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东夷”与“东夷文化”，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但通过追踪溯源发现，我们山东人的祖先就是东夷人，东夷文化的发源地在山东，其也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源头。临沂地处沂沭河流域中心地带，是山东史前文化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域。

东夷的相关记载

《说文》著：“夷，东方之人也。”

《后汉书•东夷列传》载：“《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那么“夷”的名称产生什么时候呢？

据记载，“夷”的名称约产生于夏代，与华、夏并称，夷字在商代甲骨文中经常出现，泛指居住在通知中心以外周边的部族。西周时才有了“东夷”的称谓，夏商的统治中心在今山西、陕西、河南的黄河中游地区，所以东夷就是指以山东为中心的东部地区。

由于东夷的支族众多，他们分布的范围极为广泛，西接中原，南到淮河流域，北到黄河下游，向东则越过大海，直到辽东。所以东夷的具体的范围包括了山东全境及其毗邻地区的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河北南部及辽东半岛等广大地区。

优越的生存条件，使东夷部族在这片土地上得以繁衍生息，成为最早活动于中国东方的土著居民。

也就是说，现在自然是还有东夷后裔。东夷人就是现在的山东人，曾经东夷人就发源于山东省中南部，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明之一；在秦汉时期后，“东夷”就多代称东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用于称呼外族；东夷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慢慢变成了现在的山东人，也就是汉族人，山东人的祖先。

东夷族是原先华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据说是伏羲氏后裔炎黄的一个部落，在东夷这个部落里，他们的某一些祖先就是炎黄子孙，也就是黄帝的后代。但是东夷这个称呼随着时代的变迁，它所指代的东西也有一些变化，在早期的时候它指的是炎黄子孙下的一个部落，但是后来变成了对除东方民族以外的民族的泛称。

一、夏商周时期

据说夏代灭亡的时候，亡国皇帝夏桀到了东夷的地区，包括有一部分夏人他们都随着夏朝的灭亡，有一部分夏人移居到了，淮河流域，太湖流域和杭州湾这一带。这一部分的夏人逐渐在东夷和百越生存，这一部分的人逐渐成为了东夷人。接下来到了商朝，终于与商朝之间也发生过兵戎相见，而且规模较大，甚至有些人认为商纣与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是三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后来到了西周的初期，东夷和商朝的一些移民有联合起来反对周王的情况，由此可见商朝和东夷曾经有过关系比较亲近的时代。

二、西周时期

两周和东夷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周公大举东征，东征的对象除了商朝的移民之外就是东夷，第2个阶段，东夷的势力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但是遭到了周王与楚国的夹击而受到严重的打击，可是在春秋的时候，东夷依旧是一个不错的大国，文明发达，完全不输给在中原的诸侯小国。到了西周的晚叶时期，也就是第3个阶段，东夷的居住中心更向南移居，势力上也向南边发展，但是此时此刻无论是东夷还是当时的西周，都已经因为广泛接收中原文化而走上了同化的历程。

三、关于东夷的另一种说法

现代的朝鲜和韩国单方面的认为，现在朝鲜人可能是当时的东夷的一支，但是缺少直接的证据，因此这个说法在我国是不被承认的。

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各民族与方国，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主要阶段。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的中心地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东迁至此。《史记》也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说是指“东夷之土”。齐的远古祖先已与东夷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齐“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采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经济方面充分发挥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鲁这两种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学发现中已有初步的印证。据研究：“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证明司马迁所说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与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是有根据的。”齐虽来自黄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的西系，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与部落的进一步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至春秋中后叶，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齐从春秋初叶已超过鲁国，并基本上统一齐鲁大地，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与他从立国时期已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鲁在受封时，周王是定下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针的，而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著称，但当地土著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据对鲁国故城的初步发掘，共清理了12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叶到战国初叶共五六个世纪。这129座墓可分为葬制风格迥异的甲乙两组。据研究，乙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组墓从西周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同化的过程”。实际上，鲁国顽强地推行周礼，也必然还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周礼起着主导作用。儒家祖师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说周礼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在实际的发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那么彻底，仍是周俗与夷俗并存而又以周礼为主导相互融合。 到春秋时，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大昊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在今山东境还有少昊后裔莒、郯、谭、费等国。他们与诸夏通婚、会盟，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他们主要是依附齐、鲁，被认为是诸夏的同盟。从出土文物看，今山东境内的春秋东夷各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诸侯，只是因为他们仍保留一些东夷礼俗，当时仍被认为是东夷。实际上已是与诸夏即合而未化，到战国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已不引起人们重视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接壤与邻近地区，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春秋时期他们主要倾向于“即事诸夏”，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出土器物有明显特点，凡有铭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争霸与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吴、鲁、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当秦统一六国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