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活着的时候，我经常梦见他死了，而他死了，我又经常梦见他还活着。

　　那天夜里，他抽着烟袋对我说，我要去本溪了，你要不要跟我去。我说你去干嘛，他说，去找我哥。

　　新中国初期，他哥逃荒去了东北，不知道是什么机缘巧合，成了本溪钢厂的书记，风光得很，以至于整个村子都知道他在东北当了大官。然而他母亲去世时，正赶上全中国大炼钢铁，本溪作为钢城，首当其冲，所以没有回来奔丧，便成了全村人口中的不孝之子。

　　我说，你哥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你去本溪找不到他的，他两个儿子，一个移民德国，一个移民日本，都已经不在本溪了。他耳背，我声音很大。他说，没事，我也死了，我才突然意识到他也已经死了。

　　我总是在这样的梦里惊醒，生怕我和他在同一个世界，怕我也死了。在无数个奇奇怪怪的梦里，他和我对话，说着他生前还没来得及说的话。他死的太仓促，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说，也没人愿意听他说话。

　　他死前没有任何征兆，以至于我们家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那段时间父亲已经搬到新建的楼房，爷爷还在老村子里的旧屋舍，周围都是拆掉的断壁残垣，上面爬满了南瓜藤，还有几个和他一样没有资格住上楼房的老人，和几只没法搬到楼上的鸡。

　　父亲说，那天他去爷爷家，打开堂屋的门就觉得不妙，因为爷爷喜欢起早，总是先生上炉子，烧些白水，沏杯茶，但那天屋子是冷的，没有一丝温度。

　　父亲走进里屋，发现爷爷正坐在床边，胳膊撑在床边的青灰色老式写字台上，以为他在坐着写东西，爷爷喜欢写字，也写得一手好字。父亲咳了一声，他没有应，又叫了一声，还是没有应。父亲走过去，碰了他的手臂，发现人已经凉了，应该是走了一段时间了，至于是什么时候，不得知晓，可能是前半夜没有睡，一直坐着，也可能是后半夜起夜，又坐在床边，直到死去。

　　爷爷是村子里“劝死人”，他的死在村子里是大事。以前的白事都是他张罗，那些半死不活的人，他总是劝他们死去，自己受罪罢了，不要累赘家人，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会劝他们安心的离去，不要再活过来，吓着家人。

　　至于爷爷是怎么成为管白事的人，我不得而知，在我看来，应该是他在村子里有一定的影响力，掌握一村人生死大事的人，必须有一定的本事。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高中生，那时候的高中比现在博士都要金贵的多，但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没有读成大学，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我爸总是说他没有出息，一个堂堂新中国同龄的高中生，只在村子里当了管白事的，这成了父亲看不起他的借口。以至于，我从没有从父亲口里听见过父亲这个词汇，对于他，父亲是个陌生的词汇，直到有了我。

　　爷爷有很多同学，都做了县里的大官，县委副书记，市委秘书，办事处主任之类的，不是因为他们比我爷爷优秀，而是他们成分好，贫下中农，就有了先天的优势。而爷爷祖上是地主出身，不仅失去读大学的资格，更是影响了仕途。

　　爷爷曾经救济过那些家庭比较差得同学，所以那些当了大官的同学经常来看他。我喜欢那些他同学来访的日子，一般都是初夏，知了还没有叫得那么嚣张，天气也没有那么热，院子里还没有成群的苍蝇。他们坐着汽车来看望爷爷，起初是桑塔纳和老红旗，后来帕萨特和奥迪。

　　我们家门外围满了人，都想瞧一瞧，我们家来了什么金贵的客人。我当然洋洋得意，每次都会趾高气昂，因为我吃到他们吃不到的大白兔奶糖，甚至还拍了拍立得，相机一按，照片就直接钻了出来，我那时候觉得很神奇，拿着照片到处显摆。

　　每次过后，父亲都说，同样是高中毕业，你瞧瞧人家，都混得有模有样，再看看你爷爷，管白事了，最大的职务——党小组长。但是对于他来说，作为地主家的孩子，能入党已经是付出了几十斤猪肉的代价，这些猪肉也不是小数目，因为虽然家里被定性为地主，但早已被抄家，生活也拮据得很。爷爷给我说，当官有当官的命，为民有为民的运，命运这个问题，谁也左右不了。

　　大约到爷爷六十岁的时候，他的那些同学就再也没有来过，每个夏天的期待就少了一半。开始传来的消息是市委秘书得了富贵病，还没退休就病故了，后来办事处主任因为安全事故，审查期间自杀了，县委副书记倒是高升了，去了隔壁县当了一把手，但没过几年就因为贪腐做了牢，死在了监狱里。到头来，他们都没有活过我爷爷。

　　爷爷说人有三个槛，六十一，七十三，八十四，活过八十四就能活到百岁，挡不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概率统计做支持，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听到这些数字，也许，他见的生死多了，也就总结出一些规律。

　　父亲是爷爷的大儿子，他似乎和爷爷有隔阂，从不说长话。父亲憋了一股劲，从一个民办教师，一步一步努力，四十岁成了学区校长，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父亲也没有读大学，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实行推荐制，当然因为成分的问题，父亲也错失了读大学的机会。两代人因为同一个原因，一个地主的标签，失去了自己的梦想，这也进一步加大了父亲对爷爷的隔阂。

　　父亲没有向命运低头，六岁的时候，他母亲上吊自杀了，但他从来没有停留半步，支持他的动力就是不想像爷爷那样活的窝囊。

　　父亲当了校长，家里赞了一些钱，就决定在城里买学校集资建的楼房。十岁那年，我离开了村子，搬到了城里的楼房，再也没有长久的回来住过。

　　之后的十几年，只有寒暑假我才回来停留，但也从不过夜，因为我嫌爷爷家里脏乱。而后我考上大学，远走他乡，回家看他的次数更是寥寥无几，故乡成了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直到接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才又记起了他，那时我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工作和家庭的压力，让我一个在陌生城市打拼的游子，丝毫不敢懈怠。

　　电话是父亲打来了，他说，你收拾一下行李，赶快回来，命令一样的语气。父亲从没有这样说过话，我已经听出的蹊跷，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爷爷死了。我没有听出任何感情，多年来，父亲和爷爷很少说话，一切都是母亲照应着爷爷。

　　前几年，爷爷得了带状疱疹，带着脓血的疱疹长满了腰，起先母亲去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医生说过敏，抹点药就好了，没想到越来越严重，母亲坚持给爷爷抹药，但没有效果，父亲很少关心，也不过问。

　　4

　　那时候我赶巧回家，看到爷爷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疱疹带着撕破的结痂，爬满的腰背。带着他去了县里的医院，医生也被这种情况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蛇斑疮”。

　　俗话说“蛇斑疮”缠了腰，便救不回来了。那些日子，他瘦骨嶙峋，颧骨高耸，双眼凹陷，八十多岁的他，佝偻在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上，沉默不语。

　　以前，他最喜欢给我说话，也只有我喜欢听他说话，他的故事里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力，深深吸引着我，成为我现在写作的素材，之前的《劝死与催生》，就是以他的故事原型创作的。除此之外，他还带我去参加各种白事，当然不是让我继承他的职业，而是白事上有各种美味佳肴，爷爷把我带到厨房里，他们在外面哭，我在里面吃。

　　我说，爷爷，你说句话。他说，谢谢小飞带我来医院。听了这句话，我突然想哭。一句感谢，让我们距离变得遥远，那个疼爱我的爷爷，突然消失了，连轮廓都变得模糊不清。

　　他弯曲着身子，躺在那里，身体伸不直，也从来没有伸直过。大跃进时期，他腹部两侧，各有三根肋骨被底盘车撞断了，贴着肝脏、胆囊，脾胃插了进去，与死亡差之毫厘。他没有接受治疗，补了几个公分，休息了一个月，又回去干活了。然而，缺少肋骨的支撑，常年的弯腰，让脊柱变形，从那之后，三十多岁的他，再也没有笔直的站立过，就像他的后半生。

　　晚上，我在医院里守着，夜晚里似乎看见了死亡的巨大阴影在迫近，笼罩了整个病房。但还有一种顽强的气质也在这衰老的躯体上展现出来，那是苦难命运塑造出的乐观，也是见惯生死的豁达。它告诉我们，眼前的这个人不会轻易屈服，哪怕是对于死亡。

　　几周之后，爷爷终于熬了过去，他出院时，我已经走了，我打电话给母亲，时不时询问他的情况，母亲总是报喜不报忧，说没事了，你放心吧。但我知道带状疱疹的后遗症有多么可怕，我一个医生同学说，这种病的后遗症，就像有一万只蚂蚁再咬你的神经，但你却看不见它们，很多人坚持不下去，都选择自杀。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这三年的，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每天有一万只蚂蚁在啃食他的身体，他甚至从来不给父亲说，他有多么得难受，有多么疼，需要儿子的一个安慰，只是向母亲讨要一些止疼药。他还种过罂粟，或许在难以煎熬的日子里，派上过用场。

　　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劝说自己勇敢的面对死亡，就像他说服的每一个人一样，留在这世上只有无尽的痛苦，离开这个世界只是一个瞬间，他死的时候就像一个雕像，像佛教里的罗汉，基督教里的圣人。他坐在床沿上，把痛苦永远的定格在那一刻，而他却自由了，去了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

　　我坐在回家的绿皮车上，穿越了整个山东，从潮湿的太平洋沿海城市，一直走到干燥的泰山山脉，每一次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都让我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它随着一路的过往，变成了沿途的风景，和人生的回忆。

　　我知道，那个叫家乡的地方，永远回不去了。那个我称呼他爷爷的人，永远却永远住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