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人生最难熬的日子恐怕要数730年到735年这五年左右时间，也就是李白过三十岁后的五年时间，前一段时间是李白的成长阶段与壮游天下的时间，发奋读书、才华初显，以及远游结识孟浩然等友，与唐高宗时期大臣许圉师之孙女许氏结婚，经历了人生的主要的积累阶段。

而立之年后，李白正式追求功名。方法是干谒。也就是求见王公贵族和地方大臣，谋得仕途机会。李白没有通过科举的方式进入仕途，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李白的祖先有获罪经历，连累了他。还有一种便是李白更希望采取这种方式。后者或许更符合李白的性格气质。追慕管仲、诸葛亮等名相的李白，想必也希望直接得到明君或者贤人的赏识，如此更容易扬名天下。

与此同时，朝廷也兴推贤进士之风，读书人可向朝廷自荐，亦可由地方官员推荐。在729年，李白醉酒误撞李长史车马，借机道歉与干谒。他在《上安州李长史书》写道：“敢以近所为《春游救苦寺》诗一首十韵、石岩寺诗一首八韵、《上杨都尉》诗一首三十韵，辞旨狂野，贵露下情，轻干视听，幸乞详览。”可惜，李白接连碰壁。

《与韩荆州书》约作于734年，李白在襄阳（今属湖北）向韩荆州（即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自荐。相比于《上安州李长史书》，此文虽然也未能成功。但写得更为舒展，巧妙，豪气干云，因此被千古传诵。

开头便气势如虹，与众不同。其写道：“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古文观止》评论说：“欲赞韩荆州，却借天下谈士之言，排宕而出之，便与谀美者异。”

这韩荆州到底是谁？史料极少。《旧唐书·韩思复传》记载了一句话，“子朝宗，天宝初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市长）”；《新唐书·韩思复传》多了一句话，“朝宗喜识拔后进，尝荐崔宗之、严武于朝，当时士咸归重之”。但这句话被人怀疑是受了李白的影响。因为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写道：“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

不过，两者共同提到的崔宗之确有其人，为宰相崔日用之子，历任左司郎中、侍御史，在《新唐书·李白传》中与李白等被誉为“酒八仙人”，他与李白是朋友，李白有诗歌《月夜江行寄崔宗之》存世。其余房习祖、黎昕、许莹等三人，暂无史料记载。《新唐书·韩思复传》提及的严武（726年—765）年亦有其人，为名相中书侍郎严挺之之子，与韩朝宗（686－750）所处时代有一定交集，后来是杜甫的好友。但观察此崔宗之、严武此二人背景均为名门之后，加之韩朝宗也是名臣韩思复之后，对此二人的提拔是不是有权贵之间的裙带原因呢？

此外，就韩朝宗本人而言，史料只遗其在《全唐文》里一篇作品《谏作乞寒胡戏表》，看起来是一篇寻常的劝谏唐高宗的朝议短文。李白对韩朝宗十分期待，或许是因为崔宗之的缘故。但用“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样的句子或许有点过度吹捧韩荆州。类似的句子还有“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对此，毛主席的评价比较直接：“捧韩荆州就是要韩荆州给他做个官做。”

但是，如果把李白当成肉麻吹捧之人可能也不妥。李白在文章也表露出所谓的傲气或者说傲骨，如“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写的是李白期望韩荆州以礼对待他，但他的要求长揖而不跪拜。还期待韩荆州最好给他设宴接风洗尘，让他在宴会上高谈阔论，挥毫泼墨。并且夸口说即使给他出每日一万字的题目，他也可以很快写完。

此外，还用言语刺激韩荆州，说何必舍不得阶前的区区一尺之地接待他，阻止他大放异彩。言语之间，讨价还价。这可不是像要顺从追随的意思。《古文观止》评价说，“此段正写己愿识荆州，却绝不作一分寒乞态，殊觉豪气逼人。”

末尾这句话更显著，“若赐观刍荛，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不仅仅要求韩荆州为他提供纸墨和抄写人，还表示他加上韩荆州就能如宝剑、美玉与春秋时知名剑客薛烛和氏璧发明者卞和相得益彰，暗含没有他，韩荆州的人生价值也是残缺的。

所以，李白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捧高韩荆州，来换得他的利益。如果他直接说这些话，犹如开门见山，必定让韩荆州感到为难。两者地位的悬殊必然导致韩荆州对李白冷落。对韩荆州的溢美之词是事先的心理按摩。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大量的对韩荆州的干谒文中脱颖而出。

所谓“千里马”与“伯乐”，必然是相称的。当抬高伯乐之时，千里马自然可以进一步称赞自己的雄伟。李白自我介绍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他写的人生经历、成绩与才华便丝毫不逊于韩荆州。由此可见，李白是用了一定心思的。

类似“捧人”和“扬己”两不误的写作特点也体现在李白写于同一年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为得安州（今湖北省辖县级市安陆市）长史（刺史佐官）裴宽赏识，其文称：“故时节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将华轩”。同样大力夸赞安州裴长史名声远播，受全国人才追捧。

但李白也有本在文章末尾又潇洒说道：“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遂之长途，白既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相比于《与韩荆州书》，似乎因不断干谒受挫后情绪状态到了更加无法忍耐的地步。

这种受挫是当时读书人的常态。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在《别李义》一诗又有言：“愿子少干谒，蜀都足戎轩。误失将帅意，不如亲故恩。”而相比于李白，杜甫的干谒文要诚恳谦逊得多，如《进三大礼赋表》一五一十地写自己的年龄、性格特点，以及作品等，如同今天的面试文一般，略显沉闷。

据台湾学者毛汉光统计，唐代全部官员中，寒素所占的比重有三个高潮，即开国时期的29%，安史之乱时期的28.4%，及唐末天下大乱时期的29.5%。此外有数据显示，唐代可考的七十四位状元中，寒门出身的仅占五人，士族出身和当朝宰辅的亲属占据了绝大多数。

身处这样一个阶级十分固化的时代里，李白自然是知情的。虽然他干谒数年，尽管时有追捧权贵之嫌，但他也无一例外表达了如若不然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胆气和坦荡，如此开阔心胸令人佩服。这无疑也是李白在735年，成功以《大猎赋》博得唐玄宗赏识，并结识“知音”玉真公主和贺知章成功打入核心圈子的根本原因，如果李白不是这样的性情，何以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何以迥异于俗人？

到742年，李白登大唐之宫殿，入玄宗之室。“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新唐书·李白传》），743年“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新唐书·李白传》）。犹如仙人下凡游大唐皇室，备受尊荣，放肆不羁，其乐无穷，光焰万丈。直到厌倦这一切，挥袖而走，何等豪气，引人向往。

很大意义来说，李白的经历带有巨大的偶然性。更多时运不济的诗人们仍然只能无奈寻找“韩荆州”。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在1945年曾说：“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现在的韩荆州就是工农兵……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三人都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向工农民学习和要成绩，在当时有普遍的实践意义。但到了今天，我们的“韩荆州”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