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书灾 作者：余光中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华波尔（Horace Walpole）中世纪的哥德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 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稿，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文，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且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菁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中，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回忆的哀愁的。诺，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二年四月购于台北”，（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爱奥华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史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这种分类法当然纯粹是主观的。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们久借不还，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得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一本论诗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到“归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在十几册因久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年。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吓得我十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事。书也是钱买的，但在“文艺无国界”的心理下，似乎借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还的以外，还有不少书——简直有三四十册——是欠账买来的。它们都是向某家书店“买”来的，“买”是买来了，但几年来一直未曾付帐。当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书店为我销售了百多本的《万圣节》和《钟乳石》，也始终未曾结算。不过我必须立刻声明，到目前为止，那家书店欠我的远少于我欠书店的。我想我没有记错，或者可以说，没有估计错，否则我不会一直任其发展而保持缄默。大概书店老板也以为他欠我较多，而容忍了这么久。
　　除了上述两种来历不太光荣的书外，一部分的藏书是作家朋友的赠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中文的新诗集，其次是小说、散文、批评和翻译，自然也有少数英文，乃至法文，韩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这些赠书当然是来历光明的，因为扉页上都有原作者或译者的亲笔题字，更加可贵。可是，坦白地说，这一类的书，我也很少全部详细拜读完毕的。我敢说，没有一位作家会把别的作家的赠书一一览尽。英国作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有两行谐诗：

　　When I am daed，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r，but his books were read。”

　　勉强译成中文，就成为：

　　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会说：
　　“他的罪深红，但他的书有人读过。”

　　此地的read是双关的，它既是“读”的过去分词，又和“红”（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译得传神。贝洛克的意思，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当回事地拜读过，也就算难能可贵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的赠书，由此可以想见。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种赠书（包括刊物），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也无全部拜读的欲望。事实上，太多的大著，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好的和坏的。除了一些奇迹式的例外，坏的作家从来不会变成好的作家。我写上面这段话，也许会莫须有地得罪不少赠书的作家朋友。不过我可以立刻反问他们：“不要动怒。你们可以反省一下，曾经读完，甚至部分读过，我的赠书没有？”我想，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难懂”的现代诗，那些“嚼饭喂人”的译诗，谁能够强人拜读呢？十九世纪牛津大学教授达旦生（c．L.Dodgson）曾将他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女皇很喜欢那本书，要达旦生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数学论文。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一页的。
　　第三类的书该是自己的作品了。它们包括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说，一本翻译传记。这些书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册，有的仅余十数本，有的甚至已经绝版。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印第一本书时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经兴奋得终宵失眠，幻想着第二天那本小书该如何震撼整个文坛，如何再版三版，像拜伦那样传奇式地成名。为那本书写书评的梁实秋先生，并不那么乐观。他预计“顶多销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结果我印了一千册，在半年之内销了三百四十多册。不久我因参加第一届大专毕业生的预官受训，未再继续委托书店销售。现在早给周梦蝶先生销光了。目前我业已发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种诗集，一本《现代诗选译》，一本《蔡斯德菲尔家书》，一本画家保罗·克利的评传，和两种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当然，买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岁时，希望自己已是拥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家，其中至少应有二十种诗集。对九缨思许的这个愿，恐怕是太大了一点。然而照目前写作的“产量”看来，打个六折，有三十本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最后一类藏书，远超过上述三类的总和。它们是我付现买来，集少成多的中英文书店。惭愧得很，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十多年来，愈来愈悬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版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的典雅，“现代丛书”（Modem Library）的端庄，“袖珍丛书”（Pocket Books）的活泼，“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q）的古拙，“花园城丛书”（Garden City Books）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Skira Art Books）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
　　约翰生博士曾经说，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则我们何不任性而读？我的读书便是如此。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情，我曾经遵循文学史的指点，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七百页左右的《虚荣市》，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自从毕业后，这种啃劲愈来愈差了。到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的藏书，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尽管如此，“玩”书的毛病始终没有痊愈。由于常“玩”，我相当熟悉许多并未读完的书，要参考某一意见，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页。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例如梵谷的书集，康明思的诗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然而，十年玩下来了，我仍然不满意自己这书斋。由于太小，书斋之中一直闹着书灾。那些漫山遍野、满坑满谷、汗人而不充栋的洋装书，就像一批批永远取缔不了的流氓一样，没法加以安置。由于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样，永远朝北，绝对晒不到太阳。如果中国多了一个阴郁的作家，这间北向的书房应该负责。坐在这扇北向之窗的阴影里，我好像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满孕着南方的水果。白昼，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着灰色的音乐。夜间，我似乎听得见爱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声，而北极星的长髯垂下来，铮铮然，敲响串串的白钟乳。
　　可是，在这间艺术的冷宫中，有许多回忆仍是炽热的。朋友来访，我常爱请他们来这里坐谈，而不去客厅，似乎这里是我的“文化背景”，不来这里，友情的铅锤落不到我的心底。佛洛斯特的凝视悬在壁上，我的缨思是男性的。在这里，我曾经听吴望尧，现代诗一位失踪的王子，为我讲一些猩红热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这里，黄用给我看到几乎是他全部的作品，并且磨利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评。在这里，王敬义第一次遭遇黄用，但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并没有吵架。在这里，陈立峰，一个风骨凛然的编辑，也曾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比起这些回忆，零乱的书籍显得整齐多了。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评论
“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他的《文化苦旅》。”这是余光中先生《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中的一段话。余光中把余秋雨与梁实秋,钱钟书相提并论。的确,十多年来,余秋雨散文读者众多,好评如潮。有人评论说：从空间上它进入了民众,从时间上进入了散文历史，树立起一座散文的奇峰。读完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到最近的《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几部散文集,心中不由感慨万千，大哉斯文，大美为美！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在我们看惯了标榜散文的精巧灵活之作后,它呈现在我们眼前一道亮丽清新的风景线,如一股罡风劲吹。.它摆脱了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当然不是篇幅冗长之大,而是体现在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而衮毫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与思考。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在丰富的文化联想与想象中完成对所表现的对象的理性阐释，融合了庄子哲学散文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思维与两汉赋体铺叙夸饰，华美凝重的修辞方式，从而表现出浸润了理性精神与内在理趣的诗化特征。落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有博雅的文化内涵，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在我们看惯了标榜散文的精巧灵活之作后,它呈现在我们眼前一道亮丽清新的风景线,如一股罡风劲吹。.它摆脱了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当然不是篇幅冗长之大,而是体现在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而衮毫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与思考。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在丰富的文化联想与想象中完成对所表现的对象的理性阐释，融合了庄子哲学散文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思维与两汉赋体铺叙夸饰，华美凝重的修辞方式，从而表现出浸润了理性精神与内在理趣的诗化特征。落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有博雅的文化内涵，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

解剖人性。

文学作品赏析系列——《文化苦旅》读后感 《文化苦旅》 文学作品赏析系列 文学作品赏析系列——《文化苦旅》读后感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 它摆脱了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小家 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散文一字一句都感于心，思 于心。其人，其文，始终是心头情感的沉积；其思，其忧，更是我们精神所皈依 的图腾。 体现在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一种浩然而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 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与思考。落 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有博雅的文化内涵，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 忧患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 中国的历史走了太远了，中华的文化也沉积了太久了，迎面是一个新的千 年，一个新的世纪，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也该抖抖身上的尘土，盘点一下自己的 包裹了，余秋雨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散文《文化苦旅》写道：“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 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 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没有皱纹的祖母 是可怕的， 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 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 ” 发出了 “还 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呼唤。文章中没有细节，没有历史人物，没有山 水胜迹，但却充盈着闪光的智慧，蕴涵着深刻的思考。残垣断壁中，那优美的语 言,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就像磁石一般强烈的吸引了我。走进废墟，体会 着历史的沧桑，品味着文化的内涵。在敦煌，他怀着无比的热情赞美民族代代相 传承的对美与善的艺术的追求与表达；也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面对“道士塔”，揭 开民族的伤疤，目光黯淡地心痛于近代内忧外患中民族精神的沦陷和流失；他驻 足桃花、春雨、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面对“白发苏州”怆然发问——现 代的中国社会中，从那些紧闭的老房子里“应该走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文 化与传统应该怎样的保留与传承”才可以使“中国的文化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 上实现双相自立”？ 他告诉我们，江南小镇的重生、历史归属感的重生、民族归属感的重生， 需要“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需要“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的安适的书斋”，需 要“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 他反省整个民族的文化。他从“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评论一个民族的兴 衰成败、一个文化盛败的因由。在晋商大院里，在“历史的暗角”思索民族软肋 与民族精神的缺陷。他关心文人的命运，关心孕育这些文人的母语文化，关心我 们的文化的根源，更关心我们文化的发展，并且关心着所有的文化的发展。他为 所有游离在本土文化荒漠中的人们发问： “日暮相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 他比所有的人看的更远、更真实、更深邃。 他的面前是一个繁衍、昌盛了数千年的民族的文化的沉淀，那么，就注定 了余秋雨先生的这个思索将是整个民族的， 整个历史的。 这个思索纵横了五千年， 必定是漫长而艰辛的。 而余秋雨先生就在这样的时代， 平静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 整装出发了，纵马思想，游走于整部民族的千古春秋。 在这些思索面前，余秋雨先生也有无奈：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却忘 记了去继承？为什么我们要让文化在那样的“江南小镇”里渐渐萎缩、褪色？这 是余秋雨先生要问的，也是我们年轻一代人应该思考的。 也许我的民族文化就需要来一次这样的思索，这样我们在前进中才可以走 的更远，这样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原里才可以扎得更深。 我们应该怎样走出心灵的荒漠？正像余秋雨先生说的，文化才是我们的绿 洲。母语教育最近搭着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的车提得很响，压抑了这么多 年的母语文化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毕竟我们是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毕竟一 百年后，我们还是我们，英国还是英国，美国还是美国，我们的黄皮肤、黑头发、 黑眼睛将会跟随我们这个民族，直到世界的末日。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坡上，汲取 黄河的水而成长。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源泉。只 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感情，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就包含着深情；只 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保持清醒，我们前进就会一往无前。只要我们的中华文明不 败，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失败。 感谢余秋雨先生，您的“文化苦旅”带给我们很多的精神食粮。新的观念 和审美取向，在感悟人生的同时，又富于人生更高的智慧。 思想高古 -------读余秋雨《文化苦旅》 -------读余秋雨《文化苦旅》有感 读余秋雨 散文大师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散文集共收散文十三篇，篇篇均含深 意，字字皆为珠玑。《文化苦旅》一扫当今文坛柔弱之文风，尽洗当今文章风花 雪月之笔调。在二三年前，作为井底之蛙的我，曾以为当今国人斯文已尽，当读 《文化苦旅》，才猛然惊醒，才明白还有高古之士健在，还有警醒之人尚存。掩 卷沉思，感触良多。 《文化苦旅》十三篇吾最为赞赏者为《道士塔》和《这里真安静》两篇。 《道士塔》用无奈和悲哀的笔调书写了敦煌宝窟的文物在王道士的无知.愚昧和 清政府官员的无能.自私.贪婪之下流失国外，落入列强之手。如此宝贵的历史文 物易主，而其过程有是如此的简单。读罢此文，真想狠狠的扇那该死的王道士几 掌，后把他踹倒在地，让其清醒清醒，再将那些明知敦煌洞窟里的东西是珍贵的 国宝而不加阻止的的清朝官员剁成肉酱，点上天灯，以泄其恨！然而过去的终究 过去了，一切都无法挽回。可是无知的事在这泱泱大国又何时能绝，自私自利的 事在华夏大地又何时能灭？如何杜绝此等事再发生，足以令吾辈深醒！ 《这里真安静》则通过描述在南洋一个日本人墓群的营建让我们再次触摸 到了所谓的“大和民族”的可怕。 确实小日本其野兽般的凝聚力， 其豺狼般的凶残， 其魔鬼般的恶行足以另任何一个民族生畏，令任何一个国家恐惧。小日本其倒行 逆施，篡改历史，掩盖事实，争强好斗令人大有除之而后快之感！ 这两篇文章直面事实， 读后大有历史沉重感， 让人不禁产生民族危机感。 曾记得我的一个朋友说余秋雨的散文有煽动性， 他大概就是指的这两篇 吧！但是难道我们现在还不敢面对现实，还要沉睡不醒吗？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大都有历史的厚重感。《文化苦旅》更是如此。先生 行文善于抓住历史人物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其演绎出来的故事，如柳宗元与永州， 范仲淹与岳阳楼，八大山人与青云圃，苏东坡与西湖，骆宾王与狼山等等。文中 人物多历经沧桑，仕途坎坷，一生艰难，但这些人的荣辱变迁，喜怒哀乐又有几 个是为己悲，为己愁的呢？先生作文喜写文人在历史长河中的无奈.挣扎.奋起： 如柳宗元之困永州和柳州，而仍笔耕不辍；苏东坡流放西湖，而仍兴修水利，以 求造福一方；酒公张先生留学美国，但时乖命蹇，一生碌碌，落得个为人写碑文 的命运。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不但历史性强，而且书卷气浓，人文气息强烈，《文 化苦旅》亦是如此，读了让人大开眼界。人文掌故，先生随手拈来，略加编辑， 即成美文。《道士塔》一文通过对壁画的描述，道出了中国艺术与历史朝代的关 系，就是写《夜航船》与《阳关雪》也离不开人文。其文章让人认识到人文精神 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人类的发展史不是一部巨大的人文史吗！而当今世 人大都追名逐利，人文精神鲜有人提。国人之国学实不敢恭维！街面上错别字随 处可见， 君不见“独占鳌头”变成了“独占熬头吗”？君不见“无缺为谢”之类的自创词 如雨后春笋吗？你有没有听说过前几年有所谓的名演员不知“草堂”为何物而要 充当“草堂形象大使”？你有没有听到国家足球解说员说“他们俩是来自巴西的球 员，他们俩有很高的默契”之类的解说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强 大的人文精神，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何以自强，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文化苦旅》真如其名，让人如在文化旅途中跋涉，苦苦累累，磕磕碰 碰，长路漫漫。然而它唤醒了人，让人能给自己定位，不至于在茫茫人海中迷失 了方向，迷失了自我。 读一本好书如品香茗， 余香满颊； 读一本好书如遇良师， 得其指点迷津， 幡然醒悟；读一本好书如交诤友，规劝扶持，不至误入歧途。余秋雨先生《文化 苦旅》即是一本这样的好书！ 好书伴我行，《文化苦旅》，你让我告别愚昧，清醒前行！ 《文化苦旅》是本老书了，我曾在书店见到过它的若干种版本，而且，十几年来，这本书伴 随了无数的读者，跟着余秋雨的足迹进行" /></head> 《文化苦旅》是本老书了，我曾在书店见到过它的若干种版本，而且，十几年来，这本书 伴随了无数的读者，跟着余秋雨的足迹进行文化的苦苦探求。<BR> <BR> 这是一本 值得重读的书， 每次读它都会引起你对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和中国文化的内涵进行一次重新 的构建， 从而完成一次对中国文化与其追随者——文人们的一次集体性朝拜， 这种朝拜你不 得不虔诚，不得不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静享......<BR> <BR> 把这本书通读几遍， 一些重要的篇什反复推敲， 无不对作者的渊博的文化史学功底所折服， 余秋雨是文化史学者， 但他所写的散文及其中用到的知识术语， 一点都没有让我感到生疏与隔阂， 反而有一种似曾 相识的文化亲切感，这或许就是作者所一再强调的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吧。<BR> <BR> 余秋雨通过这本书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化史与中国民众的一次具有普遍意义的勾通， 使无数对 中国文化来说的门外汉登堂入室，甚至与作者秉烛夜游。这本书是具有种子性质的，它把对 中国文化的研究植入每位读者心底， 以期将来能生根发芽， 至于将来是长成小草还是参天大 树却是并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引来一批又一批中国文化的麦田守望者， 真是种一粒绿一片啊！ <BR> <BR> 作者定是在一间四周被书包围着的甚至有些阴暗的书房中完成了这部 种子类图书创作的，心态平和，面容安详。作者翻阅、节选、摘录、撷取了中国文化最具有 象征意义的意象，先是旅行，而后奋笔疾书，写成这部也只宜在安静，宁谧的地方阅读的散 文精华。<BR> <BR> 余秋雨的这次文化苦旅显然是成功的，它的旅行引来了无数人 沿着他的足迹， 避开舒适并且平庸的生活， 走向文化探索的精神圣殿。 <BR> <BR> 余 秋雨后来当然也写了不少书， 有时甚至连同媒体结成车队进行文化探索， 但在他的书里我一 次又一次地看到他多了一些浮躁，少了一些宁谧；多了一些喧嚣，少了一些沉稳。虽然作家 五、六十岁以后，大都改行搞研究或做其它营生，文笔褪化不可避免，但余秋雨文笔的褪化 却好像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我佩服那个十几、 二十年前步履虽有些蹒跚但却决定的文化苦行 者！ 有人说余秋雨老师写的文章太苦了，尤其是《文化苦旅》。 的确， 写文章绝非易事， 而写一些关于文化的历史情节方面的书就只有“苦” 了。 至于说《文化苦旅》是最“苦”的，大概是因为它的涉及面之广，其所涉及 到的历史情节又最深、最扣人心弦： 从《道士塔》到《这里真安静》；从莫高窟到墓地；从大清国到新加坡； 从王圆录到二叶亭四迷；从斯坦因到寺内寿一、日本妓女等等等等。它涉及面之 广、所跨度的时间、空间之长、之大，恐怕没有任何一本散文集所能望其项背。 也没有任何一本散文集敢象它那样一开头便涉及到王圆录那样的具有重大 历史背景、能在读者心灵最深处刺痛原本就很薄弱的民族自尊心的人物。胆怯之 余，还因为，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能够将那段尘封多年的、早已无人问津的 历史片段写得如此详尽而生动。 更没有哪一部散文集能有它那样大的涉及面。因为很少有散文家，或其他 文学大师会象余秋雨老师那样仅靠两条腿去拜访祖国的名山大川， 去丈量历史的 每一寸土地。 正因为余秋雨老师靠自己的腿走了那么多的路，所以他的文章读起来总不 会让人感到很轻松。 却有一种想读而又不能轻易去读的感觉。 也正因为余秋雨老师靠自己的腿走了那么多的路，所以读他的文章总会感 到一种长途跋涉的“苦与累”。 但如果没有这种“苦与累”的感觉，读者就不会因到达而喜悦；就不会因半 途折返而失望； 就不会因前途渺茫而惆怅； 就不会因寻访半天却徒劳无获而郁闷； 就不会好似身临其境地随文章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或喜或悲。 也就更不会在一觉睡醒之后，产生去追赶余秋雨老师步伐的念头。 于是，发生了书中最感人的一幕： ——几乎每次余秋雨老师刚在哪住下，就会有读者上门拜访。有的是事先 算好余秋雨老师的行程，专侯于此“守株待余”的；而有的则是一路追至于此，刚 到就赶来的。 无论余秋雨老师走到哪，都会受到热心的读者无偿帮助。 这是多么真挚而纯洁的友情！ 综观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作家、学者、大师能够受到读者、学生如此般的 尊敬与爱戴？ （二） “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是对中国传统文人文化人格的评价。文人 常常放逐自己的心灵，使心灵徘徊于历史现实之间，游历在自然山水之中，去寻找呼应心灵 的那份默契，去寻觅文化、探幽历史、思索人生；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落在 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于是以其执著去徘徊，徘徊一次，便是一次思想的锤炼； 以其步履去游历，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于是也就表现出了那种特有的文化史观、 哲学史观和思辨气质，这远非梁实秋、林语堂等文人的雅致小品所比及。那《西湖梦》《风 、 雨天一阁》 、 《寂寞天柱山》 ……不正是对传统文化反思与认同的体现吗？不正展示中国文人 艰难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人格吗？！ （三） 反思也好，寻根也罢，抑或是回归自然，文人总会在自然中，在历史中寻找到文化，得 到一种理性的思索，这是一种精神寄托，更是一种至高至上的追求。你看，山不必过高，景 不必太美， 往往秦砖汉瓦、 断壁残垣， 甚至是荒野中一所破旧的庙宇， 一处古代的土冢荒丘， 都能把他们不羁的遐思带到遥远的地方，带到遥远的时间。这种思索超越了时空，超越了自 身的局限；它可能属于我们民族，更可能属于全人类；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一种悲剧意 识；它深邃，纵横古今中外。可一旦这种精神上的煎熬得到解脱，一旦凝聚成思想，便成了 我们民族享用不尽的民族瑰宝，便会释放出无尽的能量。也许从深远意义来说，这才是真正 人生之所在， 由此我仿佛看到了余秋雨先生阳关踏雪时的沉重步履， 听到了他突见沙原隐泉 时欣喜的声音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喟。 （四） 文化苦旅，人生苦旅，人生、文化、历史，其实都蹒跚而行。这其中悲怆与神圣交织， 痛苦与欢愉并存。步履虽然沉重，追求本身虽然含有苦涩，但足以自慰。“苦难是人生的老 师”，那么，经历了一场精神苦难，而从中产生的思想，不更能堪为“人师”吗？太史公司马 迁就曾说过：“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仲尼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 离骚》 ；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足，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 《说难》 《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 。 故述往事，思来者。”――那种心理积淀，那种文化内蕴，那种理性升华，大多由自于文人。 尽管“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但文人的思想，足以撼灵魂，惊宇宙。文人的意识是 超前的，是高明的预言家。你不信吗？你会看到：上海人定会独领民族风骚；浪山脚下会出 现新的热潮；狼山的一代文人会成为后代行的高标！ 文字，因为真，才会苦。 《文化苦旅》这本书我真的读得很苦。 从《道士塔》的漫漫黄沙开篇，和着异乡漂泊者的脚步声结束，从两千多年前李冰的都江堰直读到两 千年后非常时代的吴江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苦旅，它涵盖了太多，它承受了太多，它让一颗不堪负重 的心灵，只能用沉默的眼泪来回答历史上那些太多的委屈，痛苦与太多的无可奈何。 原来散文，真的也可以写出历史的重量。 余秋雨先生的文采当然是好的，华彩明丽的辞藻，工整通畅的行文；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透过词句背后 穿透历史迷雾的画面，越平凡质朴越令人动容。王道士远望外国学者拉着满载敦煌文物大车的背影，天一 阁门口及膝深的积水与楼阁上满地的枣核，牌坊下尼姑庵中那些腼腆年轻女老师们，布鞋踏在昔日牌坊上 的雕纹上，送孩子们远去而挥动的小手绢，那两个为开了一冬的腊梅花瓣撑着紫绸伞的小护士……画面在 一个人物身上定格，停顿一下，又跳到另一个场景上，再停顿。一放一停，一停一放，那么浩大深奥的中 国文化历史，一下就有了形象，有了精气神，不再抽象，不再枯燥，哪怕是屈辱的部分，也让忍辱负重有 了发泄的具体出口。 就我个人来说，最动人的一定是那篇《风雨天一阁》：“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 问自己：你来了么？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就这一句问话，竟然让深夜读书的我感慨到泣不成声。对于 一个在 22 岁就离开了故土的漂泊者来说， 我从来没有对历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过多么深厚的兴趣， “书 生”这个词实在离我的个人旅程太远。我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一个甚至对历史具有抗拒心理的异乡 人的神经， 让那种心痛与感触都尖锐到几乎破胸而出， 只能用微薄的眼泪来与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心灵共鸣？ 而《文化苦旅》整本书我仔细读了两遍，仍然不敢动笔写读书笔记，直到再读完了《山居笔记》才终于决 定下笔整理自己的思绪，这些文字下面究竟蕴含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让我的笔为之踯躅，让我的心 灵为之震荡而深感敬畏？ 读《文化苦旅》第一遍时，对这本书的感觉是复杂的，除了感慨，对有些篇章某种语气的厌烦也是强 烈的。这种厌烦主要出现在作者时不时站到历史代言人的角度上发表感怀之刻，更在《狼山脚下》一篇中 到达了顶峰。那些大而空的言论、呼吁、名词、慷慨陈词，那些对中国文化进行总结式陈词的语气与对古 今文人命运的对比推断让人心里总不自觉的产生某种不服，不耐烦：这究竟是何许人也，敢这样张狂的把 整个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来龙去脉都笼络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下一一解说！可在厌烦的同时，又不得不佩服 他的敏锐，他的精确。比如那篇《上海人》，既道尽了上海人的尖刻与斤斤计较，又通过谦让与不谦让的 比较深入到单元与多元世界观的差异中去，怎么不是以小见大？刚刚为《五城记》中“构建”、“召唤后代” 这样的词汇而反感，再翻几页，苏杭与星罗棋布的江南小镇们又温柔的用吴侬软语烟波暮霭把刚才的对立 情绪抹去，可在舒畅的同时，“人格方位与地理方位”又跳出来让我不得不撇撇嘴，把书放下，叹口气，再 读。 这样复杂的情绪一直伴随我读完最后一页。既然说不清，理不顺，那就必须再读一遍，直到胸中所有 的情绪平复下来，所有的感想沉淀出来，才深深体会到，张狂也好，空泛也罢，每一个字背后却都是深切 而诚恳的情感与倾诉，就如同那句“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一样，背负了太多的重压与积蓄到 不得不爆发的深切悲愤，题目本身太大，平实的由浅入深由小见大是多么得不易！ 这份真挚，在《废墟》中表现为苦口婆心，在《漂泊者》中变成一种沉默，在《三十年的重量》中又 幻化成一声长叹。我一边在为那些因为心境过于急切而突兀出来的大词汇们所皱眉，一边又为这样挚诚的 一种迫切而由衷的慨叹。是的，如果他不站出来挥手，呼喊，不管语气是否不够谦卑，不管调门是否过于 鼓噪，我们的时代究竟又有谁更有资格更应该肩负起这样的重量呢？或者说，难道真要具备某种资格某种 背景才能站出来呼喊呼吁吗？在这样的时代，难道文化还只是精英们的特权？ 文字上的完美尽管艰难，但毕竟是一种“技”，可修炼，可学习，可提高，还可炫耀，可虚张声势；文 字背后的真实社会责任感、紧迫感，一种超越了文字以上的思想提炼，一种愿意负重敢于吃苦的力量，这 些，更是《文化苦旅》区别于其他散文的核心，这些，才让我这样对历史本来并不干兴趣的读者深切的悲 痛敦煌文物的流失，努力的想像夜航船的笃笃声与船桨划破江面的水涛声，才让我数次在梦中拜倒在天一 阁朱红大门前虔诚的膜拜，不自觉的问：你来了吗，你又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文化，不管在哪个时代哪种文明下，都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精神感召，是超越一切政治因素与社会习 惯真正为一个人的本源与根基写下定义的力量。 文字，因为真，才会苦。

　　1、特点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2、人物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3、人物成就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一 汪曾祺散文的水韵之美
　　汪曾祺的散文创作内容大致可按“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间作小考证”○2来分，其中创作的背景多与他的故乡高邮有关，另外还有昆明和北京。在水气浩淼的高邮湖边长大的汪曾祺，耳濡目染之下，水不但不自觉成了他的一些创作背景，也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故乡高邮“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流着的水”○3流入他的散文当中，润泽了一片生机盎然的风物，洗涤了健康优美的人性，陶冶了积极和谐的审美追求。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审美趣味，首先让创作对象带上了作家的审美趣味色彩。出身乡绅世家的汪曾祺，自小生活无忧，常常带着孩童的烂漫，“东看看西看看”，在水乡人们的生活中闻嗅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在大自然的缤纷多彩中采撷清新淡雅的果实。在他的《花园》一文中，就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他那追寻自然接近自然，体味和谐的儿时情怀。在“花园”里，各类小昆虫悠然自得地生存着，各色鲜花素果生机盎然：“花天牛半天时间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金雀花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了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4在这简短而形象的描写中，作家笔下的生物似就鲜活地生活在一个弥着淡淡水气的夏日风光画境里。另外，作家也不经意地将这份水气带进“昆明的雨”中去渲染，连穿着绣花鞋的苗族小姑娘的一声吆喝：“卖杨梅——”似也“娇脆”地可以如水透澈绵长。在《我的家乡》中，汪曾祺更是大篇幅的围绕高邮湖的天光云影，水产名胜来展现故乡的旖旎风光和相思情怀。对水“不期然”的情有独钟，也在“不期然”中浸染了汪曾祺散文的语言、情感、思想，使它们悄悄散发出淡泊明秀的水气，缔造了汪曾祺散文的悠远空明的水韵。
　　一、流转生动的语言美
　　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是读者和作者心灵沟通的桥梁，没有它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无从谈起，汪曾祺尤其重视语言美，他对语言的见解也很精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求语言要气韵生动。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5在这里，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同时他也强调文章语言中流动的韵味，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6他的散文语言都有这样的韵味，在平和简约的语言里，或透出一种柔情，或低吟一分悲悯，或活泼着几许幽默机智，细细咀嚼，犹如“春初新韭”。如在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7
　　这段文字不长,却行云流水般,气韵流转,寥寥数笔,一个“怪”教授，跃然纸上。在这里，作者写出了金教授那“治学精深”的品质，同时也不无幽默地道出了金教授憨厚、朴实和有趣的性格，他是一个可敬又可爱的学者！湖南的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应该是对汪曾祺散文气韵生动的如水语言美的肯定。另外，这里的“平常”，讲的是汪曾祺散文语言的平民化特征。这种特征在汪曾祺谈吃食，谈花草虫鱼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汪曾祺是位活在人间烟火中的平凡享受者，他爱美食，爱忆旧，喜游历，所到之处，必开怀享受。他吃遍大江南北，如他谈在内蒙古吃羊贝子：
　　……羊贝子真是够嫩的,一刀切下去,会有血水滋出来.同去的编剧、导演，有的望而生畏，有的浅尝则止，鄙人则吃了个不亦乐乎。羊肉越嫩越好。蒙古人认为煮久了的羊肉不好消化，诚然诚然。我吃了一肚子半生的羊肉，太平无事……
　　在汪曾祺谈吃的散文里,我们看不到梁实秋“雅舍谈吃”那种全然文人式的典雅气质，他追求的是一种人间普通百姓式的人生乐趣，但这种乐趣的表现并不粗俗，它体现出了一种简明而畅快的淋漓感，透出一个普通百姓人的真实朴素的性灵。而如水般透明简朴的语言成就了汪曾祺散文的这一特色。
　　二、真情关怀的情感
　　汪曾祺散文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是淡泊、超然的。他在文中多次谈到这种态度：“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8又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平淡柔和人生理想。他“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作个潇洒文人”○9。即使是可以写出雄伟壮阔境界来的题材，在他的笔下，也呈现出小桥流水式的柔和的美。许多作家写泰山写草原，都会描出一片恢弘的辽阔的壮美气势，但在汪曾祺的笔下，则现出一种悠然宁静的美。他注目的是泰山的碧霞元君、金刚经，山上的各色野菜，担山人的扁担等等，总之与他一贯追求的平淡柔和的境界相吻合。这种淡泊超然的人生态度如细流一样在他的散文中缓缓流淌，随处可见。
　　可是，说汪曾祺散文淡泊超然并不等于他的散文超然得无心世事，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世人的关怀。他的散文总是流动着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真诚。这种被内敛起来的情感使得他的散文别有一种温情脉脉的魅力。汪曾祺是关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在谈吃的文章中，不但谈吃文化还巧妙而中肯地向读者（特别是作家）提出要广泛地关注生活积累素材，又说“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10，表达对新生的文学应持辨证的观点，不能一刀切。他也呼吁保护自然环境的平衡，在畅谈自己对翠湖的昔日情怀时，建议在发展中注意还翠湖一个“明爽安静”的环境。汪曾祺也将这种爱心兼顾到了一枝一叶上。大自然的各种小生命如蝈蝈、蜻蜓、知了等等经常在他的笔下展现生机，对一株百年柳树，他写到：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爱抚之情历历可见。汪曾祺是站在一个内敛不张扬的情感角度上表达他对世间事物的关注，对生命的热爱的，故显得淡然超脱，但真挚的情感又是那样流溢着丝丝入扣的温馨。
　　三、自然旷达的思想
　　汪曾祺的这种情感的体现与他所接受的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他自称“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他特别推颂曾点式的儒家思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圻，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这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美的极致，汪曾祺如是咏叹。这反映在文学，就是对“适我性情”风格的推崇，对于简洁、潇洒的文风的追求，致力在文章中构建一个和谐的充满人性美的人文环境。他始终用一种充满温情的目光注视世界，以一种积极达观的态度去思考、去生活，他能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心安理得地在农科所读《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在被人不小心撞的嘴里的牙乱七八糟后还能不在乎的替人圆话。这种“安贫乐道和闲适态度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美德”。在继承传统的文化的同时他对现代化也是积极面对的，对其负面影响是警惕的。在《胡同文化》中，他用老庄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现代文明的发展，但又在现代化将人异化的层面提出了质疑，从而呼吁人的发展应符合自然发展规律，但不能强求，以致误入歧途，消失了本性的美好。汪曾祺的这种蕴涵着和谐、温暖、奋发思想的散文为现代人缔造了一个似秋水容纳百川的浩淼的思想空间。
　　汪曾祺散文流转生动的语言，真挚关怀的语言，自然旷达的思想共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似水空明淡泊，阔远生动的美好境界。（摘自《百度文库》）

个人觉得汪曾祺的文风很优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少有世俗之气，散文如此，小说亦如此。

读他的第一篇散文是《葡萄月令》，那种空灵的感觉给人印象深刻，明明是打药、施肥这些看似很寻常的农活，在他笔下却自然而然的优美，读之如画

完整看过的散文集是《逝水》，优美淡雅的感觉与《葡萄月令》相似，中间大多数文字倒是简单自然得让人读了不禁点头微笑，像写高邮的咸鸭蛋、写西南联大的小水萝卜……完全放松自在的行文让人叹服

话说回来倒是觉得他的小说很有散文的味道，《受戒》最为典型，反正都脱不了那种淡淡的优雅，有点沈从文的感觉呢

个人对他的散文特点感觉就是这样，其他官方一点的简介网上多的是，搜索一下即可

汪曾祺散文的水韵之美
　　汪曾祺的散文创作内容大致可按“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间作小考证”○2来分，其中创作的背景多与他的故乡高邮有关，另外还有昆明和北京。在水气浩淼的高邮湖边长大的汪曾祺，耳濡目染之下，水不但不自觉成了他的一些创作背景，也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故乡高邮“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流着的水”○3流入他的散文当中，润泽了一片生机盎然的风物，洗涤了健康优美的人性，陶冶了积极和谐的审美追求。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审美趣味，首先让创作对象带上了作家的审美趣味色彩。出身乡绅世家的汪曾祺，自小生活无忧，常常带着孩童的烂漫，“东看看西看看”，在水乡人们的生活中闻嗅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在大自然的缤纷多彩中采撷清新淡雅的果实。在他的《花园》一文中，就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他那追寻自然接近自然，体味和谐的儿时情怀。在“花园”里，各类小昆虫悠然自得地生存着，各色鲜花素果生机盎然：“花天牛半天时间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金雀花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了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4在这简短而形象的描写中，作家笔下的生物似就鲜活地生活在一个弥着淡淡水气的夏日风光画境里。另外，作家也不经意地将这份水气带进“昆明的雨”中去渲染，连穿着绣花鞋的苗族小姑娘的一声吆喝：“卖杨梅——”似也“娇脆”地可以如水透澈绵长。在《我的家乡》中，汪曾祺更是大篇幅的围绕高邮湖的天光云影，水产名胜来展现故乡的旖旎风光和相思情怀。对水“不期然”的情有独钟，也在“不期然”中浸染了汪曾祺散文的语言、情感、思想，使它们悄悄散发出淡泊明秀的水气，缔造了汪曾祺散文的悠远空明的水韵。
　　一、流转生动的语言美
　　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是读者和作者心灵沟通的桥梁，没有它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无从谈起，汪曾祺尤其重视语言美，他对语言的见解也很精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求语言要气韵生动。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5在这里，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同时他也强调文章语言中流动的韵味，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6他的散文语言都有这样的韵味，在平和简约的语言里，或透出一种柔情，或低吟一分悲悯，或活泼着几许幽默机智，细细咀嚼，犹如“春初新韭”。如在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7
　　这段文字不长,却行云流水般,气韵流转,寥寥数笔,一个“怪”教授，跃然纸上。在这里，作者写出了金教授那“治学精深”的品质，同时也不无幽默地道出了金教授憨厚、朴实和有趣的性格，他是一个可敬又可爱的学者！湖南的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应该是对汪曾祺散文气韵生动的如水语言美的肯定。另外，这里的“平常”，讲的是汪曾祺散文语言的平民化特征。这种特征在汪曾祺谈吃食，谈花草虫鱼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汪曾祺是位活在人间烟火中的平凡享受者，他爱美食，爱忆旧，喜游历，所到之处，必开怀享受。他吃遍大江南北，如他谈在内蒙古吃羊贝子：
　　……羊贝子真是够嫩的,一刀切下去,会有血水滋出来.同去的编剧、导演，有的望而生畏，有的浅尝则止，鄙人则吃了个不亦乐乎。羊肉越嫩越好。蒙古人认为煮久了的羊肉不好消化，诚然诚然。我吃了一肚子半生的羊肉，太平无事……
　　在汪曾祺谈吃的散文里,我们看不到梁实秋“雅舍谈吃”那种全然文人式的典雅气质，他追求的是一种人间普通百姓式的人生乐趣，但这种乐趣的表现并不粗俗，它体现出了一种简明而畅快的淋漓感，透出一个普通百姓人的真实朴素的性灵。而如水般透明简朴的语言成就了汪曾祺散文的这一特色。
　　二、真情关怀的情感
　　汪曾祺散文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是淡泊、超然的。他在文中多次谈到这种态度：“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8又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平淡柔和人生理想。他“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作个潇洒文人”○9。即使是可以写出雄伟壮阔境界来的题材，在他的笔下，也呈现出小桥流水式的柔和的美。许多作家写泰山写草原，都会描出一片恢弘的辽阔的壮美气势，但在汪曾祺的笔下，则现出一种悠然宁静的美。他注目的是泰山的碧霞元君、金刚经，山上的各色野菜，担山人的扁担等等，总之与他一贯追求的平淡柔和的境界相吻合。这种淡泊超然的人生态度如细流一样在他的散文中缓缓流淌，随处可见。
　　可是，说汪曾祺散文淡泊超然并不等于他的散文超然得无心世事，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世人的关怀。他的散文总是流动着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真诚。这种被内敛起来的情感使得他的散文别有一种温情脉脉的魅力。汪曾祺是关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在谈吃的文章中，不但谈吃文化还巧妙而中肯地向读者（特别是作家）提出要广泛地关注生活积累素材，又说“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10，表达对新生的文学应持辨证的观点，不能一刀切。他也呼吁保护自然环境的平衡，在畅谈自己对翠湖的昔日情怀时，建议在发展中注意还翠湖一个“明爽安静”的环境。汪曾祺也将这种爱心兼顾到了一枝一叶上。大自然的各种小生命如蝈蝈、蜻蜓、知了等等经常在他的笔下展现生机，对一株百年柳树，他写到：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爱抚之情历历可见。汪曾祺是站在一个内敛不张扬的情感角度上表达他对世间事物的关注，对生命的热爱的，故显得淡然超脱，但真挚的情感又是那样流溢着丝丝入扣的温馨。
　　三、自然旷达的思想
　　汪曾祺的这种情感的体现与他所接受的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他自称“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他特别推颂曾点式的儒家思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圻，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这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美的极致，汪曾祺如是咏叹。这反映在文学，就是对“适我性情”风格的推崇，对于简洁、潇洒的文风的追求，致力在文章中构建一个和谐的充满人性美的人文环境。他始终用一种充满温情的目光注视世界，以一种积极达观的态度去思考、去生活，他能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心安理得地在农科所读《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在被人不小心撞的嘴里的牙乱七八糟后还能不在乎的替人圆话。这种“安贫乐道和闲适态度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美德”。在继承传统的文化的同时他对现代化也是积极面对的，对其负面影响是警惕的。在《胡同文化》中，他用老庄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现代文明的发展，但又在现代化将人异化的层面提出了质疑，从而呼吁人的发展应符合自然发展规律，但不能强求，以致误入歧途，消失了本性的美好。汪曾祺的这种蕴涵着和谐、温暖、奋发思想的散文为现代人缔造了一个似秋水容纳百川的浩淼的思想空间。
　　
还有汪曾祺散文流转生动的语言，真挚关怀的语言，自然旷达的思想共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似水空明淡泊，阔远生动的美好境界。
汪曾祺的文风很优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少有世俗之气，散文如此，小说亦如此。
读他的第一篇散文是《葡萄月令》，那种空灵的感觉给人印象深刻，明明是打药、施肥这些看似很寻常的农活，在他笔下却自然而然的优美，读之如画。
完整看过的散文集是《逝水》，优美淡雅的感觉与《葡萄月令》相似，中间大多数文字倒是简单自然得让人读了不禁点头微笑，像写高邮的咸鸭蛋、写西南联大的小水萝卜……完全放松自在的行文让人叹服。
话说回来倒是觉得他的小说很有散文的味道，《受戒》最为典型，反正都脱不了那种淡淡的优雅，有点沈从文的感觉呢!!

内容提要
特点是：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 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
流转生动的语言美
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是读者和作者心灵沟通的桥梁，没有它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无从谈起，汪曾祺尤其重视语言美，他对语言的见解也很精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求语言要气韵生动。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5在这里，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同时他也强调文章语言中流动的韵味，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6他的散文语言都有这样的韵味，在平和简约的语言里，或透出一种柔情，或低吟一分悲悯，或活泼着几许幽默机智，细细咀嚼，犹如“春初新韭”。如在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这段文字不长,却行云流水般,气韵流转,寥寥数笔,一个“怪”教授，跃然纸上。在这里，作者写出了金教授那“治学精深”的品质，同时也不无幽默地道出了金教授憨厚、朴实和有趣的性格，他是一个可敬又可爱的学者！湖南的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应该是对汪曾祺散文气韵生动的如水语言美的肯定。另外，这里的“平常”，讲的是汪曾祺散文语言的平民化特征。这种特征在汪曾祺谈吃食，谈花草虫鱼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汪曾祺是位活在人间烟火中的平凡享受者，他爱美食，爱忆旧，喜游历，所到之处，必开怀享受。他吃遍大江南北，如他谈在内蒙古吃羊贝子：
……羊贝子真是够嫩的,一刀切下去,会有血水滋出来.同去的编剧、导演，有的望而生畏，有的浅尝则止，鄙人则吃了个不亦乐乎。羊肉越嫩越好。蒙古人认为煮久了的羊肉不好消化，诚然诚然。我吃了一肚子半生的羊肉，太平无事……
在汪曾祺谈吃的散文里,我们看不到梁实秋“雅舍谈吃”那种全然文人式的典雅气质，他追求的是一种人间普通百姓式的人生乐趣，但这种乐趣的表现并不粗俗，它体现出了一种简明而畅快的淋漓感，透出一个普通百姓人的真实朴素的性灵。而如水般透明简朴的语言成就了汪曾祺散文的这一特色。
真情关怀的情感
汪曾祺散文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是淡泊、超然的。他在文中多次谈到这种态度：“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8又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平淡柔和人生理想。他“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作个潇洒文人”。即使是可以写出雄伟壮阔境界来的题材，在他的笔下，也呈现出小桥流水式的柔和的美。许多作家写泰山写草原，都会描出一片恢弘的辽阔的壮美气势，但在汪曾祺的笔下，则现出一种悠然宁静的美。他注目的是泰山的碧霞元君、金刚经，山上的各色野菜，担山人的扁担等等，总之与他一贯追求的平淡柔和的境界相吻合。这种淡泊超然的人生态度如细流一样在他的散文中缓缓流淌，随处可见。
可是，说汪曾祺散文淡泊超然并不等于他的散文超然得无心世事，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世人的关怀。他的散文总是流动着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真诚。这种被内敛起来的情感使得他的散文别有一种温情脉脉的魅力。汪曾祺是关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在谈吃的文章中，不但谈吃文化还巧妙而中肯地向读者（特别是作家）提出要广泛地关注生活积累素材，又说“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表达对新生的文学应持辨证的观点，不能一刀切。他也呼吁保护自然环境的平衡，在畅谈自己对翠湖的昔日情怀时，建议在发展中注意还翠湖一个“明爽安静”的环境。汪曾祺也将这种爱心兼顾到了一枝一叶上。大自然的各种小生命如蝈蝈、蜻蜓、知了等等经常在他的笔下展现生机，对一株百年柳树，他写到：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爱抚之情历历可见。汪曾祺是站在一个内敛不张扬的情感角度上表达他对世间事物的关注，对生命的热爱的，故显得淡然超脱，但真挚的情感又是那样流溢着丝丝入扣的温馨。
自然旷达的思想
汪曾祺的这种情感的体现与他所接受的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他自称“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他特别推颂曾点式的儒家思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圻，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这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美的极致，汪曾祺如是咏叹。这反映在文学，就是对“适我性情”风格的推崇，对于简洁、潇洒的文风的追求，致力在文章中构建一个和谐的充满人性美的人文环境。他始终用一种充满温情的目光注视世界，以一种积极达观的态度去思考、去生活，他能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心安理得地在农科所读《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在被人不小心撞的嘴里的牙乱七八糟后还能不在乎的替人圆话。这种“安贫乐道和闲适态度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美德”。在继承传统的文化的同时他对现代化也是积极面对的，对其负面影响是警惕的。在《胡同文化》中，他用老庄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现代文明的发展，但又在现代化将人异化的层面提出了质疑，从而呼吁人的发展应符合自然发展规律，但不能强求，以致误入歧途，消失了本性的美好。汪曾祺的这种蕴涵着和谐、温暖、奋发思想的散文为现代人缔造了一个似秋水容纳百川的浩淼的思想空间。
汪曾祺散文流转生动的语言，真挚关怀的语言，自然旷达的思想共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似水空明淡泊，阔远生动的美好境界。
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汪曾祺八十年代重出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我想人们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吧！
吸取古典文学营养
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取得营养。汪曾祺的语言传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秘密就在其中。
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白得有一种风情。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文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
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
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也是白话，但有股文人气。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
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吧。
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
汪曾祺作品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复仇》）“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行云流水。“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榆树》）。看“驴打滚”，这叫小说吗？不叫。“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饭花》）。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小说吗？不叫。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着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葡萄月令》）散文《葡萄月令》更象是一首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如同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同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审美对象。四、 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受戒》、《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盎然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使人如读安徒生童话，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拔动万千心弦。《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
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善于写风景，时时也写些民俗。《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
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力于作品的语言。读汪曾祺的小说，仿佛是漫步春之原野，又如置身一片泱泱水气，神清气爽。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里，汪曾祺描绘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令人神往。为我们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活化石，提供了民间风俗那鲜活流动的精神实体。语言的美不管是华丽或朴实，是铺排或是简洁，它的魅力关键在于能否深深打动一个人的内心。就如同一个女子，长得令人惊艳固然是容易极具魅力的，却并不绝对，而眉目长得普通清爽，也可以抓住别人的眼和心，因为她的魅力并在一处，而在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之种种，这份魅力其实比前者更亲切和更令人喜欢，而且更持久。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者一型。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一些朴素很常见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生僻的字和词，但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句子，一经他组合，便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灵气，让人读起来可亲可感可敬可爱。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经她梳洗打扮以后，人还是那个人，衣裳还是那件衣裳，却有了一种风致，有了一种韵味，有了一种美。这种境界的确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佛门一句话叫作：高僧只说平常话。也就是说真正得道的高僧是不会动不动就给你搬高头讲章的，也不会动不动就给你背两句谁也听不懂的经卷来证明自己的深刻和与众不同，他只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先做简要回答
也有具体的能帮助你了解他的特点

特点是：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 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

——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详细的
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 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1）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
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
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
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4）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5）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
汪曾祺八十年代重出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我想人们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吧！
二、 吸取古典文学营养
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取得营养。汪曾祺的语言传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6）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秘密就在其中。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白得有一种风情。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
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文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也是白话，但有股文人气。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
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吧。
三、 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
汪曾祺作品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复仇》）“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行云流水。
“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榆树》）。看“驴打滚”，这叫小说吗？不叫。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饭花》）。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小说吗？不叫。
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7）
“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着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葡萄月令》）散文《葡萄月令》更象是一首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
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如同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同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审美对象。
四、 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受戒》、《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
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盎然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使人如读安徒生童话，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拔动万千心弦。《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
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善于写风景，时时也写些民俗。《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
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力于作品的语言。读汪曾祺的小说，仿佛是漫步春之原野，又如置身一片泱泱水气，神清气爽。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里，汪曾祺描绘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令人神往。为我们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活化石，提供了民间风俗那鲜活流动的精神实体。
语言的美不管是华丽或朴实，是铺排或是简洁，它的魅力关键在于能否深深打动一个人的内心。就如同一个女子，长得令人惊艳固然是容易极具魅力的，却并不绝对，而眉目长得普通清爽，也可以抓住别人的眼和心，因为她的魅力并在一处，而在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之种种，这份魅力其实比前者更亲切和更令人喜欢，而且更持久。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者一型。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一些朴素很常见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生僻的字和词，但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句子，一经他组合，便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灵气，让人读起来可亲可感可敬可爱。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经她梳洗打扮以后，人还是那个人，衣裳还是那件衣裳，却有了一种风致，有了一种韵味，有了一种美。这种境界的确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佛门一句话叫作：高僧只说平常话。也就是说真正得道的高僧是不会动不动就给你搬高头讲章的，也不会动不动就给你背两句谁也听不懂的经卷来证明自己的深刻和与众不同，他只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注释：
（1）（3）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2）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
（4）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46页。
（5）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21页。
（6）汪曾祺：《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
（7）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559页。
参考文献：
1．《汪曾祺传》陆建华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2．《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3、《汪曾祺散文选集》徐柏容、郑法清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2月
4、《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汪曾祺卷》汪曾祺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都曾获奖，一些作品还被翻译到国外。他还曾创作和改编了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如今，汪曾祺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作品，备受众多读者的真心喜爱，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可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汪曾祺散文的水韵之美
汪曾祺的散文创作内容大致可按“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间作小考证”○2来分，其中创作的背景多与他的故乡高邮有关，另外还有昆明和北京。在水气浩淼的高邮湖边长大的汪曾祺，耳濡目染之下，水不但不自觉成了他的一些创作背景，也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故乡高邮“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流着的水”○3流入他的散文当中，润泽了一片生机盎然的风物，洗涤了健康优美的人性，陶冶了积极和谐的审美追求。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审美趣味，首先让创作对象带上了作家的审美趣味色彩。出身乡绅世家的汪曾祺，自小生活无忧，常常带着孩童的烂漫，“东看看西看看”，在水乡人们的生活中闻嗅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在大自然的缤纷多彩中采撷清新淡雅的果实。在他的《花园》一文中，就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他那追寻自然接近自然，体味和谐的儿时情怀。在“花园”里，各类小昆虫悠然自得地生存着，各色鲜花素果生机盎然：“花天牛半天时间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金雀花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了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4在这简短而形象的描写中，作家笔下的生物似就鲜活地生活在一个弥着淡淡水气的夏日风光画境里。另外，作家也不经意地将这份水气带进“昆明的雨”中去渲染，连穿着绣花鞋的苗族小姑娘的一声吆喝：“卖杨梅——”似也“娇脆”地可以如水透澈绵长。在《我的家乡》中，汪曾祺更是大篇幅的围绕高邮湖的天光云影，水产名胜来展现故乡的旖旎风光和相思情怀。对水“不期然”的情有独钟，也在“不期然”中浸染了汪曾祺散文的语言、情感、思想，使它们悄悄散发出淡泊明秀的水气，缔造了汪曾祺散文的悠远空明的水韵。
一、流转生动的语言美
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是读者和作者心灵沟通的桥梁，没有它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无从谈起，汪曾祺尤其重视语言美，他对语言的见解也很精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求语言要气韵生动。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5在这里，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同时他也强调文章语言中流动的韵味，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6他的散文语言都有这样的韵味，在平和简约的语言里，或透出一种柔情，或低吟一分悲悯，或活泼着几许幽默机智，细细咀嚼，犹如“春初新韭”。如在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7
这段文字不长,却行云流水般,气韵流转,寥寥数笔,一个“怪”教授，跃然纸上。在这里，作者写出了金教授那“治学精深”的品质，同时也不无幽默地道出了金教授憨厚、朴实和有趣的性格，他是一个可敬又可爱的学者！湖南的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应该是对汪曾祺散文气韵生动的如水语言美的肯定。另外，这里的“平常”，讲的是汪曾祺散文语言的平民化特征。这种特征在汪曾祺谈吃食，谈花草虫鱼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汪曾祺是位活在人间烟火中的平凡享受者，他爱美食，爱忆旧，喜游历，所到之处，必开怀享受。他吃遍大江南北，如他谈在内蒙古吃羊贝子：
……羊贝子真是够嫩的,一刀切下去,会有血水滋出来.同去的编剧、导演，有的望而生畏，有的浅尝则止，鄙人则吃了个不亦乐乎。羊肉越嫩越好。蒙古人认为煮久了的羊肉不好消化，诚然诚然。我吃了一肚子半生的羊肉，太平无事……
在汪曾祺谈吃的散文里,我们看不到梁实秋“雅舍谈吃”那种全然文人式的典雅气质，他追求的是一种人间普通百姓式的人生乐趣，但这种乐趣的表现并不粗俗，它体现出了一种简明而畅快的淋漓感，透出一个普通百姓人的真实朴素的性灵。而如水般透明简朴的语言成就了汪曾祺散文的这一特色。
二、真情关怀的情感
汪曾祺散文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是淡泊、超然的。他在文中多次谈到这种态度：“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8又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平淡柔和人生理想。他“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作个潇洒文人”○9。即使是可以写出雄伟壮阔境界来的题材，在他的笔下，也呈现出小桥流水式的柔和的美。许多作家写泰山写草原，都会描出一片恢弘的辽阔的壮美气势，但在汪曾祺的笔下，则现出一种悠然宁静的美。他注目的是泰山的碧霞元君、金刚经，山上的各色野菜，担山人的扁担等等，总之与他一贯追求的平淡柔和的境界相吻合。这种淡泊超然的人生态度如细流一样在他的散文中缓缓流淌，随处可见。
可是，说汪曾祺散文淡泊超然并不等于他的散文超然得无心世事，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世人的关怀。他的散文总是流动着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真诚。这种被内敛起来的情感使得他的散文别有一种温情脉脉的魅力。汪曾祺是关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在谈吃的文章中，不但谈吃文化还巧妙而中肯地向读者（特别是作家）提出要广泛地关注生活积累素材，又说“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10，表达对新生的文学应持辨证的观点，不能一刀切。他也呼吁保护自然环境的平衡，在畅谈自己对翠湖的昔日情怀时，建议在发展中注意还翠湖一个“明爽安静”的环境。汪曾祺也将这种爱心兼顾到了一枝一叶上。大自然的各种小生命如蝈蝈、蜻蜓、知了等等经常在他的笔下展现生机，对一株百年柳树，他写到：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爱抚之情历历可见。汪曾祺是站在一个内敛不张扬的情感角度上表达他对世间事物的关注，对生命的热爱的，故显得淡然超脱，但真挚的情感又是那样流溢着丝丝入扣的温馨。
三、自然旷达的思想
汪曾祺的这种情感的体现与他所接受的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他自称“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他特别推颂曾点式的儒家思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圻，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这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美的极致，汪曾祺如是咏叹。这反映在文学，就是对“适我性情”风格的推崇，对于简洁、潇洒的文风的追求，致力在文章中构建一个和谐的充满人性美的人文环境。他始终用一种充满温情的目光注视世界，以一种积极达观的态度去思考、去生活，他能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心安理得地在农科所读《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在被人不小心撞的嘴里的牙乱七八糟后还能不在乎的替人圆话。这种“安贫乐道和闲适态度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美德”。在继承传统的文化的同时他对现代化也是积极面对的，对其负面影响是警惕的。在《胡同文化》中，他用老庄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现代文明的发展，但又在现代化将人异化的层面提出了质疑，从而呼吁人的发展应符合自然发展规律，但不能强求，以致误入歧途，消失了本性的美好。汪曾祺的这种蕴涵着和谐、温暖、奋发思想的散文为现代人缔造了一个似秋水容纳百川的浩淼的思想空间。
汪曾祺散文流转生动的语言，真挚关怀的语言，自然旷达的思想共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似水空明淡泊，阔远生动的美好境界

水的特性，给人留下一片小憩的地方。

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