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
有爱国主义是好事
可什么事都不能过了
第一，世界上可不止中国一个国家
中国强大了能代表什么
最多只是足以保卫自己的人民、疆土而已
比中国贫困的国家还有很多
比中国人民窘迫的人也还有很多
第二，我不认为中国真正强大了就能给人们带来什么
幸福不是物质可以赋予的东西

没有实力上的强大，心理又如何强大？那只能是夜郎自大！

深挖洞，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中国是一个多含义的概念。有国家的意义，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有文化的意义，以区别中华和蛮夷；还有国家的代称，即中央天朝。而我们说的古代中国则是现代中国的疆域内的各民族曾建立的国家和政权。但我以为古代的中国应是一个中华世界，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中华世界的文化则区别于外部世界，如印度世界，欧洲世界，阿拉伯世界又各成一个文明体系。中华世界也不仅是现在的中国国境内的各民族，还应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缅甸的东亚，东南亚曾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各国。古代各王朝建立的国家并不是以中国为国号，如宋朝则是以宋为国号，国人则对外称己是大宋人。又应自以为是大国天朝，故称外国为蛮夷之国，本国为中华上国。而古代的金朝，元朝也称己为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亦自称为中国。这里中国则只是国家的代称。金朝人仍称己为大金，日本人则称大日本。而古代各民族曾建立的各国是独立的国家，在当时应不是中国的分裂的国家，只是后来才成为一个国家。而且是近处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才使现代中华各民族的命运和利益联合在一起，在共同抵抗外敌中建立了新中国。
古代中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代称,王权至高无上。
虽在当时他指的“天下”是封建的汉族王朝统治，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以后这“天下”二字便慢慢地演化为国家的代称，指整个的中华民族了 以前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说的最大区别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以及哲学家冯友兰的论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等等，而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如果站在今天的高度谈对太平天国的感受，应当说太平天国的缺点的确是太多了。但是，如果客观地历史地看待太平天国，我认为还是应当基本予以肯定的。首先，我们应当思考当时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斗争大事是怎样发生的。从个人因素看，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洪秀全科举考试屡试不中而产生了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又受到传教士给予他的《劝世良言》一书的启发，遂将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与西方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创立拜上帝教理论和组织，从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清朝实行的科举制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取士，只能败坏人才，而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自然会引起广大知识分子的不满，洪秀全就是这样的极度不满的典型。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就先搞一个宗教组织来发动群众，等到把周围的群众都组织起来，时机成熟以后再来造反。从这里可以看出，洪秀全并非平庸之辈，他屡试不中确有才能被埋没之嫌；但从另一面说，洪秀全屡试不中，也说明他的才能并非特别高，尤其是文才并不是出类拔萃的。这一点，我们从保留下来的洪秀全的文章就可以得到证实。这就决定了他能够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却不能取得成功。从社会背景看，那时清朝统治已经极端腐朽，鸦片战争的失败即是证明。中国已经民怨沸腾，民众忍无可忍，迟早是要造反的。洪秀全正是抓住了这一契机，毅然发动了民众起来造反。过去我们过度地歌颂阶级斗争是不正确的，但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历史上的人民革命斗争一概持否定态度。因为我们现在仍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立场始终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所以我们仍然应当理直气壮地歌颂历史上人民群众英勇反抗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革命斗争。由此可见，那时只要是有正义感的人，都应当奋起反抗清朝的反动统治。我们看看外国历史，同样的斗争事件不是也有吗？伦敦人民和巴黎人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表现就是如此。事实上，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之前，人民只能选择暴力革命的方式去反抗旧政权及其所维护的旧制度。现在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可以通过选举改换政府，就不用进行暴力革命了。其次，我们来思考一下太平天国运动与外国侵略的关系问题。当孙中山起来领导革命的时候，不相信革命会引起外国的干涉，而事实上武昌起义之后，列强立即准备进行武装干涉，后来转而采取表面伪装“中立”，暗中进行破坏，进而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孙中山屈服的策略和措施，导致辛亥革命虽然成功地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革命果实却落到了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当中国共产党奋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会预料到国民党集中精力“剿共”给了日本侵略者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吗？而如果预料到这一点，还反不反抗国民党？可见历史事件的发生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那些从事历史实践活动的人，不会像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那样把一切前因后果都考虑周密以后，再去行动，尤其是牵涉到改朝换代、天翻地覆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更不可能完全按照预想去操作，而只能根据事态的演变，不断调整战略和策略，去争取最后的成功。因此，洪秀全反抗清朝的统治并没有错，而就在他进行革命的时候却客观上给列强进一步侵华造成了有利时机也不是他的错。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即使没有洪秀全造反，列强照样要侵略中国，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不就是如此吗。当然，同样是革命给了外敌入侵以可乘之机，中共就和洪秀全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中共是以主动让步求得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共御外侮；太平天国则依旧进行反清斗争，始终没有转变斗争策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恐怕也不能怪罪于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毕竟只是一个落后的农民政权，要想使太平天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高瞻远瞩地看问题、定方针，也是不可能的。再说，太平天国固然没有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什么建设成就，而只是造成巨大的破坏，它的敌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错，镇压太平天国的汉族官员手握大权之后，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兴办洋务。但他们是在用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军尝到甜头以后才这样做的，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依然如故，也就决定了洋务运动失败的结局。这反过来又证明，还是只有推翻清政府，另建新政权，中国才有出路。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洪秀全和曾国藩的比较问题。笔者注意到，诸如钱穆、梁启超等名人对曾国藩的评价，都主要是称赞他的才干，而不是赞扬他的观点或“事业”。我个人认为，论才干，曾国藩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其学识才能和品行修养可能远在洪秀全之上，但他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则不能说是值得称道的做法。我们可以不说满族统治如何不对，但可以说当时清朝统治已经极端腐朽，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就给推翻满清的统治造成了极好的时机，如果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精英人物乘势而起，两百年来众多仁人志士反满复汉的理想立刻可以变成现实。清朝统治的腐败无能曾国藩肯定能够看出来，但儒家忠君爱国的观念使他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所以打破天京以后，他立即解散了湘军。曾国藩无疑是清王朝的忠臣，但此时此刻的清王朝还值得他去忠心捍卫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怪罪于曾国藩，实在是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与曾国藩之辈的观念格格不入，所以想让他们走到一起是不可能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太平天国的许多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如乱焚书，乱封王，过分依赖宗教迷信，等级森严，生活腐化，钩心斗角，等等。这样的政权，怎能长久凝聚人心？问题在于，造反者们理所应当建立一个比他们否定的政权更好的政权，这一点太平天国没有做到，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了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以及政治制度不完善等原因以外，关键在于太平天国人才的匮乏。太平天国也搞过开科取士，但显然没能选拔到极为优秀的人才。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文化素质较高的冯云山死得太早；文武双全的石达开又不很受重用，甚至难忍排挤而挥师远去；杨秀清有政治才干但政治素质不高；洪秀全有思想有抱负但缺乏领导才能。总之，包括洪秀全在内，恐怕都算不上当时全国一流的人才，或未能充分发挥一流人才的作用。与此相反，真正属于一流的人才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却在敌人阵营，而且逐渐受到清政府重用而得以尽展其才。尽管论才干，洪秀全可能不如曾国藩，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肯定曾国藩，否定洪秀全，而恰恰应当相反，因为洪秀全进行的革命斗争尽管有缺点，但却是正义的；曾国藩镇压人民革命，则是非正义的。事实上，单是论才干，我们也不能过于低估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应当说，无论从革命理论建树上看，还是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成果上看，抑或是从创建军队、政权的水平上看，太平天国都取得了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在运动初期，它的领袖们能够团结一心，同甘共苦，充满朝气，从金田到天京，一路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就连曾国藩的湘军，不也屡屡败在太平军手中吗？令人遗憾的是，一群草莽英雄，只知道打天下而不知道治天下。他们以为，自己流血流汗打下的江山，就该痛痛快快去享受，却忘了如何去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但不要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造反者们要想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理想是办不到的，就是又过了一个半世纪以后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这样的人类理想的实现仍然遥遥无期。可见太平天国的失败，从敌方因素看，除了外国侵略者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这一点不可忽视外，关键在于清军特别是湘军一直死死地围困天京和咬住太平军不放，这正说明当时敌我斗争的惨烈。从自身因素来说，一是领导者们革命进取心减退，腐朽思想日益滋长，丧失了革命的雄心壮志，也就丧失了革命发展的动力和威力；二是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尖锐，自相残杀，使太平天国自损元气，由盛转衰；三是太平天国缺乏政治军事远见，在一系列战略策略上屡屡失误。假若他们能够克服这些缺点，那么究竟鹿死谁手，还难说呢。最后，我想再简单谈一下对太平天国的总体评价问题。现在学者们评论太平天国，大多强调它的阶级局限性，认为他们是落后的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也有人竭力否定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认为太平天国不能称为革命，只能称为农民战争。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恐怕值得商榷，因为这不是在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是用僵死的眼光看问题，这样就无法解释太平天国为什么能够产生《资政新篇》这样的文献。马克思是否看到过《资政新篇》这部书呢？我认为不可能看到，因为当时没有谁把这篇著作翻译成西方文字。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得出“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的论断，也就不足为奇了。问题还在于，是否马克思之类的大人物这样说过，就成了无可更改的铁律呢？恐怕不应当这样吧！其实，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自然有它的落后性，但作为出身于农民阶级或代表农民阶级的个人，是完全可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的。典型的例子，除了太平天国，中国共产党更加突出，它的许多领袖，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出身于农民阶级，但其成就却并不比一些出身于正宗的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差。事实上，这些成为领袖的人物，多半都是有知识、有才干、有能力、有胆略，敢作敢为的优秀人才。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自然会从实践中学到许多以前从未学过的东西，从而跟上时代的步伐，有的甚至能够超越时代的步伐，洪仁玕就是这样的典型。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历史，谁能说太平天国一旦取得全国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大难临头之时呢？谁能说太平天国就一定只能建立一个妖魔化的世界呢？谁能断言太平天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就永远只是纸上谈兵，而不能真正发展资本主义呢？我们看到，洪秀全也到过广州、香港等地，同外国资本主义多少有过一些接触，他在天京也能同一些外国人打交道，也同意《资政新篇》的主张并将其颁行于世。何况太平天国军队里面也有外国友人，它又明确主张与各国通商贸易，可见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政权，而不是闭关自守的政权。杨秀清、洪仁玕等人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是令人惊奇的。总之，那毕竟是一个已经国门洞开的时代，西方的新东西在不断地涌入中国，一切都会随着时代改变，只是迟早不同、快慢有别而已。实事求是地说，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革命理论都有着严重的缺陷。众所周知，其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而那些设想如果完全变成现实，反而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因为它设想的小农经济蓝图与近代化的历史潮流是背道而驰的。但我们说它在当时条件下不能实现，不等于说它里面的所有内容在任何条件下都完全不能实现，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在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中都搞土地平均分配而且成功了吗？问题在于，太平天国是死抱住这个方案不放呢，还是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从史实看，太平天国选择的是后者，如处理土地问题不是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进行平均分配，而是让土地耕种者出钱领取田凭而获得土地所有权。这也证明，太平天国是会发展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在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就可以主要看它的成就，而不是主要看它的缺陷。再如太平天国政权等级森严，从农民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变的趋势十分明显。但它毕竟有别于清王朝的统治，例如它在内政上能够在一定程度限制地主阶级的剥削，保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外交上能够坚持独立自主和反侵略的立场，没有出卖国家权益。综观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农民革命运动，它所具有的众多新因素、新特点和所取得的新成就，决定了它不再是单纯的、旧式的农民战争，它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当然，它也有着严重的缺陷，但它的成就是主要的方面。太平天国这样的发生在150多年前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在似乎已经没有多少研究价值。其实不然！如何评价这种运动，除了有助于我们思考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等政治制度建设问题，它还考验我们如何对待下层劳苦大众的出路，以及如何对待类似科举制度那样不合理、不公正的制度与政策等问题的态度。因此，重新探讨太平天国的许多问题，仍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

在古代是褒义词。中国自秦朝开始，各朝代大多时期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称为“天朝”名副其实。意指本国本朝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周边其他“蛮夷”的“天朝大国”。

在现代更多时候是贬义词，尤其是在网络中，多有调侃讽刺意味。毕竟中国现在还只是发展中国家，距离世界第一还有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