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了欧洲历史发展的“催化剂”,为什么会是“黑死病”?前言:公元14世纪中期,一场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瘟疫“黑死病”在悄无声息之...
促进了欧洲历史发展的“催化剂”,为什么会是“黑死病”?
公元14世纪中期,一场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瘟疫“黑死病”在悄无声息之间肆意席卷了整个欧洲。关于这场瘟疫,有不少学者至今仍认为它给当时人类所带来的危害程度甚至不亚于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核战争。此外,生活在那一时期的意大利诗人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年--1375年12月21日)在其代表作《十日谈》当中是这样描述那场可怕的瘟疫的:“腹股沟或腋窝会长出肿块,有时会有鸡蛋,甚至苹果那么大。接着,病症开始扩散,肿块变成黑色或紫色的斑点——几个大的或是许多小的,遍及全身……毫无疑问,死神真正邻近。”
迄今为止,没有人真正清楚这场瘟疫到底杀死了多少人,也没有人真正了解这场瘟疫给当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怎样的逆推作用,我们今天有幸所看到的数据仅仅是后世学者通过种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反复验算后而得出的。如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所写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推算,此次“黑死病”对整个欧洲的袭击,在加上诸如战争、饥馑等其他相关因素的综合考量,整个西欧的人口总量在公元1300年至1450年之间至少减少了一半,甚至于“很可能减少了三分之二”。
尽管如此,但凡事有其弊必有其利,当人们沉浸在这场“人为”的天灾给人类所带来的巨额损失而感到悲恸的时候,有部分学者却考虑到了它给当时的欧洲历史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如:这场“大病”让当时人们的目光由虚拟的来世投向现世,从而间接加速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发展等等。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以这场爆发于14世纪中期的瘟疫作为出发点,结合当时欧洲地区的民族宗教形式以及相关史料的记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来对这场瘟疫对欧洲历史所带来的推动作用(分三大部分)做一番详实的探究。
中世纪病入膏肓黑死病患者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黑死病”使人们的目光发生转变
众所周知,对基督教所表现出的虔诚信仰是维持西方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之一,而中世纪的基督教通常会给当时的人们传递这样一个思想,即:来世的生活要远比现世的生活重要的多,只有通过现世的苦心修行,才能换取灵魂的拯救,从而配得上拥有一个幸福的来世。显然,这一思想对于处于和平时期的信徒们而言,无异于是一剂“良药”,因为它能够帮助大多数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肯于甘心地接受来自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而不去扰乱统治秩序。
然而,由于“黑死病”的突然到来以及它那势不可挡的趋势,使得一部分虔诚的信徒们在竭尽全力地“自我救赎”失败之后开始对仍无动于衷的上帝逐渐感到失望,以至于当“黑死病”的阴霾悄然散去之后人们对命运观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即:世事无常,既然命运不可预见,上帝也无从依靠,那么唯一可做的便是活在当下,尽情的享受并极力创造现世的美好。显然,尽管当时的人们并不能以一种较为科学的方式去解释该场瘟疫的来源,但在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的潜在思维方式已经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洗礼,这些人不再相信这场瘟疫跟所谓的上帝扯上半点关系,更不会相信诸如“瘟疫乃上帝的惩罚”等荒谬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人们已经通过这场瘟疫逐渐从一个被他人精神所驱使的肉体过渡为一个真正拥有自己“精神”并能够独立思考人的生命的价值的个体,这对于一个新思想的产生乃至一个新时代的产生无疑是具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施尔格·缪乐所说:
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出现。
02、“黑死病”加速了中世纪教会体系的衰落
如前所述,在“瘟神”的魔爪还未染指中世纪的人类之前,教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无比高尚和完美的,甚至可以说是“百毒不侵”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教会承担了人们的精神抚慰和思想整合的任务。然而,事实证明当“瘟神”真正将魔爪伸向人类时教会在精神抚慰和整合思想上的职能却被检验是不合格的。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在灾难来临时,原本担当人民精神支柱的神职人员却率先逃离职守,即便是最为神圣的教皇克莱门特六世亦是如此。
除此以外,由于“黑死病”大规模肆虐的时候无论是普通人、商人、信徒还是教主均难逃魔爪,并最终死于“瘟神”的手下,就连自称为人类灵魂拯救者的神父也未能幸免。据相关资料统计,以英国的约克郡为例,在当时光这一地区就有一半以上的教士因感染“黑死病”而死。毫无疑问,在神父和教士等大批神职人员也因疫情而未能幸免的既成事实之下,所谓“瘟疫乃上帝施与罪人的惩罚”等荒唐言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场瘟疫也让当时的人们渐渐洞悉了平时号称为“人类救世主”的教会和教士在灾难面前同样是与常人无异且毫无作为的。久而久之,当这一“先进”的思想逐渐在人们的心中萌芽之后,中世纪时期原本政教合一的权威自然而然就会受到来自于人民的挑战。当然,这一点是导致中世纪欧洲教会体系衰落的主要因素,其余诸如疫后大肆增加税收等不良做法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总而言之,“黑死病”只是导致教会体系衰落的载体,而真正在人们心中彻底推翻教会的则是教士本身的诸多不良行为。
03、“黑死病”推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
正如文章开头所讲,“黑死病”导致的最明显和最直接的结果便是“人口数量骤减”。从经济学的角度也可知道,人口数量的大量减少必然会导造成有限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劳工的薪水迅速上涨,在这种情况之下,封建地主阶级倘若想把劳工薪水水平压缩至“黑死病”爆发之前肯定是不现实的,一旦如此,阶级矛盾势必会得到激化,甚至爆发起义。在这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英国沃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法国的佛罗伦萨手工工人起义等等,尽管这些起义最终失败,但却有效地促使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长此以往,封建地主和旧贵族阶级的地位和权威必然会因受到巨大的冲击而不得不给新兴资产阶级“让路”。
综上所述,虽然黑死病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但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所说的:“恶”往往也会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西方文明崛起的直接原因真的会是黑死病吗?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明的崛起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在此之前的欧洲,从文化到科技,都远不如我国。对比宋代之前的我国和欧洲,他们简直是半原始社会。而那时的我国,从诗词歌赋到手工业、农业技术,都远远优胜于欧洲国家。为什么在宋之后?西方人突然崛起了呢?又为什么说黑死病是导致这一原因的催化剂呢?这个后起之秀是如何做到的呢?不妨我们一起来做个深入探讨吧。
我们都知道西方人很野蛮。从十字军东征到白人到达美国之后,大量屠杀印第安人,再到八国联军进中国。看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在海外殖民地上疯狂地掠夺和屠杀。从非洲的钻石到刚果的橡胶,从奴隶贩卖到军火交易,西方人在崛起之后,对全世界犯下了累累罪行,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他们的崛起,却和蒙古人的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屠杀印第安人最大的因素不是白人,而是他们身上所携带的病毒。当印第安人感染了这群外来入侵者身体上所携带的特有病毒时,导致了印第安人的大面积瘟疫。否则就凭五月花号上的那几个白人,能杀死几十万土著印第安人吗?而几乎杀死一半欧洲人的黑死病,恰恰是蒙古大军携带而去的。
对于蒙古这群野蛮人,他们对人类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无论是被他们征服的那个民族,那个国家,带去的只有破坏和血腥,却没有传播任何对人类有益的东西。而战争仅仅夺去了欧洲人5%的生命,黑死病就夺取了1/3。
在欧洲那边著名的文学名著《十日谈》里,不但描述了这场瘟疫的可怕程度,更从侧面揭开了欧洲崛起的冰山一角。十日谈发表之后,之所以成为了欧洲禁书,就是因为此书赤裸裸地揭露了欧洲中世纪教会的虚伪和贪婪。他们表面满嘴仁义道德,用神的名义来禁锢欧洲人的思想,并用神的名义来对欧洲各国进行黑暗统治。这一时期被称为欧洲的黑暗时期。教会不但垄断了整个欧洲的话语权,就连欧洲各国的皇帝也要受他们约束和加冕。直到猛人拿破仑,才彻底给了那些虚伪教皇们狠狠的一巴掌。
当黑死病来临时,教会们向欧洲百姓大肆宣扬。那些死去的人,为什么会死呢?因为他们不是上帝的子民,没有给教会供奉他们的十一税。如果想逃过此劫,你们这群迷途的羔羊,快来信奉上帝吧,快把你们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和你们的灵魂一起贡献给教会吧。然而当瘟疫大面积爆发之后,就像电影1942里的那个河南传教士一样,他们也没能幸免于难。当大批的修女和牧师死去之后,西方人民对教会的那一套洗脑理论彻底质疑了。
你们不是最虔诚的信徒吗?你们不是上帝的信使吗?上帝怎么没有救你们?你们难道和其他人不一样吗?凭什么我们要听命与你?把我自己的收入无偿贡献给你们呢?在十日谈和电影v字仇杀队,都揭露了神职人员性侵少女的种种事件。这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上帝的信徒吗?我记得让子弹飞里有句台词是这样说的:钱重要?还是你重要?没有你最重要。
黑死病虽然对当时的欧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也彻底冲破了传统欧洲人的思想枷锁,让他们对世界有了新的怀疑和认识。当哥白尼被教会熊熊的烈火烧死那一刻起,教会也把自己亲手给架在科学的烈火上进行自我焚烧。从此人们不再相信天主教会的赎罪卷,不再相信他们的神迹、神论。他们开始大力研究科学,扩散思维,寻求真理。并从此结束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开拓了一个文艺复兴的新时代。
欧洲中世纪 黑死病 蒙古人东征
上面这三者有什么关系么?欧洲13世纪的黑死病是怎么回事
虽然西方人对治疗黑死病长期束手无策,但他们早就一致认定,它的起源地是中国。事实上,鼠疫在那里的历史非常悠久,汉、隋、唐、明等大帝国的灭亡,都和它有相当的关系。例如东汉末年,以张角为教主的太平教(即黄巾军),和以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为教主的五斗米教,都是靠鼠疫在人民中造成的恐慌心理起家的。据魏文帝曹丕所撰《典略》记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衡。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衡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衡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 无疑即指此事。中医拿黑死病应该有些办法,如华佗、张仲景等名医,大约都是治愈过它的,据说当时医书上所谓的“伤寒”,其实往往就指的是黑死病,它也常与天花和登革热等恶性传染病混为一谈。
5至8世纪时,欧洲曾经不断发生严重的流行病,搞垮了强盛一时的东罗马帝国军队,使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到了从叙利亚到埃及的大片土地。不过,那些并不是鼠疫,而大概是天花和疟疾之类。时光如水,转眼到了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和他彪悍的子孙们,在短短几十年内,就用金戈铁马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庞大帝国。从波罗的海到日本海,从北冰洋到印度洋,真正四海一家,公民们在版图范围内,毋需签证或暂住证,完全来去自由。正因为如此,鼓励贸易通商的蒙古人,在有意识地迎来了马可波罗商队之后,无意识地送回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礼物。1346年,印度北部爆发大瘟疫,死者不计其数。次年,即公元1347年,或元顺帝至正七年的春天,克里木半岛上的卡发城(Caffa),当时热那亚共和国在黑海上的一个商业殖民地,突然间陷入了地狱般的恐慌之中。平时活蹦乱跳的健康人一个个倒下,死者的数目很快超过了活人,尸体堆积如山,恶臭直冲云霄,无法掩埋,政府只好用木杆把尸体就近推入大海,港口为之废弃。这被普遍认为是欧洲黑死病开始的标志,当时恐怕还不会有人想到,它将会变成一个为期长达五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超级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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