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期墓碑上写有“登仕郎”，具体做过几品官不清楚。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登仕郎”并非官职，而是朝廷的一种封赠，算是荣誉性质的。按清制，凡是九品的（含从九品）的皆封登仕郎。

但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却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清代的举人能做什么官？当然，并非所有的举人都能当官，也不是举人当官就一定是九品。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从不同的时期进行分析。

举人，顾名思义就是乡试中举者，举人除了参加会试继续考取进士外，也可以选择入仕，这个权力在于朝廷。清代举人入仕是个普遍现象，从入仕渠道来看，大致分为拣选、截取和大挑三个方面。

清初时，由于战乱不断，朝廷急需用人。因此对科举中式者入仕实行的是授职从优，当时进士授职，有二甲授参议（布、按二司属官），三甲授知府，这在清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同时，对于举人的授职也很优待，准许举人会试不第后，考授推官、知县、通判等官。

顺治九年（1652），吏部规定，举人三科不第者可以参加拣选，并以推官、知州、知县考用。到了顺治十六年，由于进士出身者人数增多，规定举人五科不第者，方可参加吏部拣选，并停授知州，以推官、知县考用。到了康熙后期，举人拣选的门槛再次抬高，只能以知县、教职选用。

雍正元年（1723），开始实行举人截取制度。截取是清代用官的方式之一，即以一定的资格、条件（如食俸年限，科举名次等）为标准，按录用人数依次选取。具体实施的情况，就是按照吏部的规定，挑选年力精壮、可堪大用者任知县、教职，并让各省督抚依名次先后，汇造总册，呈吏部铨选。

举人虽然可以授职，但比起进士来还是有明显的差距。不论是拣选还是截取，只是先注册在案，真正授职还有一段时间。至乾隆六年，进士候选者已经排到了乾隆元年，而举人候选者却排在了康熙五十三年。也就是说，乾隆六年的时候，还有康熙五十三年的候补举人尚未授职。

为此，乾隆帝规定，以后截取举人令各省督抚在一年之内办理，如果举人科名相同，按照名次先后；名次相同，则按照省份次序，以知县授职。但不管是乾隆帝还是后来的嘉庆帝，都对举人授职定下了硬性标准——年龄和能力。那些年老者以及才干不足者一律不准授予实职。

到了清后期，如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政策又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时进士出身者尚难以安排实缺，加上捐纳入仕者多如牛毛，因此举人入仕十分艰难，除非有朝廷大员保举或是立有军功，除此之外鲜有举人入仕者。

举人大挑，是举人入仕的重要途径。所谓的“大挑”，若从制度上来讲，仍属拣选的行列，只不过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说白了，就是朝廷为了照顾落第举人而给予的一种特殊照顾，为了就是不至于过度打击读书人的积极性和进取心。

大挑，数年举行一次，有三年、六年甚至十二年的，由吏部主持，在参加的大挑的举人中选取十数人或数十人予以实授。但大挑的形式比较奇葩，参加大挑的举人比的不是文章和实际能力，而是以体型样貌为主要标准。如果通俗的理解，可以认为是一场“选美大会”。

举人授职于进士授职一样，清朝前期较为优厚，其后，所授职衔逐渐降低。乾隆时，科举中式之人日增，故中式与授职的矛盾愈发凸显。虽然清政府对授职条例屡有通融变动，可是矛盾实在难以解决。

尽管如此，有清一代由举人入仕之数量还是不小的。由举人入仕，后居高官且在朝野有重大影响者亦不乏其人，如康熙朝之姚启圣，雍正朝之鄂尔泰，乾隆朝之阿桂，同光朝之左宗棠，皆是举人出身。

据统计，自道光元年（1821）至光绪二十年（1894）间，共36科之举人，其中官至一、二品者，包括大学士、尚书，侍郎、左都御史、总督、巡抚、布政使、漕运总督、提督、将军、都统者，共计102人。总之，清代对举人的授职，还是很有成效的，较之明代，清代的做法显然也要进步了很多。

在明朝和清朝，如果没有考上进士，仕途会很艰难，官员的选拔升迁，和“学历”的关系很大。进士要比举人仕途更顺，并且考取的进士名次越靠前者越好。想要担任内阁大学士这类的高位，如果有进士中的“庶吉士”高位可能性会加大。没有看中进士的举人，做官待遇可能就不如进士了，但是还是能够担任官职的

身为举人如果做京官，成功可能性很小，大多数是做地方官。而且做地方官，职位也不是很好，大多数都是教谕，县丞，主薄之类的职位，是给七品县令做下属，职位的品级很低，一般是八九品。升官的可能性非常小，努力受苦的干活，熬好几年才能升为知县，这还算是好运气。

也有比较厉害的人，像海瑞，刚开始做教谕，之后升到正部级高位，而且在此期间他还做过应天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以举人出身做到这样的高位，真的是非常厉害。

当然他能够做到这样的高位并不是平白得来的。通过我们查阅他的一辈子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能做到这样的高位，在官场经历了很多的磨难，这是很多举人都很难做到的。大部分的举人出身的人，如果能熬到知县职位，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明朝和清朝，是举人出身的官员，就比进士出身的官员，低一等。很多官员为了仕途发展，主动进士身份的官员示好，所以在明清时期官场上的朋党之风，也就愈来愈盛。

宋朝时期被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时期，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远超过盛唐。这个时期儒学复兴，出现程朱理学，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所以说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因此，黎民百姓的生活是相对富足安逸，而官宦的生活更安逸，福利待遇也是一流棒，那么在那个最好的时代想要谋个一官半职，该如何实现呢？

一、正常的途径。当然是科举制度了，这也是最公平公正的选拨人才的制度，不管你是寒门学子还是官宦子弟，只要符合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一般情况都有资格），都可以通过科举途径走上仕途，当然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才能还得出众，不然很难过得了这支独木桥，不过通过科举取士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二、其它的途径。在宋朝，除过科举之外，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谋个一官半职，当然这也是官方明确的，因此也合情合理合法。它们分别为：门荫补官、纳粟买官、从军补受，吏人出职。门荫补官，顾名思义就是家中有官员，但是这个限制就是必须六品以上，他们的儿子、孙子、曾孙、兄弟、叔侄等皆享有荫补权利，当然通过这个获得的官职等级较低，不过很多人还会在职学习参加科举，谋求更高职位。纳粟买官，这个更好理解，朝廷遇到个灾年什么的，用粮食换个官当当。从军补授，就是获得军功而授官，这个比较难，一方面得有立军功的才能，另一方面还得有机会。吏人出职，如果实在当不了官，那就选择当个吏，给官员做个辅助，将来也有机会获得当官的机会，虽然很难，但是也是个途径。不过通过这些途径成为官员的含金量与科举取士差了很大一截。

因此，在宋朝这个封建社会最好的时代想要当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么投对胎，生在官宦、富贵之家，要么就得有很高的才学，而两者都没有的话，那还是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小日子，毕竟宋朝时期百姓的日子还说的过去哦。

以前的古人只有选择科举考试来改变命运，光宗耀祖。因此十年寒窗苦读，有人欢心喜悦，有人痛哭流涕。如果大家认为以前的科举考试十分的容易，其实是错误的。当时能考上个进士可要比现在考上清华北上要难上许多，而且还要看长相，更是难上加难。在古代考上秀才不能当官、举人可以当个八九品官员、贡士只有进入殿试的资格、进士相貌才能都最佳就是三甲，到时入朝为官，极少能位于重臣。

科举中考中了秀才不可以当官，秀才只有拼命的考取举人的身份才能有进仕的资格。通过了县级的考试就是童生，而童生通过县府三级十一场考试才可以称之为秀才。每年考试三四百万人，而成为秀才的人数不到三万。可见考上秀才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三年一考，在秋季各省会举行乡试，如果考中了的话就是举人。举人有入朝为官的资格，并享有赋税全免的好处，因此许多秀才都会拼了命的考取举人。考上的机率是千分之五，十分的严苛，尤其是江南地区，中举十分的困难。举人入仕可以当个八九品的官员，他们晋升也十分的慢，能上升到五品已经是难得，像是左宗棠这样能得到军功的举人实属罕见。

贡士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就跟明清朝的举人是一样的地位，在明朝和清朝时期，贡士并不是官职，而是指会试通过的三百人选，然后进入殿试的资格。也因此可以说贡士就是进士。

然而唐朝考取进士十分的严苛，每科能过的不会超过二三十人，最少的情况有三五人，甚至有一个都没有考中的情况。到了宋朝重文轻武，进士一般只有一百人，但是宋仁宗时期曾经创造过一科有八百个进士的情况，直到明清两朝时，就统一了固定的人数为三百人。纵观整个明清朝进士三甲的官运都不太好，能位入相者也比较少。

我们现代的公务员考试与古代科举根本不是一个等级，古代科举三年一次，虽然制度规定不分年龄，但是要求出身，光是这一点就将许多人刷了下来。然后再是考试，要经过重重的考试，不仅要博学多才，而且还要融会贯通。头一年的乡试结束之后，举人就会第二年入京参加会试，会试会取三百人为贡士，参加之后的殿试，前十名为进士。可见当时的科举十分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