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历史时期民众生活水准和消费研究，是国际学术界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然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似乎还不多见。从《白鹿原》一类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当时乡村饮食的一些浮光掠影，但毕竟不是实证性的历史研究。著名学者陈翰笙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进行的保定（清苑）11村调查以及后续调查，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原始数据，参照“县志”等相关记载，可以使我们以管窥豹，见微知著。下面，仅从饮食方面，看一看民国时期华北冀中村民的消费情况。
　　新修《清苑县志》关于1949年前一般村民的饮食情况，是这样介绍的： 　　县内普通人家所食甚为粗简，多以玉米面、小米、高粱面为主食，每日三餐或二餐。农家主要食物有玉米面、白薯粥、小米饭、玉米面饼子、杂面、高粱面饼、荞麦面、山药面。春节前，几乎家家蒸年糕、玉米面豆馅馒头、摊折饼。春季，贫困农户多采集嫩树叶、榆钱、野菜拌以玉米面蒸或炒后吃。灾荒年头，谷糠麸子也成为贫苦人家的主食。……人们所食蔬菜主要有大白菜、红白萝卜，间有蔓青等。枯菜季节里多以咸菜、干白菜、萝卜干和酱佐食，平时很少吃鱼、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儿。 　　根据1930年清苑11村调查的原始记载，平均每家一年的饮食费为126。3元，其中用于粮食114元，占90％；用于肉类3。9元，占3％；用于蔬菜1。8元，占2％；用于调味品6。6元，占5％。由此可见，清苑农民的饮食消费9／10用于粮食，不但难得食肉，蔬菜和调味品也很少。20世纪30年代关于河北省清苑县的另一项历史资料也记载：“除一年三节（指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引者注）外，平时食肉者颇少，所食肉类以猪肉最为普通，牛羊肉次之”；又说到，“调味品中最主要的为盐，此外有酱、花椒、姜、糖等，但用之者极少”。该记载对调味品费用的估计为，“平均每家每年所有调味费用约五元上下”，与11村调查统计的结果（6。6元）很是接近。考虑到在有限的调味品费用中，食盐还要占据相当的比例，可以说，农民的饮食几乎完全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20世纪90年代进行核实调查时，老农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说，村里一般人家没有吃炒菜的，家家腌一缸萝卜，一年到头吃腌萝卜。平时改善生活，拔点葱，切一切，放点醋就算最好了。11村调查统计表明，地主和富农的食粮消费在饮食中的比例平均达到85％左右，也就是说，他们的消费水平也不高。 　　饮食费中，既然粮食占绝对的重要位置，因而有必要对粮食的消费作进一步的分析。据调查记载，按消费量的多寡，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消费依次为：玉米、小米、高粱、小麦、绿豆。《河北省清苑事情》则表明，农民的粮食消费品种主要是甘薯、小米、豆类、高粱、乔麦等。不仅以粗粮为主，30年代以后甘薯还在粗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村里老农回忆，即使家境较好的农户，大约也是七成高梁面（甘薯普及后，则是甘薯和高粮面），二成玉米面，一成白面。贫困人家则经常吃高粱面加糠。高粱面或玉米面掺山药叶贴饼子，那是下地干活人才吃得上的，不下地干活的只能吃掺山药叶的玉米面，被称作“蒸苦泪”。调查统计还表明，地主富农的粮食消费也是以粗粮为主，粗粮大约占70％。东顾庄地主杨继平有200多亩地（也是11村调查中最大的地主），平常只有他及其母亲单独吃点白面，谓之开小灶；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自然也以粗粮为主。（民国历史 ）初夏季节，收了麦子，大家就吃几顿白面面条，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只有几户最富有的人家才能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不过也就是吃到八月。据统计，在1930、1936、1946年三个时点上，小麦在口粮中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大约平均在20％，其中1936年小麦比例稍高一点（20。29％）。地主口粮中小麦比例最高，为34。91％；雇农最低，为13。64％。而且，全年都能一日三餐的是少数人家，一般农家入冬以后减为两顿饭，甚至只吃一顿。另据时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主任的卜凯对河北省盐山县的调查，当时农民的营养量都大为不足，据估计，蛋白质缺乏16。8％，脂肪缺乏21。4％，碳水化合物缺乏14。9％。 　　再看口粮的一般消费数量。清苑有句老话，叫“大口小口一月三斗”，是说一家平均下来一个人每月总要消耗40多斤粮食。但实际上这是富农以上的生活水平。据统计，当地村民1930年平均每人消费口粮157公斤，以5口之家计，每户一年消费口粮828公斤。1936年和1946年人均消费分别为159。2公斤、159。46公斤。平均起来大约每人每天不到1市斤。贫农人均年消费267。99市斤，每天口粮仅7两左右，在几乎没有肉、奶、蛋、菜的饮食结构中，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填饱肚子的。冯玉祥将军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写道，“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咸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很薄的猪肉而已。冯玉祥对他在清苑农村生活的这段回忆，可以作为口述史料印证当时冀中村民的饮食。 　　村民平时都是喝生水，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是这样。农民家里通常不烧火，也不备热水和茶叶。1930年，11村2119户人家中，竟只有2只暖水瓶；1936年总共有4个；1946年有18个，此时农户已增至2595家。清苑农户有一个普遍的习惯，就是家里来客人时让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壶去买一壶热水，卖水者还给放上一小撮茶叶。当时一般村里总有那么几户专门烧水卖的，对于只在个别情况下才消费热水的村民来说，一次花费一两分钱去买水，当然是最经济的办法。11村调查资料中，没有农民日常茶与糖消费的统计或可说明，这些都是极偶然的，可以略去不计。酒倒是有少许消费，但一般农家除年节和极个别场合外，平日很少饮酒。酒分为小米酿造的黄酒（色黄，味较淡）与高粱酿造的烧酒（性极烈）二种。据统计，1930年户均消费1。66公斤，人均年消费0。33公斤。从1936年、1946年时点看，没有多少变化，还稍有下降。 　　这一时期，冀中村民大多入不敷出，食不果腹，一年到头为填饱肚子而奔忙。饮食费占总生活费用的比例，被称恩格尔系数，是国际公认的评估消费和贫富程度的重要指标。按规定：饮食费占59％以上者属绝对贫困型，50—59％之间者属勉强度日型（温饱型），40—50％之间者属小康型；30—40％之间者属富裕型；30％以下者属最富裕型。清苑县村民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79。2％，显然属绝对贫困型。当然，不同阶层也有所不同：地主户恩格尔系数为63。4％、富农为76。6％、中农为80。8％、贫农为81。6％、雇农为81。4％。令人惊诧的是，按照通行的国际标准，即便是地主富农，生活水准竟也都属于贫困型。卜凯30年代大面积的调查与统计，得出的结论也大致相同：冀、豫、晋、皖（北部）四省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62％，皆属绝对贫困型。 　　英国一位历史学家1932年写道：“在中国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而灾荒是时常发生的，仅从1933年至1945年，保定地区就发生了7次程度不同的灾害，平均不到2年一次，不是旱灾就是涝灾，也伴有虫灾和雹灾。“丰年吃不饱，灾年饿死人”基本是这片世界的常态。

597国际元。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所有常住机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民国时期的人均gdp597国际元，一个国家常住机构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这个国家的常住机构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机构单位。

民国时期的人均GDP为**20美元**。

旱灾，洪灾，内部战乱，外部侵略。

最近一段时间，网络上充斥着世界多国禁止或限制粮食出口的新闻。例如，作为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国的越南，已经于2021年3月24日起禁止大米的出口。中国的西部邻国哈萨克斯坦也于3月22日起限制出口包括面粉在内的十一种农产品。俄罗斯则宣布将从4月1日至6月30日，对除欧亚联盟外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谷物出口限额，出口总量不高于700万吨。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内，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相继宣布禁止或限制粮食类农产品出口。在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的背景下，这类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诸如“粮食短缺”之类的消息也在网络上不胫而走。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向民众传递了中国不缺粮的关键信息。诸多学者也通过进出口贸易数据以及农业统计情况，分析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粮食短缺的风险。那么，“缺粮”引发的群体恐慌，为何还会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反应？中国到底缺不缺粮？不缺。那么，中国社会为何会产生“缺粮”的群体恐慌？理解这种社会现象，就需要了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前世与今生。

一、中国“缺粮”恐慌的历史缘由

在人类文明发展之初，采集渔猎所能提供的食物来源十分有限，且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类时常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因此，人类人口数量一直处在低位徘徊。而农业的出现，即标志着人类首次获得了较为可靠而稳定的食物来源。西方学者戈登·柴尔德就称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食物革命。这场食物革命最终使人类摆脱了食物供给与人口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从而进入到了文明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是一部农业不断进步发展的历史。从先秦时代的神农尝百草、后稷教民稼穑等神话传说，到民间流行的“五谷丰登”、“瑞雪兆丰年”等农业祝语，无不昭示着农业生产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且，中国传统农业的核心就是粮食生产，民众一直以来也以“五谷”作为自身的主食来源。



《汉书·郦食其传》中就记载，“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资治通鉴》则记载，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关中地区缺粮，即将引发军队骚乱。恰逢江南三万斛粮食运至，唐德宗大为感慨，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这就说明了古代王朝统治阶层很早就意识到了，国家统治的稳定离不开充足的粮食供应。没有充足的粮食，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不过，受客观因素制约，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粮食生产的亩产水平较低，农民在几千年的时间内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即便是在为人称道的康乾盛世时期，中国民众依然处在忍饥挨饿的苦难境地。乾隆时期，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就曾目睹了清朝底层民众的贫穷与饥饿。学者张宏杰所著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即以“饥饿”为标题，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民众即便在“盛世”之中，依然面临缺粮的历史窘状。

直至1949年，全国的粮食平均亩产为69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09公斤。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饥饿、缺粮是一种历史常态，人民亦从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温饱程度。所以，中国人对“缺粮”的恐惧，是深刻植根于饥饿历史的记忆之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越南等国宣布粮食禁止出口后，大量民众就会下意识地囤积粮食，从而引发民间缺粮恐慌的原因所在。

二、近四十年来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和人民的温饱问题。1958年，国家首次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农业发展目标，即强调粮食生产在农业中的突出地位。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农业生产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粮食总产量一度出现大幅度下降。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业稳步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粮食短缺现象已经得到了彻底根治。

例如，1989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41442.2万吨，为1949年的2.7倍；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246公斤，为1949年的3.6倍。《中国农业年鉴1990》中就指出，“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解决了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此后，中国的粮食生产一直呈现出较快增长的历史趋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的数据，2021年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已经达到了472公斤，达到了1949年人均粮食产量的2.3倍。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6384万吨，比2021年增加594万吨，增幅为0.9%，再创历史新高。



不仅如此，目前中国人正由吃得饱向吃得好的方向转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原粮消费数量从2021年的148.7公斤，快速下降到2021年的127.2公斤；人均肉类消费则由2021年的25.6公斤，上升到2021年的29.5公斤；人均干鲜瓜果类消费则由2021年的40.7公斤，上升到2021年的52.1公斤。人均肉类消费的提高，意味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现代的畜牧业主要依赖杂粮饲养猪、牛、羊等家畜，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粮食产量的相对充足。

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粮食生产取得的巨大进步，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耕地面积的相对稳固。首先，新中国成立后着力进行农作物的杂交技术研究，水稻、小麦等杂交技术日益成熟，中国粮食产量得以快速提高。例如，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的水稻杂交育种专家，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水稻高产神话。

1974年，中国第一个可大规模推广种植的杂交水稻品种“南优二号”问世；到1976年，其推广面积208万亩，产量比常规稻增产20%。近年来，亩产超过700公斤、800公斤、甚至1000公斤的超级杂交稻品种相继育种成功。小麦在中国也经历了杂交化育种的过程，在近些年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李振声教授团队培育的“小偃6号”，成为中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其衍生品种50多个，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应当承认的是，粮食作物杂交育种技术的成熟推广使得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了粮食单产的大幅度提高，对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水稻、小麦等作物产量还将拥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例如，最近“海水稻”的育种培育工作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海水稻是耐碱性水稻的俗称，“海水稻”可以在盐碱滩涂地种植，在不挤占现有耕地面的同时，还能开发我国沿海内陆数亿亩的盐碱土地，其农业价值十分巨大。据新闻报道，青岛李沧区“海水稻”试验基地，“海水稻”最高亩产达到了620.95公斤，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经济种植的条件。这也证明了中国的粮食种植仍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其次，为了保证粮食供给安全，国家开始严格禁止侵占耕地的行为，确保农业耕地面积的相对稳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扩张迅速，建设用地以及工业工地大量侵占农业用地。

截止到2021年，我国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比1997年的19.49亿亩减少1.23亿亩。以此趋势，中国粮食单产的提高，并不能抵消耕地面积减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1年)》中也明确提出，严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在严守耕地红线的政策引导下，中国目前保有的耕地面积较21世纪初，已经出现了较大回升。

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统计，截止2021年底，中国保有耕地面积为20.24亿亩。因此，在耕地面积得到有效保障，农业生产技术稳步提高的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也一直维持着粮食基本自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当前其他国家禁止出口粮食，就会导致中国的粮食短缺，自然是无稽之谈

民国的物价计算非常复杂，大部分时间里通行银元，但是各省军阀又都发行自己的钞票，后期国府上台后发行法币，取消银元流通，但是一直没有禁绝，而法币又快速贬值，银元快速升值，导致各个时期法币和银元的兑换率都频繁变动，以致很多地区退回实物贸易阶段，更不要是民国末年发行金圆券，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通货膨胀速度，以至于到了造假币都要亏损的程度，这一纪录至今也名列世界三甲。
因此你要问民国的物价，请列出具体的时间，否则无法回答。

你可以去问呀

民国时期一头的猪能卖4000。据相关资料显示，民国元年，猪肉是诸多肉类中价格最贵的，牛肉的价格，只有猪肉的一半，而羊肉，比猪肉便宜一点点，民国时期一头的猪能卖4000。

抱歉，无法确定民国时期一头的猪能否卖4000元。民国时期货币和现在货币的购买力不同，所以无法确切的回答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