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存着四张准考证，四张高考准考证。最早一张编号是（宜）064872，纸面有些泛黄，边角也有破损了。考试是在我走出校门不久的1977年12月9日进行的，得到考试信息是在前两个月，我想找几本课本来复习一下，可课本在哪儿呢？高中毕业了，可a2+b2和（a+b）2都分辨不清楚，拿什么来奉献给考场呢？上阵是有些仓促，当然，一起上阵的还有570万人，也许还不止这些，那是一个时代！考试后好在没有成绩通知单，但我的成绩通知单在我心里。

　　考试在县城中学进行的，进考场前，照例领导要在台上训话。这时队列里一阵窃窃私语，后面的同学推了我一下兴奋的说：“H?SO4是硫酸分子式！”我急忙把这个重要信息写在手心里，记在脑海里且一直到现在，好一阵窃喜，像多了一份把握似的。我不记得H?SO4是否派上了用场，在试卷上要把“AI和Fe”按金属活动强弱排序时我傻眼了。天啊，要是我能把这些既简单又复杂的试题从头到尾解答出来，任何代价我也愿意付出。

　　我要读书。我想到了一本书，一本高中最后一年同学们在学校路灯下冒险手抄的书《第二次握手》。女主人公医生叶玉菡半夜被一阵哭泣声惊醒，循声发现一个小女孩，询问得知女孩被教会医院美国医生买来关在一间小屋准备做医学试验，她冒死救了女孩，她培养女孩读书，女孩后来也做了医生。

　　我要读书，可校园已经没有了我的课桌（没有补习班），也没有了我的课本，但有我的老师，只要你愿意当学生。蹭课，就站在教室窗外，不懂就问，追到老师办公室，甚至老师家里，老师饭桌旁边。听说宜宾师专（李庄）附属高中班老师讲课不错，步行十里也去旁听，没有一个老师撵我们走。我不孤独，我们是一群人，我们在追赶逝去的青春时光。一本课本轮流看，人歇书不能歇。我再次走进了考场，沙滩上的楼阁注定经不住风吹雨打，又名落孙山。

　　村支书可能发现我是个人才，要我去村小做初中代职数学教师，月薪15元外加记200个工分，我欣然赴任，我想能走上神圣的讲台那就是文化人了。好景不长，村支书未来的儿媳妇也高中毕业了，自然得让贤，我的教师梦化为了泡影。好在没有放弃读书愿望，我一边做先生一边做学生，自学了四川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差不多做完了书里的练习题，有疑难就一如既往地请教母校老师，现在也记得对我帮助最大的生物老师薛天文。我要做一名有教籍的执鞭者，我再次走进考场，但又一次以8分之差掉榜。我不记得掉没掉眼泪，但在这张准考证上留下了几个幼稚的字：不到长城非好汉。

　　太阳照射到了八十年代，社会变革也在有序进行，市场经济的春风也吹进了校园。我把做老师挣的钱交了60元复读费，终于在久违的校园寻得半张属于我的书桌，和曾经是我学生的同学坐在了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把几年来积累的碎片化的知识梳理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果园，岁月蹉跎，少了些盲目，多了一分思考，少了些浮躁，多了一点沉静。

　　这第四张准考证把我送进了师范校园。在老师的书柜里，在图书馆，我读鲁迅，也读托尔斯泰，更多的读刘心武张贤亮和路遥，书里的谢慧敏好像就在我身边，高加林就是我，许灵均就是我家乡五七干校（后来的宜宾师专）那位和我一起放牛割草的右派小老头。当然没有忘记我的使命，也读乌申斯基的《人的教育对象》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虽然似懂非懂的。

　　师范是把我们作为小学老师来培养的，毕业分配来到屏山，不曾想我做了初中语文教师，再上讲台，以为自己苦读多年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不久，听了老教师陈能均一堂语文课，我的那点自信被击碎了。

　　看来命中注定我读书的脚步不能停，我再次边做先生边做学生，而立之年进修专科，不惑之时读完本科，我读专业书，也看杂书。我读《毛泽东传》，也看《蒋介石传》，思考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也翻阅李敖的《丑陋的中国人》，又从基辛格的《论中国》读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我拿出微薄的薪水前后十多年订阅了《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像一只蜜蜂，我不停的采集着花粉。

　　读书，我忘记了我是一个山区乡镇教师，即便身处沙漠也心怀绿洲，我和古人对话，和先知共同思考，也用郭敬明的视角和学生交流。我虽然最终也没有站在山巅疾呼，但我有了从村小讲台站到初中高中课堂的底蕴，从不照本宣科，我带领学生走进一片生机勃勃的百草园，自由的采撷，酿出他们自己的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