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大臣出洋事件，英国《新达泰晤士报》、《摩宁普司报》、《纽加司络报》等纷纷发表文章评述，德国的著名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写道：“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泰晤士报》评价说：“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辽宁教育出版社顾问赵秉忠较早对五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了宏观评价：“出洋考察宪政对五大臣来说，在国外或许多少嗅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新鲜空气，但这决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阶级立场；即便说，他们当中的个别人，思想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有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认识，但在当时也只能是幻想。他们实际上不过充当了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中的工具而已。”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长朱金元评价五大臣出洋考察说：“五大臣虽为清政府万世一系的封建国体寻求良方而出洋的，但在他国异乡里，沐浴了欧风美雨，耳闻目睹了资产阶级的物质进步后，引起了深思，这在他们的奏折中不时有反映。出洋的结果，不但增强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意向；而且使统治阶级内部开明思想扩大，一些亲贵大臣们也因此感到，强国之道‘已不在坚甲利兵，而实以修政立教为本源’，萌发了‘更新庶政’的观念，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上层中形成一个普遍的立宪要求。”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晋藩从法制文明进程的角度积极评价了了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欧美诸国政治，不单纯是走马观花，他们也下马看花，进行了实际考察，并从考察中看清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在激烈的国际斗争环境，中国所处的劣势。”“他们在奏折中提出的结论性意见，可以说拟定了晚清预备立宪的基本原则、框架和实施步骤，他们是晚清立宪的促进派，起着直接的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从五大臣考察宪政正式拉开序幕的，使得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靠近了世界近代法制文明的历史轨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随员中，有一些是既年青又思想开放的学人，他们经过西方民主政治的洗礼之后，不仅是晚清预备立宪的支持者、鼓吹者，而且成为民国时期法制的创建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认为五大臣出洋是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又迈出了一大步，也是没落的清王朝企图自救的最后一次努力。

1905年清政府派出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实际上标志着清政府基本上确定要立宪改革了，而这次出洋考察就是为了进一步确认立宪的“好处”，要说目的的话，那么可以说是达到了。实际上五大臣出洋更应当被看做是立宪决定以及国内舆论转向的结果，而非起因。至于为什么清廷要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实际上稳定应当是为什么清廷决定立宪。

清政府决定考察的事儿其实还策划了挺久的，但是最终促成以考察各国宪法为名义的出行，则是受到了日俄战争之结果的影响。同时也是立宪派在国内为“立宪”造势的结果之一。

日俄战争一爆发，立宪派其实就开始宣传立宪怎么怎么好了，并且还找一些在政坛上有真正话语权的人为他们背书。比如说江浙的立宪派张元济、赵凤昌就曾经去游说盛宣怀以及岑春煊。之前张謇赴日考察归国也曾经游说魏光焘、张之洞等奏请立宪并为之代拟立宪奏稿。

原奏系分六国，每国各派两大臣，以一大臣就各国政治之专长详细考察，以一大臣副之，作为游历员，部分门类，普通考察。”由此，清廷动议选派考政大臣，决定从宗亲、权臣、户部堂官、督抚中选员出洋。

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被看做是行宪政的结果，正是基于此才不断的强盛，最终从被列强欺侮的国家迅速自强发展为强国，反而开始于沙俄叫板。日俄战争的结果也让“立宪”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以及社会共识，各督抚大员纷纷奏请立宪（在8位总督中，就有5位：云贵总督丁振铎、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清政府迫于“时局危艰，百端待理”，亦决定锐意振兴，“起衰弱而救颠危”。

因此正是在这些呼声之中，以及清政府希冀以此自救的期待中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