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拜谒嵩山书院

　　我的步伐总是太迟，对于我崇敬的嵩阳书院，早已在梦中多次相会。2009年某日，终于有了一次拜访嵩阳书院，这位历经千年风霜的尊者，——我心目中崇拜的文化圣殿。当我迎着那“AAAA”级风景名胜的招牌走去的时候，望着往来如织游客，循声叫卖的各种餐饮小摊儿，倏然间，心中有无法说得清的滋味，这是那座书香留芳，闻名古今的嵩山书院吗？我的脚步禁不住慢了下来。可是，我错了。嵩阳书院，当我踏进你的门槛，瞻仰你的圣殿，拜谒你的厚重，我终于明白，在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你不愧为佛、道、儒三教荟萃的文化圣殿。

　　一部华夏史沉浮漂泊的身影在你千年风霜历史沉淀中，犹如狂草写意，又如工笔细苗。你曾经的博大精深、你吸纳了佛道儒文化精髓、你厚重的文化底蕴，都让我深深折服，更使我震撼、深思。我崇敬的嵩阳书院，你听见了吗？我迟到了千年的脚步终于匆匆踏上你圣灵的土地，拜谒你尊贵而神圣的殿堂。在你圣灵的土地上，古代帝王，先贤圣哲的背影似乎隐隐可见：汉武帝来过，乾隆来过，司马光、范仲淹、程颢、程颐、耿介……到底有多少伟人、豪杰、英雄、书生先贤，拜谒过你古老与神圣、深邃与伟大。有谁能说得清？！我的思绪被你的历史和传说纠缠着。然而，我却用现代人的眼眸和思维审视你历经一千五百年的风雨兼程。

　　嵩阳书院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宋代是你衣冠丰华，精神饱满的时代，亦是你生命史上的里程碑。这里三面环山，西有法王寺、嵩阳寺一带山峡溪水汩汩而来；东有老君洞、峻极峰峡水蜿蜒而下。在嵩阳书院门前，书院河（双溪河）汇合东流汇入颖河。远涉淮河，历经千里汇入海，沿途滋养无数百姓，灌溉万千土地。正如你千年文化之乳浆，哺育华夏文明之根苗。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经是佛教、道教场所。但历史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则是以传播理学著称。北宋期间，著名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讲学。纳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开创了“理学”发展的新阶段，世称为“洛阳理学”。与濂溪的周敦颐，关中的张载和闽中的朱熹，共称宋代“理学四大派”和理学“五子”。另外在此讲学的有司马光、范仲淹、杨时、朱熹、李刚、范纯等二十四人。司马光在嵩阳书院讲学期间，曾以儒学历史观融和理学思想编写了《资治通鉴》的部分篇章。清初名儒耿介等人曾经在这里办学二十多年，培养了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学子。使嵩阳书院名振中州，影响全国。它与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齐名，被尊为宋四大书院之一。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继后有程颢、程颐等人继续发展，后经南宋朱熹补充和完善，被称为“程朱理学”。它是自宋朝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也大量融入了佛、道的传统文化和思想理念。“程朱理学”自宋到清，虽然受重视的程度不同，但即成为学说和文化理念，它对于朝廷，对于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被奉为官方哲学。研究这种官方哲学的学者，自然被称为“理学家”。

　　嵩阳书院在“理学”教育、儒学发展史上都占有着非常特殊的历史地位。

　　几经历史变迁的嵩阳书院，汲嵩山之毓秀，纳峻极之灵气，乘汉封古柏之神韵。如今已成为嵩山脚下，登封市这座旅游名城不可或缺的一个亮点。——理学圣地、名胜古迹。

　　嵩阳书院初为佛、道，活动场所，为嵩阳寺、嵩阳观。最终在孔孟儒学理论体系发展中，走向兴盛和辉煌，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四大书院之一。从这里走出了一批批优秀学子，他们以孔孟圣学为最高境界，影响着世人。明代学者型人物焦子春、崔应科、刘景耀、常克念等等优秀学子，考取进士后分别担任少卿、部政、督堂、推官等朝廷要职。清康熙辛卯年，在开封选拔举人，按名额每县不足一人。而嵩阳书院却考取了五人。名儒景冬旸，曾就学于嵩阳书院，考取进士后曾九任朝廷御史之职。

　　嵩阳书院，是在历史发展的潮头应运而生的一座高等学府，是集孔孟儒学传统文化于一身。她西依气势险峻峭拔的太室山，东邻气势磅礴峻极于天的嵩山主峰峻极峰。独占了环山临水的地理优势。院内有当年汉武帝所封——四千五百年树龄的“将军柏”两棵，门外有唐天宝三年刻立的《大唐嵩阳观纪盛德感应之颂碑》一通。此景增添了书院的厚重文化和传奇色彩。拜谒书院者，必将了解“将军柏”、“颂碑”的由来和传说背景。它们带给观者的思考可谓是无可替代的一具活着的教材。

　　现在的嵩阳书院南北长128米，东西宽78米，占地面积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逐层延伸，院内建筑布局保持了清代以前的风格，现存殿堂廊房五百余间，由五进院落组成。依次是：先贤祠、先师殿、三贤祠、丽泽堂、藏书楼、道统祠、博约斋、敬文斋、三益斋，等等建筑。院内廊房墙壁上镶嵌有历代文人墨客题字，其书法各具特色，均为墨宝。西偏院有清代嵩阳书院教学考场部分建筑。在书院的讲堂和道统祠之间，有个泮池，古代凡考中秀才者，都要特地绕池一周，是为纪念先师孔子。据说孔子故居在泮水之滨，因此，绕池一周便成为学业有成者对先师孔子纪念和感恩。亦为表示效法先师，安邦治国益于天下。如今，到书院的游客都要绕池走上一周，据说少年学子“绕池一周”，将来会考场得意，将能考上清华、北大之类的名校。有了孩子的父母若是“绕池一周”，其子女必将学业有成。……在人们心目中，从历史沧桑中走来者总是神秘的，神圣的，尤其两棵树龄四千五百多岁的古柏，使得书院更显古朴神秘，她的故事更是引人深思。

　　拜谒这样一座有历史、有内涵、有传说，又有着丰韵外貌的丰碑式建筑，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她的经历也许会像一位沧桑老人，在交流的过程，历经的坎坷、悲哀会使你在感叹世态炎凉的刹那感情一时脆弱，泣泪飞溅也未可知。然而，尽管世事沉浮，岁月沧桑，道路的曲折只能使一个坚强的行走者更加坚韧地前行，或者使其在坎坷中跌倒，而影响其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但跌倒了再爬起是一个强者永恒的信念，路途的艰辛，风雨的洗礼，不会改变强者固有的信仰，更不会改变最初的目标。历史在毁灭一种事物的同时，也会奇迹般地带给她重生的机遇。嵩阳书院在

　　一波三折的历史发展中，既有沉寂、又有沮丧，更有繁盛与辉煌。

　　然而，这座承载了华夏传统文化精髓的书院，所历经的一切艰难坎坷，只是增加了她的丰盈、厚重和大气。她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会为时光尘埃所埋没，只会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上，放射出不同凡响的辉光，同时更增添了她傲立于天地间的自信与傲然。程颐、程颢、朱熹等儒学之士的躬耕教诲精神，使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等四大书院的鼎足傲立，成为宋代以来儒学教育发展史上标志性的里程碑。#p#分页标题#e#

　　二：漫议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最初为“嵩阳观”旧址。

　　北魏孝明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在此创建嵩阳寺，有僧徒数百人，为佛教活动场所，隋炀帝大业年间更名为“嵩阳观”，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唐高宗于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春、冬两次到嵩山，都以嵩阳观（又称太乙观）为行宫。

　　五代时期，由于社会动乱，世风日下，自汉唐以来，儒学几乎处于断绝和衰败的边缘。人们的信仰随着上层建筑的导向而漂摇。宋初，国家初定，时局太平。经历过五代时期分崩离析的动乱之后，儒生学士们认识到办好教育是匡扶正义定邦治国，长治久安之道。一些忧国忧民之士，择胜地，立精舍，讲习圣王之道，以修“内圣外王”之人格。成为一些名士学者仕宦之途以外的一种积极入世方法。五代时周世宗纳名士所请，御批设立“太乙书院”，进士庞式在此讲学。宋太宗重视文治，至道三年（997年）赐名“太室书院”，并赐九经子史，设置校官。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赐额更名为“嵩阳书院”，设立院长管理院务。赐一百亩良田作为办学经费。学生来书院念书，有书院供给伙食。宋神宗时期，已有数百名学生。

　　金大定年间（1161—1190年），废除书院，更名承天宫。经明代知县侯泰重修之后，恢复嵩阳书院。明末书院毁于兵火之中。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知县叶封立志修葺建设书院，但不久调任京职。康熙十六年（1677年）登封籍名儒耿介，在叶封修建书院的基础上，历经三年对嵩阳书院进行修建，使书院再次形成规模。耿介承继程颢程颐“涵养需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和朱熹“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为教学思想。提出“以主教为宗，以正心诚意为本，议识天理为要”亲自执教，传道授业解惑。使以孔孟儒学体系为宗旨而完善和发展的“程朱理学”，在嵩阳书院的教育史上再次复兴。

　　嵩阳书院在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当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华夏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分崩离析、内战频繁的动乱时代，北宋建都开封。

　　赵匡胤登上皇位，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措施，北宋江山在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等功臣武将的辅佐下，宋朝大局已定，江山渐趋稳固。赵匡胤为大宋打江山的功臣们设酒宴庆贺。宴席上，赵匡胤施以威胁利诱的方式，要求高阶军官石守信等交出兵权。事件的过程是：干德元年春，一日，赵匡胤在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环等高级将领饮酒。酒至半酣，赵匡胤由衷感慨：“朕若没有诸位，也当不了皇帝。朕虽身为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当了皇帝之后，朕从来没有好好睡过。”赵匡胤的一席荤话令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石守信惶惑不解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异心？”赵匡胤摇头叹息：“谁人不想要富贵？有一天，你们的部下也要对你们黄袍加身，拥戴你们中谁当皇帝。纵使你们不想造反，还由得着你们吗？”

　　石守信等将领诚惶诚恐，急忙跪下磕头。霎时眼泪哗哗地流淌，要知道，今日之赵匡胤并非三年前之赵匡胤。自三年前春节陈桥驿事件，一袭黄袍，完成了赵匡胤由节度使到一国之君的飞跃之后，如今的赵匡胤是掌握了生杀大权的一国之君。自古伴君如伴虎，君若让臣五更死，臣就不能活到天明。性命攸关，石守信即使守护京城安慰的大将，陈桥驿事件的功臣，在已老虎的赵匡胤面前，又怎能确保自己小命？于是，赵匡胤面前跪倒的诸大臣齐声呼救：“臣等愚昧，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一条生路。”赵匡胤借机阐明自己观点，道：“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地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消除猜疑，上下相安。”

　　石守信等大臣恍然所悟，道：“陛下能英明，陛下能够如此体谅臣等，实乃对臣等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

　　第二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年老体衰，纷纷要求辞职，颐养天年。赵匡胤欣然同意，并让他们罢去军中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同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与汉高祖和明太祖采取卸磨杀驴的手法，江山稳固后大杀功臣相比，赵匡胤不但高明，且被视为宽和仁爱的典范。他赢得了当朝大臣们的尊崇，更赢得了后世有识之士的好评。也正是这“杯酒”的功劳，石守信等武士们的改弦更张，为宋江山埋下了隐患。宋太祖不会想到他杜绝了另一个“陈桥事件”的发生，却杜绝不了外族军队的金戈铁马；也正是这“杯酒释兵权”之后，北宋皇帝赵匡胤改革了朝廷用人格局，削弱殿前亲军，开始轻武重文。文人在宋朝可以说占尽了风流。大宋文风日盛，众多学士名儒从五代时期的社会动荡、民无宁日的悲哀中，深悟出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于历史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体系和教育制度。培养一批有道德、有修养、有信仰，具有“内圣外王”之人格魅力，能够为社会服务和献身的人才。

　　大宋重文轻武，开一代书院教学之风。清乾隆帝于1750年10月从少林寺东来嵩阳书院，对书院倍加赞赏。这里的山色溪声，菊香竹韵，汉柏浓荫震撼了乾隆这位风流倜傥诗才横溢的皇帝，乾隆诗兴大发，吟成一首七律：“书院嵩阳景最清，石幢犹记故宫名。虚夸妙药求方士，何似菁莪育俊英？山色溪声留宿雨，菊香竹韵喜新晴。初来岂得无言别，汉柏荫中句偶成。”乾隆皇帝的诗词墨宝，如今镌刻于书院内石碑上，彰显了乾隆皇帝的才华，也记载了书院的一份荣耀。

　　儒学在经历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盛一时之后，到五代时期，天下大乱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儒学发展。以致佛、道两教盛极一时，其中一些糟粕被不正当发挥，甚至变味。它们桎

　　梏了人们的思想领域，扼杀了社会前进中应该萌生并成长的根苗，使社会的正当发展变成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一桌盛宴。华夏版图就像寿宴上的一块蛋糕，各路诸侯凭着各自的手腕强悍瓜分领地，华夏版图被瓜分成不同大小十块。十块版图各拥霸主，各领风骚。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建立宋王朝之后，重整孔孟儒学的圣德名教。社会在孔子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和“有教无类”的气氛中，不断有所创造和发展，成为各地儒家学士的共识。于是，嵩阳书院有了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耿介，等等儒学名流的入驻和鞠躬尽瘁的奉献，使嵩阳书院在儒学发展史上有了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p#分页标题#e#

　　三：书院的教学理念

　　宋代是嵩阳书院的鼎盛时期，其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机关，书院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推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书院内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识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书院历经千年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

　　宋代理学（又称洛学）的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司马光、范仲淹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中，一部分是在嵩阳书院撰写。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教授学子，主要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为教材，通过四书，达于六经。以孔孟学说为理论体系，并使其有所发展，其核心是“理”，被称之为“唯心理学，洛派理学”，忠诚传播、维护和发展了孔孟学说。他们尊崇孔孟的思想理念，又融进佛、道文化体系中的精华，提倡自由研究学术，更注重理想人格陶冶。强调教育必须教人识得“仁义礼智信”之理，最终成为具有理想人格之“圣人”，圣人不止以理想之人格为象征，亦是个人修身之典型。如有志于圣人，必须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拘泥于文字。这样方能时有所进。嵩阳书院的教育随着儒学运动完整的理论纲常的产生，在其伦理论证的基础上，为当时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在宋代，指南针、火药、活版印刷术这“三大”具有世界先进性的发明。不但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各个方面的发展。对当时世界文化也做出了巨大贡献。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的一系列教学活动和成果被称为中国新儒学，——理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里程碑。更是我国传统文化孔孟学说，一次历史性的发展和完善。

　　程颢、程颐在儒学理论上的发展学说被南宋的一位理学家、思想家朱熹（1130——1200年）继承和发展。朱熹曾讲学于白鹿洞书院，他在新儒学运动中，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程颐的理念，尤其是程颐的唯心主义理学思想。朱熹在“集诸儒之大成”和汲取佛、道哲学的基础上，在理学和章句训诂之学相结合方面，使传承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新儒学运动，发展并形成了哲学思辨结构的理论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程颢、程颐与濂溪的周敦颐、关中的张载和闽中的朱熹，被称为宋代唯心论理学的濂、洛、关、闽四大儒学派系。四大派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朱熹等，被称为儒学界“宋代五子”。

　　登封籍清初进士耿介主持书院教学二十多年，曾受到朝廷的首肯并向书院御颁《五经》、《诸子全集》，等等儒家著作。耿介主持书院期间曾延聘：冉觐祖、窦克勤、李来章等等名人学士在书院授课。他们在教学理念上，继承和发扬了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在教授理学的基础上，增添了自然科学内容。提倡学生个人读书钻研，教师则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质疑，因材施教。耿介先生制定了“立志、存养、穷理、力行、虚心、有恒”等《为学六则》，亲自授课，注重启迪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兴趣，要求学生自觉学习，使学风蒸蒸日上。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是何等相似啊，耿介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和声望，为其赢得了一个高雅的别称：“嵩阳先生”。

　　嵩阳书院的教学理念始终遵循孔子的教学理念，重视培养学子道德，道德之齐整为社会、政治清明之根本。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这一教学理念曾不被当时社会所认可，孔子面对四分五裂的社会现状，他奔走于卫、陈、曹、宋、郑、蔡诸国之间十四年。回鲁后，已是六十八岁的孔子从事教育活动外，潜心于夏、商、周，三代文化典籍整理和完善，修成《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构成儒学的核心内容。称为“以备王道”，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修身之基础，以达到“内而修身”、“外而治国”、“内道外儒”的境界和品格。

　　孔子身先士卒，兴办学堂，聚徒以诗书礼乐讲学。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他诲人不倦，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其教育思想和文化修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先后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的优等生有七十二人，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高居首位，其思想成为后来主宰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正统思想。“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以致人们把“儒”看作是文化学问的代名词，如：儒将、儒商等等，凡冠以“儒”者，则公认为是文化的符号和象征。

　　从汉初开始，孔子被尊为“为汉制法”的“索王”，即有王之道而无王之爵者。汉高祖刘邦（前196年）路经鲁地，用羊豕三牲全备的“太牢（大礼）”祭祀孔子，开启了历代尊孔祭孔的先例。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孔子被追谥为“褒成宣尼公”（《汉书？平纪》），是历代帝王对孔子封谥之始，后来孔子的封号不断增加，如：“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等等。到了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崇尚经学之风日胜。

　　附录：

　　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豕（shi，猪）三牲全备为“大牢”。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先饲养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又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少牢只有

　　羊、豕，没有牛。由于祭祀者和祭祀对象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所区别：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礼记》中太牢指大牢。

　　注：

　　牺牲，名词，古指祭祀或祭拜用品。供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死有很多种。因信仰而死叫殉道；因保卫国家而死叫殉国；因爱情而死殉情；因工作而死叫殉职；因成为祭品而死叫牺牲。

　　四：嵩阳书院的沉浮

　　自春秋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到汉代——“精舍”、“讲堂”；唐代——书院、五代——学馆、至宋代书院，发展为一种教育制度模式。宋代，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不仅堂庑大，其内部已有一套严密的行政与教学体系。只是其中的沉浮盛衰，也随着圣上喜怒、朝代更迭、信仰变幻，逐浪于历史大潮的风口浪尖，教育在影响政治的同时又不可抗拒地受制于政治。文人学士，社会精英，或站在历史的潮头排浪领航，或被汹涌而来的浪涛打翻沉没。而历史却始终以公正的态度记录着他们的踪迹。政治斗争的残酷，人生奋搏中的无奈和悲哀，都被历史以不同方式记录在案，无论是线装的历史版本，还是民间的口口相传，人的生命总会在人类生存史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p#分页标题#e#

　　元代，因为书院纳入官学，全国很快发展至百余所，书院教育渐趋成为世人进一步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当时被称为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海南，苏轼被贬的流放地琼州，也设立了东坡书院。书院一般都拥有大量藏书，自制田产，经济独立，学生考进书院读书，在书院读书可以领取一定数量的生活补贴。

　　在“学而优则士”的思想影响下，读书人首先选择的便是走仕宦之路。当时在嵩阳书院讲学的司马光、范仲淹、程颢、程颐等名士，因为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的转向，引发朝臣政党之争，退而讲学论道。宋仁宗时期，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朝廷从抗击西夏的陕甘前线调回京师，授枢密副史、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他推行的庆历新政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之军事、经济等领域。极力倡导“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朱熹对范仲淹的评论是：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许是范仲淹毕其一生的追求。然而，他却不能顺应宋神宗的“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的意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所转向的“以理财为方今先急”形成了矛盾。结果引起新旧党之争，使司马光、范仲淹、二程等旧党或引咎辞职、或遭遇罢贬。变法不成的直接结果导致北宋政治之乱，使得奸佞擅权，君主淫逸，以致北宋灭亡。

　　既然谏言不被朝廷见用，遁入书院读书讲学，研究学术，教授弟子，就成为司马光、范仲淹、程颢、程颐等等，一代饱读诗书，信仰笃定的文人儒士发挥才学，为社会贡献智慧的有效途径。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嵩阳书院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又兼具了中岳嵩山钟灵之气，选择嵩阳书院，或许正是明智之举。

　　金元时期，书院毁于兵乱。昔日严谨勤奋的教学和学习氛围被政治的腐化和侵略的铁蹄践踏得面目全非。当一个政权——国家机器不能够维护依附于它的体系，以及它的体制下的臣民赖以生存的起码环境时，那日益没落和僵化的政权，以及那政权统治下的臣民，他们的命运也许只能是惨遭践踏和蹂躏。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它的楼堂馆所，它的万千臣民赖以生存的家园，它的山川河岳，都将遭受磨难。特别是它的人民。他们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愤怒和反抗是那样的无奈和悲哀，他们在强敌面前，唯一可以牺牲的就只有生命——悲壮的生命。他们的生存只能是依靠政治清明，国家昌盛，以及和谐发展与平衡的生存环境。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一个失去了和谐的权力机构，将无法维护其发展繁荣的经济秩序和尊严；一个失去了和谐的社会，就不能更好地发展它的经济和文化的优良传统；一个失去了和谐的团体，将不能更好地维护其团体的根本利益；一个失去了和谐的家庭，就不能使它的成员幸福地生活。这是我们从浸满了血泪和伤痕的路上坎坷走来的历程中得的真谛。

　　明朝嘉靖年间（1566年），登封县县令候泰，立志复兴教育，在嵩阳书院修建房舍，聘师招徒，重新振兴，并修建“二程祠”，纪念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在书院的讲学成绩。建立学校规章制度，刻碑立于书院，委任品学兼优者为教官，使书院走向“官学化”。

　　在明末，书院遭遇兵焚。满院的残砖瓦砾只能在国破家亡，兵荒马乱中哭泣。

　　自唐代起，就有许多诗人文士喜欢到嵩山隐居，如卢鸿一、李泌、王维等等，嵩阳书院为隐士们经常光顾聚居讲学的地方。书院在北宋时期，书院更是达到了鼎盛，院中有学生几百人，宋廷在此置有校官，并赐九经子史。宋代理学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各地学者纷纷慕名而来。此后，嵩阳书院继续以理学教授学子，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康熙十三年（1674年），登封知县叶封收拾书院在明末兵灾中遗留的残砖瓦砾，重建学堂三楹，新筑围墙五十丈长，把幸存的两棵古柏“将军柏”围于院中，重建嵩阳书院。之后，登封籍儒士大名府兵备副史耿介无意官场，回归故里捐田畴资兴办教育。垦荒一百三十亩，将收入作为办学费用。省学道吴子云、林晓英等竞相捐献家产达一千五百七十亩，支持书院办学。耿介主持书院教学二十多年，先后修建了书院大门、先圣殿、先贤祠、诸贤祠、讲堂、藏书楼等等设施。嵩阳书院在耿介捐助家产资助办学带动下，吴子云、林晓英等名士的积极捐助，使得嵩阳书院经费充裕，学生重德，学风日上，成为极盛时代。《中州先哲传中》所列名儒：梁家惠、谢金昌、姚尔申、赵锡琳、孙祚隆、杨淑荫、乔石模，等等，都是嵩阳书院的学子。

　　耿介、冉觐祖、窦克勤、汤斌、张沐等先后执教于嵩阳书院。书院以白鹿洞书院教规为模板，由山长耿介制订《辅仁会约》。会约规定：一、每月初三日命题作文两篇，每月十八日讲课一次；二、学生所读之书以《孝经》、《小学》、《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为主；三、提倡学生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进行集体讨论，鼓励学生互相探讨、相互启发；四、教导学生严以律己

　　，诚心诚意地相互观善规过；五、反对文过饰非。为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耿介制订“立志”、“存养”、“穷理”、“力行、“虚心”、“有恒”等《为学六则》的教育原则。在耿介主持嵩阳书院教学期间，主持编撰《孔门言仁言孝之旨》、《子在川上一章》、《易谦卦》、《公都子一章》、《知言养气一章》、《太极图疏义》、《大学首章》、《中庸首章》等讲义。

　　为了继承宋代嵩阳书院传播理学的传统，清初嵩阳书院教授学子强调品德修养。窦克勤在《嵩阳书院志》“序言”中说：“古之学者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功，以求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早夜孜孜，自幼至老，服习驯致，故能内而明德，外而新民，以庶几乎参赞位育之极功。后之学者但为诵读口耳之学而已。其于圣人教人之意失矣。”嵩阳书院办学的宗旨就是把全部教育过程看作是道德修养的过程，它除了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也是为清代培养理学家的著名书院之一。

　　耿介，字介石，号逸庵，登封城西南街人。清顺治八年（1651年）中举，九年（1652年）会进士。入翰林院，初为庶吉士，后升检讨。出任福建巡海道道使，在任期间，要求隶属节约开支，严禁损公肥己，并能以身作则。因此声誉很高，后因前任帐目交待不清，受到牵连而被撤职。康熙元年（1662年）平反昭雪，补江西湖东道道使。又因该道裁去，特任直隶大名兵备道使。当时官府弊端很多，如衙署修理费皆入私囊，农村指定富裕户收交农税，收不齐由个人赔赏，苦害了老实农民，断案株连成风。大名地区被编入八旗的人，每年逃跑的有300多个，断“旗逃案”时，官吏为了索取贿赂，一案往往株连三四十人。耿介对此类弊端，深恶痛绝，极力革除。又任河南按察使，忠于职守，为民行事。#p#分页标题#e#

　　康熙三年（1664年）耿介母亲去世，他归里行孝三年。期满，本应复职，但他不愿做官，决心倡明理学，自带学银300两到苏门（今百泉）拜孙奇逢为师，朝夕请教，深有收获。归里后兴复嵩阳书院，建先贤祠，专祭二程和朱熹。又建丽泽堂、观善堂、博约斋、敬义斋、仁智亭等，使书院面貌为之一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皇帝为太子选聘教师，吏部侍郎汤斌奏章推荐耿介，说“他潜心经传，学有渊源，老成夙素，罕见其俦。”康熙帝经过亲自考试，将他选入詹事府任少詹事。他任职40天，托病辞职。回归登封后，仍继续掌管嵩阳书院。他热心办学，捐田350亩，为书院开支之用。在他影响下，河南太守王楫、学政吴子云等以及社会名流，都捐银资助，共购学田1750亩，以解决师生的伙食和学校各种经费。他一面购买经、史、子、集等各种图书，一面聘请名家冉觐祖、窦克勤（翰林院检讨）等人，主讲于嵩阳书院。他自己也积极备课，登堂讲授。四方闻讯，慕名而来求学者络绎不绝。从此书院文风大振，进士景日昣、傅树崇、举人郭英、赵俊、谢等皆进入书院讲学。嵩阳书院再次成为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

　　耿介家中产业并不丰厚，但他乐于施舍，贫苦农民交不上农税，他代为交纳，不求报赏；春季粮价上涨，他家粮食则以平价出售给群众；遇荒年则将余粮施舍给无依无靠的贫民。窦克勤称赞说：“于世一无所营，于道独有默契，言仁、言孝，陶然自乐，登其堂者，如坐春风中也。”其著作有《中州道学编》、《孝经易知录》、《敬恕堂存稿》、《嵩阳书院志》、《河南通志》、《家规家课》和《文学六则》等。

　　五：嵩阳书院，一部流动的华夏文化史

　　汉武帝时期，天下郡国乡村曾建立学堂，广播儒学。儒家“学而优则士”的观念大受读书人追捧，读书、科考、获取功名，似乎成为一种无可更替的模式。把读书与做官联系起来，成绩优异者可补为郎中、文学诸官职。汉朝之所以被称为大汉帝国与之重教尊儒具有密切关系。一代学风直接影响着一个朝代的盛衰荣辱，同时这个文化体系的弊端也不可避免地左右和局限了这个朝代，甚至后来者的发展、沉浮、祸福。汉高祖“大风起兮云飞扬”雄浑博大的汉风精神，造就了汉时经济崛起。然而，它的分封制也使得一些富可敌国的世子王侯，由于生活富足，以及当时文化理念影响，以致王公贵族，朝廷内外大肆腐化，贵族豪富日益推崇厚葬之风，以追求永世富贵荣华。君主制的弊端，终于使历四百二十二年、统治东亚大陆时间最长的大汉帝国由风兮云兮的昌盛和辉煌走向末路。然而，大汉的腐化之风，厚葬习俗，却客观地创造了开一代雄浑豪放之风的雕刻艺术——“汉画像石”。汉画像石也和商周青铜器、南北朝石窟艺术、唐诗、宋词一样，各领风骚，成为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瑰宝。

　　凡一种事物的存在总有它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在历史这艘航母上，有许多事物，许多时候，并非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是王者也概不例外。否则，史上将不会有改朝换代，皇帝将不会走下龙庭宝座。任何事物，或某种文化现象，总是无法简单地用肯定或者否定来判断。当年秦始皇征集大量劳工修筑长城，不知有多少血泪洒向沉甸甸的秦砖，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有多少女子像孟姜女一样，望夫归，泪眼欲穿。然而，劳民伤财，吞噬了无数劳动者鲜血和生命的万里长城，历经千年岁月，沧桑流变，世事变迁。汗水，鲜血，生命垒砌的长城，却成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象征之一。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当我们因为某一事物而历遭磨难时，奇迹也许就在此时诞生了。

　　嵩阳书院在儒家文化教育发展普及，以及民族意识的培育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程颢、程颐，使嵩阳书院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璀璨明珠。然而，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体系的诞生和发展，都是应其历史的渊源和政治的需要而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儒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或学术思想，也是以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形势发挥着所固有的作用。先秦时期的儒学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到了汉代，儒学则成为经学支柱；而到了宋代，社会发展要求一个统一的信仰和道德标准，以维护人们正常的生存秩序和生活需要。出于社会客观需求，程颢、程颐、朱熹、范仲淹等等，当时的精英们进一步发展了儒学——理学。他们信奉“天地君亲师”。把“君亲”作为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把四书、五经作为儒教共同诵读的经典；把祭天、祭孔、祭祖，作为从天子到百姓按等级制度举行的儒教

　　祭祀仪式。并形成一种社会风俗。

　　“理学”集儒、道、佛，三教精华于一身，撑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耸天大厦。它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倡导并发展；它作为一种学术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域，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一种思想和制度的桎梏。其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理解，理论思维的阐释，以及治学方法和经验等等，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对人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人类的进步史上留下了难以克服的固疾。以致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前进道路上历尽坎坷

　　沧桑，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处在这样文化背景，这样富庶国度。荣耀呼！悲哀呼！

　　华夏民族二十世纪以来的种种灾难，不能说与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精英分子的熏陶无关，文化这东西对于社会人群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造就作用，有什么样的文化，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生观念，思想意识。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度，翻开它的近代史，却是满纸血和泪，斑痕累累无计数。然而，它的灾难，难道只属于不可抗拒的天灾？！天灾人祸，人祸大于天灾的血粼粼的教训，却让人心痛落泪。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文化，这样坎坷曲折的来时路途，这样一个承载了太多历史重负，历史荣耀，历史屈辱的文化殿堂——嵩阳书院。拜谒它，我们的目光该是骄傲和自豪？！该是忧患和深思？！该是无奈和感慨？！感叹、问询、思索，赫然于脑际。它们清晰、魔幻，魔幻、清晰，我惊诧于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与智慧。它的背影使我感叹于华夏文明几千年行走的路途，是那样的让人荣耀和光荣，却又是那样的无奈和悲哀。它背负的是华夏五千年的厚重与辉煌，更是华夏文明史以来的倾轧与血腥。我分明看见它背脊上的累累伤痕，看见它地府中的殷殷鲜血；它的厚重和丰碑似的历程，使我在解读和思辨之后又有了几分自豪，几分亲切，几分思考！

　　北宋时期，朝廷不但重视儒学，而且重用儒臣。认为要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必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从儒生做起。#p#分页标题#e#

　　新儒学运动的出现，以天理史观为哲学基础，成为自魏晋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冲击波。宋初诸子不但为恢复儒学统治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从道德人格方面为伊洛诸子树立了榜样。从而开拓了一代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世风。传统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只有书院教育制，方能“质疑辩难，以明其教；……穷性命精微，推广天地万物，以为国家之用”。以书院教育为基地，重整即将破产的伦理道德，成熟理想人格。嵩阳书院应时而生。

　　宋代大儒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等等名士在此讲学，开中国新儒学一代新风。如今嵩阳书院讲堂依然有称赞“二程”的楹联：“满院春色催桃李，一片丹心育新人”。在讲堂的东山墙壁上，有再现“二程”讲学的形象图。

　　“新儒学”又称理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但其张扬的孔孟传统已融合了佛、道思想精华，并加以改造，具有一种焕然一新的面貌。两宋诸子所创建的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宋代理学诸子自认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传统，并宣称他们的学问以“明道”为目标。所以又称为“理学”和“道学”。因为它们产生于宋代，与“汉”学相对应，又称之为“宋学”。

　　嵩阳书院教育是伴随着新儒学——理学思潮的产生发展起来的。宋王朝在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的分裂割据和连年战争局面之后，面对伦常的破坏和道德沦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需要一个维系民族完整和团结的标准。新儒学应时提出了：既能强化伦理纲常，又能为其作理论论证的哲学。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指南针、火药、活版印刷，“三大发明”都在宋代完成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明证。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促进了两宋的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更大发展。实质上，唐中叶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唐代古文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新的哲学思潮产生。到宋朝，佛、道、儒，融合而来的理学，是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宋代理学家融合佛、道、儒思想。以儒家的理法行政为核心，吸收了道家的宇宙化生模式、佛教的思辨哲学，建造了理学逻辑结构。

　　一种学说，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对于时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进步的、有益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它应该是随时代而生，也随时代而动。这与时下所提倡的“与时俱进”是那样的息息相通，一脉相承。犹如古诗词的合辙押韵一般，读起来是一部精彩佳作。

　　然而，那些创造学说理论的精英们，却只是站在理论的高度，去制造一种愚民的，或者官方哲学，一味地强调统治的重要，一味地为统治而统治。结果是崇尚了一代又一代专制君王，教化了一批又一批奴化大臣，驯化了一群又一群愚昧百姓。这其中即使有那么几个“出类拔萃”的士卒们敢于站出来为民请命，也往往在儒家所谓的“经典”理论磨砺而成的锋刃箭镞之林中，不是命丧九泉，便是九死一生。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这样飘摇、沉浮，磕磕绊绊，沧海桑田地走了过来。每当阅读那些血泪模糊的历史，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泪就濡湿眼眶。是义愤填膺，是郁闷纠结，是痛苦思辨。也许还有一份骄傲自豪，毕竟我们的民族从箭镞刀锋中走了出来，毕竟我们学会了思辨，学会了怎样走路，怎样思考。每当读到世事繁华，帝王昌明，人民富足，我心魂的幽深处总是澎湃、激越。我明白，那是一种自豪的思绪在鸣唱。

　　我们的文化从私塾中走来，从古书院中走来，从佛、道、儒的融会贯通中走来，我们作为中华文明的捍卫者，作为龙文化的传人，究竟从中读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思考和汲取的元素？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承担起怎样的重担？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是历史的考问？还是现实的质疑？或许生命的本能告诉我们，拜谒这样一座书院，书院的历史，书院的故事，已化作心灵瀚海层层溅起的浪花，情绪也随那波澜起伏而沉郁而澎湃。

　　六：嵩阳书院的师道故事

　　嵩阳书院，有幸经历了宋代新儒学思想的开创时期，奠基时期与集大成时期的完善和成熟过程。这其中与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儒士的辛勤和努力分不开。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

　　）宋代思想家，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其早年丧父，由任龙图阁学士的舅父抚养，成年后长期担任州县刑狱判官，为人正直，不徇私情。在宋初的儒学运动中，以儒家为主，与禅宗和道教大师来往，融会贯通，形成了独特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被尊为“理学宗主”。退休以后创办濂溪书院，设讲堂、收徒育人，讲授宋明理学，被称之为“谦溪先生”。以“太极”是宇宙的本原，“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的理论教导学生。他提出“主”、“无欲”的道德修论，认为“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的人生修养目标。对程朱学派“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着有《太极图说》，建立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并从中导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结论，影响及以后理学诸子在修养论上从未离开过“主静”、“窒欲”这条途径。又在《通书》中，以“诚”的最高道德伦理境界，进一步将《太极图说》的宇宙图式与“诚”—“迹”（善迹、恶迹）—“德”（受、宜、理、通、守，以及仁、义、理、智、信）的伦理范畴沟通起来，显示了理学解释宇宙论、认识论的理论成果构造伦理哲学的基本趋向。其学说影响了“二程”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及王安石的新学，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河南伊川人。他们兄弟二人少年从学与周敦颐，后来讲学于嵩阳书院，广播新儒学信息，成为新儒学（理学）运动的奠基者。

　　在嵩阳书院，程颢、程颐主要讲《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通过“四书”达于六经。学术思想与孔孟学说一脉相承，在教学中，他们对这些儒家经典进行义理化的训释。《周易程氏传》记载：程颐把“三纲五常”的等级制度，纳入理学本论的哲学体系之中，把“三纲五常”制度视为天理不可侵犯的永恒的根本原则。二程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诗》、《书》、《礼》、《乐》、《易》、五经，并列为同等地位。作《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把“四书”列为性命义理之学的必读课本。“二程”通过对“四书”的训释，对天道、性命、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等范畴进行了哲学论证，把封建伦理纲常提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成为“二程”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把“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确立了以理为一元论的本体论。把“理”视为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和准则。#p#分页标题#e#

　　“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程颐认为，这个“理”，既存在于自然世界，又存在于人类社会，是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天理”是万事万物永恒的最高精神存在。对佛、道采取了批判吸收的兼容态度，尤其在心性与佛性上，“二程”构制出来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超越万物，永恒存在的精神本体——“天理”，直接取鉴于禅宗的真如佛性。在修养途径上，这种完善自我的修养论与禅宗主张的不读经，不苦行。“以清静恬虚为禅定”，以求顿悟入佛的修炼方式如出一辙。在政治上，“二程”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认为能使北宋转危为安的根本大计，应是实行德治，以正人心，达到国家长治久安。

　　朱熹（1130—1200年）徽州婺源（今江西）人。字元晦、别号紫阳、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均有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学学说的基础上，对理学展开了一次系统的创造性地总结。世称“程朱理学”。它以伦理学本体为核心，突出了“修身”公式：了悟到伦理本体并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从“格物”到“致知”。实质上便是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主动欲求，以及伦理上的“自律”。方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德天下。

　　朱熹构造了一个庞大的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新儒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孔孟思想被加以新的解释，佛、道文化关于个体修炼与宇宙论，认识论的思想精粹亦被批判接受，因此被尊称为宋代理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嵩阳书院，以它不可替代的身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儒学（理学）的发展和完善，使儒家经典伦理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孔子倡导的传统、道德、修养、通过佛、道、儒的融会贯通，而形成的“新儒学”理念，更加牢固地占领和统治着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领域。尊师重道的传统和风气，在当时儒士思想领域牢不可破。“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是讲尊师重道的典范。故事讲的是：“二程”有游酢、杨时两个门徒。两个门徒当时均已四十多岁，且是进士及第，有一次到嵩阳书院拜望老师。当游、杨二人来到程颐门前，见老师正静坐闭目养神。二人不愿打扰老师，又不忍不告而退。于是悄悄地侍立门外。当时天空飘着雪花，且越下越大，游酢、杨时一直冒雪等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院内的积雪已有一尺多厚了。程颐才如梦初醒，他对着门外侍立的游杨二人，故作吃惊道：“啊，贤辈在此乎？！”其实，程颐是在故意考验学生在尊师、重道方面的修养。……后人把这个故事概括为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程门立雪”。

　　这个故事好像有些不近情理，老师对远道而来的学生似乎也有些太过残忍了。然而，“二程”所讲圣王之学，自认为是儒教道统的中兴大师。特别要求学生练“静敬”功夫。在“二程”看来，“圣学日微之际，发挥其自觉精神，而以捍卫儒学道统，使孔孟之道复兴于衰微之时”，始能“拨乱世以返治”。“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之“希圣希贤”遂成为书院教育的宗旨。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的目的，在于要求自己彰明良知，以成“完人”。并以安身立命之基，服务大众，造福于民。所以程颐这位儒学大师要借以考验二位学子的“静敬”之功。

　　“程门立雪”的故事，在我辈看来，只能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恶作剧”，不可想象外面下着大雪，两位四十多岁，进士及第，好歹也算是有了身份的栋梁之才，老师却故意让学生站在雪地里，顶风冒雪，受累挨冻。然而，在当事者心目中却是师生之间崇尚的行为不可逾越之雷池。

　　嵩阳书院，在我们今人眼里，只是在我国封

　　建社会历史时期一所特有的高等教育学府。它的历史，它的沧桑、它的坎坷、它的故事、它的讲堂、它的容貌，以及当时活跃其间的仁人志士，都已成为我们后来者探访、拜谒的对象。无论是智慧的，愚昧的，精华的，还是糟粕的，在当时也许都有其实践的理论依据。他们的奋搏与牺牲，都给予了我们瞻仰者以智慧的启迪，思想的震撼，以及思辨解惑的依据。我们这一代人在他们历尽艰辛所创造的文化中，究竟要汲取怎样的营养？剔除怎样的糟粕？获得怎样的智慧？我们不单单是以瞻仰者的目光拜谒，更多的应该是探寻和审视。

　　嵩阳书院之：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

　　在书院的西则，建于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二月五日。通高九米、宽二米、厚一米。李林甫撰文，徐浩八分楷书，裴迥题额“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碑文记载唐玄宗令方士在嵩阳观炼制大还丹——“仙丹”的故事。旨在颂扬谄媚、溜须拍马。而徐浩的书法却是工整遒劲，无一懈字；颂碑左右两边花纹雕刻得栩栩如生。碑阴刻宋熙宁、卢汉等多人题名；《说嵩》赞徐浩的书法“俊秀有法，为众刻之冠”，碑霭石质坚硬，做工精细。明蒋机的题诗：“道德林甫碑，读之面发赤。心残似剑矛，甘甜如醴密。唐家盛德辞，出自奸谀笔。天奴春雷轰，勿久妨太室。”

　　“圣德碑”在露天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仍完好无损。然而，那“圣德碑”的美名，怎是一届奸谀之辈所能担当？不知何日，天公动怒将碑顶云盘击落一块，以示惩罚。因徐浩的八分端楷，以及精妙的石刻工艺，实在是组成了一件令人叹服的艺术品。公道的上天则以这样的形式惩罚李林甫撰文功德碑的讽刺意味，使其美中不足。让“圣德碑”以一种不完美的形象警示后人：奸佞之道勿行。

　　也许人世间的善恶是非，根本不是那一通“圣德碑”所能载得之重，奸佞的无“道”也不是那缺了一块的“云盘”便能使之“勿行”。自古以来，严明的朝纲政纪，都不能使之“断子绝孙”的阿谀之“君”奸诈之徒，更莫说对于一块冰凉的石头的惩罚。然而，自古以来华夏子民就是一代代把美好的，或是憎恶的，有时也许是人类不可抗拒的东西寄托于一种虚幻的美好愿望，或托物寄情，或托物解恨。这也许就是鲁迅在他的《阿Q正传》中以辛辣笔触所揭示的“精神胜利法”吧！

　　尽管它的实效性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但我们还是宁愿相信“天公动怒”的传说。

　　清乾隆皇帝把嵩阳书院教书育人的儒学名流与求方士炼“仙丹”的唐玄宗相比，发出了“虚夸妙药求方士，何似菁莪育俊英。”来反问。真不愧一代盛世明君！那“初来岂得无言别，汉柏荫中句偶成”的诗句，证明这位喜游山水且又善书好诗的乾隆帝，对于嵩阳书院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功绩是肯定的，对书院的建筑艺术亦是赞赏的。尤其是书院的汉柏和它的传说，给这座千年书院增添了苍劲中的古朴、厚重和奥妙。#p#分页标题#e#

　　今天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只是以它固有的，历史的，人文的，文物的价值出现在我们眼前。它的存在只是给坐落于嵩山脚下的“嵩阳书院”，增添了一道古朴的珍贵，一道探寻与思考的题目，一个议论与感叹的话题。

　　嵩阳书院之古柏：阅世四千五百岁嵩阳书院有汉封将军柏三株。公元前110年正月，西汉元封元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山加封“中岳神”后，游至此地以所见先后为序，封了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嵩阳书院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初为“嵩阳寺”，后历经沿革，到宋仁宗时期，由宋仁宗赐名为“嵩阳书院”。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刘彻游嵩山加封中岳神，“嵩阳书院”以“嵩阳观”的身份恭迎这位大汉皇帝，使这位被称为盛世明君的汉武帝落下“知错不改”固执己见的千古笑谈！后人有顺口溜描述道：“大封小来小封大，先入为主成笑话。三将军恼怒被气死，二将军不服肚气炸。大将军过嬉笑倒地，是是非非谁评价？”明代书法家王铎在嵩山曾有：嵩阳观外柏三株，汉帝遗封今记无？翠霭尚留龙驭远，青天时有鹤群呼。年深饱历风霜色，世渺全荒玉检符。欲问兴亡千载事，不知人代几荣枯。”的诗句。明代后期徐霞客也在嵩山游记中写道：“嵩阳观久废，唯三将军柏郁然如山。汉封也。”

　　然而，走进嵩阳书院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大将军柏”、继而是“二将军柏”。阅尽人世沧桑，傲然苍劲的躯干，伸展着绿色的枝叶，展示着生命的不屈。在古柏身上你会发现一种精神，——天地间万物生存的毅力是那样的坚韧和不可抗拒。时间的流水带走了生命的悲哀和无奈，岁月的风刀无情的刻下生命历程的累累伤痕。然而，当你走近古柏仰望于那种傲然、执着，你会悠然地生发一种崇敬之情，古柏沧桑儿挺拔的躯干让你为生命的无奈而悲哀，古柏人生一样坎坷曲折的经历让你为世事的无序而感慨，古柏的新枝和苍翠又让你为生命的顽强而喝彩。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赴初先生曾经有诗云：“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然而当代植物学家曾做过测试研究，认为将军柏为原始柏，已阅尽四千五百年世间沧桑。如今的二将军柏，高约二十米、围粗十三米、树干下部有一个大洞，可容纳三四个人。苍劲的树干部分树皮已经脱落，但古柏繁茂的枝叶，仍显得苍翠蓊郁。足以证明坎坷的经历并不能影响旺盛的生命力，命运的悲哀也不能使生命放弃向上的精神，世事的不公使压不垮的春芽一样的生命更加茂盛。只要有四季的更替，春风的吹拂，历四千五百岁仍然绽放繁枝茂叶的古柏，以茂盛的生命向世人展示着四千多年的沧桑而磨练出来的意志与顽强。

　　当年汉武帝率群臣游览嵩山，游至太室山半山腰，有随同大臣拍汉武帝马屁，把山风吹奏松柏，发出的如波涛般的声音说成是“山呼万岁”。汉武帝假借皇权神授，天子到此一游，惊动山神之说，封了“万岁峰”。汉武帝下得山来，兴致勃勃来到嵩阳书院。当他进门看到一棵柏树身材高大，枝叶繁茂，惊奇不已，脱口说道：“朕，游遍天下，未曾见过这么大的柏树，朕赐你为大将军。”群臣欢呼，齐说封之有理。

　　武帝高兴，大摇大摆向院儿内走去。他登上阅台，穿过先圣殿，迎面又见一棵更大的柏树。武帝心中顿生懊悔，心说这棵柏树刚刚御封过的大了许多，朕该怎样封赐与你啊！帝王之言一言九鼎，又岂是说改就改得的。汉武帝碍于帝王的尊严，君无戏言，怎能更改？于是拿定主意，指着比“大将军”更

　　高大的柏树说：“朕，封你为二将军。”群臣又是一片欢呼。

　　有直言敢谏者，认为后者比前者大，封得不尽合理，于是向武帝言明。汉武帝抱定金口玉言不能出尔反尔。皇帝的尊严，金口难改，于是笑笑，道：“先入为主嘛！”

　　众臣赞道：陛下英明！

　　汉武帝在群臣簇拥下，来到藏书楼前，又是一棵柏树，比前两棵更大、更雄伟、更壮观。武帝惊叹道：“嵩山古奥，柏树也一棵比一棵大啊！”汉武帝望着映入眼帘的比前两棵更大的柏树，徘徊再三，道：“朕按先来后到次序加封，再大，你也只能是三将军了！”有随从大臣心中为三将军、二将军不平，但嘴上还是连呼，陛下英明。

　　三棵受封的“将军柏”因皇上赐封名不符实，不合理，不公平，各怀心思。三将军认为自己是嵩山地区最大的柏树，却被封为三者中最小的职位，气急交加，枝叶逐渐枯萎，一命呜呼；二将军感到自己比大将军大，却被封为老二，委屈不满，气炸肚皮，从此这位二将军柏的树干下部，就以能坐三五人的裂洞示人了。那大将军，觉得自己最小却被封为最大，受之有愧，羞于昂首挺胸。大将军从此便躬身向下，再也没有挺直过身躯。在“将军柏”的东西道统祠殿门上，悬挂着一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匾额。将军柏的故事更反衬出这两句话的哲理性与准确性。

　　大将军柏虽然在封号上占了上风，但那佝偻的身躯却永恒地向世人昭示着身在其位其实难符的尴尬，二将军柏尽管是受了委屈留下了满身心的累累伤痕，然而却丝毫没有影响其傲然挺立的躯干和生命原色。

　　胡耀邦曾为“将军柏”正名。

　　1985年10月，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一行来到嵩阳书院，当他听到“二将军柏”名不符实的封号时，脱口而出道：那就改为元帅柏嘛！胡耀邦为将军柏正名的故事，如若汉武帝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各级官吏大臣，会用何样目光去审视这时代的进步与变迁！

　　帝王将相宁无错呼！民生民怨时无忧呼！

　　2009年7月初稿2019年1月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