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正确地看待。明末清初这些思想家其影响力和作品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应该认真辩证地看待，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尽力拔高这些思想影响的东西大概就是历史教材、思想史研究。明末清初这四个人真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我看未必，这些人不当官、没有什么财富，肯定不可能推销自己的东西；而且这些人大多隐居山林，几人知道还是个问题。这些作品到近代才被重视，甚至是天朝上台之后才被重视挖掘出来，完全是为了迎合或者批驳西方“冲击-反应”理论需要，或者是为了证明西方有文艺复兴，中国也有前资本主义民主思想而已。很多东西今天宣传到了天上，但是那些东西在当时的时代可能就是垃圾或者毫无影响。葛剑光的思想史值得一读。

清朝的李贽是反对儒家是非标注的，而其他几人是处于明末清初时期

实在明末清初之际。明朝在文化方面较为开明，很少会有类似的文化封杀。

而清朝在通知初期，由于需要安抚人心，做出宽大姿态，所以也没有直接来文字狱。

所以他们是赶上好时候了！！！

明末清初时期，政局不稳。

处于明末清初时期

（1）中国：王夫之，顾炎武；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

（2）经济上都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政治上都是由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腐朽；思想上都是由于封建文化专制的严酷 （3）共同之处：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同程度地主张实行民主政治。

不同之处：阶级属性：法国的卢梭等人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中国的黄宗羲等人仍属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作用：法国的启蒙运动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动员；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并没有冲破儒家思想的统治，也没能引发一场社会革命。

顾炎武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
王夫之主张反对君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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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学界一直都是有争议的。这里先不展开讨论。三大家的想法可以看作是传统知识分子从历史，文化，教育，行政，军事，思想，地理上对中国儒家社会结构的一次大反思，他们的口号是“经世致用”。这股思潮在国内最大的影响是开启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尤其是顾炎武的《日知录》直接开启了清初的朴学风气。王夫之在史评著作《宋论》中对汉民族思想文化生活的深刻反思与批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则设计了理想中国的国家机器结构：皇帝由公推产生，国家以宰相为首的内阁实行管理，学校是最高权威机构（而非宗教）。明末的抗争以儒家知识分子的总失败告终。三人的思想都是出自于儒家的原旨（不是统治集团改造过的理学），同时高度结合现实，视图提出的儒家社会的出路。他们思想的原动力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亡国与救国实践失败后的痛定思痛。他们的治国理念与西方和近代是有一些契合的地方，这也是近代革命浪潮中三家之书重新收到重视的原因。但应该看到这些思想完全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产物。在清朝很长一段时间只继承了他们求实的治学方法，却因为政治环境的原因没能发扬他们社会文化改造的宏愿。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抑制，而是因为儒家文化被满清统治者全面接受被知识分子当作了胜利逆袭，于是在文狱压力与自欺欺人的意淫中，整个社会便对三家所深刻洞见的问题视而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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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三大儒的不少思想和元老院相符，但是双方的差异恐怕更明显，元老院对于这个时代是彻底的颠覆，哪怕是17世纪中国最开明进步的思想家，恐怕也适应不了这将近400年的差距。王夫之的家乡已经离元老院的地盘很近了，估计很快就会和元老院有接触，顾炎武和黄宗羲就难说了，因为不知道元老院打算怎么拿下江南，对于复社的态度也不清楚。这三位投奔元老院怕是不可能，但是也未必就会成为抗髨志士。在论战方面，元老院对大明士人其实从来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元老院的主要宣传优势还是澳宋统治区安定富裕的生活，王夫之这个时候还无足轻重不用考虑，顾炎武和黄宗羲在江南已经有些身份地位了，如果解决江南和拿下广州一样顺利的话，他们恐怕没什么机会。不过占领之后的社会改革有可能激起变乱，这时他们两个参不参加就难说了。就算不想参加，家乡士绅一煽动也许就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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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吧，明末这个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商榷的，像机工、机户的，在元朝就已经出现了，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与意大利当时的萌芽相比，是很不健全的。其次，这三人被誉为反专制的思想家，似乎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但他们也仅仅是儒家的新发展，儒家在南宋高举道统论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君主制有制约的，他们讲三代之时的圣主视为完美典范，这既要求君主学于圣贤，又使君主受制于圣贤，因此批判君主，也可能是按照以前道统的路子来的。以上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见识浅薄，望谅解，并恳请各位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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