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经常会做一个梦，明天就要高考了，课本却一点没看。梦断之际，惊惧莫名。原以为此梦唯我独有，不料微博分享后，竟引得一众同龄人大呼共鸣。可见高考对一个学子的影响有多么旷日持久。

　　1987年是我的“大考之年”。那个年代，如果说农家学子的心头有一盏明灭于彼岸的灯火，那高考就是泊于此岸、独一无二的小船。我之所以拼尽全力往前划，有个听来颇为“矫情”的缘由，我是想尽快逃离一种气味——稻秸腐烂泡于泥水散发的特殊气味。每年双抢，都不得不躬身于稻田的烂泥里，领受镰刀锯齿间弥散的这种气味。这一年我17岁，已是第八次参加双抢，我一边忍受着那股似乎命中闻定的气味，一边憧憬着它们的消散之日。毒辣的日头下，我看见心中的小船正向彼岸疾行。

　　离家三十里外龙河中学的一间教室，恰如小船启程的渡口。我对大学的一切美好想像，都是从这个渡口放飞的。

　　那是一座立于黄泥岗上的三开间小瓦房，屋顶千疮百孔，墙面斑驳，门窗破败。狭窄的空间挤着八十多人，每列课桌的间距只容一人侧身而行。印象中，似无一张课桌桌面平整，不少都是变形金刚，常在老师口沫横飞之际不识时机地发出吱呀声。南面的两扇窗略向外突，使得屋内状如“凹”字，窗下墙根处摆着一排煤油灯，有十几盏的样子吧。

　　晚十点，教室的电灯会准时熄灭。这些油灯也就随之粉墨登场。家境较好的同学，则花钱买来蜡烛。于是，每天晚上，教室里都有一场“烛光晚会”。油灯前，每张凝神于书本的脸庞都不啻一幅暖色的油画，对青春的诠释既直白，又深刻。

　　一小时之后，油灯会一盏盏陆续熄灭。

　　向南下一道长长的土坡，再拐过西边的一片杨树林，有一座同样三开间的低矮瓦房。那是我们的寝室。屋内设三排“通铺”，就是用砖头垒出半米高的垛儿、再搭上竹篱笆的那种。我们在篱笆上铺一层稻草，放上褥子。数十同学紧密团结，身手相依。虽偶尔有调皮者为领土主权挑些小事端，但总体上还是能和平相处的。今天看来，稻草床是返朴归真的原生态设施，可是，只有真正躺过那几排“通铺”，才会明白，寝室的真正主人其实不是我们，也不是常被喊打的老鼠，而是欣欣然昼夜游行的虱子。后来，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看到方鸿渐们住乡村旅馆被啃得体无完肤时，我感觉头顶和后背阵阵奇痒。

　　无数个深夜，我的油灯是教室里的最后一盏。凌晨时分，整座校园都沉浸于无尽的黑暗中，白天拥挤的教室会变得异常空阔，灯光把影子夸张地投向屋顶和四壁。听说，几年前，学校有个教工上吊，就在这间教室设的灵堂。教室北窗外的荒山上，则陈列着大大小小的坟茔。若不是全神贯注于书本，是斗不过内心的恐惧的。幸好，有一位同学时常与我作伴。一盏孤灯，就像我们头顶的神明。

　　那时候，尽管米饭加自备咸菜几是伙食的全部，但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只要不是暴风骤雨，天麻麻亮定会起床跑步，有时沿着附近三线厂的专用柏油路跑，常能迎面撞上冉冉升起的红日；有时则往杭北干渠的河埂跑，河畔的空气像是洗过的，水面上薄雾袅袅，童话似的，婉约得都不太真实。

　　那一年，我的字典里只有“读书”二字。记得全年的娱乐活动，便是去龙河镇看过两场电影。一是《东陵大盗》，讲孙殿英盗掘慈禧墓的事儿，因历史课本没提，看得一知半解，30年后，我特意上孔夫子旧书网去淘《东陵盗案汇编》，全缘于想起这部电影。另一场是《梦的衣裳》，已记不得具体情节，只知男女主角美到至极、爱到至深，内心深处似有一根隐形的弦被轻轻拔动。片头是一首十分动听的吉他弹唱，至今仍记得第一句是“我有一件梦的衣裳”。上大学后，我偶尔会抱着把吉他作态，多半是缘于这部电影的点拨。

　　1987年的双抢接近尾声时，我终于等来一件亲手裁剪的“梦的衣裳”。那间教室里，有20多人劈波斩浪抵达彼岸。听说，发榜那天，学校放了整夜的鞭炮。

　　一晃就是三十年。黄泥岗上的陋室早已坍塌。可那盏孤灯，仿佛仍从容地亮着。大学毕业那年，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双抢。从此，就再也没闻过泥水中稻秸腐烂的气味。但我怎么也无法忘记那气味，它似已渗进我的血管，有时，我甚至会为当年的那场逃离对它心生愧意。

　　三十年之后，渐渐懂得，此岸就是彼岸。与世界和解，当然会包括与一种气味和解。它不是生活的亏欠，而是成长的养料。

　　近来，关于高考的梦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