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小就有讳疾忌医的心理，一个本该早去做掉的手术，由于任性妄为，竟拖了整整三年。三年来，我一直心存侥幸，希望在某个清晨一觉醒来，心情大好，那个隐藏在鼻腔深处的囊肿，烟消云散，不见踪影，从此再无烦恼和恐惧。

　　可现实毕竟不是梦幻，既然病已附体，就如泥沙淤积，客观存在，不管如何回避拖延，它都无法争辩和否认。人吃五谷杂粮，也生百病，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这些年我对疾病的恐惧与日俱增，甚至多次与医生发生争执。当心态平和之后也有过短暂的反思，感觉自己的言行的确荒唐，惊风听雨的内心与远古的蔡桓公有某种共性，谁说我有病，谁就居心不良。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只是会有那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桑塔格的话有哲理的高度，很显然，大多数人体悟不到那一层。患者对于自身的疾病总会有一种难以表达的忧虑和恐惧，在医生眼里，对于我这种可以拖延三年的手术，那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手术，比从牙缝中剔除一根鱼刺还要简单轻巧。

　　进医院动刀子，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儿，在忌医者的心里显得比大山还要沉重。简陋的乡镇医院，我亲眼见过小手术酿成的大事故。由于麻醉不当，一名十岁的少年做小肠疝气手术时死在手术台上。这种医疗事故就像一场谋杀，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转眼成为一具僵尸。毫无征兆的意外让人难以接受，由此在我心里留下终生不能消除的阴影。凡是进入医院的病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康复，一种是死亡，站着出来与躺着出来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手术，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名词，我一直偏狭地理解，那是专给病人设置的词语，一辈子不会和自己发生交集。谁知2019年春节期间，一个拖了几年的小毛病，终于顶不住大鱼大肉的侍候，与我较起劲来。

　　囊肿像一枚青果，一夜之间就进入瓜熟蒂落的采摘期。成熟的浆果不愿悬挂枝头，这次的意外成熟看上去像是偶然，其实它是必然。平时滴酒不沾的我，那天破例连干了三杯。酒精含量高达56%的泸州老窖，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炙烤着体内每一个细胞。酒这种透明的液体像个双面间谍，心怀叵测，在我体内翻江倒海，在鼻腔内兴风作浪。潜伏的囊肿在酒精的怂恿下不再安静，像施用了激素，突然膨大，鼻腔往外隆起，左脸肿胀，整个五官完全变形。

　　一开始对于阵发性的胀疼我不予理睬，尽管妻子不断催促我入院就诊，但我拿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来对抗。谁知与疾病对抗其实是自我损伤的愚蠢之举，最终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持续升级的肿胀、发烧，让我无法安眠，几个晚上都是倚靠床头，没法落枕。只要躺下去，脸部就如绷紧的鼓皮，鼻腔内奇峰突起，胀痛难忍，后来连眼睛也很难睁开。反光的皮肤如充足的气球，找不到一点舒展的余地。一个细小的囊肿，让我陷入了寝食难安的境地，熬到第五天还是进了医院。我一连找了三家医院，之前两家都像商量好了，医生统一口径，没有半点商量余地，像我这种情况必须手术。其实第三家医院也一样需要手术，只不过态度温和的医生动用了缓兵之计，他说先观察两天吧！我正是被这句迷惑性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幻想两天之内会有变数，出现奇迹，免去挨刀之痛。

　　就这样最终选择了这家医院。

　　二

　　虽然我是以一个健康人的步伐走进医院的，但换上病号服，带上手腕标识，就成了货真价实的病人，出入须请假，每天要检查。

　　观察期过去之后，我终于醒悟，幻想与虚构是文艺的范畴，它不适合医院与疾病。医院只有僵硬的术语，特殊的叙述腔调，那种既定的运转轨迹，无法更改。称体重，量血压，测体温，问病史，这些琐碎的环节就如一场预谋，一步一步把我推向那个神秘的地方。第一天输液消炎，早中晚三次观察：体温、血压、心跳。第二天安排B超、X光、心电图、验血。决定手术的前一天，查出我有窦性心动过缓。我不知道问题是否严重，总之，我的心跳与别人不是一个频率，不管过快还是过缓，那都是疾病。护士笑我是运动员心跳，我没听懂她话里有话，后来医生决定输液一天，推迟手术。

　　早上查房，医生了解我平时对鼻子有哪些不良习惯。我告诉他，最不好的一点是喜欢挖鼻孔，特别是冬天，鼻子痒，挠来挠去，把鼻子挠得通红。医生叮嘱这个毛病一定得改掉，手术后更不能挠，挖鼻挠鼻会刺激患处，引起复发。医生临走时给了一本小册子，我拿起来翻了翻，对着一幅图片愣住了。那是一个没有鼻子的男人，野人一样露出两个幽深的空洞。我不敢再看，赶紧把小书扔到病床另一边。小时候在家乡见过一位没有鼻子的老人，那个年代的穷苦山村，没钱购买口罩，为了掩盖丑态，老人只好用麻线串住一块布片，吊在鼻子上，遮住两个乌黑的鼻孔。有一天狂风大作，吹走了老人脸上的布片，刚好放学我们与老人迎面相遇。山路狭窄，几乎是贴面而过，看到老人那个恐怖的模样，我们吓得哇哇大叫！老人提着沉重的包袱，双手不空，只能别过头去，无法用手遮掩，惊慌之下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老人不仅没有鼻子，而且还有严重的兔唇。漆黑的空洞，惨白的牙齿，鲜红的牙龈，那一刻就像鬼怪现身，比我还小的几个娃儿，忍不住大声尖叫。我看到无鼻老人浑身颤抖，孩子的尖叫对他造成了致命打击，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老人。我终于明白了人体的神奇，鼻子、嘴唇原来有如此重要的修饰功能，这是一个五官健全的人无法想象的。人身上没有多余的东西，连一根毛发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失去任何一个部位都是残缺不全的。我看到过切除乳房的女人，夏天包裹厚实的假胸，与她的脸色一样僵硬沉重。

　　突降的疾病总是出人意料，毫无征兆。没想到我和千里之外的妻舅会在医院相见。我们前后只隔十几个小时住进了同一家医院，而且还是通过同一个熟人介绍进院。他住在9楼外科，我住在7楼耳鼻喉科，我们的楼层都是单数，妻子在这两个楼层间奔波往来，传递各自的信息。妻舅做双腿静脉曲张手术，我做鼻腔囊肿切除手术。两人都属于小手术，在医院还能谈笑风生，不像重症患者，在昏迷状态中被推进手术室。所以在我们病房很少有前呼后拥的亲朋，只有独来独往的妻子。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我秘而不宣的情况下，手术第二天，三位感情甚笃、亦师亦友的老乡，竟然侦探一样出现在病房，并幽默地说我是被领导气歪了鼻子。突然而至的乡音乡情，山泉一样滋润着我，在乡音的抚慰中，疼痛竟然明显缓解。

　　妻舅比我早一天动手术，他在手术的前夜11点多给我打来电话，我已经入睡了，拿起手机才知道是他。妻舅告诉我，他被安排明早第一个手术。

　　安排第一个好啊！我几乎不假思索就说了出来。妻舅有点不解地问我：第一个怎么好啊？我说第一个做手术设备消毒好，二是医生休息了一晚上，大脑清晰，精神状态好，手术精准率最高。如果排到最后一个手术，医生过度疲劳，体力不支，容易心浮气躁，手术风险无形中增大。妻舅哦了一声，感觉有些道理。但后来他与我谈起这次手术，当时是想从我那儿获得一点安慰，他想把手术排到最一个，那样天亮睁开眼，他就没那么恐惧了。

　　手术前夜是最煎熬的一夜，夸张一点说，那一夜长于百年，一分一秒都在无限拉长。这样的夜晚总会让人胡思乱想，心生幻觉。近年来，因手术引发的医患纠纷多如牛毛，虽然做的是小手术，但小手术保不准酿成大差错。如腰椎间盘手术部位找错，直接致残；妇科手术把子宫壁捅破。更离奇的是黑龙江某妇科医院，将手术剪遗落在产妇腹内……每一个躺上手术台的患者，都要遭遇这样的风险，永远没有最后一个。这样的事件不说处在人心浮躁的当下，早在九十多年前，西医刚刚萌芽阶段就有这样的先例。1926年，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白丢腰子”（徐志摩语）的事件，让我看到了雪上的白霜。从此，梁先生只能依靠残存的坏肾维持虚弱的生命，直至亡故。夜晚的医院满脸苍白，如一座纸做的宫殿，散发着无处不在的惊恐。急诊室、抢救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太平间，这些独享其名的房间将生死置于一条直线。每一个房间都是跨越天堑的桥梁，桥下恶浪翻卷，一脚踏空就将灰飞烟灭。路过灯火通明的产房，一声婴儿的啼哭，让我想起西方的说法：每一个摇篮都是一个坟头。

　　三

　　天亮了，终于到了亲身体验的时候。妻舅的焦虑恐惧如一场传播迅疾的流感，已传递到我身上。上午10点，护工把轮椅推到了病房，我害怕轮椅，心里一急，竟然与护工吵了起来。我能正常行走，甚至可以奔跑，干吗要坐上轮椅？我极不配合，非要自己走进手术室不可。无奈我遇上了一根筋的人，恪尽职守的护工没有赵本山忽悠范伟的耐心，他坚持原则，以一种捍卫的姿态拦住我，不坐轮椅就休想出门。真好笑，我问他为什么。他又说不出所以然，只是反复声明，叫我不要难为他，他得来这份工作不容易！后来听说所有做手术的病人都必须坐上轮椅，这是医院的规矩，在这儿是不允许病人自由行走的。我虽然有飞奔的力气，但此时必须伪装成病态，手术需要这样的征服感。妻子在一旁嗔骂劝说：“到了医院病人是犟不过医生的！”

　　僵持了一会，最后我还是乖乖地坐上了轮椅。

　　手术室在12楼，护工见我上了轮椅，长长地松了口气，就如骑手驯服了烈马。他的身子立刻灵巧起来，推车的动作显得轻松熟练，在人缝中快速穿插，蛇形而去。我听到钢轮在屁股底下沙沙作响，前行右拐，转眼就滑进了专用电梯。电梯徐徐上升，望着不停跳动的楼层数字，我的心跳也开始加速。到达12楼时，电梯门吱的一声敞开，此时，我心脏猛然蹦了起来，感觉喉咙已被堵住。手术室门前围着一大堆人，从每一张脸上都能看到紧张和焦急。大家目视前方，盯着门旁墙壁上的电子显示屏，几号手术室，什么名字，在做什么手术，几点开始，一目了然。我突然想起了菜市场入口处的价目表，那流动的红色字幕在告诉顾客，活鱼、蔬菜、牛肉、排骨当天的价格。护工在手术室门前作了交接，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开一关的大门就如监狱一样神秘，身穿绿色手术服，头戴蓝色手术帽的医生，递过一本登记簿。我在上面确认签名后，像个囚犯，被全副武装的医生押向了密室。悠长的走廊像一条阴阳相隔的天河，每一步都让人心惊肉跳，我的小腿在轮椅上颤抖。进入此地，不是所有人都能全身而退，有人奋力浮水，游到彼岸，挣扎着再也没有回来。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回来，身后的亲人离我越来越远，迎面而来的医生、护士，面容恍惚、模糊不清。

　　到了这里才明白，金钱财富、地位名誉，那算个鸟，只有健康地活着才是最幸运的事情。没病没痛的人有可能粗茶淡饭，麻衣土布，但他们一生都不需要抵达这个地方。曾听人说，看一家医院的实力和大小，就看手术室的规模和配置。惨白的自动门整齐排列在两旁，匆匆而过，让人炫目。在这个狭窄的甬道里，我感受到了白色背后的恐怖。每一扇门的上端都有一个圆形的红色数字，它们从01开始排列，一直到20，走廊还没见到尽头，但轮椅在18号手术室停了下来。我心里咯噔一下，18可是个不祥的数字，让人联想到十八层地狱，念头一闪，满身都是鸡皮疙瘩。

　　刚才轮椅行进在寂静的走廊中，我听到左右两边的手术室传来奇怪的声响。那种叮当作响的声音让我想起了切割分块的屠宰场，屠夫们手握利刃，开胸剖腹。医生没有直接将我推进手术室，轮椅停放在18号门前，等待让我感受莫名的恐惧。过了一会门开了，那感觉就像进了剧院，帷幕徐徐收拢，露出完整的舞台，我即将走上这个舞台。

　　醒一醒，醒一醒，医生用手轻轻地拍着手术台上的人。细小的身子像在冬眠的虫子，轻轻蠕动，醒了。这时我才看清，原来手术台上是个小女孩，六七岁的样子。从麻醉中醒来的孩子不知身在何处，她睁开眼睛，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这样的陌生地方，而且身边没有朝夕相处的妈妈，也没其他熟悉的亲人。小女孩着急起来，双腿猛然一阵乱蹬，手在床沿边不停抓挠。开始是几声尖叫，接着号啕大哭……

　　已近天命之年的我，平时见过太多的哭泣，在印象中大人的哭泣显得复杂，伪装者会在哭声里掺杂使假，带进表演的成分。而小孩的哭泣是那样明朗直率，在尖锐洪亮的哭声里，大多数传递的是一些小痛苦和小忧伤。而此时，手术台上的这个孩子，超大的眼睛，白多黑少，上下翻动时犹如漫天云水，我突然间想起叙利亚难民群中的儿童。我从未见过一个孩子如此悲伤绝望的哭泣。刚做完手术的人就像蛋壳中孵出的小鸡，身体脆弱，不能有任何碰撞，可是小女孩在手术台上不停翻滚，剧烈挣扎，刀口极容易撕裂。看到如此闹腾的场面，我真的为这个病孩担忧。几名医生手忙脚乱地上前呵护，可是惊吓过后的孩子犹如一条出水的鱼，不停蹦跳。医生只好按住她的头，抱住她的手，固定她的脚，像抓住一头受伤的小兽，把她搬到活动床上，然后哗啦啦地推着滑床往前奔跑。听着撕心裂肺的哭号声随急救床渐渐远去，那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鼻子一酸，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当时真想飞奔而去，以闪电的速度把孩子带出恐惧之门，让她一头扑进妈妈温暖的怀抱……望着空落落的走廊，我愣在那儿，直至医生大声呵斥，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早已离开轮椅，穿着袜子跑向了走廊前方。低头看看双脚，终于记起自己是一个即将手术的病人。出发前，护工把我的鞋子脱落在病房，现在我懂了，凡是上手术台的病人必须轻装上阵，放下牵挂，如赤条条的婴儿一样，迎接一场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