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铅在地球化学上是少见的，中国以外没有发现含高放铅的青铜器，可以认为是中国青铜时代矿料的一大特色。从时间上说，在中原地区，含高放铅的铜器出现于二里岗下层时期，殷墟二期达到高峰，到殷墟四期之后基本消失，中原以外含高放铅的铜器分布地域很广。

几乎遍布商式青铜礼器的文化圈，不止三星堆，成都金沙、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清江吴城、安徽阜南台家寺、陕西汉中、米脂、山西保德林遮峪等地也有发现，除了金沙略晚其余年代也都是商代。也就是说高放铅几乎可以作为一个断代标志，三星堆新的测年数据又一次印证了这个经验判断。

金正耀最先提出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原料应该来自同一矿山地区，并且由此推断，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彼此距离遥远的商代遗址之间已形成金属资源与制品的流通网络。

比起各种矿料来源地假说，这一考古现象才是更应该为人所知的。抽离这样的考古背景，仅根据高放铅物料来自滇东北或者非洲的假说来论述三星堆高放铅青铜器很特殊，就没有什么意义

商代三星堆和殷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不熟悉考古材料的人很难有直观印象，容易被个别看起来“异常”的特征所误导（其实考古遗存特征何止千千万万，选择哪些论述，以及特征对比的基线在哪里，这些很难保证中立无偏）。这里可以和文献信息丰富的东周简单作一类比。同样是基于铅同位素比值等特征区分矿料类型，在东周列国之间，也存在隔一段时间就从使用一种铅料很快转变为使用另一种铅料的情况，而且在很大地域范围这种转变几乎是同步的。

另外关于年代问题。测年技术不能看作一个“常量”而是不断进步的，新旧数据有矛盾又想省事可以无脑使用新数据。祭祀坑以往只有2个C14数据（来自一号坑的木炭），新数据基本落在老数据年代范围之内、只是进一步压缩了区间；而三星堆遗址远远不止这几个祭祀坑，以往遗址其他发掘区也获得了很多C14数据，但是它们和祭祀坑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地层关系，有些回答声称祭祀坑的青铜器“埋在了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文化地层下面”这只是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测罢了。

三星堆4号坑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我觉得它和黄河文明是存在一定联系的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引起了无数网民的热烈讨论。出土的彩绘铜头，金色面具，象牙雕刻和青铜圣树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尤其是，形状精美的金色面具充满了后现代风格，使学生大开眼界。许多人认为三星堆文明和西亚文明似乎具有相同的作用。因为三星堆文明的建立应从夏末至商初。从出土文物看，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远比同期的商代先进。2021年3月2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一起，采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对三星堆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中的73个木炭样品进行了分析。据推测，三星堆四号坑大约在3200至3000年前，其年龄范围属于商代晚期。

根据北京大学教授孙华的分析，三星堆的这次主动发掘不再仅仅只是静态地满足于文物，而是使用各种技术方法和理论模型来动态恢复古人埋葬三星堆的过程。因此，我们了解了整个祭祀区的空间格局以及古代蜀国的文化关系，且包括周边文化。关于周边文化必定涉及到中原文化的黄河文明。

更具体的表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也反映了三个文化层次。首先是古蜀国的地方特色，以青铜面具和青铜圣树为代表。其次，通过对玉戈、玉琮的发掘，弄清了中原殷商文化对古代蜀国的影响。第三，这些文物极有可能是由陶扇铸造而成的。尽管三星堆青铜像的形状与中原文化完全不同，但在湖北商周遗址中，发现了类似于三星堆青铜神的面具。根据有关专家的意见，三星堆在吸收中原青铜冶炼技术的同时，也在进行自主创新。不断变化的三星堆与中原黄河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星堆的发掘过程中也出土了许多丝绸和大米，这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祭祀坑中有蚕丝，这意味着三千多年前，古代蜀国的祖先就用这种蚕丝制成日用服装和参加盛大的场合。大米还是只有上流社会的贵族才能吃的食物。让每个人都欣赏精美的青铜圣树，它也刻有类似于松树的图案。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在三星堆发现丝绸和大米的合理性。也不难看出，三星堆4号坑与黄河文明是存在剪不断的联系。

商代晚期的发展状态是先经历盘庚中兴，中间再达到武丁盛世，然后逐渐走向衰败。商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它前后一共持续了五百多年的时间。在这五百多年时间里，商代的发展也是几经起伏。根据商代在这五百多年里的发展情况，后世学者将这个朝代划分为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先商”、“早商”以及“晚商”。

其中就“先商”这个时期来说，它其实是指商代在正式建立之前的发展阶段。商代的前身是身为夏朝方国之一的商国，这个方国由契创建。契因治水有功而被帝舜任命为司徒，同时他还获得了商邑，也就是河南商丘这块封地。契带领部落族人抵达商邑之后便将部落命名为“商”，于是便有了商国。在这之后商国日渐发展壮大，而夏朝则日渐式微。待夏朝最后一任君主桀即位之后，这位君主因行事残暴而渐失民心，此时身任商国之主的商汤因此决定反夏。商汤最后如愿灭亡夏朝，商国由此转变为商朝，这个朝代也随之进入到“早商”阶段。

“早商”阶段的商代发展到商王仲丁时开始日渐混乱，商王室成员为了夺权而不断勾心斗角，从而导致商王朝内乱不止。后世将这段时间称之为“九世之乱”，该状态一直持续到商王盘庚即位之后才有所改变。盘庚即位之前商代因内乱而多次迁都，他即位之时商代都城定于奄，也就是山东曲阜。盘庚即位之后为了改善商代发展，遂决定将都城迁回故地，也就是河南商丘。但是不久之后盘庚便又再一次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史称“盘庚迁殷”。商代都城设于安阳殷墟的时期被视为“晚商”。

在此次迁都之后盘庚开始大力推行商汤时期的政令，商朝局势日渐趋于稳定，国力也随之开始回升。在这种发展态势之下，商代实现了中兴。继盘庚之后，他的侄子武丁于即位之后进一步促进了商朝的发展，“武丁盛世”随之到来。“武丁盛世”这个时期是整个商代发展最为强盛的阶段，时间长达五十多年。但是这个盛世终究是转瞬即逝，武丁逝世之后商代又开始走下坡路。等到了商纣王时期，商朝终是走向灭亡，而灭亡商朝的人便就是周武王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