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礼，有三个层面：

一、礼是自然法

孔颖达《礼记正义》说，“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这里的礼，乃是指永恒、普世的天道，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即自然法。

礼是体现自然法的规则体系。

《白虎通·情性》说：“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从规则体系的角度，这里礼又可以分为两类：

1、礼法。

礼法，在中国封建制时代，礼法有着广泛的约束力，不仅庶民，而且君主，均在礼法的约束之内，君若不君，诸侯可发兵征伐，以武力恢复礼的秩序，所谓“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是也。君臣关系也是礼法关系，即使贵为君主，若违背礼法，臣可以提起诉讼，可以自行解除君臣关系。显然礼治更接近现代法治之精义。

2、礼俗

礼，又是礼俗，即习惯法、社会自发秩序。礼不是君王所立，而是来自传统、习俗，来自对人情常理的承认，来自圣贤对自然法的发现。英国政治学家埃德蒙·柏克说，“如果民间社会是习俗惯例的产物，那么习俗惯例便是它的法律。”如果你承认他说出了法治的精义，那么你应知道儒家也这么说过——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说：“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犹政事之必因风俗也。”此语可与柏克的话互为参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合宜的法律，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发现”出来的。用儒家的话来说，这叫做“因俗制礼”、“则天垂法”，即从习惯法与自然法中发现人间法;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叫做“法律先于立法”。这是涵义非常深刻的宪政学命题，其要旨在于，它宣告了即使是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国王，也不能成为专断、全能的立法者。而法家的“人主为法于上”主张，则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君主专制的来临。

三、礼为礼仪

作为天道、天理、自然法的礼是看不见的，作为规划体系的礼也是半可见半不可见的，礼还需要有一套完全可见的仪式来体现、来表达、来强化，这套仪式就是礼仪。

儒家的礼仪是无所不包的，用《曲礼》中的话来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附：何谓“君臣之礼”

我们以“君臣之礼”为例，来看看儒家主张的君臣关系：

儒家认为“君臣以义合”。这是儒家的理。这个“理”需要有一套体制(即规则体系)来保障，历代儒家政治发展出来的“共治”体制，就是制度层面的礼，包括宰相的副署权等。但仅此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礼仪来表达，比如拜相的礼仪，比如从前臣拜君，君要还拜，宰相的尊贵地位是通过这些礼仪表现出来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传统君主专制的强化，也可以从君相的礼仪变化看出来。——常识礼仪篇

儒家“礼乐”观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思想，儒家的学者为其忙碌一生，就是为了“礼乐制度”的实现，使国家兴盛繁荣、长治久安。“礼乐”制度中的“礼”指制约人的行为规范，在礼的制约下人们应该考虑能不能、应不应该这么做，而“乐”指音乐，起到培养人的情感、调和人的性情的作用。两者都起到教化作用，而“礼”与制度相通，起到外在的制约，“乐”与情感相通，起到内在的感化。在当今物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乐”思想的内在感化能力对当今社会人们有着重要作用。

恭，谦，让.

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独有文化体系，后经孔子和孟子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建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从而得以传承发展至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
“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创造了人类的辉煌。虽然现代工商业科技文明过分重视物质利益，使得传统的“礼乐文化”受到商业世俗文化的冲击，已失去古典纯朴的的本质精神。但是，传统的“礼乐文化”在今天还是能起到提升人类道德，使人们达到自我完善的作用。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上面是baidu的介绍！

我个人认为儒家重礼治！后面的墨家思想中，墨家的创世人翟早年学儒家思想，后来认为儒家思想的礼太过于繁琐，便弃儒！

下面说一下法家：

引用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

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上面对法家的思想算是一个总体概括，思想体系为以法治国！

接着应该是兵家：

引用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学的管理观点，它既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管理决策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把战争主观指导，即主体的决策、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理素质（所谓的“将能 ”、“将才”）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

关于计谋（战略）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内容最丰富方面，它所揭示的许多带有规律性的原则，是至今仍必须遵守的。许多名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先计后战”，“远交近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 以众击寡 ”，“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兵贵其和，和则一心”，“三军一人，胜”，“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密察敌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等等。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理的理论，不仅基本精神一致在语言上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兵家的主要思想应该是诡辩！

接着说说道家：

引用

在中国，儒道经常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儒家主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条件允许便积极奋斗，遇到阻力，便拐个弯走，退居山林。所以，道家的“避世”、“无为”，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柔韧一面，可以说对儒家思想是个补充。

引用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 ，认为天道无为 ，道法自然 ，据此提出无为而治 、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

古代道家的政治思想比儒家还要庞杂。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庄子逃避政治，并且是无君论的宗师；杨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黄老道家在继承老子“无为而治”的同时，又杂糅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法家的权术；魏晋时期的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此后，道家对政治的看法转化为道教的政治思想，我对此不熟悉，故略之。

西方政治学中有这样的观点：“政府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老子的无为而治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也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老子的无为是对专制政府的告诫，而西方的那些思想都是从自由民主的理念而来。老子的“小国寡民”说的是古代社会自然村落的状态，不过却和现代社会的自治理想有许多相似之处。

庄子逃避政治的思想使人们认为整个道家都是主张逃避主义的。事实上，庄子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可以说是古代无君论的师。这种思想中经阮籍、鲍敬言、《无能子》、邓牧等，成了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宝贵资源。

杨朱被人们看成了一毛不拨自私自利的典型，但他们的自私是建立在不损害别人利益之上的自私，这对中国的集体本位思想是大胆的反叛。颇有点现代“经济人”的形象，如果他们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那就是先秦版的“帕累托最优”。

人们对道家还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权谋的代表，其实权谋虽然和道家思想有关，一开始却是法家的专利。后来黄老道家将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人主南面之术。不过黄老道家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扬光大，主张清静自定，汉唐盛世以及宋代的繁荣都与黄

老道家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时期，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这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美国马丁路德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运动有显著的区别；至于魏晋玄学不过是统治者横征暴敛得过且过的遮羞布，留下了空谈误国的说法。

接着说说墨家吧：

引用

儒家讲以德治国，崇尚模范作用；墨家走极权主义治国道路，崇尚服从上级（尚同）。（“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这话大家恐怕很熟悉 ，就是来自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创说，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和科学流派。墨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墨子名翟，生卒年不详。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也有人考证说墨子大约出生在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年)左右。

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国的大夫。《吕氏春秋·当染》则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文章相传他原为宋国人，但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可能属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鲁班还要高明，曾经在楚惠王面前与鲁班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结果斗败了鲁班。

相传墨子初学于儒术，但由于不满儒术所提倡的繁琐的“礼”，学习大禹刻苦简朴的精神，因而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墨子的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派是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派。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

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要求非常严格。这些人能够吃苦耐劳，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过着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

墨子的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相传他曾阻止强大的楚国进攻弱小的宋国，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后来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 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

墨家学派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的利益。墨子的学说，如“天志、明思”等仍脱离不了殷周的传统思想，但赋以了“非命、兼爱”的内容，以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的思想。墨子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他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

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他提出“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他意识到了劳动人类生活的基础，提出强调重视生产和“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主张。在政治上，他主张改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提倡“必使饥者得食，9*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并且提出“尚贤”和“尚同”的

观点，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对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墨子有较深的研究，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并且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艰苦实践、服从纪律”，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墨学在先秦时期曾为一时之“显学”，可是到了汉代就衰落不显了。但是，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中国的民间社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墨家精神的真传。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学和道学。

你看费孝通的书，他就说过其实中国不是人治，是礼治。人治是不可能的，任何社会都会有有一套制度来运行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只依靠自己一个人的想法就能为所欲为，中国古代社会其实是礼治社会，礼比法要重要。
道家也不是民治，它是讲究无为而治。道家之所以讲究无为而治，据吕思勉老先生的看法，因为道家创立的于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去古不远，而中国最远古时代，历史课本也说过，原始社会，公有制，所有成员共同决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领袖是被共推出来最有威望的人，他只要按照部落成员的共同决定而行即可。道家依照此等背景，因此提出仿照古代圣贤无为而治。因为整个社会本身就是好的，并不需要特别的改变，领袖只要遵从即可。其实儒家思想也是在此背景上产生的，儒家一直强调要修身。儒家思想很多都是对个人品德的要求，其实原本它所对的对象也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主要对于君主。儒家也是看到了古代圣贤治理社会的先例，比如尧舜禹，他们都是品德高尚的人，他们也都是名垂千古的“圣君”，因此儒家提出修身，当统治者自己品德高尚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容易治理好。

民治也是人治。
道家提倡的是无为而治。
儒家孟子提倡民治。

还有法家的思想呢！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管仲、子产、申不害、商鞅

老子一脉发展出了法家，所以他们是主张严刑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