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数目之多是空前绝后的。有记载的农民起义中，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宋朝可以说是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产生、发展直至灭亡。农民起义”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一伙。”由于具有相对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宋初为巩固中央集权采取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是宋代土地兼并大兴的直接原因；宋代中后期土地兼并的发展已对宋政府形成一定的威胁，于是不得不采取种种‘摧制兼并‘的举措，但是由于土地交易的频繁急剧及其官僚豪族的阻挠，这些改革终究都以失败而告终.

　　土地作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形态。围绕土地的所有制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又反过来维护土地的所有制形式。而土地只所以能够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在于它边际生产力高于其他生产资料的边际生产力。历代封建王朝在完成朝代更替的时候，大多用暴力的形式，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土地大量荒芜。待到修养生息到了一定的时期，人口繁衍加剧，了土地的重要性又一次突显出来。因为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大于其他生产资料的边际生产力，土地也就越来越值钱，占有的土地越多，也就意味着财富越多。对财富的追求导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加上封建王朝对土地产出的剥削越来越重，终于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新的一伦改朝换代又开始了。这样的事情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治乱的重要原因，对土地产出的追求也就使封建王朝不可能跳出治乱更迭的怪圈。

　　宋代的时候，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代中后期全国的财政收入中，取自商业、手工业的收入基本和取自土地的赋税基本相当，事实上已经基本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基础条件。但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思想意识的上层建筑却在顽固的阻挠着新生事物，几千年封建社会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腐朽思想还顽固的残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王伦：宋末农民起义发动者。
　　北宋
　　(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但由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北宋与以后的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并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因赵匡胤所领的归德军驻在宋州，所以建国号为宋，定都于开封。史称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俶，平定北汉。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界。
　　在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曾把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自宋太宗赵光义起，北宋曾多次与辽交战，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直至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国北方才有了少许安宁，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
　　在宋朝建立之初，为使宋王朝能长治久安，而不致成为继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宋太祖赵匡胤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大力实施「强干弱枝」政策。
　　为防止武将专政篡弑重演，太祖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对军队的控制，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提倡文人典军，严禁武人干政。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另外，宋沿袭唐制，又大力削弱宰相(中书令)实权，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朝历代。为消除藩镇割据的局面，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在科举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试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最终的考核。这样一来，北宋王朝的官僚阶级队伍得到了壮大，从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巩固了政权。
　　北宋的「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虽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权力，使宋朝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宋朝国祚延长，但却造成宋代的国力积贫积弱，使财政拮据、地方权宪过小、军队战斗力削弱、外患深重等消极后果。北宋的外敌主要有辽国(其前身即契丹)、西夏和金国。尽管宋室耗费大量银、绢向它们缴纳岁币，始终改变不了被动挨打的状态。最后亡于外敌之手。
　　北宋虽然外患深重、积贫积弱，但在内治方面，却是非常成功的，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之强，人才之盛较之汉唐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初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户籍上有41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远超唐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都市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而宋都开封更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
　　开封在北宋时又称东京(东都或汴京)。据记载，东京的手工、商业多达一百六十行，沿街店铺林立；闹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通宵不绝。在京都市场上，各地货物琳琅满目，甚至日本、朝鲜、阿拉伯等国的商品亦有买卖。而北宋为了应付贸易及商业发展的需要，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社会经济的发达，由此亦可见一斑。宋人孟元老曾撰《东京梦华录》，详尽描写宋东京的繁华，当时开封城中有闹市、有酒楼、有茶馆、有妓院，城中夜市至三更方尽，五更时分又再燃灯开张，夜以继日，人烟不断，可谓「不夜城」。此外，画家张择端还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通过描绘汴京的风物，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上河是宋时民间对清明祭祖坟之谓，意同「上冢」。该画描绘出清明时节东京东角子门内外及汴河两岸的繁荣热闹景象，但见桥上车水马龙，商贩云集，行人络绎不绝，表现出当时中国第一都会的繁荣兴盛。
　　在史学和文学方面，北宋有着极高的成就。其间名人辈出。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史学方面，北宋欧阳修等编纂《新唐书》，对唐史的保存，有很大的贡献。而司马光主编的钜着《资治通鉴》，更是编年史的典范。《资治通鉴》自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始修，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成书，前后历时十九年。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曾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王朝的兴衰、政治的得失记载下来，为后代帝王统治提供了重要借鉴，它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力至今不衰。除史学之外，北宋的文学发展，也在中国文坛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宋词」，更是唐诗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另一座丰碑。北宋的词人辈出，如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等等。柳永、周邦彦的词以绮艳著称，而豪放派的苏轼则最为后世所熟识。北宋在散文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中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唐宋古文八大家」。在北宋文学家的努力下，使自唐代韩愈以来的古文运动取得进一步的成功，当中有许多作品传颂至今。在散文、诗、词等文学形式发展的同时，话本和戏曲这类民间说唱文学也蓬勃发展，并为元代戏曲和明代小说的兴盛，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由此可见，北宋的文学成就，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
　　宋代也是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北宋由于一建国即推行「强干弱枝」政策，到了中期便造成积贫积弱局面：对外软弱无能，屡受外敌进侵；对内吏治败坏，冗官冗吏充斥。有识之士深以为忧，遂生改革弊政之议，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但两次变法维新却屡遭保守朝臣及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而告终。北宋逐步走向衰亡。
　　宋徽宗在位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时期。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农民起义影响最大。以山东梁山泊为据点的宋江农民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北部一带，并屡次打败官军。最后宋江等被朝廷招安，宋徽宗因素爱奇石玩好，时常在民间搜刮珍宝，并用大船运回京，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许多百姓因而家破人亡，东南地区的杭州一带受害尤烈，终于激起以方腊为首的民变。朝廷不断派重兵镇压，均未成功。后来改派被招安的宋江队伍参与围剿，才于宣和三年(1121年)消灭起义军，方腊被俘并于同年八月被处死。宋末农民起义虽然都归于失败，但却大大地动摇了宋室的统治。
　　与此同时，北方女真族所建的金国崛起。宋室为了收复燕、云诸州，便联金灭辽，但其虚弱也为金国所洞悉。就在灭辽的同一年，即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兵分兵两路大举南下侵宋。东路大军由斡不离指挥，西路则由粘罕指挥，共同进攻太原。此时，宋朝的局面已经大乱，徽宗迫不得已将皇位让于太子赵恒，是为宋钦宗。寄希望于能改善局面，抗拒金兵，以扭转不利局势。此时，金兵已到达黄河岸边，直迫宋都开封，宋徽宗逃至金陵（今南京）。北宋军队在丞相李纲的指挥下，击退了金军，暂时制止了金国的南侵，但由于徽、钦二帝的无能，一心想和金国求和。他们先后答应割地赔款给金国，又罢免了李纲等忠臣，使得金兵更加肆无忌惮。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陷汴京。靖康二年(1127年)春，金废宋帝为庶人，立宋臣张邦昌为皇帝，国号楚。至此，北宋王朝宣告灭亡。其间共历七世九帝，享国一百六十八年。

　　为什么北宋军队打不过西夏 辽国却能镇压住每一次农民起义？
　　主要是农名起义者的环境不容乐观。
　　众所周知北宋有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这种情况不一定一无是处。最明显的一点是庞大的官僚体系，有宋一朝，贿官现象很严重即政府对官僚过于优待，俸禄和待遇不合理拔高。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统治的结构很结实，从内部损坏比较困难。
　　其次，北宋经济发展比较好，民间比较富裕。真正造反的人（趁火打劫的土匪不算）往往是最底层，最受压迫的人，但是这种人对统治结构最没有危险。真正有望成功的起义（也是对统治结构构成危险的阶层）往往需要社会中和中下层的参与。只靠最低层的是没有用的。
　　再有，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需要有一个最底层的受压迫的阶层，如果不是一个族群里产生，就会向其他族群发展。很可惜，北宋朝廷总体政策是固本，但不健体。如果当初北宋以族群的生存考虑而向外发展，将国内矛盾和最底层阶级外移的话，就会富强起来。
　　同样，与辽西夏的战争，其实不是打不过而不是在认真的打。汉武帝打匈奴，唐朝灭突厥高句丽是本着一种为族群复仇和生存的精神在打，所以赢了。可是北宋却不是，他有退路，总体对外政策都是被动的。而契丹的兴起是一种为本族寻找生存空间而战斗的。两者一战结果自然可见。
　　同时，北宋高度发展的商业经济也恐惧大规模的战争。无论上层的士大夫和中下层的百姓，害怕破坏和过度的税收，从而导致整体社会对抗击战争的不敏感。

　　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五项原则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目前众说纷纭。我试着提出五项原则，供大家一哂。何谓历史人物？我想,简单地理解，已经故去的过往的人物就是历史人物。这里包括两点，一是肉体上已经不在人世了；二是时间上已经是过去时了。当然，过去的时间有长有短，涉及的人物有大有小。这就有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各色人等，都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人物。

　　怎样评价他们，我想应该有五项原则。

　　第一，阶级原则。简言之，也就是阶级分析的原则。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原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即使是现在，也应该运用这个有效的原则。

　　当前，不是运用不运用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中，我们当然要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讴歌他们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英雄行为。但是，这种讴歌，不应该是教条的、僵化的，而应该是辩正的，唯物的。不能无原则地美化，无限制地拔高。如对农民起义的研究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不自觉地美化或拔高农民起义。在太平天国起义的研究中就存在这种现象。太平天国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但是，对它的研究存在过分美化的倾向。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就应该恢复太平天国的本来面目。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化为农民起义斗争史或儒法斗争史，就是阶级分析原则的教条僵化运用的极端典型。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面，则是对剥削阶级的全盘否定，否定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们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艺术的所有作为，都一概予以否定，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这种错误的理念就导致了历史的虚无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错误的观点发展到极端，中华民族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已不复存在，被“四人帮”否定得所剩无几。在他们看来，是“红洞县里没好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应一律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好端端的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这种极左的所谓阶级分析观点的糟蹋下，竟然被涂抹得漆黑一团。那时，关于中国的历史，学者写什么呢，教师讲什么呢，学生学什么呢？都只能望天兴叹，一片茫然。

　　第二，历史原则。这是一个不可或缺而又经常被乱用的原则。历史原则，就是要用彼时彼地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不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不能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这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历史人物现代化，赋予他们很多现代色彩。农民起义领袖，则被美化为“高、大、全”式的无甚瑕疵的英雄。现在，银幕上的帝王，则被过度美化了。另一种是把历史人物妖魔化，文革中间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律视为历史垃圾，统统加以摈弃。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

　　第三，大节原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历史上的伟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伟人往往不是圣人。伟人也有凡人的一面，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因此，伟人也必然有失误，也必然有错误。这些，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总之，我们历史学者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他们的大节，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如秦始皇，我们看他，主要是看他对统一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无论如何是不能肯定的。我们既不能因为他大搞焚书坑儒，而否定他的历史贡献；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美化焚书坑儒。

　　难道有什么历史著作美化“焚书坑儒”吗？有的。手头有一部历史著作就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击了复古思潮，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国家图书馆之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均未烧；‘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朝中仍有著名的儒生伏生、叔孙通仍受重用。”[1]这是什么话？在这样一部煌煌巨著中，居然说“焚书坑儒”“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而且还说，“‘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怎么？还嫌秦始皇烧、杀得不够劲吗？我们的历史学者，居然为秦始皇的封建文化专制的残酷手段寻找理论根据，把议论时政的儒生一律打成“复古派”，然后就说杀他们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人家杀你，你还为人家叫好。当然，这部著作出版于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过不久，内容上不免掺有时代的印记。该书的作者都是我素来景仰的学有造诣的名家，现在再让他们写，我想，大概不会这样着墨了吧！

　　扯远了，打住。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因为他统一了中国，还是应该肯定他的。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毕竟如阿Q的瘌痢头，怎么也不能艳若桃花。

　　此外，我提出一个个人见解，就是对历史伟人不能进行道德评判，亦即道德评判不能改变伟人的历史地位。在常人看来的十分重要的如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或者真诚虚伪问题，对于历史伟人来说，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不能证实。即或证实，我看也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都是小节。历史学者评价历史人物，是看他的大节，而不是小节。搜索细节、小节，那是小说家的事。

　　第四，双赢原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在她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在现在疆域的版图内，曾经多次出现过国中有国的历史现象。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辽金史专家张博泉教授说：“国中有国，族中有族，这是历史上常见的。”[2]他在分析金与宋之间的关系时说：“应当承认在中国境内的各兄弟民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女真族是中国民族的一个成员，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而且构成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朝代。这是分析金、宋战和史所必须肯定的一个前提。这就是说，不能用中国民族的主体汉族来代替整个中国民族这个概念，不能把女真族视为中国民族以外的外来入侵的民族，不能把金政权视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外国，女真是中国民族中的民族，金朝是中国之中的国。”[3]这个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

　　由此，便引出两个观点。

　　一是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两国之战。国中之国的战争，也不是全无正义非正义可言。依据张博泉教授的观点，金、宋之战应划分为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就是金侵宋的掠夺战争，宋则是反掠夺的正义战争。[4]

　　但我认为，既然是一国之内的民族战争，大多不好提正义与否。因为民族之间的融合，就包括粗鲁野蛮的杀伐。这里有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众暴寡，以硬欺软。不讲道理，不讲信义。有理的一方，也可能因为无力，而被消灭。开始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者，随着全国的统一，这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又可能变成功莫大焉的统一者。因为他成了新王朝的奠基者。所以，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的战争，评价历史人物亦然。

　　不管以后如何，当时当地历史人物的表现，应该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受命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荆轲，就应该一如既往地予以肯定。因为他是为了反抗秦国的侵略的。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后来统一全国，成了历史伟人，就把过去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说成是反动的。岳飞爱国，秦桧卖国，这都是历史的铁案，是翻不得的。洪承畴只能入《贰臣传》[5]，清朝人撰写《清史列传》也是这样看的。因为他们背叛了明朝。当然，他对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功。吴三桂反叛则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入了《逆臣传》[6]。对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就要多费些口舌。

　　二是依据当时的表现，各评各的，也就是双赢原则。例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在南下统一全国时，在攻打扬州之前，曾给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去了一封劝降信。劝其交出扬州，就地投降。史可法在威吓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坚决抵抗。待到清军包围扬州后，又五次发信劝降。史可法将信一一烧掉。后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劝降三日，许以高官后禄，史可法说：“我，头可断，身不可屈。”而英勇就义。像这样的抗清将领就应该予以肯定。

　　但是，他的对立面，如清摄政王多尔衮也应该予以肯定。学者周远廉研究员、赵世瑜教授说：“[多尔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满族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7]

　　多尔衮和史可法在历史上是对立面，各为其主。多尔衮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大功。而史可法至死不降，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都应该予以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这就是双赢原则。这是在中国这样大国的历史上有时还存在小国，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出现的特殊现象。

　　第五，两点原则。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两点论，不能一点论。如评价曾国藩，就存在这个问题。曾国藩曾经严酷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此，他数十年来一直被定为刽子手、卖国贼、卫道士等，成了历史上反面的典型。但是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公诸于世，使世人受到很大的震动。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1917年毛泽东24岁时在一封信里写的。

　　马东玉教授说：“毛泽东是对曾国藩评价极高者。他在探索‘本源’、自我锤炼、治学态度、生活习惯、文章气质、锻炼身体、军事原则等方面，都曾把曾国藩作为楷模去学习。这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事情，但曾国藩对他诸多方面的影响却是深刻而长久的。这是个很大的题目，这里不过是举例而已。”[8]

　　他又说：“本世纪中期到80年代，大陆是全盘否定曾国藩的，原因是他镇压起义，他捍卫封建传统，而当时是全盘否定封建意识形态的。如今政治思想解放，人们又在文化上、精神上、人格学问上肯定曾国藩，并形成热潮。这充分说明，曾国藩是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9]

　　我们过去评价曾国藩是一点论，只看到他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而全盘否定他。现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来评价他，就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好东西。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不应该丢弃的。

　　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提出5项原则供学者参考。不周之处，请予指正。

　　北宋农民起义 王小波 993年（太宗淳化四年）春 青城（四川灌县南） ① 993年，王小波、李顺在四川青城起义，提出“均贫富”口号；第二年，占领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控制四川部分地区，坚持斗争到995年春，最后失败。
　　李顺 993年（太宗淳化四年）12月 青城
　　宋江 1119年（宣和元年） 梁山泊（今山东梁山） ② 1119年，宋江在北方领导人民起义，起义军在河北、山东、河南一带沉重打击了北宋军队，由于北宋统治阶级残酷镇压，1121年夏，起义军失败。
　　方腊 1120年（徽宗宣和二年）10月9日 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 ③ 1120年10月，方腊在浙江睦州起义。起义连破浙江、安徽、江西一带六州五十二县，杀死贪官污吏。后由于粮食和武器缺乏，退到睦州青溪县的岩洞，最后失败。
　　南宋 南宋农民起义 钟相、杨幺 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2月17日 湖南洞庭湖一带 钟相、杨幺1130年2月在湖南洞庭湖一带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建立“大楚”政权，1135年6月杨幺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宋朝在对内打击农民起义时候手段是多么的强硬，王小波，方腊，杨幺，钟相…………宋朝不惜调对金作战的岳家军去平叛，可见宋朝是一个对外实行妥协，对内进行铁碗政策的王朝

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历史虚无主义极力表现自己，借助民众的力量、扰乱公众的历史认知，历史虚无主义以很多的多种形式来迷惑大众，相当活跃，那么，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1

　　历史虚无主义有明确的特定内涵,是指通过贬损共产党的领袖、革命先烈以及英雄模范人物，通过歪曲丑化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历史等方式，达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各种名目，采取各种手法，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歪曲否定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及人民军队的历史。意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表现与危害之一，就是以所谓“告别革命”“还原历史”“重新评价”等名义，攻击、污蔑、丑化党和人民的领袖、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毁灭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别有用心者，把虚无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指向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先烈。他们不惜篡改捏造原本十分清楚的事实，肆意诋毁诬蔑抹黑否定党的领袖、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名誉。这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人民的领袖、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名誉，也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崇尚英烈的真挚情感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违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了社会公共秩序，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

　　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表现和危害之二，打着“学术研究”“解放思想”等幌子，有意模糊不同性质、不同时期的问题，质疑或否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销蚀瓦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如果说攻击党的领袖和革命先烈是历史虚无主义最直接的表现，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和警惕防范的话，那么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二个表现则相对隐蔽，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这类虚无主义，表面上看是思想认识问题，但背后往往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图，实质上是政治原则问题。

　　比如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政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这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他还用“参天大树之根本”“万里长河之泉源”形容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他还要求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落实十九大精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把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最终目标与现实国情、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目标任务有机地统一起来。可见，否定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和危害之三即给西方的价值理念、社会制度包裹上“普世价值”的外衣，向中国推销。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虚中有实，虚实结合，在否定马克思主义、诋 毁 go 产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美化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大力宣扬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并借此名义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甚至成为西方霸权国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旗号。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自由化分子兜售“普世价值”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的，目的是以思想渗透的方式，消解民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

　　这股思潮的蔓延和泛滥，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构成威胁。它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社会层面上，“普世价值”思潮对于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消极影响。一些以“自由”“民主”等华丽辞藻伪装的“普世价值”更容易迎合青年人追求自由独立的心理特点，诱使青少年相信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转而信奉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普世价值”思潮影响下，青年人容易在追求批判传统、追求个性的过程中，容易丧失崇高理想，失去社会责任感，这也是需要警惕的危害。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表现，我们欣喜地看到，党和国家开始运用纪律、法律等手段反击。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2021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个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2021年12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以立法的形式保护英雄烈士的尊严、名誉不受侵犯。这一系列举措表明，造谣诬蔑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的名誉将受到法律的永久保护，这是顺乎民意、大快人心之举。

　　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2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屡遭批驳清理，但仍死灰复燃，改头换面后再次出现，不时扰乱舆论。历史唯物主义否定历史发展的主线、主旋律，颠倒是非、善恶、荣辱，就会使人失去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导致价值观扭曲。历史唯物主义还蓄意抹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宣扬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传播西方价值导向，消解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容易使人民陷入犹豫彷徨的不自信状态，从而迷失方向、丧失斗志。众所周知，历史虚无主义在研究方法上是根本错误和极其混乱的，它不属于学术思潮范畴，而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笔者以为，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表象和本质，分析其动机和产生基础，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应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责任。

　　认清历史虚无主义首先需要认清其本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否定中国革命历史；与此同时，历史虚无主义美化侵略与殖民，认为侵略战争送来了近代文明。历史虚无主义质疑社会主义改造，质疑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误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质疑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颠覆对领袖和英雄人物的评价，甚至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显而易见，这种思潮颠倒黑白，不分是非。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否认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离间人民对党的认同，消解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并破坏社会和谐。

　　认清历史虚无主义也可以看它的具体表现。历史虚无主义从多个方面入手，企图将人们的思想带入混乱，其表现手法有着鲜明的特征。一是历史虚无主义价值取向政治化，它的目标、内容均直指意识形态领域。二是历史虚无主义语言表达非常极端化，经常用极端的口吻抛出骇人听闻的奇谈怪论，吸引人们关注。三是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方式多样化，借助自媒体的便利，历史虚无主义呈现出无孔不入的态势。四是与新自由主义等其他不良社会思潮联手，试图加剧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经常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做翻案文章。历史虚无主义经常打着寻找历史真相的旗号，或者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翻案”，为反面历史人物叫屈，为投敌叛国分子张目，为殖民统治者正名。最为明显的是，例如吹捧抗战期间的汉奸是“为国为民”，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评价”，企图为他们“平反昭雪”。

　　认清历史虚无主义，需要坚定立场，用科学的历史观分析其滋生的土壤和动力来源。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视为一种无主体的偶然结果，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决定论。历史虚无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其本质就是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史、国史、军史。它通过否定历史主体，颠覆唯物史观，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个体性叙事，通过对个案的展示，用个体历史的细节研究来演绎整体历史，其根本就是历史唯心主义。毋庸置疑，尽管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的、尤其是历史学的旗号，但历史虚无主义抱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本质上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坚决彻底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2022年7月18日，备受关注的历史剧《人生若只如初见》正式开播，在这次开播的时候，它却突然间下架了。像这种刚开播就下架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它的下架呢

首先我们知道这部剧是由白夜追凶的导演王伟导演的，《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编剧江奇涛负责剧本创作，演员集结了李现、春夏、朱亚文、魏大勋、白客、周游、乔振宇、刘敏涛等十多位明星，原本是今年最重磅的历史大剧。 而且这部剧在2021年时就已经拍摄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播出，等到了今年7月份好不容易播出以后，却突然间下架了。首先我们知道这部剧的题材是十分的稀缺的，毕竟想要拍好这样的剧，就要在不违背历史的前提下，还要拍出跌宕起伏的剧情，并且在制作上精益求精。那么小编想说的就是这部剧被紧急撤档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这部剧中的主角是有一些问题的。男主角“良乡”的历史原型，是满清保皇党首脑、禁卫军统领良弼。此人冥顽不灵、手上沾满了义士们的鲜血。 就是这样的人，这部剧给他塑造成了一个胸怀大志事母至孝的人。甚至来说还将他认为是一个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积极组建新军救亡的一位大英雄。但是他的母亲还是爱新觉罗氏的皇族，在字里行间都看出了很多三观尽碎的台词。比如在这里面有很多台词，说什么自己的旗人从来不做告密的事情，自己的亲人也不做什么其他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就让小编感觉到了一些的恶心。更别说在这部剧中的女主了，女主本来是以秋瑾为原型创作的，但是他们却在暗中修改了女主的人设，将女主修改为参加革命不是自发行为，而是受到了别人的蛊惑，男女主一个为保皇派，一个为革命烈士，两人还惺惺相惜。种种设定都让网友们表示不能接受。所谓的正史剧却将剧情进行了一定的篡改，并且将历史进行了颠覆，就这样的剧如果不下架的话，又对那些革命烈士来说有哪些尊重呢？

该剧存在“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也就是其中人物严重违背历史常识，给观众造成了很大误导，所以最终才被官方紧急下架。

很显然是因为审核没有过关，肯定是内部出现了某些问题。

可能是因为这部作品还没有通过广播电视台的审核，其中有一些人也违反了法律，所以才会被下架。

编剧夹带私货，这才开国70年，就给前朝洗白，不下架你下架谁。。。

社会公德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公德是一面文明镜还是已经成为了变色镜?上公交车拥挤不排队、不让座,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些事情每个人天天都能遇到;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层出不穷;犯罪猖獗,大案要案急剧上升;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见惯不怪;见死不救,见利忘义,个体的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凡此种种,说明今天的社会公德,已经不是一面凸显人类精神和时代进步的文明镜,而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异化的变色镜!所以,我们不能再陶醉在道德大国的虚幻美梦中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在滑坡,社会公德已经变色,社会公德建设刻不容缓.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就必须先找出当今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以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一、传统文化弊病:私德与公德中国被人称为礼仪之邦,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品德被视为圭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情怀更是为世人称道,然而这种天下为公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模糊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缺陷,即先私德后公德.
　　一、文明镜与变色镜——当今中国社会公德状况
　　社会公德在今天的中国,是一面文明镜还是已经变成了变色镜?这个问题是与道德“滑坡论”与“爬坡论”的争论密切相关的.“滑坡论”与“爬坡论”曾在改革开放之初产生过激烈的交锋.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入,结论比较明晰了,那就是：爬坡论者当初振振有辞的“时间观念、效率意识的加强”、“社会政治的开明”之类的论证,虽然言之凿凿,但并不属于道德领域,而更多的是属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进步没有绝对的正向相关,经济发展了,但我们的道德状况不但在总体上没有进步,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就社会公德领域来看,上公车拥挤不排队、不让座,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些事情每个人天天都能遇到,已经成为人们的“必修课”.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层出不穷；犯罪猖獗,大案要案急骤上升；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见惯不怪.见死不救,见利忘义,个体的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凡此种种,难以让人产生道德爬坡之感觉.
　　不久前网上披露的事情则具有更典型的意义：2004年10月11日黑龙江大庆市发生了狗主人威逼人力三轮车夫向小狗下跪磕头的事件；一个月后,11月16日,相同的一幕又在安徽合肥市街头上演：一位出租车司机迫于狗主人的威胁殴打,在瑟瑟寒风中向被撞伤的小狗下跪,直到警察赶来现场才起身,而且合肥市一派出所的处理结果是：向狗下跪的司机赔偿狗主人1000元钱.[1]今天的社会公德,已经不是一面凸显人类精神和时代进步的文明镜,而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异化的变色镜!
　　所以,我们不能再陶醉在道德大国的虚幻美梦中无法自拔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在滑坡,社会公德已经变色,社会公德建设,刻不容缓.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就必须先找出当今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以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二、私德与公德——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
　　中国被人称为礼仪之邦,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俭、让等德目被视为圭臬（guīniè [criterion;standard] 指圭表,比喻标准,准则和法度;可以据此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根据 圭臬星经奥,虫篆丹春广.——杜甫《八哀诗》 适应之说,迄今日学人犹奉为圭臬.——鲁迅《人之历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情怀更是为世人称道.这种天下为公的姿态,很容易使人模糊了儒家伦理的缺陷,即先私德后公德.
　　儒家学说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学说,在处理私德与公德的关系、建立道德体系时,它是沿着先私后公的路径展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排在“国”和“天下”之后的.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对于公德而言,私德是本根性的,是至上性的.公德是以私德为基础,从私德中推延而成的.
　　诚如有论者所说,“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同”或者“求同”.基本方法论是：求同再求同,贯通再贯通,肯定再肯定.”[2]这固然是对的.但当私德与公德发生了矛盾,而且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求同”无方、“贯通”无路、“肯定”无门而只有“舍鱼而取熊掌”之时,私德就会压倒公德.例如孔子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当“其父攘羊”,在父慈子孝与诚实正直之间出现冲突时,一向强调后者的孔子却主张通过“父子相隐”的方式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从而明确地将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
　　再看孟子,孟子本来主张“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离娄下）,然而一遇到父子关系,就变了,他说：“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甚至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道德生活中的相互批评固然重要,但一旦涉及到至高无上的血缘亲情,就只有让位了.所以,孟子对舜面对其父杀人的局面,“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做法赞不绝口,在公然地在为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唱赞歌的同时,把公正守法、任人唯贤的社会公德抛诸脑后.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这种复杂效应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由于儒家伦理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形成高度重视慈孝友悌等家庭私德的伦理传统的同时,往往又流露出相对轻视社会公德的倾向,以致一些基本的公德规范,如诚实守信、公正守法、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等,时常受到漠视.[3]
　　三、集体的理想与个体的虚无——时代背景的局限
　　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4]道德是时代的产物,它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制约；同时,道德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社会公德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种特点也就相应地体现得更加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令许多老人至今深深怀念的“温暖、和谐、单纯、明净”的五六十年代,社会公德大崩溃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进入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甚至“举世瞩目”的,但社会公德的建设却令人不敢恭维.从过去的极端集体主义到今天的极端个人主义,从过去的道德理想主义到今天的道德虚无主义,我们只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这个180度的转弯之后,我们的道德状况却似乎没有太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甚至还退步了.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销声匿迹的黄赌毒,今天又死灰复燃,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钱是个好东西,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出对自由民主的强烈渴求.但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道德的进步吗?理性真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我们的精神是越来越健全呢,还是相反?卢梭在18世纪提出的对启蒙理性的警惕的质疑日益凸显出他的真知灼见,他那“科学越发展,道德越堕落”的箴言,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耳边,而且还越来越清晰.
　　所以,奥尔加?希尔的一篇形容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中的都市人的小文章在网上被广泛转载：“我们不断聚敛财富,却逐渐丧失了自我价值；我们话语太多,真爱太少；我们掌握了谋生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学会了追赶时间,却没学会耐心等待；我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我们生产更多的电脑用于存储更多的信息和制造更多的拷贝,而相互的交流与沟通却越来越少.……”
　　四、传统体制与现代体制——社会体制的真空
　　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体制的重要性.好的社会体制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社会体制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体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但新的合理体制一时有未能建立起来,于是体制上的真空便为道德上的真空大开了方便之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里的胆大胆小的衡量标准就是对社会公德的破坏.“缺德就能发财”,这在体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改革开放之初的暴发户,有许多就是这样发家的.今天我们所面对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加剧,不正当竞争,黑箱操作,等等,它们是导致社会公德缺失的温床.
　　曾经一度引起社会关注的北京“小偷”偷馒头的事件,充分暴露出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个在北京找工作没有结果的青年,好几天没吃东西,饿得实在没办法的,无奈之下偷了小卖部的几个馒头,被发现后仓皇逃跑,但因为没有力气,没跑几步就晕倒在地,被“当场抓获”.有些自豪的北京人以此立论,大放阙词：看看,这些外地人,多么没素质.他们到我们首都来,严重破坏了祖国的大好形象.对他们,就是要排斥、限制,不让他们踏进京城半步!但是,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文萃报曾转载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就是《想做北京人,为何这么难》,从生活歧视、职业歧视、子女受教育歧视等诸多方面勾勒出中国现有体制上存在的问题,[5]这些问题聚焦在社会公正问题上,而社会公正本身就是最大的道德,当代思想巨擘罗尔斯在他的划时代巨著《正义论》中开篇就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的首要美德一样.……法律与制度无论多么有效率和井然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被改造或废除.”[6]不正义的社会制度为社会公德缺失埋下了无尽的隐患.
　　所以,对于下岗工人聚众赌博、小摊小贩在路旁摆摊设点这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无视制度的缺陷,一味地做道德上的批判,摆出一副道德家的姿态,对他们做“正其义不谋其利”、“饿死事小,失礼事大”之类的说教,不说效果甚微,就是面对自己的良心,也觉得羞愧.认真审视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真空,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这才是根本.
　　五、上帝死了与人死了——信仰的缺席
　　从理论上论证信仰的重要性并不难,难的是让信仰从嘴边落到心中,在现实的生活中扬起信仰的帆.西方人的信仰经历自然神—上帝—理性—无的过程,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我们中国人则是伴随着对传统儒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轴心的入世信仰的颠覆而陷入了虚无.
　　80年代中国大陆摇滚之父崔健的《一块红布》说出了中国式信仰的虚幻性：“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诚如鲁迅所形容的,“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孤独、寂寞、苦闷、彷徨、惆怅一股脑儿涌了上来.爱显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同时也越来越“变味”,神圣而崇高的爱情不见了,“我会爱你／你会爱我／只是因为寂寞”（《因为寂寞》）,歌词虽然残酷,但却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信仰的缺席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功利主义的盛行.之所以在前面加上“极端”一词,是为了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区别.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是西方价值观念的基石,在他们看来,个人权利高于一切,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道德应当顺应它而不是忤逆它.这是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最表层的观念,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完全认同了者一点,但他们却忽视了它更深层的涵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价值、以至财产的神圣性,是指的每一个人,它具有普世界性；而中国人却把个人仅仅理解为“我”自己.功利主义强调功利,但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穆勒看来,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和长久利益是功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7]可见,功利主义包含了对他人的尊重和与他人同生共赢的理念,而今天中国的功利主义,则是作为个人的“我”对他人的掠夺性占有,是有我没你的剥夺与被剥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所以,我把它们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这种极端性表现在三个层次,对于一般的市民而言,他们所信奉的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第二个层次更深,还要极端一些,它以颠覆价值,游戏人间为依托,所谓“当个小人真快活”,就是这个意思；更有甚者,到了第三个层次,竟然公然喊出了“千万别把我当人”（王朔）.在这样的语境下,谈社会公德无异于痴人说梦.
　　六、作为主人的“我”与作为奴隶的“我”——主体意识的丧失
　　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在认知领域,人是主体,而且无论如何也是主体；但在价值领域,在涉及包括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问题的时候,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其原因,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人处在受奴役的状态,他常常不能发现自己的奴役地位,有时还喜欢这个奴役”,“自由是个困难的东西.处在受奴役的状态是会更轻松的.”[8]
　　在中国,主体地位的丧失是与公民意识的欠缺密不可分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臣民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的是臣民意识而不是公民意识.所以,打假英雄王海、状告村长的秋菊,在某些“公仆”眼中就是“不稳定因素”,是“动乱分子”.而他们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我们以前所说的“主人翁精神”与公民意识是一致的.因为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会把社会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当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对社会的公共规则,也会认同和遵守；对国家所倡导的风尚和价值观,也会由衷地赞成并身体力行.这就是建国后我们的社会公德建设令世界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在今天,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对国家、社会的认同感正在急剧下降,以往那种“小家”“大家”同为一家的观念渐渐地被“小家”与“大家”的矛盾所代替,私德与公德不再是相通的,而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对立关系.由爱“小家”推广至爱“大家”的道德发展路径被“顾小家忘大家”甚至是“损大家利小家”代替.反正在这个国家中我只是沧海一粟,有没有我无足轻重,国家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损之何妨?
　　七、公共形象与自我形象——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淡漠
　　公民、法制、规则,这些现代社会的核心词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既然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既然我存在的意义与别人不一样,那么,在主子没有发觉的时候,偶尔犯犯规、打打擦边球,体验一下不按牌理出牌的快感,获取意想不到的巨大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臣民的人格是一种分裂人格.主子在场与不在场,表现截然相反.他表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我”.公民意识的欠缺,必然带来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淡漠.乱扔果皮纸屑、违章驾车、投机倒把、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在澡堂水池小便,等等,都是法制意识、规则意识欠缺的表现,这些现象在我们身边已经是随处可见,见惯不怪了.
　　更重要的是,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缺失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我们的“一言一行”中,它还关系到民主国家的建设、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我们所称道的负责任的大国德国,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由于资源匮乏,不得不让市民上山砍树取暖.林业人员在茫茫树海中搜寻,找到老弱树或劣质树,在上面划一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几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地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当时被困德国的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9]至于德国人以及日本人恪守交通规则,即使是路上空无一人,只要红灯亮着,就不会开车或者走道,这些例子中国人早已经耳熟能详了.这就是现代公民的素质,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总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在红灯前面要抢行,要有警察在场才能维持秩序,这样的人群已经习惯于被别人管制,他们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主社会可以由这样的人群所组成.”[10]
　　八、“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一点启示
　　上面所说的六个原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里所提供的只是审视社会公德缺失的六个不同方位的视角.也可以说,造成今天我国社会公德的丧失,使昔日的文明镜变成了今日的变色镜,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只要把它放在社会背景来考察,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途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道德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忽视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试图用心灵革命的方式,在短期内实现人的“脱胎换骨”,这样的愿望只能是空中楼阁,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道德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物质上的投资与精神上的回报并非总是成正比.公正的社会是道德文明的基石,要把变色镜变成文明镜,就必须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入手,对社会进行改造.而要实现社会公正,首先就是要确立规则意识.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握好公德的度,即不要无限拔高,也不要止于初等水平,即做到“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的有机结合.
　　所谓无限拔高,就是把“取法乎上”做过了,就是把社会公德泛化,无时不谈德,无处不谈德.以往我们把大学生谈恋爱也作为道德问题来处理,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举起道德的大棍子棒打鸳鸯,这种行为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与人的天性相违背.所以,是公德的就给公德,不属于公德范畴的,不要生拉硬拽地往公德上靠.这是一个基本尺度.在最消极的意义上说,“不干涉别人,对得起自己”,这就是道德的了.
　　同时要注意的是,由于道德有层次上的差别,人们往往把社会公德与处于最低层次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同起来,认为社会公德似乎与伦理道德规范和信仰价值追求无关.这种在“取法乎下”的问题上又走了极端.正如前面所说的,社会公德不仅仅是一点一滴的小事而已,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状况的公民的整体素质.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论是儒家、佛家还是基督教,都看到了道德的整体性.“取法乎下”必然导致道德建设的实效低迷.
　　针对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找到实施补救的突破口,这还是第一步.在文章开头所介绍的安徽活人给死狗下跪的案件中,下跪的当事人因害怕狗主人的报复,在警察到来的时候,还不敢把被逼下跪的事情告诉警察,真是应了鲁迅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启蒙之路漫漫而长远,我辈还需抱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鼓足干劲,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