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导火索是官府的横征暴敛。
至于一楼的回答，那是隋朝的事。
二楼的又太片面了，要知道50多个造反头头，就李自成一个驿站工作者。
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一：小冰川末期（灾害最大的时期）。
二：明朝资本主义萌芽，主要粮产区江南很多地方改种桑树，导致全国范围粮食供应不足。
三：官府的横征暴敛。
四：党争。
五：农民起义和后金造反。

驿站裁员

三楼很对

土地集中化

邮局裁员，三大征

自然灾害。

　　元末农民起义作战地图
　　http://www.xinjunshi.com/ziliao/junshiditu/nmqy/200412/1552.html

　　元末农民大起义

　　http://post.baidu.com/f?kz=114456370
　　元朝后期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政府七千顷土地，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政府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①，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②。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宫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

　　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③。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④。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⑤。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作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①。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钥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日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日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日得手，除得州美日好地分，补得职近日好窠窟”②，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③。

　　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三年（1337年）①，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②。

　　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③。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红巾军大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山童被捕，山童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民“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①。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

　　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

　　红巾军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农民。叶子奇说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②。朱元璋也说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①。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但也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所造成。

　　与红巾军起义同时，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方国珍出身佃农，传说他因杀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②。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卖盐于富家，“富家不给值”，遂率众起兵。他们所领导的反元斗争，都牵制了元朝的军力，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

　　当红巾军以燎原之势向四方八面发展之时，元朝政府派遣御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镇压。也先不花率军三十万进驻沙河，企图一举扑灭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但慑于红巾军的声威，元军夜惊，尽弃军资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脱脱率军攻徐州芝麻李，元军会集徐州，这就使红巾军的两支主力得到发展的机会。

　　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红巾军攻占了杭州。他们在杭州等地，纪律严明，不淫不杀，只把归附的人登名于户籍③，得到人民的拥护，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把脱脱解职，脱脱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日盛④。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奉韩林儿在毫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在大都的蒙古贵族都纷纷建议北逃。但红巾军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军的阻击，又撤回山东。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直趋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旋即转战辽东各地。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由荆、樊出武关，进攻长安。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与三路进军同时，刘福通也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于是“造宫阙，易正朔，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①。正如红巾军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②，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已达到高潮。

　　以毛贵为首的红巾军在山东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粮分与贫民，凡无罪而被掠者一律放还。“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③。又立“宾兴院”罗致人才。

　　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曾下今要把汉人一概捕杀，并把“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④。后来看到汉族地主也敌视红巾军，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都给以万户、千户、百户的爵赏。元朝政府还赐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给以官号，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方国珍、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起兵进攻红巾军，“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同年，答失八都鲁也“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袭击毫州⑤。答失八都鲁的军队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刘福通歼灭，但察罕帖木儿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军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成为红中军最凶恶的敌人。

　　汉族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始终对元效忠，坚决与农民为敌。他们要“竭忠以报国家”①。另一部分人则不愿向元效忠，结寨自保，观变待机。但这些人实际上与元统治者也是站在一起的。也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农民军，这是由于汉族地主与蒙古统治者之间还存在着民族的矛盾，有的人则是迫于农民军的威力。

　　徐寿辉领导的红中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②。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控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作了皇帝，国号大汉。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不久也在四川自立，国号大夏。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形势。北伐的三路大军在事前并无精密的布置，军令既不统一，彼此间也缺乏联系。关先生、破头潘和李喜喜的军队始终在各地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前方胜利，后方又遭到敌人的攻击。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占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兵走安丰。这时，驻守山东的毛贵被部属赵君用所杀，察罕帖木儿乘机进迫山东，山东各城亦被察罕占领。山东一失，安丰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围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

　　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虽然失败，但是在反元斗争中，前后十三年，“大小数百战”③，给予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致命的打击，已从根本上摧毁了蒙古的统治。

　　朱元璋的起义和元朝的灭亡

　　当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朱元璋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人，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作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随即进占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这时，韩林儿在毫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①。朱元璋军纪严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都为他出谋划策，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来投奔他。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建康，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年），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时，在他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东面是张士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明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继续攻占衢州、处州，皖南以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此后这些地区都为朱元璋所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罗致了浙东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特别是刘基、宋濂在朱元璋的开创事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从此朱元璋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朱元璋也注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又设管理民兵万户府，仿古代寓兵于农之意，选拔强壮农民，使其“农时则耕，闲则练习”，还屡次蠲免田赋①。这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统治的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安定，军粮也有充足的供应。

　　在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时，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中军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儿等地主武装的袭击，徐寿辉又为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力量虽强，但“将士离心”，“政令不一”，明玉珍也只是割据四川，偏安一隅。占据苏州的张土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归附了元朝。他们在所辖地区之内只知霸占田产，奴役佃户，腐化享乐，不关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朱元璋的发展。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直入建康，在江东桥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复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干鄱阳湖，友谅中矢死，全军大败。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锋转向苏州张土诚。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土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据守庆元、温、台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朱元璋已奄有东南半壁。

　　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诬蔑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茶毒生灵，无端万状”。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杀了韩林儿，这时的朱元璋显然已背叛了农民军，完全蜕化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

　　朱元璋既打败江南的各个割据势力，更积极准备北上伐元。此时，蒙古统治者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乐，宫庭的政变不断发生，军力也一蹶不振，只有倚靠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等人的地主武装支持残局。扩廓帖木儿守河南，李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彼此连年交兵，到处掠夺屠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决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拟的一篇声讨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和“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①。檄文中责备扩廓、李思齐等“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指出这些人相互吞并是人民的巨害。同时更指出蒙古、色目虽不是汉族，只要“愿为臣民者”，皆与汉人同等对待。

　　由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这一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

　　①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序。
　　②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③ 《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总序·屯戍》。
　　① 《元史》卷一○一《兵志·站赤》。
　　② 同上。
　　③ 《元史》卷二○二《八思巴传》。
　　④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⑤ 《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
　　⑥ 《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
　　① 参考陈垣《也里可温考》。
　　② 《马可波罗行纪》一五七章《冯承钧译本》。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
　　② 《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传》。
　　③ 黄溍《黄金华集》卷二八《答禄乃蛮氏先茔碑》。
　　④ 姚燧《牧庵集》卷二○《宣抚使张公神道碑》。
　　⑤ 《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
　　① 《元史》卷八《世祖纪》。
　　② 《元文类》卷三六蔡文渊《农桑辑要》序。
　　③ 王祯《农书》卷三《农桑通诀·锄治篇第七》。
　　④ 《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
　　①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
　　② 《农桑辑要》王馨原序。
　　③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农桑》。”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
　　② 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三五《上世祖皇帝论政事疏》。
　　③ 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④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
　　①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②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③ 王逢《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
　　④ 胡琢《濮镇纪闻》卷首总叙；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舆地略·物产》下。
　　⑤ 徐一夔《史丰稿》卷二十三《织工对》。
　　① 《元史》卷一二○《镇海传》，卷一二二《哈散纳传》。
　　② 《元史》卷一六七《张惠传》。
　　③ 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五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书孙公神道碑铭》。
　　①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
　　②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
　　①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序。《元史》卷一七二《程钜夫传》。
　　② 《元史》卷六《世祖纪》。
　　③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二《韩公神道碑铭》。
　　④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⑤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卷二六《仁宗纪》，卷二七《英宗纪》。
　　① 《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②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五《征伐》。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治道》赵天麟奏策。
　　②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七《张忠献公神道碑》。参考冯译《马可波罗行纪》。
　　③ 《元史》卷一六八《陈天祥传》。
　　④ 程钜夫《雪楼集》卷八《何文正公神道碑》。
　　① 《元史纪事本末》卷一《江南群盗》。
　　② 《秋涧集》卷九二《论寇钟明亮事状》。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② 至顺《镇江志》卷十一。
　　③ 《道园学古录》卷十一《建宁路崇安县尹邹君去思之碑》。
　　④ 余阙《青阳集》卷三《宪使董公均役记》。
　　⑤ 危素《危太朴续集》卷九《书张承基传后》。
　　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元史》卷二四《仁宗纪》。
　　②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③ 同上。
　　① 元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在世祖时，一在顺帝时。
　　② 《元史》卷四十《顺帝纪》。
　　③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④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① 权衡《庚申外史》上。
　　② 《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① 朱元璋《纪梦》（《纪录汇编》本）。
　　② 黄溥《闲中今古录摘钞》。
　　③ 《辍耕录》卷二八《刑赏失宜》。
　　④ 《庚申外史》上。
　　① 《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② 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
　　③ 《元史》卷四五《顺帝纪》。
　　④ 《庚申外史》上。
　　⑤ 《元史》卷一四二《答失八都鲁传》。
　　① 宋濂《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九《陈府君墓志铭》。
　　② 钱谦益《初学集》卷八○《回金正希馆丈书》。
　　③ 《罪惟录》传五《韩林儿传赞》。
　　① 《庚申外史》下。
　　① 分见《明太祖洪武实录》卷六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二月，及卷十二癸卯（至正二十三年）二月。
　　①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一，吴元年十月。

朱元章起义,后金兴起.

红巾军大起义

元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三年（1337年）①，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②。
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③。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山童被捕，山童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