　　
　　圆圆识了许多字，我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
　　
　　她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我还要改大叠课卷（因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师），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这已经够我心疼的。《苦儿流浪记》害她这么伤心痛哭，我觉得自己简直在虐待她了。我只好把书藏过，为她另买新书。
　　
　　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钟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钟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一九五六年的五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钟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钟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一九五八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重，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钟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愿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p#副标题#e#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放农村，十二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十二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精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阿瑗能画出精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搬进了城，到“定稿组”工作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钟书是爱吃的。“三年饥荒”开始，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毕业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专”，又加父母双“白”，她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她填的志愿是“支边”。如果是北方的“边”，我还得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从她进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说：“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于是倒头就睡。到了四点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干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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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
　　
　　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钟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钟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
　　
　　“斯是陋室”，但钟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这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水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p#副标题#e#　　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叠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条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叠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钟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定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我不客气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的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
　　
　　这年冬天，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床，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子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
　　
　　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涨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二层高，并不危险。
　　
　　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
　　
　　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上特别温馨。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因为在那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
　　
　　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