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话指出权力来源于名分。要想获取权力就要得到名分，要想巩固权力就要持续保有名分。怎样做才能得到名分并持续保有名分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阐述完礼制名器是治国之大本后，紧接着讲了智伯无德而亡的事情，这也是《资治通鉴》全书第一次详细讲述一段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前文说过《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也就是说历史事件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的。《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话就讲了“三家分晋”，而智伯无德而亡这件事却是在“三家分晋”之前。按理说不应该讲这件事的，但司马光不但讲了，而且讲得非常详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司马光想通过这件事来阐发的道理在其心中的分量，和在整部《资治通鉴》中所处的地位。

为了咱们更好地聊，我先按照《资治通鉴》中描写的顺序简单复述一下智伯无德而亡这件事，但还是强烈建议如果没有看过《资治通鉴》，一定要看一下原书，司马光确实大才，说理透彻，语言精妙。

在“三家分晋”之前，其实是四个家族把持着晋国权力，智、韩、赵、魏。智家是四家之中势力最大的。

智家族长智申将立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不同意，认为智瑶有才无德，如果立了智瑶，智氏一定会灭族。智申不听。智果为了避祸，就找太史重新登记，改姓辅氏，脱离了智氏家族。

赵家也遇到同样选继承人的问题。赵家族长赵鞅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赵鞅不知道该立谁为继承人，就用一个办法来测试他俩。赵鞅在两片竹简上刻上训诫的话，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并要求他们一定要牢记。三年后，他忽然问两个儿子上的内容。伯鲁早就忘了，并且竹简也不知道丢掉哪里了。而无恤则背诵如流，并立即从衣袖里将竹简拿了出来。于是赵鞅认为无恤贤德，就立了无恤。

赵鞅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您派我去，是为了多搜刮钱财呢，还是使晋阳成为你可靠的退路？”赵鞅说：“为了预留后路。”于是尹铎就去了，他减轻赋税，增进民生。赵鞅对无恤说：“晋国一旦有灾变，你不要认为尹铎年轻，也不要嫌晋阳路远，一定去投奔他。”

智申去世后，智瑶继位，又称智伯。有一天，智伯与韩家族长韩虎、魏家族长魏驹在蓝台宴会。宴会期间，智瑶屡次戏弄韩虎，又侮辱韩家的总管段规。智国听说后，劝智瑶一定要防备韩家，可智伯不听。

智伯要强占韩家的土地，韩虎当然不愿意给。段规劝韩虎，现在智家势大，不给就将被灭，不如给他，增加其骄纵之心，以待时机。于是韩虎就给智伯送上一个拥有一万户人家的城邑。智伯大为高兴，又如法炮制，找魏驹要地。魏驹也送了一座一万户人家的城邑给智伯。

韩、魏屈服后，智伯很得意，又找赵家指名要蔡与皋狼两座城邑。此时赵家已经是赵无恤当族长了，赵无恤断然拒绝。智伯大怒，统帅韩、魏两家的军队来攻打赵氏。赵无恤抵挡不住，想要撤退。撤退到哪里呢？有人说长子县比较近，而且城郭完固。赵无恤认为巩固城郭已经让百姓精疲力尽，现在是不能指望他们还能拼死守城的。有人说去邯郸，那里存粮比较充裕。赵无恤认为所谓存粮充裕，都是平时从百姓那搜刮来的，现在又让他们跟我送死，他们是不可能拥护我的。赵无恤想起赵鞅在世时嘱咐，有难就去晋阳。赵无恤于是就去了晋阳。

智、韩、魏三家的军队包围了晋阳，并引水灌城，城淹到只剩六尺，连锅灶都沉入水里，可晋阳百姓却还没有背叛投降的意思。智伯视察水攻的情景，当时魏驹驾车居中，韩虎持矛居右。智伯说：“我今天才知道，水攻可以亡人之国啊!”听了这话，魏驹用肘碰碰韩虎，韩虎也轻轻踩了一下魏驹的脚，两人都想到了，汾水可以灌魏的主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的主城平阳。

智伯的谋士絺疵通过韩魏二人查看水攻情况的表现，断定韩魏要反，便告诉智伯要提防。没想到第二天，智伯把絺疵的话告诉韩魏二人，二人连忙表示绝无二心，并从利害角度来分析自己背叛智伯绝无好处。智伯便放韩魏两人走了。絺疵见智伯听不进自己的意见，为了避祸，就请求出使齐国，溜了。

赵无恤派人偷偷出城见韩魏二子，用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韩魏两家一起反抗智伯。于是三家约好起事计划。赵无恤派人深夜杀掉守堤的士卒，把水引去灌智伯的军队。智伯军乱，韩、魏两军分别从两翼夹攻，赵无恤率军从正面攻击，智伯军大败，于是杀了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只有辅果一支得以幸存。

司马光认为智伯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有才无德，为了证明这个观点，《资治通鉴》特意叙述了智伯在继位前就因无德，而被一部分族人所抛弃。同时又用赵无恤继位前的事迹来说明赵无恤是有德的，反衬智伯的无德。在描述晋阳之战时，《资治通鉴》中又着重描述赵无恤深得民心，虽然已经到了人马相食的境地，但百姓仍不肯投降；反观智伯这边却被盟友韩魏反叛。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道”和“德”是一体两面，晋阳之战双方的表现便是有德和无德的鲜明对比。

司马光由此提出“才”与“德”的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并指出“德”比“才”重要。司马光在论述中直接提出皇帝在用人时一定要以德为先。

司马光在开篇头两节用一句话和一个历史事件，提出了整篇《资治通鉴》核心观点：治国之道就在于守住“礼制名器”这个国之根本，同时行事以“德”为立足之基。从权谋角度来说就是权力来自于名分，而要想获得名分和持续保有名分，就要有“德”，有多大的德就能获取多大名分，也就能得到多大的权力。这和“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是一个意思。

那么“德”到底是什么？如何获得大德呢？这就要从司马光详细描述的智伯无德而亡这件事中去找答案。但决不能顺着司马光的思路来看待这个事情，否则将看不清权谋的核心。具体如何来分析智伯无德而亡这件事，请看下篇。

上文说到准备从权谋的角度来聊聊《资治通鉴》。“权谋”顾名思义就是得到权力和巩固权力的谋略。在聊权谋之前，首先要确定权力是如何来的。简单来说就是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只有弄明白这个问题，才能去思考如何获取权力和巩固权力。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的第一句话，用三家分晋事件来指明权力的来源。这句话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句话很简单，极为精练地阐述了三家分晋的历史事实，同时也表明了司马光对这件事的态度。紧接着司马光就发表了一千多字的议论，提出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同时也暗含了权力的本质。

司马光认为权力的本质是社会秩序，权力的来源是社会秩序下的名分。通俗地说就是权力来源于职务（也就是名分），职务来源于社会等级秩序。而《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开端就体现了这种权力意识。以“三家分晋”为开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孔子编《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左传》记事止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多出《春秋》二十八年。司马光曾说过“孔子之经不可损益”，又说“经不可续”。以“三家分晋”为始，是为了接《春秋左氏》之后也（胡三省语）。司马光以此表明《资治通鉴》的史学正统地位。

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是治乱分野。由于《资治通鉴》是为皇帝用来参悟治国之道而写的书，所以司马光在这句话后就开篇明义地提出皇帝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秩序，这也正如《万历十五年》里面提出的皇帝就如同活着的祖宗，他的最主要工作就是作为社会秩序的表率，参加各种似乎毫无意义的仪式，从而来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是天子，如果连天子自己都不能维护纪纲而自乱名分，则王道尽。

周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王室卑微，诸侯强大，礼乐征伐之权不出自天子。但是，体貌犹存，名分还在，所以，诸侯彼此吞并的事虽然有，但以臣代君的事还真没发生过。韩、赵、魏三家于晋为卿大夫，于周则为陪臣，三家专有晋国之政，犹惧于君臣名分而不敢自立，周天子不但不能诛讨之，反而升之为诸侯，则是连“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了。因此在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成为时代划分的标志性事件，所以，特意用“初命”二字，意思是之前从未有这种事，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故于《资治通鉴》开篇便书而论之。

在这里有一个“实”与“名”的问题，曹操说过“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可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如同你是周威烈王，三家他们威胁利诱你，要求你册封他们为诸侯，如果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给你一些好处，不答应他们，他们有可能来打你。实际上无论你答不答应，都改变不了他们已经获取到权力的事实，此时你该如何抉择。

按照司马光的观点，不应该封他们，一旦封他们就是本应该维护社会秩序的天子带头破坏了社会秩序，从而丢失了名分，使自己丧失了权力。所以古代官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现在很多人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认为实际上他已经掌握权力了，就算不给他名义，也改变不了任何现状。还不如将虚名给他们，来换取一些实际的好处。

实际上“实”与“名”并不矛盾，当社会秩序稳定时，名分与权力是紧紧绑定在一起的，有名分自然就有权力。当一种旧社会秩序开始崩塌，新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时，“实”与“名”会出现分离，此时名分似乎不再能带来权力，而是通过斗智斗勇来获取权力。但这种状态不会长久，要想权力牢固，就必然要“实”与“名”相一致。

所以对于“三家分晋”我是赞同司马光的观点的，设想一下，如果周威烈王以及以后的周天子都能守住“大义”之名，那么就算一直无法改变不拥有实际权力的局面，但那些拥有实际权力的人只要没有“大义”之名，他们就要永远通过斗智斗勇来保障自己的权力，一旦他们失败就将失去权力而被取代，而周天子的后代一旦出现智勇双全的人物将会拨乱反正，将“实”与“名”相统一，继而建立新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能佐证这个观点的就是日本的历史。

因此要想获取权力，在治世就是要获取名分，在乱世则是运用自身智慧和才能形成威望进而获取权力，但要想巩固权力就必须要有名分。下一篇咱们就一起看看“三家分晋”中的韩、赵、魏是如何运用智谋来获取权力的。

因为藩镇节度使远离唐朝的政治权力中心，而且是由非汉人来管理的，所以唐玄宗就比较放心放权给他们，之后造成了藩王割据的局面。

唐朝自开国以来，领土一直在壮大，唐玄宗把大权给藩镇节度使可以使军事权利各个分散开来，可最后也是败给了这个行为。

因为唐玄宗当时大部分建议都听取李林甫的，而李林甫认为藩镇节度使由非汉人管理比较好控制，并且可以削弱藩王势力，但是他没想到这个制度在他去世之后开始分崩离析了。

为了与当时宰相杨国忠制衡，唐玄宗并不是对杨国忠的野心一无所知，但他并不是处理杨国忠而是培养另一股势力与他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治通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我们几万册的史学典籍中，如果你要挑几部最具代表性的，那必有《资治通鉴》。但一般读者想把握其中的精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它篇幅巨大，从战国三家分晋开始，到宋代建立之前的陈桥兵变，有1300多年历史，共294卷篇幅。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往往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同一件事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表述，这就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差异。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如果只关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后的深层涵义，哪怕读得滚瓜烂熟，也不见得会了解这部书。
　　
　　对于《资治通鉴》，以往大概有这么三种读法。
　　
　　第一种，训蒙童的读法。周一良先生小时候，他父亲给他制定过一份日课，其中就有点读《资治通鉴》的内容。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一些私塾中。这样读《资治通鉴》，除了了解基本历史，主要是通晓句读。以前的书籍，一般没有句读，小孩儿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自己点断。今天复旦有些单位训练研究生，也还在用这种方法练习古文阅读能力。这当然是《资治通鉴》最简单的读法。
　　
　　第二种读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读者的读法，就是通读《资治通鉴》，藉以了解宋朝以前的历史。我在学校和社会上讲过很多次《资治通鉴》，每次都会激起一些听众的兴趣。很多听众就会去买一套《资治通鉴》，但是一般读一段时间就会找到我说，太难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继续读下去。读古文的过程本身就很困难，一般读者读《资治通鉴》就是一页页往下翻，再一看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有二十册，就着急，恨不得一下看掉半本。大家算一下，这样读，即便能坚持一天读一卷，读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但这样阅读的效果不会太好，人脑的记忆功能有限，吸收新知识过快就容易忘掉旧的，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除非真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把《资治通鉴》翻来覆去读，否则很难通过这条途径掌握中国古代历史。而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反反复复地阅读《资治通鉴》中某一段内容，显然不太现实。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讲，如果想了解中国通史，读《资治通鉴》并不合适，还是选择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较好。读《国史大纲》当然也不容易，但只要有点毅力，一个学期看完应没问题。另外，程度高点的同学可以去看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而第三种读法，就是通过读《资治通鉴》来做研究。这是专家们的事情，和多数普通读者没太大关系。
　　
　　我今天主要想谈另一种《资治通鉴》的读法，也是我给复旦非历史专业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资治通鉴》导读”的主题内容，是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
　　
　　什么叫思想史的读法，思想史读法的基本立足点在哪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历史学家的头衔，其实大家不要忘了，回到司马光生活的那个时代，回到当时的场景中去，他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家。司马光可以说是宋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他都参与。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张。司马光所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法行不通。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北宋首都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而这十五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
　　
　　从《资治通鉴》的编修受官方资助开始，到编修完成，前后十九年，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洛阳定居时完成的。大家想想，一位关切时事、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他在编修历史的时候，难道就像一位普通历史学教师这样，仅仅是在讲述历史？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语言有些夸张，但基本立意是成立的，那就是，《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它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司马光在讲自己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的时候，说“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我们知道，在编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当我们对《资治通鉴》进行认真的解读，会发现，《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这句话恰恰相反。为什么是相反的？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资治通鉴》在刘备出场时，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描述。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甚至带有些流氓性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我们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那么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
而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问题、君臣关系问题、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等等，《资治通鉴》都有涉及，而这些话题的讨论，看上去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是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我讲的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那这部书就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这才是它最本质的东西。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比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有全文，而《资治通鉴》中的就短了很多，那问题就来了，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一旦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发现这些问题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我们知道，汉代儒学的基础在于天人感应，皇帝的权力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灾字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
　　
　　我们今天讲革命，是想到农民伯伯去攻打县衙之类的，而古文中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但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也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要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是不行的，所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为什么理学会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用今天的话讲（可能不太准确但仍然接近本质），宋代学者的理性思维要比前人们强得多，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是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的。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就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
　　
　　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关键在于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宋代的皇帝挺不错，非常配合学者们的这种讲法。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就是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给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在《资治通鉴》的第291卷里面，讲到五代时候大名鼎鼎的冯道。在冯道去世的这则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五十四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甚至有人送他“政坛不倒翁”的雅号。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何理解冯道现象？先讲几则冯道的故事。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冯道死时没有存款，他的钱都用到那里去了？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到了宋朝情况变了，当然宋儒也很看重老百姓，但是，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非常著名的，就是“杯酒释兵权”。当然不可能仅靠一杯酒就释兵权，背后还有一系列的努力。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和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就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
　　
　　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比如胡三省。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没什么太复杂的想法。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没啥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事实上，北宋也的确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用今天我所讲的这种方法来读它，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要读懂《资治通鉴》，思想史的方法是必须的。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最后谈谈我为什么要开这样一门通识课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一门课对于非历史专业的本科生来说，是不是太难了。在课堂上，把复杂的问题通俗化，讲得大家都能听懂，需要一些技巧，不在这里讨论。我想说的是，在通识教育中开设经典导读课的目的和意义，究竟在哪里？是传授具体的知识吗？是要让学生记住你所讲的吗？多数学生在进入工作领域后，根本没有机会再接触这些具体的知识点，记住了也没太大用处。真正能让他们受益终身的，是教会他们读书的方法，培养他们思考的习惯，这将在无形中提高他们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用思想史的方法解读《资治通鉴》，说白了，就是要告诉他们看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要学会透析文字背后的内容。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解剖《资治通鉴》，是一个示范过程。学生上这门课，是接受一次这样的训练。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学会用这种方法解决更多、更现实的问题。
　　

（2021·黄冈）编年体是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特点是按年、月、日编排史实，记述历史。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属于这种体裁。
（2021·宜昌）它是一部成书于北宋时期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叙述了从战国到五代的历史。在该书中，编者司马光等人总结了许多历史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它是《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