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党锢之祸让很多人失去了晋升途径，那些有才能却无法在仕途上一展才华的人，只好另辟新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党锢之祸的具体情况。

第一次党锢之祸。

在公元166年，当时一个有名的术士张成，是宦官们的座上宾，从听到的朝廷消息处推测，近期朝廷将会颁布大赦天下的命令。于是，他就教唆他的儿子去杀死了自己的仇人。

当时身为司隶校尉的李膺正好负责审理这个案件，没想到这期间朝廷大赦天下的命令果然下达了。

既然朝廷要大赦天下，那么张成的儿子也应该被释放。但是，李膺是当时有名的清流名士，平时就痛恨宦官，认为正是宦官专权才让政治黑暗。

想到这里，李膺气不打一处来，丝毫不顾及朝廷的命令，坚决地杀死了这个杀人犯。

结果，这可彻底得罪了宦官集团，张成让门徒们上书皇帝，状告李膺无视朝廷政令，擅自杀人。

除此之外，还控告李膺等人结党营私、和太学生互相勾结等罪状。

其实，汉桓帝早就对李膺等清流名士批判朝廷的行为非常不满，如今又把朝廷的大赦令放在一边不管，汉桓帝毫不犹豫地下令把李膺抓了起来。

除李膺被抓外，汉桓帝下令大范围搜捕清流名士，大量的清流名士锒铛入狱。

后来，在窦武等人求情下，汉桓帝没有大开杀戒，但对这些人做出了严厉的惩罚，不让他们做官。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

汉桓帝去世后，年仅13岁的刘宏即位，就是历史上的汉灵帝。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的即位，新的外戚也得到重用。窦太后的父亲窦武成为朝廷举足轻重的重臣。

而窦武也是清流派名士，外戚加清流名士的身份，让他的地位更加巩固，也让清流派名士“蠢蠢欲动”。

他们为第一次党锢之祸中的清流名士想方设法的翻案，并打算清理所有的宦官。这一幕，和东汉末年何进打算诛杀十常侍是何其的相似。

清流名士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打算彻底清除宦官队伍的冲动，把宦官们逼上了绝路，逼迫他们抱成团。

为了生存，宦官们先下手为强，他们软禁窦太后，又把汉灵帝挟持，以皇帝和太后的名义下诏平乱。

仓促之间，窦武召集北军的五校尉去应战。但是，当这些士兵真的和皇帝的羽林军相遇后，他们胆怯了，这可是攻打皇帝的军队啊，弄不好要灭九族的。

不少士卒裹足不前，很快就纷纷倒戈，窦武很快就失败了，面对这一突然情况，他不知所措，被迫自杀。

窦武死后，宦官集团对清流名士迅速展开了大清洗，大量的清流名士被抓，并借机把不少不是清流名士的政敌也划入其中。

这一次，可没有人再给他们说清，受牵连锒铛入狱的人不计其数，被杀、被流放的多达六七百人。

相比于第一次党锢之祸，这一次更加残酷，大量官员直接被杀。

清流名士的政治前途被阉割，不再为朝廷用命。

宦官集团为了防止清流名士再度崛起，借皇帝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罚。

除了清流名士本人被杀、不得做官外，清流名士五服之内的所有亲属也不得做官，甚至他们的门生故吏也不得做官。

汉灵帝加冠后大赦天下，但是被处罚的党人却不在赦免之列。

这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意味着朝廷直接阉割了这些人和他们子孙的政治前途，朝廷直接否决了他们。

既然朝廷不再允许他们效力，他们只好另辟他径，这可是一支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为什么这么说？

你不看看清流名士都是些什么人？绝大多数都是读书人啊，你毁了读书人的前途，他们很可能就会毁了你的统治。

结果，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东汉王朝终于走向崩溃，昔日的清流名士投奔于各地的割据势力，东汉王朝再也无力回天。

可见，2世纪下半叶的党锢之祸，早已为东汉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因为他们的存在导致了王朝的灭亡，导致了王朝的实力快速的下降，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推动了王朝的灭亡，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因为当时这场战争，严重削弱了东汉王朝的国力，而且耗费了大量的物资、人力、军力，也给当时的东汉百姓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战争让百姓民不聊生，食不果腹，对当时的政权统治者丧失了信心，也让东汉王朝的统治者失去了民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次战争也让对手有了可乘之机，迅速扩张领土，为东汉王朝的灭亡奠定了一定基础。

因为这场战争让国家的势力变得非常的弱，有很多的势力崛起了，间接的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你好！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东汉王朝建立后，为加强思想统治，提倡儒学，对太学十分重视。安帝、顺帝统治时期还不断扩大太学规模，顺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余人。各地郡国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史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这些太学生们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太学也便成为清议和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中心。
　　东汉时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大致介绍一下：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其实真正的党锢之祸比这更为详细，譬如李膺为何入狱等等一系列事件。可以肯定的是党锢之祸表示着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天下儒生面临着被一网打尽的局面，同时也意味着宦官集团的势力已经到达了无法遏制的地步，直到何进与宦官集团的同归于尽为止。
　　希望我的答案令你满意！
　　补充一下：你所问的太学中所教导的内容，我来回答一下。
　　太学中授课的人称为博士，主要讲授儒家经本，本来太学的设立也是因为光武帝刘秀推崇儒学所设。主要有：尚书，周易，公羊传，鲁诗，仪礼，论语等，授课博士也大都是一时名士，譬如东汉的马融，郑玄等。至于你所说的宣传政治主张，这个我没有在书本中看到过，不好下定论，不过个人姑妄推测应该没有。

汉灵帝时期，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遭到宦官的打击的追捕，被捕几千人，持续了十多年，一直到黄巾起义爆发才停止。

永康元年(167年)桓帝死，无子，窦太后与窦武定策，迎立桓帝从侄刘宏，是为灵帝，年十一，窦太后遂临朝，以窦武为大将军辅政，拜陈蕃为太傅，引用李膺、杜密共参政事，引起曹节等宦官不满。次年，武、蕃密谋杀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事泄，曹节先发制人，劫持灵帝，颁诏捕武、蕃。窦武自杀，陈蕃被害，其门生、属员多受株连，宦官势焰又张。当时有很多名士为武、蕃讼冤，曹节等自然十分憎恨，乃谋兴大狱、除异己，遂起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169年)，太监侯览因地方官张俭曾检举己过，令其同乡朱并上书密告张俭等二十四人阴谋造反。曹节等藉此劝年幼无知的灵帝布告天下，大捕党人。曹节暗中指使有关的人奏请扩大追捕范围，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被捕死于狱中，六、七百人被禁锢，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范滂等百余人，大多拷问致死；在地方，稍有名望的人都被指为“钩党”，也有挟私仇而被滥入党籍，牵连获罪而至死、徙、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死，宦官与朝臣对太后是否与桓帝合葬又起争议。当时在朱雀门上出现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于是宦官又令司隶校尉刘猛急捕，猛不肯，就以段代之，段捕党人、太学生千余人。五年又诏州郡，凡党人的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免官禁锢。此次党锢延续了十余年，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事，才下诏赦免党人和太学生。

后来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太学陷于停顿状态。一直到魏文帝曹丕黄初年中，才恢复了洛阳的太学，有博士十九人，太学生百余人。魏明帝时太学生增至千余人。

以上回答都是按照史书或学生课本的答案，或者说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说法，到底谁正义？难道那些所谓读书人真的代表正义？
黄巾起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超级严重的土地兼并，大量的老百姓没有土地，遇到天灾人祸没有粮食，人人相食是普遍现象。
土地都集中到哪些人手里？皇权，宦官，外戚，门阀世族。其中谁的势力最大？表面上看是皇帝，实际上是门阀世族，所谓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就是这个例子，没有皇帝可以再立一个，但没有读书人就无法统治国家。宦官，外戚到底有多厉害？东汉末年一场政变就灰飞烟灭，但门阀世族照样存在。
而门阀世族的生活有多奢侈，历史书上已有许多记载，自己看看。老百姓生活有多凄惨，白骨露平原，千里无鸡鸣，曹操，曹植的诗多看看。
四方势力争权夺利老百姓并不关心，他们只想活着。
结果是知识分子编写史书，掌握着话语权，结果宦官，外戚都成了罪人，其实都是一样，一丘之貉。

东汉末年两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年）第一次

熹平五年（176年）第二次

士大夫政治抗争的第二次大惨剧

东汉党锢之祸，是东汉桓、灵时的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敢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发展到后来，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气节的士大夫必然退归田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朝廷安车玄纁，到深山谷中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与避居深山或山野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居于太学年青气盛的青年学生。东汉桓帝年间，太学生已达3万多人，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因此，太学也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斗争的前线上。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又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则我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请愿算是结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长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刘祜到任，黜其强权，平理冤狱。苑康为太山太守时，郡内豪姓多不法，苑康奋威怒，施严令，再无敢犯者。南阳太守成瑨与功曹岑晊诛杀与宦官勾结的商人地主张讯。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太原太守刘瓆诛杀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东海相黄浮逮捕射杀太守李暠之女的下邳令徐宣一门老幼，并将徐宣弃市示众。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遂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而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就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法。张让诉冤桓帝，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作 “登龙门”。

然而，宦官并没有在那里坐视对手宰割，他们总在伺机反扑。正好发生的张成事件，成为他们发动第一次党锢事件的借口。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结交宦官，连桓帝也曾向他请过教。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乃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案杀之。于是怀恨已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同声讨。其时为延熹九年（166年）。结果，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乃上疏切谏桓帝，赦免党人不要治罪，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于是，永康元年（167年）赦免党人200余人。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宠的社会敬仰。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他们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

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这种相互的激励，使与朝廷权宦们的对立情绪更为强烈，不但没能使党人屈服，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

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乃谋诛杀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诛杀。由此开始，宦官们有恃无恐，开始对党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于是，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但他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查，因此成百人受牵累而家破人亡。这时候，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并未结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曹鸾的上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大怒，不但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事件。它不同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坑杀儒生，禁锢百家思想而独崇法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文字狱。它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义而对朝野反对士人及年轻学生的全面打击。但这种倒行逆施，并不能挽救其行将灭亡的统治，当士人、学生的“文争”被镇压下去以后，接下来的，就是平民百姓们不堪压迫起而进行的“武斗”了，党锢不久的黄巾大起义，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与起义军结合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中平元年（184年）

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至此，党锢问题才算最后解决。

清流人士指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在朝的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色，形成了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1625）他们为宦官魏忠贤所屠杀，被害者数百人。

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史称“党锢之祸”。

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出现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专权造成政治上异常的黑暗。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后汉书•窦宪传》。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冲帝、质帝时期，外戚梁冀势力更大，皇帝的废立全取决于他。质帝骂他是“跋扈将军”，立即被毒死。外戚专权，妨碍皇权。皇帝为了打击外戚势力，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和帝、安帝、顺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势力。从此，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了酬谢宦官，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象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宦官大都是暴发户，他们到处抢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宦者侯览传》）。宦官在朝廷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朱穆传》）；在地方上，“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者单超传》）。宦官擅权，甚于外戚。

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出现。质帝时暴动事件发生多起，桓帝时起义事件也有十多起。

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使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的入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修起太学，儒生数字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三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人也有七、八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起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李固传》）。在选举制度败坏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官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官僚同宦官的矛盾更大。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如杨震四世为三公，袁安四世五人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势倾天下。这些官僚集团以“清流”标榜自己，对宦官其门徒的“浊流”是看不起的。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联合反对宦官的基础。官僚、儒生集团反对宦官的斗争方式有以下几种：

1．上书苦谏。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吏向皇帝上书，指斥宦官擅权的弊端。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上书，寄希望于桓帝。官僚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杨秉传》），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这时桓帝已是宦官手中的傀儡，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效，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仅李云在上书中说了“是帝欲不谛乎？”这样一句话，刺痛了桓帝，因而获罪死在狱中。陈蕃、杨秉因为替李云伸冤，也被罢官撤职。

2．大造舆论。成千上万的太学生聚集在一起，交游的活动自然也就频繁起来。他们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不仅如此，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僚经常发生联系。据《党锢传序》载，官僚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党锢传序》）。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所作的一种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口易记。朝廷每年派人到各地采集风谣，以此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标准。官僚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在当时叫“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往往能够左右乡里的舆论。因而也就影响到一个人的官运前程。他们对不畏权贵的人，如李膺、陈蕃、王畅的评价很高：“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党锢传序》）。

3．闹学朝。以闹学潮的形式进行斗争，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早在我国东汉末期就出现了。冀州刺史朱穆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羽反遭报复，太学生为此愤愤不平。公元153年，刘陶率领数千名太学生为搭救朱穆而掀起了一次学潮。他们向皇帝上书，痛斥宦官为虎狼，表示愿代朱穆受刑。迫于压力，桓帝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因为宦官诬陷对羌人作战有功的皇甫规，并把他下狱，又激怒了太学生。于是，张凤又率三百多太学生再次闹学潮，迫使桓帝赦免皇甫规。

4．弹劾镇压。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公元165年，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残暴罪行，侯参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桓帝没有办法，只好免掉侯览的官职了事。同年，司隶校尉韩演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及其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宦官单超传》）的罪行，左悺，左称也都畏罪自杀。在同宦官斗争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他在复官之后，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处死，轰动了京城，也吓坏了宦官。此后，宦官“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党锢李膺传》）

官僚、儒生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将要大赦，故纵恿儿子杀人。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却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宦官乘机唆使张成的弟子宋修上书，告发李膺交结太学，共为部党，诽谤朝廷。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气氛。他们动用酷刑逼供牵引同党，企图一网打尽。“钩谓相牵引也”，所以，对这些党人也称“钩党”。第二年，桓帝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史载：“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党锢传序》）。太学生把敢于同宦官进行斗争的知名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李膺被迫害之后，威信更高，被儒生誉为“八俊”之首。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株连更广、时间更长的对官僚、儒生的迫害活动，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其过程简述如下：宦官侯览在家乡任意残害百姓，督邮张俭上书弹劾，要求惩办侯览。但是，此书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于是，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又流放、囚禁了六、七百人，后来又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对这场历史悲剧应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企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其次，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党人遭受迫害时，张俭逃亡，许多人为了保扩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张俭传》）这一记载可能有所夸张，但却反映出人们对宦官的愤怒和对党人的同情。

再次，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东汉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沦丧，士风败坏的现象特别严重。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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