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

第一，近代的概念是有许多说法的。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早期应当放在明清，是时中国正在经历斯密型成长，在资本、劳动、市场等方面有了较大进步，是所谓的“原工业化”时期。这一批以加州学派为代表，是回应传统史学的新观点。

有的以“冲击-回应”论将外部力量冲击作为中国历史变革的动力，这一派以费正清、赖肖尔为代表，中国学者将之引申把鸦片战争或者后续的西方列强入侵的事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还有一派是参照苏联的方式或者采用庸俗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来划分，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来将明清作为起点。

第二、中国在近代就是衰落吗？其实这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看法。如果没有西方的崛起，那么中国也谈不上衰落。我们将参照物选为西方，中国或许说是衰落的。加州学派的彭慕兰有《大分流》一书，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他的观点是，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东南部与中国江南地区进行比较之后，两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西方的崛起是由于丰富且易于开采的煤矿资源以及美洲殖民地。国内外学者也对此做出了回应。

国内学者侯建新认为，那为什么英国就可以高效的开采煤矿，发明机器，而中国在宋代以来却一直在此方面停滞不前呢？制度与文化的因素不可以忽略。

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基督教、教皇革命引发了对西欧内部的产权观念和法律系统的近代化，而这种观念与法律制度的近代化对西欧不可不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他还提出，应当按照人均农业产量的标准来看问题。

十六世纪英国的人均农业产量与中国的人均农业产量相当，但很快西欧的农业革命导致其人均产量的迅速上升，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总之，彭慕兰的观点是，正常的中国，幸运的欧洲。

中国近代的衰落（或许更应当换为近代西方的崛起，在这种崛起之下近代中国的相对停滞），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很难理解。

我暂且将工业革命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来讲这个问题，如果说工业革命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财富积累机制——即经济具有最高优先性，它是自持的，而不必为政治的奴仆的话，中国很明显是不具备这套财富积累的机制的。

《红楼梦》里贾府的兴衰其实非常感性也非常真切地说明了这一点，官大于商是中国古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这套机制下，财富的积累不是持续的，而且财富有政治重负。电视剧《大明王朝1556》中，那个江南第一大商人沈一石也无力保护自己的任何东西，因为他是商人。

那么问题又来了，那为什么中国就会是这么一套观念，而西方的近代观念里这一套东西似乎是天然而成的（前文实际上已经说了，西方有中世纪的发育）。

这个其实展开来讲很复杂，我也不赞同将西方的兴起完全归置于此。

布罗代尔有一本小册子，也是我很喜欢看的一本书叫《资本主义的动力》，其中就有西方与印度古吉拉特地区、中国以及穆斯林地区的经济要素的比较。其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本小册子买不到，只能影印，如果你是历史学学生建议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