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提及“某某是一个幽默的人”，人们对于幽默的理解仿佛仅存于表面上的滑稽引人发笑。从不胜枚举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可以看出徐渭也是一名幽默之人。而他的风趣幽默确是充满了机趣，非一般俗人之“幽默”可比。徐文长生处明朝由盛转衰之际，整个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心态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处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以及文长本身幽默机智的个性铸就了他“道在戏谑”的艺术精神。作为中国艺术史上一抹不可忽视的云彩，徐渭的价值早已被人所发现，对其进行的研究也从未间断。从明清时期至1949年将其作为艺术家进行专门研究并且产生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目前，对于徐渭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综合性研究；（二）人格心态研究；（三）思想研究；（四）艺术研究。”（《道在戏谑——徐渭艺术精神特质论》马宝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这些大量的研究中不免多有侧重，或过于陈述其生平、或仅对其思想进行一番高谈阔论、或将其文本世界割据开来、或渗透过多的个人观点。缺乏对文长的研究做出一些睿智而不失历史的认识。近日所读马宝民先生《道在戏谑——徐渭艺术精神特质论》（同上），其选取徐渭生命中最具代表的事件，以人格心理来诠释其艺术精神的特质和表现。本书认为正是因为其人格精神是在“自我建构”和“他者”的语境中形成和完善的，所以产生了徐渭的“道在戏谑”。

人格心理学（personality psychology）作为心理学的分支之一，被定义为研究一个人所特有的行为模式的心理学。Personality一般解释作性格，但在心理学领域中更多地被译作人格。人格不仅简单的包括其性格，而且还包含个人观点、信念。什么是人格？对于人格的定义在心理学领域也是众说纷纭。“我将人格定义为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人际过程。”（《人格心理学》，【美】Jerry M Burger著，陈会昌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次版）人格是稳定的。一个人的性格特点不会今天一个样，明天又变一个样。但承认这种性格上的稳定性不代表人的行为就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也会生发出不一样的行为方式。人际过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我们内部影响着我们的情绪、行为以及认知。每个人都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应对恐惧、迎接焦虑的能力。但在处理这些焦虑和恐惧之时所产生的差异才是对个人性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一句格言谈及“人与人之间很少有差异，但差异真正起作用。”这句话几乎总结了人格心理学家的观点。用人格心理学去研究兼具多重身份的文长是比较睿智的选择。

马宝民先生《道在戏谑——徐渭艺术精神特质论》以徐渭的人格心理作为出发点，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将其文本世界割据以及以简单的历史叙述方式。而从徐渭的人生经历入手，结合社会背景，选取其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对其影响最大的事件作为切入点，结合自我分析和他者评论；通过对典型事件的分析，探索其人格心理形成的原因。该书分为三个部分，先对其徐渭在明代艺术史上的地位以及研究价值在已有的研究给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正所谓想要创新就得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远眺。马宝民先生在本书中将徐渭放置在整个明代、整个艺术史中对其生命线索进行梳理以及探究其艺术成就。其创新之处在文中也有提及，即“问题创新”、“观点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其次对徐渭所经历的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的政治、经济以及士人的意识形态作了详细的背景介绍。在这个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统治者集权政治的削弱，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奢靡之风盛起。徐渭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其身上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最后为本书重点，即以“道在戏谑”为中心，分析其“精神构建”、“艺术精神”以及“艺术呈现”。

“道在戏谑”出自于徐渭的《东方朔窃桃图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2页），徐渭形容东方朔“盗攘匪污，谐射相角，无所不可，道在戏谑”（同上）。据《辞源》，“戏谑”的本义是“玩笑”，但后来也引申为“幽默”、“滑稽”。这里的“戏谑”就不仅仅是单纯的身心愉悦了，而是涵盖了丰富的内涵（上文有提及）。徐渭的“戏谑”就包含了这样的成分。都说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徐渭对东方朔极其赞赏一方面是他们都才华横溢却不得施展，因而徐渭常以东方朔自喻；另一方面是传说中东方朔得了道，成了神仙。由此可见，徐渭一生虽不得志，但并非整日愁云密布、自暴自弃。尽管有“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无奈；也有“老子从来不遇春，未因得失苦生嗔”（《芙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0页）的豁达。徐渭对于人生的彻悟，面对痛苦失意时的无所畏惧，都是因为他在人世间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痛苦无奈以后体悟到人生的价值在于苦中作乐。文长在《头陀趺坐》中说到：“人世难逢开口笑，此不懂得笑中趣味耳。天下事那一件不可笑者。譬如到极没摆布处，只以一笑付之，就是天地也奈何我不得了。”（徐渭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2页）作者马宝民先生在书中关于徐渭“道在戏谑”的精神内涵提到了三点，即“游戏精神”、“喜剧精神”、“戏谑归真”。（第128-137页）关于对艺术起源的探讨，是学术界讨论已久的话题，各种理论纷繁复杂，其中德国著名美学家席勒和英国学者斯宾塞就提出了“艺术起源于游戏”。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也提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庄子的哲学思想也将“游”作为思想的重要部分，这里的“游”就是绝对的精神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并且其内涵不断生发，与艺术精神相结合。徐渭在艺术创作中的游戏精神正是他对于人生的理解。

徐渭早年坎坷的命运、复杂的个性等种种原因形成了他丰富而又矛盾的人格，进而影响其艺术思想和艺术创作。早年间疯狂考取功名，一面有着士人放荡不羁的个性，一面又渴望早日寻得功名改变自己的生活；一心想要超脱世俗然而又必须得维持生计。正是一个这样复杂且矛盾的个体，学者们对徐渭的人生分期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周群将其分为六个阶段“早年学履、越中十子、戎幕生涯、病狂入狱、十年萍踪和晚年寓居。”（《徐渭评传》，周群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2页）付琼根据徐渭身份的变化产生的散文内容和风格的改变，将其归纳为：“诸生期和山人期。”（《徐渭散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周时奋又将其分为九个阶段，即：“水乡、越中十子、蹉跎年华、幕府、几度风霜、在狱中、北地、暮云、水墨之花。”（《徐渭画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次版）周群所著是全面系统地考述徐渭生平；周时奋以较为抒情、柔和的语言对其徐渭的一生进行叙述，用传记的手法详尽的介绍了徐渭本人以及艺术主张和艺术作品；而付琼则主要针对徐渭在散文方面的建树所做的研究。学者对于徐渭的分期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其研究方向和研究目的不同。本书以人格心理作为切入点，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热衷于自尊的儒者”、“放逸与坚守的山人”和“超脱与自适的畸人”。（第82-119页）学术界常将徐渭入狱作为其生命活动的转折点，入狱后的文才人生理想破灭了，一瞬间全无政治抱负、功名之心，之前的人生愿景全成泡影。所以入狱之前的这一时期自然成为了作者对其分期的第一期。在这一时期，徐渭屡战屡败，曾8次应试不中，家中时不时地发生悲剧，他的人生也因此陷入了焦虑、困惑，但骨子里的傲气依然存在。徐渭在《自为墓志铭》中对自己评价为“傲与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徐渭性格中的狂傲是极度自尊和自信的表现。从深层心理分析，极度的自尊源自极度的自卑与脆弱的个性心理。”（文中83页）社会的变迁会影响个体的心理以及行为。历史人物身份形象的变化是社会时代风潮的反映，是历史建构的结果，体现了历史事件的选择。而历史事件又是为现实服务的，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动态的了解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作者对徐渭人生的分期也反映当时集权统治的松动、宦官专权下的政治腐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商人地位的提高，社会上奢靡之风盛起。最后又反映在学术上，心学在那一时期尤为兴盛。

作为“文坛边缘人”的徐渭，在明朝中期模仿之风盛行之时，仍能对这种风气做出反抗，也敢于向权威挑战。文中用“文坛边缘人”形容徐渭。“边缘”二字渗透如今社会的方方面面，“边缘”、“边缘空间”时常在耳边响起。“边缘并非事物的结束……而是显现事物的开端”（马丁·海德格尔）。《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将“边缘”解释为：“沿边的部分；靠近界线的，两方面或多方面有关系的。”一般意义上讲，边缘是一个事物区别另一事物的空间界定。在如今社会发展迅速，城市的各项功能多集中于一定范围内，这就容易造成按同质性原则界定空间，以至于忽视建筑主体与周围环境的整合，忽视公共空间的维护，忽视对边缘空间的漠视。由于城市发展进程中对于边缘空间的漠视，其导致了建筑、城市、环境的割据，丧失了空间之间的功能关联，城市的发展也因此变得越发畸形。“广义上看，从城镇间的分隔带、建设单元之间的公共交错带，到联结城市中各功能单元的水系、街道、建筑檐廊……在地理区位上都属于边缘空间。”（“边缘效应”──一个广阔的城市规划与设计生态视域，邢忠著，《新建筑》2001年第03期）各类不同层级的边缘空间将城市中的各种功能单元与空间整合为一体，在城市空间格局与建筑涵构中有着积极的意义。同处于主流文化另一端的“边缘人”又具何意？“边缘人”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对于“边缘人”这个概念莫衷一是百口莫辩，狭义的将其理解为“在新旧文明价值观的碰撞下或者不同种族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一种人格分裂”。徐渭曾说：“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叶子肃诗序》，徐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9页）不论人学鸟语还是鸟学人语，其本质都是不变的，人还是人，鸟也始终不会变成人。用以讽刺那些不出己心而只知无脑模仿他们作品还自称诗人的人。在徐渭眼中，这种所谓的主流正是他所鄙夷的。处于文坛边缘的文才认为真正好的作品是能吐露真情，不拘泥于形式的。是否能真正打动人是其评价诗文的重要标准。徐渭之所以能追求真情，一方面是作为旁边者，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对其有着更加深刻的思考；另一方面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阳明心学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王阳明心学》，王觉仁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7月版）在绘画上，徐渭也以“边缘人”自居。稍晚于徐渭的李贽在对徐渭《拜月亭》和《西厢记》等进行评价的时候提出“化工”与“画工”的概念。其认为艺术造诣有“化工”和“画工”之分。‘画工’是一种人为的极工尽巧，违背自然真实，它虽能夺自然造化之细腻工巧，却无法与真自然相比；‘化工’乃指对客观对象的描述要达到逼真生动的程度。在徐渭还未正式作画之前与其妻潘氏的对话中说道“画画？这有何难”“哎呀，丹青之法，小技耳。我说的是，画与诗是一样的，贵在意境，意在笔先，下笔如有神。画景状物，在我看来，就是抒发心中之情，诗在凝子炼句，画在丹青挥洒，其理一也。我这个人就是感觉好，画就在心中。”（《徐渭画传》，周时奋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次版，第33页）看似轻描淡写的语气反映了文长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其“真我”观关注创作主体的内心。徐渭对自己的创作体验进行了概括，即“师心纵横，不傍门户，故了无痕鉴可指”（《诗说序》，徐渭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1-522页）徐渭在中年时期开课收徒，以幽默的讲话方式教导学生说要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和敬畏之心，要不然，只能是死读书。“道在于悟，不在于传教。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又如何传得？是故教书先生之责，在于启悟。须知先生必不如后生，而然后有人才出。” （《徐渭画传》，周时奋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次版，第53页）。文长作为明朝中期文坛的“边缘人”，客观上由于当时文坛上模仿之风日盛，政治腐败宦官执政，士人空有一身伟大抱负而得不到施展，社会上种种矛盾使部分像徐渭那样的知识分子“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小窗幽记》，陈继儒著，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0页）

“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徐文长传》，陶望龄著，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1页）徐渭将他的书法排在了首位，而将其绘画排在最后。绘画对于徐渭来说有两方面的价值：其一是作为“答饷”之用；其二为愉悦身心的自己情感的宣泄。徐渭最为后人所敬的就是他的文人大写意画，其画作逸笔草草，墨色淋漓。徐渭不拘形式、放荡不羁的性格特点，与其信笔书写的方式和书画上的总体风格有许多契合之处。在艺术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墨的运用，将其大写意的创作手法与“墨戏”相融合，形成自己独具特色、超越前人的“墨戏”观。在此之前用墨典型的还有王维、张璪的“破墨山水”；苏轼的“游戏翰墨”；米氏云山的“云山墨戏”；元代倪瓒、吴镇、赵孟頫等也以“墨戏”著称。中国画墨法之一的“破墨”法，其墨色变化丰富，以朴素的黑、白、灰产生对比变化，使画面千变万化。在画面中所产生的浓淡、干湿，体现出道家“阴阳”、“黑白”的哲学观点。徐渭书画创作中最主要的媒介就是墨。在创作中充分发挥墨的浓淡、深浅、有无，将水和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巧妙的做到形意相合。“墨戏”在《辞源》中解释为：“墨戏，写意画，随兴成画。”说明了“墨戏”的写意性和随兴而成画的特点。前面也谈及徐渭作画主要是作为“答饷”以及愉悦身心之用。明朝中期，社会风气日趋下降，人们沉迷于奢侈享受的生活之中。心学再次走上历史舞台，实现不了自身的政治抱负，于是投身与佛教的怀抱。明朝中期的帝王总的来说是崇佛的，真正社会层面上的崇佛也是从明中期开始的。文长在自身和社会的影响下也自然崇敬佛教，同时将其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徐渭早年为求得功名习儒家之学，饱读四书五经，在其作品中也隐约可见。但“习儒却不被其所缚”，儒、道、佛三教合一催生出独具个人特色的大写意画、“本色论”戏剧观。正是这样的一位的“文坛边缘人”对传统价值观念与世俗规范的反抗，在今天看来他的率性、放荡反而更具时代特征。

徐渭的画

在五彩缤纷的中国绘画史上，明代徐渭的画是独树一帜，其独特的绘画技巧令人叫绝。徐渭喜欢在你画上题诗一首，画与诗的结合，更是让绘画的感情和艺术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徐渭水仙图

徐渭在绘画上的一大特点是借物抒情，徐渭的画与诗、书法都是统一风格，趣闻横生、意境独处，由极具气魄。徐渭在绘画上的另一大特点是敢于创新，自成一派。在明代，由于受不同人的影响，分立了很多派别。徐渭受陈白阳的影响，以自己的才能，创新了很多的绘画技巧，并以水墨写意画创立了青藤画派。

徐渭的每一幅画，看似简单，似乎又很不严肃，但是实际上，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人生的缩影，都是用他的血和汗来完成的。如：徐渭的《墨葡萄》，一幅看似平常，简单的画作，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细细推敲，在看看徐渭在画上的题诗，就能让人看出端倪，让人看出他画作想要表达的情感。

在绘画上，徐渭将纸、水和墨发挥到极致，使得他的水墨写意画能够变化多端，丰富而多姿多彩。徐渭的每一副画作给人一种自由奔放的感受，气势又不失于任何一幅他人所作的画。徐渭更是将水墨写意画推开了绘画领域的另一扇门，开创了水墨写意画新时代。徐渭的绘画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在美术史上，更是将徐渭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可见徐渭在绘画上的成就。

徐渭的写意花鸟画

明代的绘画正处于向古人学习以及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水墨写意画最为流行。其中，以徐渭为代表的水墨写意画大师，更是用自己的才能，将绘画推向了另一个令人惊叹的高峰。

徐渭的菊石图

徐渭虽然在仕途上，不得志，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但是在书画、戏曲、诗文等艺术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在水墨写意画上，徐渭的写意花鸟画最为出色，不拘小节、气势磅礴、栩栩如生，看了令人叫绝。

徐渭的写意花鸟画自成风格，无人能及。徐渭的花鸟画在吸收前人的优点上，更是大胆创新，将画中的事物在看上去简单的描绘下，呈现出的不仅是事物本身的相似，更是达到了神似的地步。徐渭的写意花鸟画，不是一般的临摹，运用了艺术的加工，使得事物的内在能够更好的诠释出来，让观赏者能够在欣赏画作时，身临其境。他的梧桐图，虽然只是画了小小的一部分，却能够让人想到参天粗壮的梧桐树，并身陷其中。徐渭用他精湛的笔法，描绘出一幅幅让人为之倾倒的画作，无法自拔。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晚年也极为贫困，但因为有着竹子一样的高洁品质，徐渭做到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即使那些达官显贵拿着很多的钱财，徐渭都不会为其画一幅画。流传至今，徐渭的写意花鸟画有很多，如：《墨葡萄图》、《山水人物花鸟》、《牡丹蕉石图》、《菊石图》等等。

徐渭字画

徐渭出生于明代的阴山，今浙江绍兴市，号天池山人。明代是字画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时期，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因此，在明代就有了很多种派别，徐渭则属于青藤派。徐渭在当时就与解缙、杨慎共同成为明代的三大才子。

徐渭牡丹图局部

徐渭也凭着自己的才能，不断优化自己的字画技巧，成为了明代拥有最高成就的水墨写意画大师。徐渭的水墨写意画与其他的相比，更是独树一帜，开创了水墨写意画的新风。徐渭的水墨写意画不拘泥、将画中的一切都表现的淋漓尽致。徐渭的水墨写意画也并不只是单单追求外表的模样，更注重绘画者内心的感受。也正因为徐渭追求的不只是表面，而是内在，所以徐渭能够成为独领 *** 的开创者。

对于徐渭来说，他的水墨写意画，并不是他最喜欢的，他自己最得意的要属他的字了。在明代不只画家很多，书法家也有很多。明代的书法在原有的书法上又有了新的进步，所说各个字体，都会有比较杰出的人物，但是草书却是在明代有更大的成就。徐渭最擅长写的字体正是狂草，他写的狂草一般人都看不懂到底写的是什么。虽然别人不了解，他自己却乐在其中。在徐渭自己的每一副画上，他都会为之题诗一首，来展现他的才能与书法的技巧。

徐渭的字画流传到了现在，看过的人无之不感叹不已。在现在的市场上，徐渭的每一副字画都能拍卖到一个很高的价格。

徐渭黄甲图

明代徐渭的黄甲图，画中宽阔的荷叶早已经开始慢慢的凋零，荷叶下有一只螃蟹在缓缓爬行，并在画中采用了留白的手法来表示秋天的湖水。

徐渭黄甲图局部

徐渭的黄甲图，长有114.6厘米，宽有29.7厘米，是纸本、墨笔的图轴。明徐渭黄甲图原是故宫旧藏，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于用水墨画画，很容易产生渗透、晕染的情况，因此，徐渭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在水墨中加入了适量的胶，从而防止水墨的渗透以及晕染。在水墨中加入胶，这样一个有趣的创意，也让此画显得更加有特色。在黄甲图中，徐渭将荷叶画的淋漓尽致，螃蟹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只是寥寥几笔，但是这么几笔就运用了很多种的笔法，也正是因为这样，螃蟹更加显得生动形象了。荷叶的凋零以及螃蟹那惟妙惟肖的爬行姿态，就显现出秋天的氛围。

徐渭在黄甲图中，还题诗一首：“兀然有物气豪粗，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该诗以幽默的字眼，来抒发内心的情感。

徐渭的很多画，都会蕴藏着他的心情，他的愤懑不满。黄甲图这一副画也不例外，从画中我们就能看到徐渭想要表达的情感。徐渭画这幅黄甲图，是想要讽刺进士甲科。螃蟹在人们的眼中，意味着横行霸道，徐渭就借由螃蟹来讽刺那些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却能够靠着身后的钱财以及权力金榜题名的人。

徐渭墨葡萄图

墨葡萄图是明代徐渭的作品。徐渭一生坎坷，试图能做出伟大的功绩，不得志，晚年却落得靠卖诗书画为生，穷途潦倒，过得很不得意。

徐渭墨葡萄图局部

墨葡萄图是明代高水平写意花卉的代表作品，也代表了徐渭的写意花卉的风格以及个性。墨葡萄图长有116.4厘米，宽有64.3厘米，以纸本、墨笔作为此画的材料。现在，该画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徐渭在画墨葡萄图的时候，已经尝尽酸甜苦辣，对人世间的一切也都不在有任何的期待了，自知怀才不遇，将自己的愤懑发泄于诗书画中。墨葡萄图也蕴含了他的苦闷之情，以及晚年不得志的失落之感。在墨葡萄图中的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天池”就将徐渭的情感抒发到了极致。

墨葡萄图中，一枝垂挂的葡萄藤上，果实挂满了枝头，让人垂涎欲滴。以大块大块的水墨点汇成了葡萄藤茂密的藤叶。感觉画者只是在纸上自由自在的徜徉，随心所欲。虽然画的每一笔都显得那么的不经意，自由洒脱，却恰如其分，既显示了画的极高艺术效果，又让人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徐渭又把他的画与他的诗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尽情的将心中的郁闷，寄托于墨葡萄图中。墨葡萄图极高的艺术价值，令世人感叹，徐渭传世的画作有很多，墨葡萄图就是徐渭传世画作的代表作之一。

　　徐渭（1521—1593）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中国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民间也普遍流传他的故事传说，关于他年轻时如何聪明，后来如何捉弄官宦等。

　　中文名： 徐渭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山阴
　　出生日期： 1521
　　逝世日期： 1593
　　信仰： 儒家
　　主要成就： 书法，国画
　　籍贯： 浙江绍兴

　　目录

　　个人简介
　　生平概述
　　细述生平才名早扬屡试不售
　　从戎幕到牢狱
　　潦倒的晚年
　　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徐渭（文长）传原文
　　译文
　　书法成就
　　美术成就泼墨写意画
　　似与不似之间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画如其人
　　徐渭年谱
　　轶事典故
　　徐渭诗词选海上曲
　　谒孝陵诗
　　廿八日雪
　　《题墨葡萄诗》
　　考证：《金瓶梅》的疑似作者
　　著名小说《极品家丁》里的人物个人简介
　　生平概述
　　细述生平 才名早扬屡试不售
　　从戎幕到牢狱
　　潦倒的晚年
　　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徐渭（文长）传 原文
　　译文
　　书法成就
　　美术成就 泼墨写意画
　　似与不似之间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画如其人
　　徐渭年谱
　　轶事典故
　　徐渭诗词选
　　海上曲 谒孝陵诗 廿八日雪 《题墨葡萄诗》考证：《金瓶梅》的疑似作者著名小说《极品家丁》里的人物展开 编辑本段个人简介
　　他是诗人，他是画家，他是书法家，他是军事家，他是戏曲家，他是民间文学家 ，他是美食家，他是酒徒，他是狂禅居士、他是青藤道士、他是旅行家，他是历史学家.
　　编辑本段生平概述
　　徐渭于嘉靖元年（1521年）出身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父徐鏓，母为侍女小妾，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 十岁仿扬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 二十岁时成为生员，嘉靖二十年（1541年）娶同县潘克敬女为妻，接下来八次应试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在山阴城东赁房设馆授徒，40岁才中举人。与萧勉、陈鹤、杨珂、朱公节、沈链、钱鞭、姚林、诸大绶、吕光升等号“越中十子”。后来为浙闽总督作幕僚，曾入胡宗宪幕府，一切疏计，皆出其手，又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 一日胡宗宪于舟山捕获白鹿，徐渭撰《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等并献于朝中，视为祥物，“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学士姚汾等对徐渭文章大为赏识。又代作《贺严公生日启》，吹捧奸相严嵩。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狱中自杀，徐渭作《十白赋》哀之。李春芳严查胡宗宪案，徐渭一度因此发狂，作《自为墓志铭》，以至三次自杀，“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精神几近失常，几近癫狂。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发病时杀死继妻张氏，下狱七年。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 万历元年（1573年）大赦天下，为状元张元汴等所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 从此潦倒，痛恨达官贵人，浪游金陵、宣辽、北京，又过居庸关赴塞外宣化府等地，教授李如松兵法，结识蒙古首领俺答夫人三娘子。 万历五年（1577年）回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徐渭晚年以卖画为生，但从不为当政官僚作画，“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 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以73岁高龄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
　　编辑本段细述生平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画家齐白石曾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故。”吴昌硕说：“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徐渭在《书谢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中指出：“……画病，不病在墨轻与重，在生动与不生动耳。” 然而，徐文长的一生却很不幸。他虽然有着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报国愿望，却连举人也不曾考取，中年因发狂杀妻而下狱七载，晚年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终于潦倒而死。老百姓倒是十分喜爱他的，至今在浙江还流传着许多徐文长的故事。他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历尽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还依然保存，维系着后人对这位富有平民气息的文学艺术家的长久怀念。
　　才名早扬屡试不售
　　徐文长，名渭，文长是他的字。又号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阴（今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在文长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长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苗氏死后，随长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长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嫡母苗夫人将徐文长当作亲骨肉抚养，寄予期望；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在文长十岁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文长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由于徐文长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长入赘妇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长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来岁时他与越中名士姚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文长，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文长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另外有一个关于徐渭的小故事，也能凸显他的聪明才智，在他年幼时，还在上私塾，老师看他聪明伶俐，便要考考他，让他拿着两个水桶去汲水，期间要度过独木桥，当时徐渭尚小，力气也不足，自是困难，但是塾师看见徐渭高兴地抬水回来，惊问方法，他高兴地说：把水桶放水里自然轻松多了！当时尚无浮力一说，文长的聪敏，让老师大加赞赏。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文长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讨厌八股文字，加之个性显露，情感张扬，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不过徐文长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这毕竟是旧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屡试不售，前途无望，对徐文长是沉重的打击。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杜甫《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从戎幕到牢狱
　　徐文长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文长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长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文长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文长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在总督府中，徐文长究竟为抗倭战事做了些什么，已难以考实。不过，以徐文长的身份，以他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以他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热情，可以断定徐文长是参预了不少重要机谋的。在他留存的《拟上督府书》等文章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虽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术未免有些峻刻。 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刻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初入狱时，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文长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长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
　　潦倒的晚年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夏，徐文长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文长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1593年，徐文长去世，年七十三。
　　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对徐文长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徐文长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大概是文人惯用的诡计，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视的艺术放在最末的位置，以抬高其它。其实，他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影响及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直至吴昌硕、齐白石，在美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极为人们所珍视。其书法则长于行草，徐文长虽自列为第一，但成就似乎逊于绘画。 此外，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文长所作。
　　书法成就
　　徐渭的书法 徐渭的书法
　　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编辑本段美术成就
　　泼墨写意画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 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似与不似之间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急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徐渭是一个书法家，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 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陶庵梦忆》）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画如其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