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媒介体制比较可以选择媒介市场的发展、政治平行性、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国家干预媒介的程度和性质这四个维度。

英美广播电视体制差异的原因
一、概念
广播电视体制是一国广播电视事业赖以建立和组成的所有制形式和结构方法。广播电视体制主要取决与国家对广播电视事业进行管理的法律和行政规定，特别是广播电视事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它也包括广播电视媒介机构组成的方法和遵循的路线、方针、政策。
由于广播电视的种种综合特征，使得对它的管理非常复杂。
这段摘自《中外广播电视史》（郭镇之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因为没有在较权威的著作当中找到专门的“体制”概念的学术性地而系统的解释，只能借助于词典的释义。
在英文中的“system”或“frame”译为“体制”，《剑桥美国英语辞典》（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中“system”的解释为“order”、“a way of doing things”、“a particular method of counting、measuring or weighing things”，继而引申为“unfair laws and rules that prevent people from being able to improve their situation”；
现代汉语词典当中，体制则解释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利划分等方面的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
汉语词典中这个定义很难给予我们帮助，是因为它继续使用的是“体系”“制度”等等的概念，这些仅仅是“体制”的同意名词。而郭镇之提出“广播电视体制”概念的时候，她所需是给予那些“组织、形式、结构、方法”以一个的总体的命名，便于指称此类。用我们这个国家所熟悉的政治场合用语就是“路线方针政策”。她继而写到：从本质上区分，广播电视体制可以分为公法制、商营制和国营制，作为应对概念内涵的外延。
词汇、命名或者概念，时常在运用的过程当中产生某些无意识地却显要的改变。“system”显然蕴含了某种消极的和限制的意义，而在中文中的“体制”一词应当被理解为中性的。并且许多运用这个概念或者说词汇的人都感觉到一种由便利而带来的亲切感，尤其是喜好将对于世界的理解抽象化的人。
关于“体制”的概念是容易引起偏见的，我们如果直接进入英美体制差异的原因，便默认或者模糊这种偏见。看看我们的解答，无非就是民族性格和文化背景等等诸如此类的原因，或更深入地去解释这些民族个性和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别又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努力其实是避重就轻的。这是因为“体制”本身就是一个足够抽象的概念，【我感觉它不仅是通过“总称”这种简单的（量的）抽象方法，还在它的使用过程中被置入肯定与否定（质的）或能动和受动（关系的）？】我们对世界的把握通常是把握同一性和抽象性，而无法把握住现实和杂多，并且我们认为杂多通常是无意义的，低级的，只有普遍性是经过了人类的思维得到的，因而也是富于意义的高贵的。就好像用人的习惯来解释人的行为，而我们把一个人比较惯常的做法的选择成为“性格”，这仿佛对一个民族而言也是适用的。但是人的习惯并不是在任何情境之下都能够发生作用的，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个人的行为便要理解他的行为所处的情境。当然并不是忽视人的习惯，相反，习惯将被视为一中重要的参考。而且多数的情况下，特别是对与民族而言，民族的行为常常比一个个人更少情绪化或者说偶然，所以用民族性格作为民族行为的解释似乎总显得合理。
但是，只要我们能放下一些无来由的优越感和自负，各种把握方式之间并无高低之别。既然我们对与民族性格的方面已经看得足够明白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看看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使得英美的广播电视体制上产生差别的重大的选择的时刻。
二、问题
课本上写到：在广播诞生的初期，任何一个国家的广播体制和政策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广播应当对社会承担那些使命，提供哪些服务？一般公众如何能够利用这个新媒介，又怎样接入媒介的活动？媒介机构享有的自由有多宽泛，其限度在哪里？等等。广播管理的问题也面临多种抉择：广播对人民的服务究竟应该由资本进行市场运作，还是由国家监督赋税支持？媒介的权力是由国家直接操纵，还是由公众团体共同分享？当广播媒介过分活跃时，政府要拥有压制它的手段；在它不够积极时，要考虑推进它的途径。
所有的问题归为一点，为了媒介生存与发展，政府对资源分配做怎么的规定。简单说，所有权和运营方式。对这问题的不同的规定，导致了所谓“体制”的差别。继而我们可以说，正是民族的性格决定了针对这些问题的规定，这样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解答才合理关联起来。郭镇之虽然说各个国家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做出规定的，她还是觉得有提出“体制”这个概念的必要。即使在我看来这些“经验”是值得看重的，抽象的“体制”概念在这些实际问题提出之后便显得软弱无力。我们可以把“英美广播电视体制的差异的原因”改写为“英美在面对广播电视媒介的生存和发展的历史问题时的应对如何差别”。只不过显然前一个问题不在时间之内，而后一个问题则显然要使用过去时态。看起来，人们想摆脱时间束缚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应对上的差别很简单的，英国选择的是公共资金承担公共服务，美国则选择商营。
三、历史上的、媒介和政府的活动（以广播行业为例）
（一）、美国
早期的广播就像任何一种新生技术一样经历过一个短暂的无政府状态，而美国早期的广播原本也是大家都可以自由使用的广播，但是由于广播媒介技术本身的限制，也就是频率的相互干扰导致了1912年的《无线电法》的颁布，照其规定美国商务部通过无线电使用执照（许可证）有权控制无线电频率的使用。
此时的“媒介”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媒介，主要的就是在政府支持下成立的RCA（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院校办的教育电台、教会和政府电台。其中RCA是通讯工业（电器公司）巨头合资企业，电台的发展意味着通信和电信制造业的产品和服务有了更加广阔的出路，因而RCA带有明显的商营特性；而教育电台、教会和政府电台却对广播技术主要抱有文化功能的期望，因而教育电台、教会和政府电台体现公营特征的媒体。这两种具有不同特征和期望的媒体都获准进入无线电资源使用，但是对广播经费的来源问题上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1、广告
对经费的来源，也相应地有两种选择：一、从各州税收中支付、由市政拨款或建立公共基金；二、广告。
当1922年，在纽约建立的WEAF电台提出“广告”作为电台的商业资助形式时，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广播媒介的巨大商业潜力。WEAF电台将广播视为一种形式的公用电话，而在空中出售广播时间，不得不说是一项天才的创意。（我们不能想象占有资源而不将其分配，那是对上帝智慧的巨大浪费）虽然WEAF电台被批评利用公共资源追求私人利益，但是当时的美国商业部长胡佛却鼓励了WEAF电台的做法。
如此获得了自立的生存，商营电台之间便形成了共同的行业和利益。希图与商营广播选择不同的道路而生存的非商营广播力量（主要是教育广播电台），当商营广播不断从政策上获得庇护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情势之下，受到的压力日益增加。时下管理广播行业的联邦无线电委员会FRC对公共广播和私营广播地位之间的失衡状态完全无力扭转。公营广播也面对着独立于商营体系或者与之合作的选择。
2、合作
在这种压力下，非商业广播者希望推行改革。我很怀疑所谓“广播体制非商业改革”是否真实可信，因为政府和广播行业的中坚力量已经选择的商营的道路，如果这种“改革”是持有非商业理念的广播者仅仅限于在法律上对美国商营广播的挑战，而在实际操作上最多不过是通过政府部门的建议和劝说来实现一些实际收效甚微的“合作广播”，管理部门怎样算得上是推行过“改革”？
政府方面和较为强大的商营广播网很明白，处理频率这种稀缺的资源，在竞争中必定有一方利益牺牲，不可能凭借慷慨来解决所谓的公共事业问题或说国家问题。公营广播力量如果矢志独立于商营广播而又要分享频率资源和要求节目经费的话，他们的对手所做的事情不过是道义上承认他们，而在操作上孤立他们。
但无论如何，广播行业发展的两中截然不同的道路：商营和公营之间有过调和的契机，那时的美国管理部门面对广播行业内商营和公营的合作的信念也是十分欣赏的。三十年代的美国广播行业动荡和激烈争论，公营广播和商营广播都有过顾虑，因而在1931—1932年出现了两者合作的高峰期，不过随着“合作”的日渐式微，重要的差别就此产生，因为当时在英国，对广播商业主义和垄断行为的批评刚刚导致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私营组织改为公共广播。
3、结果：商营垄断
从三十年代起，美国商营广播垄断的局面便一直延续下来。
（二）、英国
同样是标榜自由与法治的国家，英国的广播电视事业的体制沿革却是与美国有着戏剧化的差别。
1、商营
192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经由邮电大臣的授权成立之时，恰恰也受到美国广播行业早期发展的一些影响和启示，从而避免所谓美国式的频率混乱。BBC由6家大电器制造商和数家小电器公司得联合组建，他们办广播节目的目的就同美国的RCA一样是为了销售无线电器材，且同样是得益于政府的扶持。商营BBC在政策上无与伦比地受惠，广播经营权是独家的，政府特许BBC收取收听许可费，虽然按照规定不能播出广告，但可以播出厂商赞助的节目。
有一种误解，认为商营即意味着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分权”。这一点导致了美国式的平民民主与英国式的对权威的服从之间的不同。“在美国，平等自由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中，同样的也表现在人们结成的团体与协会之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间的自由竞争的传统也促使美国的媒介十分自然的遵守了这一约定俗成的习惯。”或者是“平等自由成为了美国人心中的不朽精神圭臬”。
我不得不说，这种结论是欠考虑的，部分历史的结果与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历史当中民族性格相切合，我们以为完全是民族性格在起作用。实际上在针对广播电视体制起源的这个问题上，很显然不论在英国或是在美国，首先获得资格进入市场的团体，即使是商营性质的，但也都无一是受到政府的扶持并且享有垄断权力的，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过广播市场的自由竞争或者什么“分权”，更无从谈自由平等这些精神理想。更有价值的问题则是，为什么政府起初赋予了媒介垄断权力，同时又能维持媒介间的竞争，给新媒体以发展成长的空间，而保持媒介行业的活力。如此才能不再纠缠于媒介所有权，而是着力于媒介的效率。
2、公营
公共广播体制的确立原因很简单，商营BBC招致广泛敌意。公营BBC的建立得益于一位重要人物，彼时BBC的总经理约翰·里斯。他代表广播机构意欲脱离无线电器材制造商：应使广播免于商业机构和邮电部门的控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性的、宗教性的和民主性的节目体系，使广播服务超越利润和娱乐的狭窄视野。
1926年12月31日，商营BBC改组成为公营BBC。公营BBC首次获得十年特许权,于1927年开始广播，其后垄断英国广播业超过四分之一世纪。
3、委员会
商营转向公营，其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商营BBC招致广泛敌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重视专业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的咨询和建议作用。为了检查商营BBC的合理性而专门成立的有塞克斯爵士领衔的咨询委员会认为，电波频率是公共资源，在授权时……公益团体经营。而在美国发生争论的三十年代，根据《1927年无线电法案》建立的联邦无线电委员会（FRC）则直接是一个独立的联邦管理机构，而不再由国会来负责批发执照。比起塞克斯委员会这样独立于行业的咨询委员会，显然FRC则更多的关心行业利益。
针对这种情况，人们会说，由贵族领衔的委员会的建议对英国政策选择的影响如此之大，显示出英国式的决策风格和民族个性。英国人生性保守，相当尊重传统，相当的高傲与自负；英国人颇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荣，并常缅怀其光荣历史，重视具有艺术和文化内涵的休闲生活。 就整个社会而言，上流社会的贵族与巨富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的界线划分与阶级意识仍相当明显。等等。
对此，只提出一点注意，在英国的传媒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它的雅俗分明十分明显，尤其是报纸。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拿到的，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也都类似，严肃的高级报纸发行量永远够不上大众报刊。我们也可以说，英国人再保守再尊重传统再高傲自负，也不影响其中部分受众选择庸俗化的大众传播媒介，或者说在解释大众报刊发行量较严肃报刊更大的问题至上，英国的民族性格就没有说服力。
（三）、小结
以上是以广播为例，行业兴起初期，媒介与政府活动的简单回顾，其中各种力量的倾向和选择都是很明显的。针对电波频率这种特殊的资源，国家的管理办法应该说对行业的发展影响至深。如果再谈到电视体制，我们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回顾，在历史当中多方力量的矛盾和努力都是鲜活的并且现实的，我们在注意到民族性格因素以外，也应该去了解现实的历史。即使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当中，民族的命运就等同于历史。这个结论如果再深入到行业史，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适用。

特点是：高度集中。
评价：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评价。
它使苏联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为后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物质基础。但高度集权模式阻碍苏联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经济持续发展，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面存在巨大误区。

《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拟定了一个针对媒介与政治体制的关联进行比较分析的框架。建基于一项针对欧洲和北美18个民主国家媒介制度的调查，哈林和曼奇尼辨识了媒介体制与形塑其演变的政治变量之间的变异的主要维度。他们进而辨识了媒介体制发展的三大模式——极化多元主义模式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和自由主义模式——来解释为什么媒介在上述每种体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探究目前正在改造它们的种种变革力量。

(1)媒介应该接受并执行符合国家既定政策的积极的发展任务。
(2)媒介自由应该根据经济优先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接受限制。
(3)媒介应该在报道内容中优先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4)媒介应优先报道地缘、文化和政治上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