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 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是目录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对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目录工作，其目的是寻求以书目索引等作为连接日益增长的文献系统与用户系统之间桥梁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不断扩展和改进文献系统与用户系统之间联系的途径与方法，使任何文献能为任何需要者获得。中国11世纪已有“目录之学”的称谓，当时称熟知文献、擅于利用目录增进学识的人为知目录之学。清乾隆时期是古典目录学的鼎盛时期，目录学被称为显学。宋代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和清代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中国有关目录学的重要著作。在欧美，bibliography一词既用来表示记录出版物的科学技术，也表示这种技术所产生的特定产物，即书目。17～18世纪之间，逐步形成了近代书目与目录学的基本概念。目录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文献的揭示与记录，书目索引编制法，书目情报服务以及目录学史等。目录学的分支学科，包括普通目录学：研究目录学的一般原理，编制书目索引的基本方法；专科目录学：研究各学科文献的积累、整理和利用；比较目录学：研究中外目录学发展的特性。此外，还有侧重于对图书版本状况进行考证研究的分支学科，称版本目录学。

目录，即目录学，掌握目录学的知识才能有效甄别史料。

　　殷商的起源，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在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中，传世文献中的殷商王朝被从盘庚迁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称「 ”唐”，后段称「 ”商”。因此，要讨论所谓「 ”唐”或者「 ”商”的起源问题，以及唐与商的关系、唐与夏的关系、夏与商的关系、夏与周的关系、商与周的关系等种种课题，都离不开先明晰先秦史的年代结构。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从三星堆文明和〈竹书纪年〉来谈夏朝年代体系》（以下简称《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成都羊子山祭台与夏启舞九招的传说》（以下简称《金沙文明解码》）两文中，笔者概括地介绍了自己「 ”夏分三段”的观点。在这一篇文章，我们将要来谈商周的年代研究，以便进一步明晰夏、商、周三代的相对年代关系。 一、对夏商周代断工程年代学研究的一点简要回顾 　　西周末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周厉王试图通过改革恢复国力，终因方法失当，触及召氏集团利益，引发了周、召两大集团的对抗，形成了《国语》所谓的「 ”国人暴动”。周厉王被迫奔彘，共伯摄行王政，时在公元前841年。 周厉王励精图治，却难挽颓势 　　自此之后，天官失守，史不记时，君不告朔。七百余年后，周代天官程伯休甫的后人司马迁撰写《史记》，编次《十二诸侯年表》，即以共和元年为伊始。这一年，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确切纪年。 　　在司马迁之后，如何恢复三代甚至五帝时期的年代体系成为了二千年来不少中国历史学人的梦想。然而，这些努力几乎都亳无例外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总跳不脱司马迁编制的先五帝相因、次三代相袭的历史线性发展体系。 　　时间进入公元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 ”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启动，这种努力更是达到了 *** 。据相关资料显示，直接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到了200人，领域横跨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历算、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门类，经过多年的努力，专家组在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其阶段性成果。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出版发行。《报告》给出的《夏商周年表》为：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图影 　　夏代：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代前期：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 　　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这个报告甫一问世，就遭到了何炳棣、刘雨、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张富祥、刘起釪、吴锐等学者的强烈批评。这些批评意见，我们可以从吴锐等编著的《古史考》第九册和邵东方编著的《竹书纪年研究（2001-2021）》等资料中获得，兹不具引。我们认为，比起这些批评意见，工程专家组近乎是不假思索地以《史记》年代体系为标准来进行年代学研究乃是一个更为重大的缺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大教授邓广铭曾经说，学习历史需要掌握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四把钥匙。年代学研究主要有两项任务：一为确定相关事件的具体年份，二为确定整个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特别是后者，乃是整个史学研究的基础。从工程专家组给出的《报告》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研究恰恰把眼光集中在了前者而忽略掉了后者，从而把整个研究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在为《史记》的年代体系作注解。 邓广铭教授像（1907－1998） 　　按照《史记》提供给我们的观念，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年代序列上呈现为一种线性的发展结构。但正如笔者在《一误两千年：〈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批评》一文中提到的，有许多重要的先秦史料无法在《史记》的年代体系中得到解释，同时像三星堆、新干、盘龙城、城洋铜器群等这些重要的青铜文化也都无法在《史记》的体系中找到位置。基于此，笔者在对三星堆潜心研究多年后，提出了夏与商周并行的历史年代体系。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关系，张光直教授也曾进行过重要的反思，他说： 　　我觉得我们过去对三代古史看法的两个元素，现在要经过根本性的修正。这两个元素，一是对三代的直的继承关系的强调（《论语·为政》：「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二是将三代一脉相承的文明发展看做在中国古代野蛮社会里的一个文明孤岛上的一件孤立的发展（《孟子·公孙丑》：「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史记·封禅书》：「 ”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最近的考古研究使我们对新旧史料重新加以检讨的结果，使我觉得这两个元素是对古史真相了解的重大障碍。 张光直教授像（1931－2001）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张光直教授提出了夏、商、周并行的观点。由于有个别读者曾误把笔者的「 ”夏与商、周并行”观点与张教授的观点混淆了起来，因此，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张教授的观点。张教授在《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一文指出： 　　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 可以发现，张光直教授虽然把夏、商、周的国家关系由纵调整了横，但从朝代更替的角度来看则因袭了《史记》的年代框架，而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则与《史记》年代框架完全不同。 《竹书纪年》对于重建古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针对断代工程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中，何炳棣、刘雨、张富祥等学者先后对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作为晋代出土的先秦官方史料，《竹书纪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下面，我们就以《竹书纪年》的记载为主，同时兼顾考古资料，来对先秦三代的相对年代框架做一个概括的讨论。 二、西周年代学研究 　　关于西周积年，《竹书纪年》说：「 ”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幽王被杀在公元前771年，由此可得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也承认这一年份与甲骨月食年代的推算结果配合最好，但又认为此年数「 ”与工程所定金文历谱难以整合，也不能与天象记录相合”。因此，工程专家组舍弃了这一观点，转而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所说的「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为重要依据，推算出武王克商日期为前1046年1月20日。　 在商周时期，并不存在「 ”岁星纪年”的纪时方法（见张汝舟说） 　　同为工程专家组成员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先生批评道：「 ”《国语》、《左传》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述，全与天不合，并非观测实录，而是作者依据岁星12年行天一周推算得出的。”张富祥先生也指出，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是晚出的伪史料，并非周初原始观测记录，并得出结论：「 ”按现存文献考察，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仍然是最可信的。” 　事实上，《竹书纪年》的记载还可以和《左传》与《孟子》的记载形成互证，证明公元前1027年之说确实不虚。公元前312年，孟子因在齐国推行仁政不得志而准备返乡，途中，他在答弟子充虞之问时说道：「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见《孟子·公孙丑下》）前312年距离前1027年为715年，正合「 ”七百有余年”之说。又《左传》宣公三年（前606年）王孙满预言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左传》一书多记巫卜鬼神之事，常常假时人话语来做预言，书中凡做预言而可应验者，实际上就是著者已知的事实。自周成王以降，三十世时为周显王在位。其时，六国称王，周室名存实亡（见陈梦家、竹添光鸿、朱凤瀚说），而周显王亡年为前321年，距前1027年为707年，正合「 ”卜年七百”之说。 三、殷商年代学研究 　　传统的观点认为，殷商纪年始自成汤伐桀，终于武王克商。这一年代范围以盘庚徙殷为界标，可分为前后两段。 　　关于晚段的时间范围，《竹书纪年》说：「 ”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安阳殷墟遗址，学界多谓即盘庚所迁之都。以武王克商之公元前1027年上推273年，可得盘庚徙殷之年即公元前1300年。此年数合于对殷墟遗址的年代研究，也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盘庚徙殷之年一致。 殷墟遗址 　　关于早段的时间范围，我们也可以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获得。《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言：「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以公元前1027年上推496年，即为公元前1522年，故所谓的殷商早段的时间范围即为从公元前1522年到公元前1300年。 　　这里，笔者之所以要使用 「 ”传统的观点”、「 ”所谓的殷商早段”这一类带有定语性质的词汇，是因为从目前已明的考古材料来看，我们只能确定安阳殷墟属于可信的商文化，而所谓的「 ”殷商早段文化”则并没有可靠的考古文化进行支撑。传世文献中的殷商始祖——成汤，在甲骨文、金文中均写作「 ”成唐”。基于此，笔者把传统意义的殷商文化按年代先后分作两段，其中，晚段文化称为「 ”商文化”，早段文化称为「 ”唐文化”。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 　　从整个古史体系来说，唐政权与商政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唐人是商族的祖源；从唐人的角度来看，商族是唐人的支系，但并非唯一传人。从考古文化来看，商人的祖先唐人与共工古族一样，均当源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其极盛时则可能已经北抵晋南。 天下第一凤：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玉凤 　　郭静云教授曾著文把从江汉地区到黄河以南地区的古文化称为「 ”夏”，并认为汤克夏是汉水古国的历史，但她又认为商族兴起于东北的黑龙江流域，结果在自相矛盾而难以折中的情况下，又提出殷人的玄鸟神话与成汤克夏之事均为对南方文化的剽窃与篡改。其实，只要我们把传统意义的殷商分作「 ”唐”与「 ”商”两段，并把唐置于自江汉平原直到晋南地区一带，同时把昭穆文化引入对唐、商两个阶段的政权分析，上述种种矛盾即可迎刃而解（另文说）。 四、夏的年代框架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二文中，笔者谈到了夏分三段的观点。所谓「 ”三段”，即第一段为黄帝之夏，其考古文化主要包括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王都或即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其次为虞夏联盟之夏，王都即今广汉三星堆遗址；再次为后杼中兴之夏，王都即今成都金沙遗址。详细论述可参阅相关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倍受关注的二里头遗址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们把殷商文化分为唐、商两段，则过去所谓的成汤克夏（标志性事件是二里头文化的毁灭），其实已经转化为唐与夏的关系。同时，我们曾经提到，源自良渚的虞文化在三星堆二期时进入了成都平原，这就说明，在先秦史体系里，不但存在过夏与商、周并行的时期，也同样存在过夏与唐、虞并行的时期。这一新的论断说明，《史记》从五帝到先秦三代的年代框架虽然存在重大缺陷，但其所使用的许多具体材料却颇有历史素地。 五、小结 　　围绕着「 ”夏与商周并行”的这一历史体系，截止目前，笔者已经发布了《夏与商周并行论》、《金沙文明解码》、《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三星堆文明是被遗忘的异世界吗？论大禹治水和〈山海经〉的形成》、《发现夏朝，走进三星堆：论西戎集团和甲骨文中的江汉古族》（系列，未完结）、《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系列）、《从山西虞弘墓来谈宝鸡鱼国文化及月氏西迁前后的族属问题》等多篇文章。 　　解读这些文章，我们不难发现，「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实际上否定的只是《史记》的先秦历史年代框架，而对大量的先秦史料并不都持否定态度。并且，随着这样一套新体系的出现，我们往往会发现，原来在《史记》框架下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的许多文献材料、考古材料、民族学材料反倒可以重新获得生命。比如空桑传说、高密传说、大禹治水的虚实、《禹贡》的真伪、《山海经》的形成、昆明古族与匈奴称兄弟之谜、竹瓦街铭文的释读、宝鸡鱼国的解释等等，不一而足。 　　【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 *** 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参考文献：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 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书店，1983年版。 3、张培瑜：《试论〈左传〉、〈国语〉天象纪事的史料价值》，《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4、张富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辨伪》，《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 5、郭静云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这套书由中华书局于1962年开始出版，前后共出版10册。前8册为古代部分，后2册为近代部分。该书由翦伯赞和郑天挺主编，当时全国各高等高校都有分工编写。此书主要是针对中国通史教学中提出的问题做一个系统的知识梳理，采用比较原始的资料供高校历史系学生充实历史知识，锻炼阅读能力。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由何兹全主编，主要写了原始社会的相关内容。何兹全，著名历史学家，山东菏泽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是国内最早倡导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之一。由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主要写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原始社会（远古到禹）、奴隶社会（夏代到春秋时代）。其中原始社会主要写了关于原始生活和氏族部落的传说、尧舜禹禅让传说、大同、大禹治水和征服自然传说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奴隶社会则主要写了关于夏的传说、商、西周、王室衰微到大夫专政、春秋时期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革、各族人民关系、西周春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由何兹全主编，主要内容为战国到东汉末这一阶段的封建社会相关情况。主要写了18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秦的统一、战国时期的文化、秦统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建立及其巩固统一的措施、秦末农民战争和汉朝的建立、西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西汉时期的边疆各族及其与汉朝的关系、西汉前期的学术文化、西汉后期的阶级矛盾、赤眉绿林起义与东汉的建立、东汉的社会经济、边疆各族及其与东汉关系、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与农民战争、西汉后期到东汉末的学术文化、秦汉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由唐长儒先生主编，主要写了魏晋南北朝这段封建社会历史的相关内容。唐长孺，历史学家，教育家，古籍整理权威，古文书研究泰斗，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开拓者和奠基人。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及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历史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等职。《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主要写了5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三国并立和西晋的统一、各族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共同斗争、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与南朝的政治经济、北朝的政治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第4册由董家遵先生主编，主要写了隋到五代末这段封建时期的历史。董家遵，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董家遵先生的学术研究生涯，开始于中国社会学，后转入研究中国社会史，最后转入中国古代史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尤其致力于中国古代婚姻史、家庭史的研究，成果颇丰。董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4册主要写了7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的重建——隋、隋末农民起义与李渊集团的起兵、唐昌盛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安史之乱后的政治与经济、唐末农民起义与五代十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加强、隋唐五代的文化。
第5册由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主编，主要写了宋、辽金这段时期封建社会的状况。邓广铭，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及史学系助教。历任复旦大学史地系副教授、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暨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宋辽金史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其研究兴趣甚为广泛，主要深入于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思想史等领域。他坚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考证辨析，钩沉发覆，广征博引，匡误纠谬，为提高宋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做出了杰出贡献。曾提出治史入门需要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由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5册主要写了以下15个方面的内容，即：北宋初期政治、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辽和西夏的政治经济，北宋与辽和西夏的关系、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激化、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北宋晚期的统治和起义、金的建立与辽河和北宋的灭亡、南宋建立及抗金斗争、金统治下的北部中国、南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宋金关系、南宋中晚期社会矛盾与人民起义、蒙古兴起与西夏金南孙的灭亡、回鹘，壮族，大理、文化。
第6册由邓广铭先生主编，主要描述了元代历史。主要论述了10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十二世纪末的蒙古人、蒙古的统一、蒙古国的建立、蒙古国的概况、元朝的建立、社会经济概况、政治压迫与人民反抗、少数民族地区概况、元末农民大起义、元代文化和中外关系。
第7册由傅衣凌主编，主要论述了明代时期封建社会的情况。傅衣凌，历史学家，他以探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为核心，集中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发展了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治学风格，建立了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和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的基本构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弹性论、乡族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等比较系统的见解。本册书主要描写了以下10个方面的内容。即：明朝建立与明初政治、明初封建经济、明中叶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内阁制，张居正改革与一条鞭法、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的变迁、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明末政治腐败与大起义、南明抗清活动与郑成功收复台湾、明朝文化。
第8册由郑天挺主编，主要叙述了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历史。郑天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1920年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参与厦门大学筹建与教学，兼任图书部主任。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4年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中国历史大词典》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主要写了清代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封建统治加强、社会经济发展、各民族反封建斗争、对外关系、文化成就、等6个方面的内容。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还有近代部分上下两侧，由龚书铎主编。龚书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曾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北京历史学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通史》总主编、《图说天下——中国历史系列》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主要写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小刀会，捻军和少数民族起义、反对帝国主义所利用的教会的斗争、洋务运动和初期民族工业、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初期改良主义思想；近代部分下册主要包括：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
由上可知这本书资料相当丰富，内容也涉及了每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因此，该书是一本适合高校老师及学生使用的资料书籍，能大大扩充相关的历史知识。

第七册是战乱年代，参考资料较少，记载不全。

到第七册时，历史叙述的差不多了，就比较少

第七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三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