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候数万“无谷之人”为什么会惨遭屠戮?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创了大清基业,文治武功青史留名,不过在他晚年时却犯下了一件极其严重的失...
清朝时候数万“无谷之人”为什么会惨遭屠戮?
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创了大清基业,文治武功青史留名,不过在他晚年时却犯下了一件极其严重的失误,也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一件极大的蠢事——责令八旗官将清查和捕杀“无谷之人”。所谓的“无谷之人”,指的就是广大的穷苦汉人。
我们知道,努尔哈赤在前期的创业过程中十分重视招降汉将汉民,也给予了优待的措施。可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加上满族贵族排汉意识的不断增强,越到后来汉人的处境就越艰难。自从努尔哈赤率八旗占据沈阳、辽阳以后,统治手段更加严酷,广大汉民就深受后金官吏、八旗官将的奴役。
尤其是在天命八年(1623年),努尔哈赤强制推行迁丁隶民和女真尼堪(汉人)同食共住政策,使得辽沈地区的汉人义愤填膺,抗金浪涛汹涌澎湃。同时,降金的汉官也纷纷动摇,这些反抗让已年过花甲的老汗王坐卧不安。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努尔哈赤不是冷静地思考、反省入辽以来的各项政策以及八旗贵族将官的所作所为,纠正错误,而是恼羞成怒,把责任归结到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上。
当时,辽东的广大穷苦汉民采取了各种抗金斗争,或怠工不干,不耕田地;或四处逃走,竭力摆脱后金国的束缚;又或是秘密串联,与明联系,欲图逃入明朝;还有的更极端,火焚地主、金将的房宅钱谷,夺其牛马,武装反抗。
努尔哈赤认为,偷盗牛马、火烧粮谷及村中房宅之人,都是不耕田、无谷、没有定居,欲由此逃往彼处的光棍。他把人民反抗的原因及其荒谬地看成是穷人没有粮谷,所以就把无谷之人视为仇敌。于是在努尔哈赤晚年就发生了捕杀“无谷之人”的暴行。
努尔哈赤对此事十分认真,天命九年正月初五,他开始下令划分有谷或无谷之人。这道命令下达后,他还有些放心不下,当天又下一道命令,规定:每人有粮食六至七斗的为“有谷之人”;一口有五斗,但又有牲畜“足以维生者”,亦列入“有谷人”之列。若不足维生,则列入“无谷之人”。
表面来看,努尔哈赤定的这个标准并不高,每人有谷五斗似乎也不多。但是当时的情况是由于连年作战,兵荒马乱,难以耕种,辽沈地区灾荒频繁发生,年年歉收,粮食价格比正常年份上涨了十多倍,甚至和银子的价格等同。从这个方面来看,可见能达到“有谷之人”的标准也就很高了。
确定了这个标准之后,努尔哈赤下令将“无谷之人”全部收捕,然后又让有关部门进行丁数、人口的详细统计。随后便派人前往各地清查粮谷。
照着这个形势下去,恐怕收捕的“无谷之人”,整个京城也很难放得下。于是,努尔哈赤在正月二十日,又下汗谕,重新划定标准,规定一口有五斗的,列入“有谷之人”范围;一口有四斗,若有牲畜,也列入“有谷之人”范围。其他的一概为“无谷之人”。正月二十一日,又派遣大臣清查汉人谷物,将“无谷之人”全家收捕。
六十六岁的努尔哈赤,征战疆场三十多年,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不仅统一了女真各部,还多次打败明军。到了天命九年为止,他在战场上还没有受挫一次。而这次,他所辖的平民百姓的反抗却弄得他终日不安,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便是要大开杀戒。
虽然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录,但从努尔哈赤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上,不难断定被收捕的人一定很多。二十七日,努尔哈赤下令杀了各地的“无谷之人”,这是中外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野蛮暴行,也给自己留下了骂名。据保守估计,至少有几万人被杀。
努尔哈赤为什么不去非洲建国,为什么总当“搅屎棍”?
努尔哈赤是东北人,东北自古就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努尔哈赤干哈要到外地去发展呢?他本人也接受了明朝的册封,属于明朝的官员。
明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还是有一定宽松政策的。比如说云贵四川等地,一般都是让当地土司自己管理,东北的情况也是一样,由当地女真族各部落自己来管理,只要定期交税就可以了。
明朝对东北的统治,是采取了分化制衡的办法。李成梁管辖期间,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以及叶赫女真三大部落互相制衡,这才让明朝的统治如鱼得水。
创业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因为需要大量资源的帮助。努尔哈赤赤手空拳就能够夺取天下吗?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在明朝是有帮手的,李成梁就是最好的帮手。努尔哈赤利用和李成梁的关系,在东北发展壮大,而没有任何人去管辖。
太祖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邻部古勒城主阿太为明总兵李成梁所攻,阿太,王杲之子,礼敦之女夫也。景祖挈子若孙往视。有尼堪外兰者,诱阿太开城,明兵入歼之,二祖皆及於难。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於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途遇额亦都,以其徒九人从。---《清史稿》最初努尔哈赤是一穷二白,就是因为靠上了李成梁这座大山,他才逐渐有了自己的队伍。通过李成梁,努尔哈赤不断输送东北的物资到中原贩卖,从而获得了起义的第一桶金。
当然他给李成梁的提点绝对是高出了天际,否则人家堂堂明朝辽东总兵,怎么可能买他的帐呢?在李成梁看来,这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毕竟他认为努尔哈赤的壮大,也不影响大局,叶赫女真和海西女真都是非常庞大的女真部落,只要他们和建州女真互相制衡,不要团结在一起,一切都好办,趁机捞点钱也是无伤大雅的。正是因为李成梁的这种想法,使得努尔哈赤的野心逐渐膨胀。他一统整个建州女真以后,并不满足于现有的规模,他希望像成吉思汗那样,统一整个女真族,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这一构想要想时间,当然还是要依靠明朝的帮助。当时关外是没钱没粮,要想建立帝国,就必须要大量物资的输入,李成梁家族就是努尔哈赤最重要的物资供应渠道。等到事情不可收拾的时候,李成梁自己也退休了,他不知道自己犯下了弥天大错。不过换任何人去都不会预料到以后的事情。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认为满清入关是外族入侵。其实不能这么看待这件事,明朝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不止有汉族这一个民族。
明朝和汉朝以后的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一样,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女真族也毫不例外地就是中国多数民族中的一部分。
五代十国以后,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其实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宋朝不算正统,金才是正统王朝,毕竟人家掌控着中原地区。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谓中原逐鹿、问鼎中原,这指的都是称霸中原以后,就相当于称霸了整个中国。
辛丑春正月,明以灭哈达来责,乃遣孟格布禄之子吴尔古岱归主哈达。哈达为叶赫及蒙古所侵,使诉於明,明不应;又使哈达以饥告於明,亦不应。太祖乃以吴尔古岱归,收其部众,哈达亡。十二月,太祖复入贡於明。是岁定兵制,令民间养蚕。---《清史稿》所以说女真族演变到后来的满族,也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清之战,这只能说是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能说是外族入侵,和抗日战争是有本质区别的。
努尔哈赤本身就是东北人,他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成长,为什么要跑到外面去发展创业呢?那个时候又没有北上广深可以漂,哪儿都没有家乡好。
东北又是属于明朝的管辖范围,所以说努尔哈赤属于企业内部二次创业,是另起炉灶的一种表现,不属于外敌入侵。既然是内部的矛盾,那么肯定是要在内部解决的,没必要跑大老远去。
说实话,努尔哈赤是否真的有雄心吞下大明朝,其实这是没数的。因为大明朝实在是太庞大了,努尔哈赤那点人马真的不够大明朝塞牙缝的。
三年戊午二月,诏将士简军实,颁兵法。壬寅,上伐明,以七大恨告天,祭堂子而行。分兵左四旗趋东州、马根单二城,下之。上帅右四旗兵趋抚顺。明抚顺游击李永芳降,以为总兵官,辖辑降人,毁其城。明总兵张承胤等来追,回军击斩承胤等,班师。---《清史稿》那个时候农民军起义也不成气候,天启崇祯两朝完全有办法应付东北和西北的局面。所以说努尔哈赤应该只是要在东北地区自立,即使想过问鼎中原,那也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
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改后金为满清,建立了大清帝国。此后他也只是常常入关扫荡,抢掠一些物资,真正大规模南征是很少见的。
由此可见皇太极也是没有争雄天下的野心,到了多尔衮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也是努尔哈赤的儿子,只不过岁数相对小一些。多尔衮掌权以后,满清已经统治了整个东北地区,蒙古的各大部落也臣服于满清的统治。这么一来关外的所有对手都已经被肃清了,那就可以着眼于关内了。恰逢此刻关内情况突变,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势如破竹,攻入了北京城,灭亡了大明王朝。多尔衮看准时期,打算跟李自成争夺天下,为此策反吴三桂,带兵入关。努尔哈赤创业,皇太极巩固基业,多尔衮则是开拓进取。这三个人奠定了后来的大清王朝版图,可见成功不是短期就能一蹴而就的。
后来我们知道,努尔哈赤发布了七大恨,表示要与明朝彻底决裂,还打了萨尔浒一战,杀了不少明军。
可是此后努尔哈赤却停滞不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好好经营东北地区,至少他这一代是不愿意再往前走一步了。
在努尔哈赤眼中,似乎裂土封王就已经足够了。要想真正吞并大明王朝,必须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有了才行。
而当时虽然有小冰河时期和农民起义军的相助,但大明王朝依旧底气十足,根本就不惧怕努尔哈赤的威胁,所以天时是不够的。为此努尔哈赤只能守住这份基业,让子孙后代们等待时机。
这是非常明智的,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待天时有变,再北伐中原。时机绝对是最重要的事情,看来努尔哈赤没少读《三国演义》。
沙俄侵占我东北领土后,当地土著人哪去了,被灭绝了吗?
他们每占领一块土地,就要彻底赶走原住民,不肯走的一律处决,你大概知道海兰泡事件,但你肯定不知道“推黑河”,因为历史上都查不到,但是我朋友的先辈就是推黑河的幸存者,因为他老婆是俄罗斯人,所以给了一条船。老毛子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这种种族清洗一直延续到苏联时代,证据是:你看看所谓的千岛群岛(北方四岛)上还有一个日本人吗?
为什么努尔哈赤不去统治外兴安岭和库页岛而是拼命向山海关内统治?
努尔哈赤建国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短一点,能够说明就可以了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清军攻陷锦州后,也对全城居民三日搜杀,妇孺不免。
满清除了对东北汉人大肆屠杀外,还对东北地区,被掠夺为奴隶的汉人疯狂虐待。
在满清入关前,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被掠夺汉人总数,约100万左右(《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 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这些被掠往东北的汉人奴隶,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每年都有不少于2000名汉人奴隶自杀)(《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 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一方面,虐待和屠杀东北汉人。另一方面,又害怕东北的汉人太多,会导致他们丢失“龙兴之地”,便在封禁地区修浚边壕,沿壕植柳,谓之柳条边。又名盛京边墙、柳城、条子边。
顺治康熙年间(1644~1722)先后修建柳条边于辽河流域和今吉林部分地区。禁止民人越过边墙打猎、放牧和采人参。辽河流域的柳条边,南起今辽宁凤城南,东北经新宾东折而西北至开原北的威远堡,又折而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周长一千九百余里,名为“老边”,也称“盛京边墙”。又自威远堡东北走向至今吉林市北法特,长六百九十里,名为“新边”。
由于满清的阻止,直到光绪时代,诺大的东北人口只有700万人口(多数也是来自山东和河北的汉人,或者被掠夺汉人奴隶的后代)。
东北真正得到开发,却恰恰是在民 国时代,也就是张作霖大帅的时代。为了稳定边防,应对日本和俄国的侵略,北洋政府和张氏父子整车皮地从山东、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使得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到了1933年,东北人口已达2910万人!短短10年时间,昔日满清统治下荒凉的东北,被日俄肆意蹂躏的东北,已经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铁路85%国有化,电信设备98%国有化,东北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北大的六倍,约3000现大洋,超过总理段其瑞,1927年可以生产发动机(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北欧的设备),1930年亚洲第一部带空调的火车在大连诞生。连孙中山也对张作霖大加称赞,说他开发东北,使东北的民生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努尔哈赤极端反汉。
努尔哈赤自吹自擂“恩养尼堪(汉人,贬义)”却大杀辽民。
明天启三年, 1623)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大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镇压,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
后金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后金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③。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隶制农奴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
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努尔哈赤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
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就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
努尔哈赤对汉人抗暴作出的反应,是进一步种族歧视、种族清洗。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
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
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
窃据沈阳后,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
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
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
从后金天命八年六月伪金镇压复州兵民起,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反抗,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
当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
努尔哈赤的罪恶,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这一曾经是“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的富饶地区,竟弄得人丁锐减,田园荒芜,庐舍残破,百业凋敝,社会混乱,民不甯居,饥荒频仍,物价飞涨,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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