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不是泰安街，没有阔叶树在墙外伸进来。也不是冬天，正是炎热的午后。

我的手里少了那个画箱，没有夹着油画，即使是面对那扇大门，也是全然陌生的。

看了一下手表，早到了两分钟。

要是这一回是看望别的朋友，大概早就嚷着跑进去了，守不守时又有什么重要呢!

只因看的人是他，一切都不同了。

就那么静静的站在门外的夕阳下，让一阵阵熟悉而又遥远的倦怠再次淹没了自己。

我按铃，有人客气的领我穿过庭院。

短短的路，一切寂静，好似永远没有尽头，而我，一步一步将自己踩回了少年。

那个少年的我，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我，竟然鲜明如故。什么时候才能挣脱她的阴影呢!

客厅里空无一人，有人送茶来，我轻轻道谢了，没有敢坐下去，只是背着门，看着壁上的书画。

就是这几秒钟的等待，在我都是惊惶。

但愿有人告诉我，顾福生出去了，忘了这一次的会晤，那么我便可以释然离去了。

门开了，我急速的转过身去。我的老师，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启蒙老师，正笑吟吟的站在我的面前。

我向他跨近了一步，微笑着伸出双手，就这一步，二十年的光阴飞逝，心中如电如幻如梦，流去的岁月了无痕迹，而我，跌进了时光的隧道里，又变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情怯依旧。

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我也失去了语言。

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亲母亲、放学时归来的姊弟，而这些人，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我，街上没有可走的路。

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动，便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

除了轮式冰鞋刺耳的声音之外，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将什么都锁进了心里，她不讲话。

初初休学的时候，被转入美国学校，被送去学插花，学钢琴，学国画，而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没有一件事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锁。

出门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闭的症结。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后来，我便不出门了。

回想起来，少年时代突然的病态自有它的原因，而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才惊天动地的将生命凝固成那个样子。这场代价，在经历过半生的忧患之后，想起来仍是心惊，那份刚烈啊，为的是什么?生命中本该欢乐不尽的七年，竟是付给了它。人生又有几个七年呢!

被送去跟顾福生老师学西画并不是父母对我另一次的尝试，而全然归于一场机缘。

记得是姊姊的朋友们来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对被请来的姊弟，叫做陈缤与陈骕，他们一群人在吃东西，我避在一个角落里。

陈骕突然说要画一场战争给大家看，一场骑兵队与印地安人的惨烈战役。于是他趴在地上开战了，活泼的笔下，战马倒地，白人中箭，红人嚎叫，篷车在大火里焚烧……我不挤上去看那张画，只等别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张弃在一旁的漫画，悄悄的看了个够。后来陈骕对我说，那只是他画着娱乐我们的东西而已，事实上他画油画。

陈骕的老师便是顾福生。

早年的“五月画会”稍稍关心艺术的人都是晓得的，那些画家们对我来说，是远天的繁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场画中的战役，而被介绍去做了“五月”的学生。

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电话中约好去见老师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寝食难安。

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要怎么办?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而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骇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

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静静的撕枕头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一旦对我开启时，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不要逃走吧!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我被有礼的请进了并没有人，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

那一段静静的等待，我亦是背着门的，背后纱门一响，不得不回首，看见后来改变了我一生的人。

那时的顾福生——唉——不要写他吧!有些人，对我，世上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

喊了一声“老师!”脸一红，低下了头。

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喜欢美术吗?以前有没有画过?为什么想学画……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的自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建议。

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童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身旁问我。

“一个石像。”

“还有呢?”

“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对着那张白纸和书架发愣。

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

“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后。

“不能!”连声音也弱了。

老师温和的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

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头，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变得更神经质了。面对老师，我的歉疚日日加深，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

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

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

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

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

“喜欢哪一张?”他问。

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示和感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

“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D·H·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

“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

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

《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

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

“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

“后来呢?”

“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

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

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个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影子?

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

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可及。

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

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招呼，她们上车走了。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

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

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

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的不肯脱下它。

那时，国外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送了家中一些礼物，另外一个包裹，说是送给邻近赵姊姊的一件衣服，请母亲转交。母亲当日忙碌，没有即刻送过去。

我偷开了那个口袋，一件淡绿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

这应该是我的，加上那双淡红的鞋，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

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别人的新衣，跑到画室去了。没有再碰到顾家的女儿，在我自以为最美丽的那一刻，没有人来跟我比较。

我当当心心的对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还是沾上了一块油彩。

潜回家后，我急急的脱下了它，眼看母亲在找那件衣服要给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么样也擦不掉那块沾上的明黄。

眼看是没有别的法子，我拿起剪刀来，像剪草坪似的将那一圈沾色的长毛给剪掉了，然后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亲拿起来便给赵姊姊送新衣去了。

当年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

《现代文学》作品的刊出，是顾福生和白先勇的帮助，不能算是投稿。

我又幻想了一个爱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试投《中央日报》，过不久，也刊了出来。没敢拿给老师看，那么样的年纪居然去写了一场恋爱，总是使人羞涩。

在家里，我跟大家一起吃饭，也会跟弟弟惊天动地的打架了。

可是我仍很少出门，每周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儿，我也是安全的。

老师自己是一个用功的画家，他不多说话，可是在他的画里，文学的语言表达得那么有力而深厚，那时候他为自己的个展忙碌，而我并不知道，个展之后他会有什么计划。

他的画展，我一趟一趟的跑去看，其中有两张，都是男性人体的，我喜欢得不得了，一张画名字已不记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脑海里。另一张，一个趴着的人，题为《月梦》。

没有能力买他的画，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卖品。

在去了无数次画展会场之后，下楼梯时碰到了老师，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讲。那时候，我学画第十个月了。

顾福生的个展之后，我们又恢复了上课。

我安然的跟着老师，以为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有一日，在别的同学已经散了，我也在收拾画具的时候，老师突然说：“再过十天我有远行，以后不能教你了!”什么，什么，他在说什么?

第一秒的反应就是闭住了自己，他再说什么要去巴黎的话，听上去好似遥远遥远的声音，我听不见。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对他笑了一笑。

“将你介绍给韩湘宁去学，他画得非常好，也肯收学生，要听话，我走了你去跟他，好吗?”

“不好!”我轻轻的答。

“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后天你来最后一次，我给你韩湘宁的地址和电话——”

那天老师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给我找车，我跟他说，还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

这长长的路，终于是一个人走了。

一盏盏亮起来的街灯的后面，什么都仍是朦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单单调调的回响在好似已经真空的宇宙里。那艘叫做什么“越南号”的大轮船，飘走了当年的我——那个居住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经视为珍宝的唯一的玫瑰。

他是这样远走的，受恩的人，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

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从两百里路外赶去的，订了旅馆，预备见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卷在皮大衣里发抖，我来来回回的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

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我知道，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

见了面说些什么?我的语言、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对她最看重的人，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

约定的时间过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霓虹灯兀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

那时候，在深夜里，雪，静静的飘落下来。

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

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们走出了房子，经过庭院，向大门外走去。

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的滑着。“这是八妹的孩子。”顾福生说。

望着那双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种温柔拂过，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给她一个微笑。

“画展时再见!”我向顾福生说。

“你的书——”

“没有写什么，还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车——”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黄昏，我走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上，热热暖暖的风吹拂过我的旧长裙，我没有喊车，慢慢的走了下去。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