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尊女卑”的文化是中国圣贤孔子的代表作之一，一直在传统社会习俗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其对国人行为及意识的影响已潜移默化而至根深蒂固。虽然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大肆宣扬了，但它给中国人留下了极深的烙印，犹如雕刻家精心雕出来的一般。

　　一、中国人的生活乏味而空虚

　　社会生产活动的思维互动使人的思维方式因不断得到反馈而在变化与发展中成熟起来。因此社会中的正常交往会催熟人的思维，包括领悟、判断等一些决策能力，意即智慧。但由于男尊女卑的文化致使男人和女人没有共同参与社会生产活动，使得他们各自的生活单调而乏味、无聊且空虚。

　　1、中国女子生活的单调乏味

　　中国古代女子足不出户长期与社会隔绝，致使思维方式缺乏一个成长和升华的过程，就像被裹而变态了的小脚，思维因缺乏刺激而被简单地固化，其能力也就可想而知。先受其害的便是个人生活，她们的人生没有快乐可言，即便有那也是仰人鼻息的快乐。这一点可从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看出端倪。中国古代女子写的诗词绝大多数都惆怅、哀怨少有快乐的意境。单调乏味的生活使她们很容易在单一问题上钻牛角尖，比如感情，引出诸多愁短情长的哀怨出来。

　　自古至今的这样一个思维状态使得女子这个性别群体在社会中一直处境尴尬——心态颇为极端，要么极端自负、要么极度自卑。即使在掌握了一种极高的权力之后依然如此。比如吕后、武则天、慈禧。她们在追求权力的过程都有一个共性，不择手段以至于登峰造极。她们所追求的成功就是要凌驾于男人之上。位高权重之后她们也不能平心静气地主导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是以专制的手段来压制这个曾经压制了“她”的男人群体乃至这个世界。这是典型的长期受压制所必然得到的一种极端反应。其实这并不是“她”的错，是男权体制长期沿袭下来的思维方式成为惯性使然。

　　这种沿袭下来的文化仍然造成今天男女关系的紧张。“男尊女卑的结果就是每个乡村都有一群恼人的悍妇”，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对中国的一句评价。而悍妇的潜意识中无非是‘不能受欺负’的观念在作祟。人为造成的男女不平等产生的竞争意识使得两性相遇犹如天敌一般内心里剑拔弩张，总也不能融洽地相处，平等地共存。

　　不否认男女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利益，但是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男女合作之后的收益要远远大于竞争所得来的收益。竞争是分配现有的蛋糕，而合作则能将蛋糕越做越大。竞争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心底里彼此都骂对方，然而谁又离不开谁。正如豪猪一样，总在亲近与疏远中寻找平衡。“男尊女卑”文化的长期沉淀导致今天中国的男女关系就像一对怨偶。

　　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已经使女子的生活完全有更多的精彩人生，但由于这种文化沉淀导致的思维惯性使得今天女子的追求仍然停留在嫁一个好丈夫上。太单调了！文化的落后使得女子的意识形态无法更新。对现在中国的女子而言，爱情与事业犹如鱼与熊掌往往不可兼得。‘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必有一个令她伤心的男人’居然成了中国一个较普遍的规律。而除中国以外的女人则并非如此，别说爱情与事业，就是爱情、婚姻、家庭与事业，四者兼得的也大有人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人的悲哀。

　　然而悲哀的仅仅是中国的女人吗？真实的情况是，悲哀的中国女人连带着中国的男人也跟着一起悲哀了起来。中国的男人，这个社会主流文化的主导者、创造者，自以为“男尊女卑”的社会对自己很有利，然而无形中却被悲哀的中国女人带着，过着一种更加悲哀而凄惨的、甚至是可怜的生活。

　　2、中国男子生活的无聊空虚

　　中国社会中的等级制度是中国圣贤孔子的另一个代表作。男人的竞争性极强，由于等级制度的根深蒂固，导致他们之间不会有一种健康的长期合作的关系，而是那种短期共生的、相互利用的居多。等级制度使得他们的追求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真理，而是一种位高权重的外在形式，以至于登峰造极，结果造成了“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只求目的不求手段”的大格局。

　　男子之间的戒心要比男女之间深厚得多，竞争使得中国男人活得实在是太累了！在极度的疲惫之中，他们真的是很无聊、很空虚，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彼此之间微妙的关系，以至于在完全没有女子的场合，他们就干脆以女子为乐了。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小心地避开相互比试、相互竞争的尴尬。所以只有男人的私下场合里谈论的几乎都是女人。让人可笑的是，女人身上就那么几个可怜的零部件难道就那么值得成为男人们私会场合的永久性话题吗？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男尊女卑造成社会软性结构的矛盾，他们的确和女人的关系不好，不仅事业难以发达就是家庭生活也颇不顺心。就如今的贪官而言九成以上都与女人有关，而大众眼中的其他成功人士们，也以追求三妻四妾为目的。一桩真正幸福的婚姻是不会轻易整出婚外恋闹剧的，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现有所谓成功人士婚姻质量的最好说明。所谓的成功人士都尚且如此，其他的就更不要说了。

　　在西方，由于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加强了对当今社会的认识，也传承了先古的文明，因此男女两种性别思维在交往中逐渐成熟起来。基于此，西方人在深思熟虑之后也坦然地接受了一些必要的认知，比如和女子的交往是正常的需要。这种正常的需要包括理性的和感性的等等。舞会或者沙龙这样的公共场所就为男女交往提供了契机。正是由于他们对“和女子交往是一种需要”的正确认知，导致他们渐渐形成了崇尚尊重女子的文化。这种尊重的文化致使女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及成就的自尊成为必然。这样在他们的社会中，女子的素质自然和整日关在家中“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的社会中的女人素质比就有着天壤之别。不仅如此，他们对待性的态度和中国古今男子比也要明朗而认真。

　　而同样的事情，中国古代的男子就没有那么大方，视其为不登大雅之堂而弃之一隅了。不仅他们完全杜绝男女在公开场合的社交，而且也对“和女子私下的交往”缺乏一种认真的态度，只是把女子当作一种没有感情的可以任意妄为的道具！甚至于私房中偷偷摸摸喊出“不为淫只为后”的虚伪腔调出来。他们摆出一幅假仁道义的面孔，表面冠冕堂皇背里龌龊肮脏，心底里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其实正是那种不健康的价值观使得中国男子变得虚伪起来。中国的男子是最虚伪的，而这种虚伪从男尊女卑的文化确定时就已经形成了，直至今天。

　　二、中国人缺乏男女平等交融的乐趣

　　人与人交往融洽相处的最高境界基于双方平等的基础才成为可能，如此才能享有一种精神上的真正自由。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是在性爱中，还是在友谊里，都是如此。而男尊女卑使中国男人无法与女人平等相处，结果他们既无法实在享受狭隘的男女之欢，又无法真切领略广博的男女之爱。换句话说，中国男人既享受不到与自己很亲密的爱人拥有劳伦斯所认同的那种性爱乐趣，也享受不到与其他异性之间高度纯洁友谊的精神快乐。这成为中国男人最大的悲哀。

　　1、广博的男女之爱

　　有人曾发出如此感叹，人可以没有爱情，但不能没有友谊。可见友谊对于人之重要。异性之间的友谊又绝不同于同性之间的友谊，由于性别思维的不同使得男女在看问题的角度上也大相径庭。中国男尊女卑这个特殊的文化氛围使得异性之间的友谊在中国很难见到。古代自不消说，即使今天很多中国男人把异性之间的友谊简单地等同于男女之间的相互帮助，太狭隘了。这恐怕主要源于在中国男子的眼中，女子只能算半个人（潜意识的男尊女卑的观念），算不得一个完整的人，因而也缺乏与女性交谊的兴趣。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男人眼界的狭隘，也造成了中国女子眼界的大片盲区。

　　当外国的社交场合将谈话的艺术演练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中国的社交场合则把防范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前者是两性共存的场合，而后者则是单性别场合。在中国两性同在的场合，古时候以青楼居多，现在以饭桌居多，谈论的话题普遍是肤浅的，少有意义的内容，调侃有余而严肃不足（除了专门以联姻为目的的）。而且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现今话题的内容和范围与古时青楼的颇有融合之处，不同的在于古时的青楼尚有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风雅之物，而现今却只剩下了庸俗和虚荣的异趣和绯闻。因此中国社会在这一方面的欠缺可不是一点两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人与人的沟通是世上最艰难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但由于男尊女卑，“中国人一直以来对两性之间纯洁关系的清新迷人一无所知，”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如此认为。虽然这是他对100年前的中国的看法，但是用于今天仍然正确。

　　男女平等交谊是一种完美的精神享受，因而也令人神往。这缘于人的复杂性。每一个人都是既有个体性需求，又有社会性需求。个体性是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而社会性则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矛盾，而有效解决这一矛盾的只能是既能满足自己又能满足他人，满足自己完成了人的个体性的需求，满足他人完成了人的社会性的需求，如此才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使得人的情感乃至心灵得到的是一种远远超乎物质之上的完美享受。从超现实的意义来说，个体性的满足是暂时的，社会性的满足是长远的。一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如果不能体会自身的社会性角色，那真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可惜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曾体会过。

　　关于此，由于笔者也受中国男尊女卑文化的影响，自然也缺乏那种男女纯洁友谊的实践，因而也谈不出具体的关于两性交谊的高妙出来，但从别人的理论上是可以感悟出有这样美好事物的存在。对我们来说这是未知的领域，很遗憾。只能是从理论上来推论和探索了。

　　2、狭隘的男女之欢

　　缺乏广博的男女之爱做基础，中国人也难享狭隘的男女之欢。这就像没有恋爱就结婚一样，怎么可能有美满的婚姻呢？缺乏平等的男女关系在性爱中也不能尽如人意，或者说不能尽如己意（因为己意已严重地被歪曲）。而这一点又恰恰成为现代中国男人最头疼的问题。在三妻四妾的社会中，其弊端倒也显现不出明显的迹象，娶个妻子管家，找个妓女欢爱。但这仍然暴露出了这是个问题的痕迹来。我们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是被中国古人包括现代文人一直以来所唱颂的爱情，但那是爱情吗？不免让人怀疑。说得准确一点，那是基于平等性爱基础上的‘爱恋’，仅此而已。

　　在封建等级制中皇帝的尊高决定了他的孤独，即使在很亲密的男女关系中。如果他仅有权力欲倒也无碍，偏偏唐玄宗却是一个十分注重性情的人。虽然高高在上，但他却不喜欢在性爱中自己仍然处于支配地位，他不要性奴隶，他需要的是一个性伴侣，。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都是被送到皇帝面前的，唯独杨贵妃是皇帝从别人那儿抢过来的。所以从心态上来讲她是被尊重的，至少她得到的心理暗示如此，而且她还有后路，有可能再回到原来的丈夫那儿去，不管事实上有没有这种可能，加之她不是以处女身份进宫的，因此，无论是经验还是心态都奠定了她与皇帝在相处关系中的平等，这种平等使得他们在性爱关系中无拘无束地自由相处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平等自由才会完全放松身心地享有性爱之趣，而这种快乐可能是很吸引人的，因而也才使得皇帝为之着迷。

　　应该说，心性越高的男子对性爱关系的要求也越高，那种只求征服不求同欢的男人在人格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缺陷。正如法国作家司汤达谈到他对妻子的愿望：“我几乎宁愿我的妻子每年有一次在盛怒之下企图杀我一刀，也不愿意她每天晚上低声下气地迎接我。”而我们知道，杨贵妃就敢和皇帝生气。

　　自倡导男尊女卑以后，中国社会中的女人主要就形成了两个阶层,大家闺秀待字闺中，贫穷女子卖艺青楼，还有一种是介于这二者之间。而从中国古文化的传统沿袭下来的也正是有这样两种阶层的女人同时存在于社会当中。这是为适应中国男权体制而出现的。对他们而言，一种是可娶的，一种是可玩的，可娶的能治家但没有情趣，可玩的有情趣但不能治家。这两种人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阶层中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中国现代男人的生活品位也在逐渐提高，他们是家也要情趣也要，恐怕这也是已婚男子私下里喜欢荡妇的原因。也许不该叫荡妇，应该称作有性技巧的女子，或者说在性爱中能够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女子。

　　遗憾的是，中国还有一个文化，非礼勿言、非礼勿信、非礼勿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而这些“非礼”中自然地把“性”包括在其中。在这么多的“非礼勿”的教育下，中国女子的性教育可想而知，几乎就是空白甚至无知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因而阻碍了中国女子的性成熟，使她们“高贵”地无法享受性爱之趣，和她们关系紧密的男子的生活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使得一些男子勇敢地走进了婚外性。

　　文明的跃升使受文化熏陶的中国男子厌倦了男女性爱中只有征服占有的单向关系。他们越来越不喜欢唯我独尊，这毕竟多少有点一厢情愿的意味，甚至还有尚未脱离野蛮的嫌疑。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爱恋能够引起共鸣，而真正交融的理想境界或许正是那种双方相互需要与被需要、相互索取与奉献、彼此都快乐的双赢方式，也即劳伦斯所倡导的那种性爱关系。如果这种性爱关系能够诞生在中国现在的婚姻中，那么中国现在的离婚率都将大大降低。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不好主要在于婚姻质量欠佳，而婚姻质量欠佳的主要根本又来源于缺乏理想的琴瑟和谐。事实上，是我们长久以来的错误价值观导致了今天这个结果。

　　而追根究底，这种完美的性爱关系对社会文化的要求非常高，可以说它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产物。首先它要求双方在经济文化等社会地位的平等，这是它的基础。而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就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次要求男女双方对性有着公正而客观的坦然心态。这又包含于良好的文化教育之中。再次它要求双方有一定的性道德，既要能充分地享受性爱，又要能彼此忠诚。这是以社会公德为基础的，这又需要良好的基础教育。社会公德的塑造绝不是几所大学所能成就的，因为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上大学。因而我们现今基础教育的偏差也是中国社会未来的一个潜在隐忧。

　　3、现今社会的畸形分化

　　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挺进也使一种不健康的性文化侵入中国大地。同时中国本土的男尊女卑残余仍在，使得以男权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又开始侵向于恢复女子在社会中的两种阶层，并有了一定的功效。一些性开放的年轻女子很前卫地充当了人们眼中的“另类”角色，来满足某些男人变态的心理和口味。这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的形态，有需求就有供给。

　　两种阶层女子的悄然生成使得社会中的女人在中国现在的男人眼中，除了妻子和荡妇这两种角色以外，再也不会有其他的角色了，比如朋友。因此要么是和自己有染的女人，要么是和自己不搭界的女人。但现在毕竟不是三妻四妾合法的社会，于是他们又反过来调整自己适应那种妻子和情人这样的生活，这也正是现在相当一部分中国男人喜欢偷偷摸摸地生活的症结所在，他们同时在社会中扮演着高尚与龌龊这两种角色，也由此形成他们痛苦的根源。男尊女卑的文化早在古代就已经筑就了中国男人的虚伪特性。

　　单调而无聊的生活使得中国男人的追求很可笑，三妻四妾！要不，怎么绝大多数的贪官都跟女人有关呢？说的更可笑一点，他们可能想复古！在文明发展到今天还有如此迹象，真是落伍得让人难以置信！然而，的确如此，目前的中国男人只要有条件的，大多实现了一妻一妾的生活，妻妾成群的也大有人在。不仅如此，为了适应男子对此类生活的希翼和追求，使得社会中专供“娱乐”的女子大幅增长。看两则报道：

　　2006年1月10日《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性学研究所最近的调查显示，纳妾和不同方式的嫖娼在经过50年的禁忌后，现已进入几乎所有人的能力范围。除了高涨的不忠指数（男人47.7%女人32.4%）13.5%的男人有“固定情人”，有固定情人的女人数则是8.4%。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12月14日的一篇报道《性行业在中国无处不在，但无人关注》（记者 霍华德.费伦奇）。其中说到关于中国妓女的人数说法不一，官方估计，全国有300万妓女；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有1000万；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全国有2000万性工作者，她们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的比例达6%。记者认为规模如此庞大居然最令人惊奇的特征就是它几乎无人关注，甚至无人承认其蔓延之广。中国一位官员一天令人惊讶地承认：“我通过阅读外国的报纸来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报纸不报道这些坏消息。”

　　——这又再一次地印证了中国人的虚伪，或者男权体制认为这不算什么的社会问题。不报道更是虚伪得无以复加。让人更加忧虑的是，由于同一个女子也不甘心只充当社会中的一种角色，她们渐渐地也学会了虚伪，这种现象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它会严重影响中国人的婚姻，进而动摇中国社会的发展根基。

　　也正是由于中国男人的虚伪，使得中国人至今对那种不诚实的言行持有者一种过分宽容的态度，应该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对不诚实行为容忍度最高的国度。如果说美国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是撒谎者的乐园，各种稀奇古怪的坑蒙拐骗、欺瞒造假在中国都有很好的市场，而且还能枝繁叶茂、生活得有滋有味。

　　正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以及扭曲的性认知导致我们过不上一种理想而健康的生活，倘若纠正一下偏差，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大为改观。然而中国的男人因为等级制度的存在从来不是一个改革者，而是一个殉道者，为了那逝去的、扭曲的旧传统，他们宁愿委屈自己过一种偷鸡摸狗的日子也不愿意做一些稍微的改变促进文化的进步，尊重自己的女性以期她们优雅而成熟起来，也使自己的生活水准跟着改进提高。

　　三、中国男女之间缺乏相互的扶助

　　《红楼梦》诗词中有一首《好了歌》，其中有这么一段：‘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这似乎有责备女子不忠节的嫌疑。由于不参与社会活动她们没有经济来源，意味着连吃穿都要仰赖别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说明女子要完全依靠男子。男子在的时候天天说着男子的恩情，当男子死了女子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生存，除非陪葬，否则还是要依靠另外一个男子，当然就跟着别人去了。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这种情形不是女子道德上的问题，是不公正的社会待遇迫使女子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问题，这是不允许女子参与社会生活所得到的必然结果。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的社会对寡妇再嫁也有着非常深重的偏见，被迫改嫁还要背上骂名。如果像这样跟着别人去了都应该受到谴责，那么男子希望女子怎么样呢？陪葬？果真如此男子那真是自私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女子没有生存的社会权利，如果嫁了人碰到丈夫先死未育或孩子尚小时就连生存的权利都丧失掉了，这难道还不能够说明中国古代女子的一生飘如浮萍的悲惨境遇吗？

　　在现在的社会，同样如此，因为“男尊女卑”的思想导致社会没有充分挖掘出女性的真正价值。所以，在男子的人生发生变故时得不到女子的帮助。即使有帮助那也是借助另一个男子对该女子的情爱来进行，这在被帮助者的眼里犹如贪食嗟来之食一样让人心里难受。事实上在中国男子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是很孤独的，都是单枪匹马地干，没有一个永远的伴，没有一个在心灵上可以慰籍的人。男伴无法相助，女伴又不能指望，以致内心的孤独实在无以言述，只好纵情于声色来麻醉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真的很可怜！

　　但在西方社会中，得到爱侣帮助甚至异性朋友的帮助的男人就太多了。这也是中国男人和外国男人比生活质量上具有的显著差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141年发生在德国的温斯堡事件，最后温斯堡更名为“韦博图山”。故事的感人之处初看是女人的坚贞以及智慧，事实上是一种社会文明。她们敢于提要求并不在于她们的胆量，而在于一种文明使她们一贯得到尊重的思维所具有的行为习惯，事实上她们又一次得到了尊重。而在中国，同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女人说话的权利，更别说提要求了。中国古代的征服是非常野蛮的，把男人杀死，把女人当作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有要求也不敢提，长期不敢提自然也就没有要求了。

　　普遍来说，在中国男人眼里，女人是征服的对象，在外国男人眼里，女人是合作的伙伴。外国男人在征服世界中找寻乐趣，中国男人在征服女人中找寻乐趣。看外国人的小说，世界是那样的丰富而多彩，偶尔也包括爱情；看中国人的小说，世界是那样的苍凉而无奈，只能沉湎于声色，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除了声色，生活中的其他实在毫无乐趣可言。

　　两种不一样的文化造成社会中的这样两种心态，自然就生出截然不同的故事和人生，以及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的生活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的社会也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实质上是一夫多妻制，从春秋战国以后，已逐渐以制度形式规定下来。一夫多妻，主要是在奴隶主、贵族、官僚中实行，他们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女奴，但那和婚姻无关，女奴连妾也算不上，只是供男子发泄性欲、玩之即弃的工具而已。多妻的情况，在当时的民间有，但不普遍，即使有妾，也不会多，而那些帝王、贵族、官僚的多妻，往往是以官制的形式规定，如《礼记·昏义》末段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周礼》云：“内宰以阴礼教六宫。”郑司农注云：“阴礼，妇人之礼。六宫后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国君的妻妾更由百数十人增至数百数千人。《孟子·尽心篇》云：“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赵岐注曰：“侍妾众多至数百人。”《墨子·辞过篇》云：“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管子·小匡篇》云：“(齐)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猪 戈，不听国政，卑圣侮士，惟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戎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臣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后汉书·荀爽传》云：“三代之季，淫而无节。谣台倾宫，陈ae 数百。阳竭于上，阴隔于下。”可见，这一时期帝王贵族的多妻及纵欲已很严重了。 周代开始建立礼制，不仅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妻妾的数目，而且规定了同房的时间和顺序。那时，人们喜欢以天体、阴阳、历数来决定事情的顺序，连后妃和帝王贵族同房的顺序也依照月的阴晴圆缺来决定。月亮每月从初一到十五会逐渐满盈，而后十五天则逐渐变缺，根据这个规律，从初一到十五，是由地位较低的女 子开始进到地位较高的，而从十六到三十，是由地位较高的逐渐安排到地位较低的。 具体情况是：一日到九日，八十一御妇，每夜轮九人；十日到十二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十三日轮九嫔；十四日轮三夫人；十五日，皇后。十六日，皇后；十七日，三夫人；十八日，九嫔；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八十一御妻，每夜轮九人。这种硬性规定可能是为了防止 后妃争宠，实际上有的天子并不一定严格按照这种规矩办事。 另一种说法是，皇后每夜都要和天子同房，每隔五日休息一日，这时才由其他嫔妃递补空缺，因此九个嫔妃要经过四十五天才能轮完一次。世妇以下的妃子则必须随着九嫔一起侍候天子，而不能和天子单独相处。 这种五天一巡的制度也被周朝时的各诸侯所袭用。诸侯共有九个妻子，其中除一位夫人外，另外还分为甲、乙、丙、丁四组侧室。每天晚上除了由夫人陪伴外，另由两个侧室相伴。通常的情况是，50岁以下的侧室才有和主君共寝的权利，因为这种女性还有怀孕的能力；50岁以上就不可和主君共寝了。但这只限于侧室，夫人(正室)则不受年龄的限制，可一直和丈夫昼夜相处，同进同退。大夫只有一起二妾，以三日为一轮；而士族只能有一起一起。妻和妾的资格有严格区别，在一般情况下，妻子可以从晚上一直陪伴丈夫至次晨，而妾则必须在深夜时分等主君睡着后即行离去。 由于天子和后妃同房的顺序较为复杂，就产生了一种称为“女史”的官来掌握。 女史会让嫔妃们戴上金、银、铜等不同质料的戒指，借以明确身份和识别服侍天子的顺序；同时，把她们的日常言行举止记录下来，作为日后递补时的参考。嫔妃们在月经期间，必须在脸颊两侧涂上红色，以表明自己的生理状况。有人考证，由于后来人们觉得两颊涂红的女子比较美丽，就逐渐形成了涂胭脂的习俗。 古代一夫多妻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媵，妾制。 媵制的起源很早，它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即“与长期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姊妹也娶为妻。”《尸子》书中推测尧嫁二女于舜是媵制，“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其说大致可信。媵制是指一个女子出嫁，须同姓品侄和奴仆随嫁。《仅礼·婚礼》注曰：“古者嫁女必以侄品从，谓之媵。”《易·归妹》云：“归妹以品，跛能履，征吉。”认为媵制如同跛脚，尚能穿鞋行走，是件好事情。 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实行媵制。如《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娶妻……诸品从之。”又《豳风·七月》中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也是说的媵婚。 《诗经》中将“归”字解为“出嫁”的诗约有15首。清人王先谦、姚际恒释“公子”为豳公的女儿。诗的大意是，少女们在采桑时忽然心里悲伤起来，恐怕被女公子带去陪嫁。进入战国，因为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媵制随之没落。后世有妻死，由妻妹续弦的婚俗，就是媵制的遗孑。 妾就是所谓小妻、侧室、偏房。《谷梁传·僖公九年》：“毋为妾为妻。”《汇苑》：“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妾一般都是来自身分较低贱的女子，《礼记·坊记·郑笺》云：“妾合买者，以其贱同于公物也。” 此外，凡是未经明媒正娶的女子，也称为妾。《礼记·内则》认为“奔者为妾”。她们遭受社会的歧视，“父母国人皆贱之”。 媵、妾制的产生虽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由于它是一种十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以很早就有人主张革除它。如《易经·革卦》彖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但是这种微弱的呼声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作用，更难取得实效.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式的“姬妾制度”，是一种极度没有人性、极度残忍无情的制度。因为它将“阶级”带进了家庭、带进了同床共枕的人儿、带进了手足之情中间，强行把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分成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两类。这实在是对人性莫大的嘲讽。光从制度含义来讲，姬妾制度连阿拉伯国家的“四妻制”都不如。不能不说，这是“仁恕”之道背后的黑色幽默。 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对姬妾制度提出了异议。《易经》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然而，远见卓识和人性平等,强不过享乐主义和独裁专制，姬妾制度仍然存在，并且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规矩。

一夫多妻制 第一，是母系制的彻底崩溃与男权的伸张。男子以女子为私有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当然多多益善。 第二，部落战争和奴隶使用的结果。私有制引起了比过去广泛、剧烈得多的掠夺战争，通过战争总有大量的妇女、小孩成为奴隶，被胜利者任意占有。 第三，统治阶级的纵欲，以女子为玩物，同时以蹂躏女子多作为其权势的象征。 这正如吴景超所说：“有钱有势的人想‘御声色’，乃是多妻制度存在的主要原因。 但在‘御声色’三字之下，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幸福便轻轻葬送了。” 第四，子嗣观念的影响，多妻则多子，多子则多福。 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实质上是一夫多妻制，从春秋战国以后，已逐渐以制度形式规定下来。一夫多妻，主要是在奴隶主、贵族、官僚中实行，他们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女奴，但那和婚姻无关，女奴连妾也算不上，只是供男子发泄性欲、玩之即弃的工具而已。多妻的情况，在当时的民间有，但不普遍，即使有妾，也不会多，而那些帝王、贵族、官僚的多妻，往往是以官制的形式规定，如《礼记·昏义》末段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古代有三妻四妾之说 所谓三妻四妾，乃以“一发妻二平妻四偏妾”。发妻持家，平妻在旁辅佐，偏妾则要尽心伺候夫君与三房夫人。 如果是达官贵人家娶妻，发妻（也称正妻）一般也是娶的门当户对的女子。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很讲究门当户对。而且发妻在家里的地位很高，一般家里的财务阿管理啊发妻都是要参与管理的。所以，在家里的地位发妻其实很高的。 家的女性里面，如果有老夫人（男主人的母亲），那么正妻的地位就是第2。（没有就是NO1)想想看家里的二把手也！所以，如有些NC电视演的什么小妾之流的可以随便踩在正妻的头上作威作福，简直是乱编。 平妻，地位稍逊发妻。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正妻的左右手。也可以理解为正妻的秘书A和秘书B。平时要帮正妻打理打理家务以及府上一些财务，帮忙管理管理一些后院事宜。总的来说，是正妻背后的女人 当然，平妻的要管理的范围等级没正妻那么高，要管的事情没那么多，但是地位在家里也算不错的。毕竟不是妾不是~~ 所谓“妾”，其实地位并不高。 “氏族社会时期，国中有“媵制”，这是一种氏族首领才有资格实行的婚姻制度。即女儿出嫁时，岳家必须以同姓侄女辈陪嫁。陪嫁过去的姊妹或女奴，自然属于媵妾，而姊妹媵妾的身份比女奴要高，那就不必多说了。 再往后，便正式出现了“妾”。 由此可见，所谓妾，其实地位很是低下。 妾在家庭中，虽然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义务，却享受不了“妻”的待遇。其实也就是地位比丫鬟要高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其性质亦然是个”可以生育的工具“罢了。 而由于妾一般都来自卑贱低下的家庭，甚至是战败方奉献的礼品，所以男主人一般都不甚怜惜。还可以送来送去的。囧。甚至，妾的子女正妻有权利把拿来自己养育。因此，妻为“娶”，而妾为“纳”，娶妻时送到岳家的财物被称为“聘礼”，而纳妾时给予的财物，则被称为“买妾之资”。

孔子曾说：“只有女人和小人不能互相扶持。”这说明孔子对女性有偏见。孔子在中国封建社会被奉为圣人，他的弟子后来被称为圣贤。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儒家圣贤在人伦上并不完美。在阅读先秦文献时，我发现孔子、孔子的弟子曾参、孔子的孙子子思都有休妻的经历。孔子的原配妻子是宋国人，记载于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十九岁，嫁到宋家。”一年后，家生了个儿子，派人送鲤鱼来祝贺他。孔子为此感到非常荣幸，于是给他的儿子取名为鲤鱼，孔鲤成年后取了“于波”这个词。孔子与关琦家族的婚姻结局在文献中没有正式记载，但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找到一些信息。
子思大师在文章礼记檀弓上中有“子前君子失母”的说法。根据孔的解释，“先君子后子”指的是，而“后母”则是一家，即的母亲。根据这个记载，这个关琦的家庭并没有随着孔子一起变老，她被孔子无情地抛弃了。记载了孔子的一句名言：“唯女小人难养，近者不孙，远者怨。”我想知道它是否针对关琦的家人。后来，关琦的家人因病去世，于波按照葬礼仪式哀悼他的生母。孔子对此并不干涉。
记载：“于波的母亲去世了，在纪念日那天她还在哭泣。老师一听，就说：‘谁在哭？’门上写着，“鲤鱼”师父说，‘西，真是惊喜！’“鱼闻其味，则除之。”按照丧礼，如果被遗弃的孝子的生母去世，要为生母哀悼一年。但是，如果父亲已经去世，孝子已经成为父亲，那么就没有必要为被抛弃的亲生母亲哀悼了。关琦的家人去世后，孔子允许于波为他的母亲关琦的家人哀悼一年。服丧期过后，博依然为亲生母亲哭泣。孔子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于波做得太过分了。于波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所以他不得不停止向母亲哭诉。关琦一家被后人尊为圣母，夫子庙里的卧室是专门供奉关琦一家的神龛。如果孔子重生，当他得知被他赶走的原配妻子关琦不仅“回到”自己身边，而且还被一次又一次地封为御妻，他会有什么感受？
孔子参与休妻的理由更加离谱。据宋代诗人王允编辑的论语阳货，“曾子的继母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但养活了她。他老婆对蒸梨不熟，就走了。男人：“不是七。”曾子说：‘蒸梨是小事。我想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让它们成熟。这是一件大事吗？然后，终身不再婚。”在这段话中，曾参对继母和妻子的态度截然不同。他的继母对他不仁，忘恩负义，但因为在伦理上也是母亲，所以曾参把继母作为孝顺的对象，全心全意地供养她。但是，曾参对妻子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他命令妻子蒸梨，妻子不蒸，曾参一怒之下无情地抛弃了妻子。可见曾参的性格有着暴躁的3158虚拟视频，刻薄，冷酷，诡异的一面。
古人用所谓的“七出”法则来休妻。不蒸梨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不在“七大结局”之列。如果曾能对妻子宽容一点，就绝不会采取与妻子离婚的狠心行为。他对妻子的苛刻引起了别人的批评。曾参的回答是：蒸梨未熟真的是小事。我让她蒸它们，但她不听我的。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大事。其实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是在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现实生活中，哪个不犯错？如果出了问题，预测这个人会犯大错是很可笑的。按照一旦犯了小错就一定是大错的逻辑。天下所有人必然要犯大错，可以断交。曾参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孝子。他可以无微不至地孝顺父母。他为什么不能对妻子宽容一点？
子思，孔子的孙子，名声在外，一些古书写得很急。子向曾参取经，对妻子的态度甚至比孔子和曾参还要粗暴。记载：“子母死而不哀。大师让众子想一想，‘前子的前君子失母是真的吗？’岳曰：“然。”如果你不让你的儿子变白，你会失去他。为什么？子曰：‘昔吾先君子不迷道，其道长则长；他的路脏了，就脏了；如果他焦虑，他就会安全。着急做老婆的是白妈妈，不着急做老婆的不是白妈妈。”因此，孔没有失去母亲是他自己的思想使然。“子是子思的儿子，孔子的曾孙，名叫孔柏。儿子的生母被父亲的儿子抛弃。亲生母亲去世后，子思不允许儿子为此哀悼。子思的举动显然不符合葬礼仪式，于是弟子问子思：“你爷爷被生母抛弃后，允许他为生母哀悼吗？”子思答：“是。”弟子又问：“为什么不让孔白为生母哀悼？”子思辩解道：“以前，我爷爷在礼仪上没有任何错误。该隆重的就隆重，该简单的就简单。我该怎么做？我老婆是孔柏的妈妈。如果她不是我的妻子，她也不会是孔柏的母亲。”子思按照自己的标准认可了儿子的母亲，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孔柏与亲生母亲的母子血缘关系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婚而消失。孔柏的生母不能再做他的妻子，但她永远是孔柏的母亲。
子思不赞成儿子孔柏为生母服丧。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道德境界不如祖父孔子。所以他不能允许儿子像他爷爷那样为生母哀悼。其实子思不让儿子为生母哀悼的真正原因，是他对被自己抛弃的前妻深深的怨恨和厌恶。他出于厌恶与妻子离婚，甚至在前妻去世后，仍无法化解心中的怨恨，以至于违抗传统的丧葬规定，断然禁止儿子孔柏为亲生母亲哀悼。可见子思对待妻子的态度是多么的小心眼。子思此举其实是给孔门立了一个规矩。从此以后，孔氏子孙不再为他们被遗弃的母亲哀悼。
孔子、曾参、子思对妻子的薄情，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给了男人太多的权利，而女人的社会地位特别低。甲骨文中的“女”字，是一个双手交叉，双腿弯曲，跪在地上的女子形象。女人向谁下跪？她下跪的对象应该是决定自己命运的男人。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顺从和听话。说：“女人有三从之意，没有特别的办法。所以她没有嫁给父亲，而是嫁给了丈夫，丈夫死于儿子。故父者，天子也。夫，妻之节也。”既然丈夫是妻子的“天堂”，妻子就应该绝对服从丈夫，那么丈夫当然是对妻子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孔子、曾参、子思虽然对妻子极其刻薄，但这是当时社会伦理赋予她们的权利。今天，社会道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子及其弟子对妻子的态度显然是不近人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