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明中断了吗?中断了，印度文明出现前很久，农业可能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独立发展起来了，这些地方包括热带的东南亚...
印度文明中断了吗?
印度文明出现前很久，农业可能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独立发展起来了，这些地方包括热带的东南亚、亚洲的最西端（今土耳其东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非洲、以及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的中南美洲。非洲和美洲古代农业的独立发展直到晚得多的时代才导致出现完善的书写体系和金属加工，尽管美洲农业社会最终建立大城市的时候在其他方面却仍然停留在技术落后的石器时代。与采集文化不同的是，耕种永久性农田要求有永久性居住地，这类由农民居住的村庄或小镇在公元前10000年后不久开始出现在亚洲最西端。
但文明一词的拉丁文civitas有城市的含义，它指的是多数居民不再是农民的大居留地；它的居民应该包括办事员、文牍员、行政人员、工匠、金属加工工人、店主、商人以及其他标志劳动分工并把城市与村庄或小镇区别开来的专业人员。有关这一发展阶段的最完整的考古和文献证据是在亚洲，尽管如今在非洲和美洲发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有可能改变我们当前的认识。然而看来可信的是，我们定义的文明是按照上述线索演变过来的。
从苏美尔到印度并不远，交通也方便。水路出平静的波斯湾后沿海岸航行可直达印度河河口，需要通过伊朗和郫路支很少绿洲的沙漠的陆路也很常用。在这条陆路沿线和印度河以西的郫路支边境高地，就有公元前5千纪期间出现的好几个新石器时代农业发达地区和大型村庄或小镇。虽然这些地方的发展可能与苏美尔无关，但它们大概得益于古苏美尔的成就。印度河洪泛区到公元前6千纪和公元前5千纪时也有了农业，因而大概是独立发展的。大约到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出现了真正的城市，而美索不达米亚周围高地的农业后来才扩张到河边低地。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洪泛区向古代农民提出了新挑战：如何控制河水泛滥、实行人工灌溉和排除洼地积水。经过长期改进各项农业技术所积累的经验，终于成功开发了低地潜在的丰富农业资源。稳定的剩余农产品为建设真正的城市而非小镇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城市的居民有文化，会金属加工，靠剩余农产品生活，有劳动分工，在艺术、建筑和城市规划上具有丰富的经验。
2印度河文明编辑
迄今发现的主要古城市集中地在今拉贾斯坦的卡利班甘（大概是印度发现的最古老的城市遗址）、巴基斯坦旁遮普的哈拉帕和印度河下游的莫亨焦-达罗。三地共有近200个同一时代的较小城镇或村庄的遗址，它们散布在从印度河流域向东至恒河上游、向南几达今孟买的广阔地域内，它们展示了相似的居住区、陶器、印章（用于标明财产所有权）和艺术品。所有这些遗址的发掘深度和地层性质都相同，这进一步表明了哈拉帕文化的同一性。这个在地域面积上超过所有其他地方所有已知古文明的文化综合体被称为印度河文明，它无疑与这条
河及其支流有密切的关系，如同苏美尔和埃及文明与河流的关系。印度河与尼罗河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一样，也是一条不稳定的河流，即发源于多水的地方。它的多条支流从有充沛融雪水和夏季季风雨的喜马拉雅山区出发，流过旁遮普和干燥的拉贾斯坦低地，进入信德的沙漠后在今卡拉奇附近入海。所有这些低地都缺雨，而印度河流域的下游部分实际上与苏美尔一样是沙漠，因而农业必须依靠灌溉。一年一度的洪水既提供了水又带来了极肥沃且容易耕种的冲积土壤，再加上长而温暖的生长期和终年不断的日照，构成了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这些条件与促成埃及和苏美尔在掌握了管理利用洪水的方法后达到古代突出地位的条件是相同的。印度河也提供了运输粮食和建筑材料等大宗货物的廉价而方便的手段，它和少树而平坦的平原一起，创造了便利的交通，这对于互通有无和劳动分工都是十分重要的。
3与苏美尔的关系编辑
我们对印度河文明的了解远少于对苏美尔和埃及文明，原因之一是印度河文明的书写体系虽经不止一代密码专家和语言学家努力却仍然未得译解。我们发现的文句刻在泥版和印章上，共有超过300个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提供某种关于写下这些文句的是什么人的线索。从语言学上看，他们似乎是今印度南部居民的部分祖先，也有些学者猜想他们可能更接近伊朗人。但印度河文明的书写体却与苏美尔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与楔形文字毫无共同之处。这本身就令人信服地证明印度河文明不是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旁支，而是一种独立的创造。最晚到公元前3200年，即几乎肯定在印度开始出现以城市为基础的文明之前，楔形文字已经取代了苏美尔更早的象形文字，它作为书写体的明显优越性保证了它迅速推广。如果印度河文明是苏美尔文明的派生物，那么它一定早已用上了楔形文字或至少显示某些与更早期苏美尔书写体的联系。
4古印度编辑
可以看出，在纳巴达河和达布蒂河护卫下的温迪亚山脉和萨特普拉山脉，将印度拦腰截为南北两部分。印度南部另有隆起的德干高原做屏障。在北部边境，兴都库什山脉、苏莱曼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古城市遗址——卡利班甘、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全都紧靠印度河及其支流。印度河文明瓦解后，居民区开始移向孔雀王朝崛起的恒河流域。
约公元前2500年的莫亨焦-达罗遗址出土的青铜舞女像。人物形象的风格独特，甚至有些抽象，但十分传神地表达了舞者的兴致和动态。（National Museum of India）
印度河流域居民的艺术和他们非凡的城市规划，也是全然独具特色而与苏美尔无关。他们用的印章与美索不达米亚之前或同时代的印章极为相似，而我们知道，最晚从公元前2500年起，两地之间已有贸易往来，因为这一时期的印度物品已在苏美尔发现，苏美尔的物品也在印度发现。看来十分可能的是，由于印章大概主要用于标志财产或货物的所有权，印度河的居民在与苏美尔人的贸易过程中采纳了它们。
印度河文明究竟何时出现难以确定，粗略的估计应早于公元前3000年。城市遗址，包括卡利班甘、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这三处主要遗址，都紧靠印度河或其支流，这些地方的地下水位都很高。最深的（也是最古老的）遗址如今都在今天的地下水位以下，这给考古发掘工作造成严重困难。自从这些古城市在大约5000年前建成以来，江河流向发生了很大变化。洪水和沉积的淤泥已将大多数最早期的证据冲走、埋葬或淹没。与尼罗河三角洲一样，由于同样一些原因，我们没有可能再看到比我们目前所能证明的更久远的早期阶段。迄今能够确定的最古老文物的年代都集中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但它们全来自遗址较高层面，因而必然来自城市文化已经相当先进的时期。在文明开始形成的阶段，它的发展比较缓慢，因而可以设想，它应该比公元前2500年更早许多个世纪就开始了。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这一时期内，它演进并建成首批城市，达到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公元前2500年的形式和水平。因此，公元前3000年这一推测较为合适，尽管仍然是一个带任意性的整数。
我们不知道这些城市的建设者们怎样称呼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居住地。我们今天用的是现代地名——如莫亨焦-达罗的意思是“寂静的地方”。希腊人把他们在亚历山大时代遇到的地方称为India，这个名称起源于雅利安人给那条河起的梵语名字Sindu，由此联想到India大概就是指的印度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波斯人及印度人自己用的名称是Hind，显然与Hindu、Hinduism和Hindustan（意思分别为印度、印度教和印度斯坦——斯坦意为“国家”）以及印度河下游的Sind或Sindh（信德省）同词根。有关印度的第一部外国人记述是波斯人在居鲁士大帝居鲁士大帝二世（CyrusⅡ the Great，公元前590/前580～约前529），波斯政治家，伊朗西北部古代国家米底的国王之外孙。在约公元前550年起兵造反，进攻他的外祖父，获胜后继承米底王位。——译者（公元前550～前530年在位，其帝国曾短暂兼并印度西北部疆土）时代所写；波斯人将Sind或Sindh改回到Hind或Hindush，从而最后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与苏美尔人的贸易从水陆两路进行。水路通过印度河入海口附近的洛塔尔港口，那里有石砌大码头和仓库遗迹。所有这些，都与一个显然属于哈拉帕文化（印度河文明的一个别名）的城市有关。这里及哈拉帕印度的另一些地方，都发现了苏美尔的货物，苏美尔也发现了哈拉帕的货物，而在这两地之间巴林岛上一处遗址则发现了两地的货物，看来它曾经是一个大贸易中心，是来往苏美尔的许多贸易路线的交会地。苏美尔文献谈到一个名为迪尔穆恩的地方，是从他们河流入海口向南航行数天即可抵达之处，大概就是指的巴林。那里有来自东
方美鲁哈地方的商品：象牙、孔雀、猴子、精美的石头、祭祀用的香和调味品，总之有圣经上说的“猿人、象牙和孔雀”。美鲁哈肯定就是印度，但究竟是苏美尔人到了印度、还是印度人或中间商把货物运到迪尔穆恩，则尚无定论。
印度河文明的城市米诺斯，希腊文化中克里特某个统治者或其朝代的名字。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把他发现并挖掘出土的克里特文化称为米诺斯文化。——译者
印度河文明的两件明显不同的文物：莫亨焦-达罗的祭司模样人像和哈拉帕的残缺人体躯干。风格独特的“祭司”很像米诺斯①（克里特）艺术，人体躯干则颇似古典希腊艺术。两件文物都来自印度河文明，表明它们可能制作于不同时期，因而反映了风格随时间的演变。（左：Stella Snead/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右：Borromeo/Art Resoure, NY）印度河文明最惊人之处也许是它的城市规划设计，几乎每座房屋都有水井、供水管道系统、浴室和废物排放管道或排水沟。如此发达的城市建设实为古代任何地方所未见，甚至西欧和北美要到19世纪晚期才有类似规模的成就。滋养这些城市的河流供给城市的市政用水，是从上游靠自流方式引来的，这一方式后来为数代莫卧儿皇帝用来给他们在德里及阿格拉的宫殿供水。印度河文明的居民对私用水源的重视，说明印度人特别强调沐浴、洗涤以及祭祀仪式的纯洁。已经发现的宗教人物多种多样，但其中很多似乎是印度的创造及破坏之神湿婆、丰收之神、以及主管出生-生命-死亡-再生循环之神的古代形象；还有最早的瑜伽瑜伽是印度教的一种哲学，它规定了严格的精神及肉体磨炼，以求达到与宇宙精神合一。修行者，那时就已经表现为坐姿、抱臂并定睛凝视来世的形象。始祖女神、男性生殖器形象以及牛崇拜，提供了与古典及现代印度文明之间联系的另一些线索。有些学者指出，印度特色的转世及无穷生命轮回观念就曾经是哈拉帕人的信仰。确实，包括宗教及其他成分在内的大部分传统及现代印度文化的根源，都能在由印度河文化拼合成的图景中找到或推断出来。
有隆肉的公牛。印度人对牛的尊敬起源于印度河文明。（Jehangir Gazdar/Woodfin Camp & Association）这些古城市的房屋惊人地相似，说明社会分工还不很细；房屋沿着规则的街道排列成半格栅式图案。有少数较大的建筑，而大多数城市的较大建筑中都有一间公共澡堂，可算是最大的单一结构体；另一些较大建筑可能是市属粮仓或栈房。我们尚不认识的这些城市居民留给我们的艺术，不仅品质高超而且形式极其多样。多样性可能表示它们是在一个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的很长时期里创造的，恰如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在1000年内风格的变化：抽象派、现实派、理想派，等等。最吸引人的艺术品是大量形态各异的泥土或木头制造的儿童玩具，其中有极小的牛拉的极小的车和会爬绳的猴子。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繁荣到能够生产这类非必需品——这是灌溉农业高生产力的贡献——而人也具备了受钦佩的价值。另外，这些遗址中很少见到武器或其他战争迹象，看来那里的文明是平和、仁慈、有高度组织的高级文明。印度的土产棉花也是在这里最早用于织布制衣，这一创新晚得多才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动物雕塑和浅浮雕，包括很多印章上的作品，工艺极其精良，其中大量牛科动物形象多为我们熟知的弓背牛，说明从那时起牛已经受到尊敬。这些以及其他证据使我们相信，早在哈拉帕时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非暴力要求，这些都是印度人一贯强调伟大生命链条和万物同源的标志。
印度河文明居民的主要食用农作物是小麦，它最初可能是从西方地区引进的；作为补充的有大麦、豌豆、菜豆、油用种子、水果和蔬菜以及家养牛和羊的奶产品。工具用青铜、石头和木头制造，较晚的若干世纪中出现了铁，并被用于制造比如车轮轴的销钉。只是到了印度河文明末期，水稻才以次要作物出现，那是通过与恒河流域交往而从东南亚原产地输入的。甘蔗也是印度土产，并在印度河流域最先人工种植，但今天在灌溉系统更优的恒河流域种植更多。在印度河地区，靠近河边的地块不但必须加以灌溉，而且一再遭受无规律的、偶尔灾难性的洪水之害。相继建造的堤堰遗迹说明，甚至保护城市本身免遭洪水或河流改道之害的努力并非总能成功。在这片平坦、半干燥或甚至沙漠地区，没有可用于建筑的石料，城市是与苏美尔一样用晒干的土坯或烧制的窑砖建造的。烧砖用的燃料或取自河边的树丛（很快就消耗殆尽），或从林木更茂盛的丘陵或河流上游多山地区运来。哈拉帕的废墟最早在1850年代由一位英国军事工程师进行了考察，他敏锐地注意到，承包铁路道渣的印度人给他送来的砖块和其他碎片的尺寸很奇怪，同样奇怪的还有某些碎片上的符号，其实那就是印度河文明的书写体实物样品。这位工程师追根溯源一直追到哈拉帕遗址，并且意识到那些都是比当时已知印度文明更古老的一种文明的遗物。
5衰落和瓦解编辑
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之末，印度河文明开始衰落。尽管只能推测衰落的原因，但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耕种或灌溉的土地和城市所占地区的面积都逐渐缩小。洛塔尔港口约于公元前1900年前放弃，其他大居住中心维持的人口也比原先大为减少，且拥挤在衰败城市的某个小区域中。在某些遗址上也发现了暴力迹象：灰烬和未掩埋或无头的尸体，大概是遭匪帮袭击的
受害者，因为那些城市基本上无力抵御掠夺。任何文明存在很多世纪后，都可能出现衰退迹象，但印度河居民遇到的却是由他们的沙漠或半干燥环境引起的一些特殊的、短期内即可变成难以克服的问题。任何干旱地区经长期灌溉后，必然逐渐积累因水蒸发又无雨水有效冲刷而留下的盐碱。灌溉使地下水位提高，甚至可能上升到作物根部。当积累的盐碱达到对作物有害的水平，或作物根部被淹，农业就可能相当突然地宣告完结。就是今天我们也能在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的干燥灌溉地区看到这两个问题造成的影响。
在印度河流域古代耕种过的地区中，有大片地块看来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而被放弃的，因为古代耕地表面有白色沉积物。另外，一再发生的洪水和江河改道，不但直接威胁城市，而且所携带的淤泥破坏或堵塞给农田供水的灌溉渠道而间接危及农业基础。江河改道也可能使城市或灌溉区失去水源。所有这些都是发源于山区然后流经少树沙漠地带的不稳定河流的行为特点。没有气候变化的证据，尽管有人无视相反证据而断言如此，但有不少证据表明曾经造就了城市、滋养了艺术的剩余农产品减少了而终至消失，残余人口居住在一度辉煌的城市废墟中，靠他们从幸存的、生产能力远为低下的农田榨取的些许收获，再加上狩猎和采集，过着比较简单的生活。在这种衰退状况下，他们越来越无力保护自己免遭外来人的袭击。后来抵达这里的雅利安移居者，从未看到过印度河文明的鼎盛时期，因而不可能是它瓦解的原因。创造了印度河文明的人或他们的后代，随身带着他们的文化和技术，大概向东疏散到恒河流域或向南迁徙到了印度半岛。
印度古文明真的断层了么？
传承至今未断的古文明是否只有中华 印度 希腊 希伯来 四大文明
？希腊文明是被古罗马断绝，但是尤其继承，但是这已经不是原有的文明流线了。
印度文明是在阿育王死后不久便陷入分裂。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最后一个国王被推翻。此后，印度半岛再也没有统一过。
希伯来是公元70年的失败，首都耶路撒冷被毁灭，民族思想的中心圣殿被毁灭，《圣经》被烧，犹太教的礼仪被废止，没有了政权，没有了国土，没有了文化，国破而山河不在。135年的失败引来更惨的灾难，犹太人被杀、被驱逐流散到世界各国达1700多年之久。1700多年的流散生活，没有祖国，没有法律保障，到处受人驱赶、杀害、侮辱，但靠摩西传下的一神教信仰和律法为纽带，使他们在精神上仍有一个不死的民族魂，走出去，站得稳，经过千辛万苦，仍能恢复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化的特色，回到祖宗的根据地，成立了新以色列国，而且具备了现代化的条件和高度的文化水平。
所以只能说中国、印度、希腊，希伯来并列为影响最深远的四大古文明之一。
希腊文明是被古罗马断绝，但是尤其继承，但是这已经不是原有的文明流线了。
印度文明是在阿育王死后不久便陷入分裂。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最后一个国王被推翻。此后，印度半岛再也没有统一过。
希伯来是公元70年的失败，首都耶路撒冷被毁灭，民族思想的中心圣殿被毁灭，《圣经》被烧，犹太教的礼仪被废止，没有了政权，没有了国土，没有了文化，国破而山河不在。135年的失败引来更惨的灾难，犹太人被杀、被驱逐流散到世界各国达1700多年之久。1700多年的流散生活，没有祖国，没有法律保障，到处受人驱赶、杀害、侮辱，但靠摩西传下的一神教信仰和律法为纽带，使他们在精神上仍有一个不死的民族魂，走出去，站得稳，经过千辛万苦，仍能恢复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化的特色，回到祖宗的根据地，成立了新以色列国，而且具备了现代化的条件和高度的文化水平。
所以只能说中国、印度、希腊，希伯来并列为影响最深远的四大古文库之一。
中国文明到底有没有中断呢？
这个话题很有深意你怎么看呢？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是史学领域乃至社会各界广泛流传的一种观点，本刊今天刊发一篇提出不同见解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并欢迎就此问题及相关话题发表高见。
“众口铄金”“积非成是”是中国古谚，意思是说，一种观念或见解一旦众口相传，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强大力量，即使是明显的谬见，也会迫使人们当作正确的事物而接受。与所谓“谬误重复千遍变成真理”庶几近似。这种现象在历史学上最显著的例证，莫过于流传甚广的“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的说法。
冯友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云：“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里需要注意，所谓“唯独中国屹立不倒”“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是就“文明”“文化”（civilization， culture）延存而言，并非指“政权”（state）意义上的“国家”或“王朝”的存续，否则，就中国历史上频繁的王朝更替与少数民族入侵而言，“屹立不倒”“亘古亘今”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冯友兰为彼一时代之硕学鸿儒，其观点可代表前辈学人之史学常识。
在我国学术界，与世界古文明研究相关的“四大文明”说曾一度非常流行。近些年“四大文明”说虽已不太流行，但与之相关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的传统说法，却仍被很多人坚持，尤其是在国学界，似仍被奉为不易之论，频繁见于众多史学著作，包括一些著名史学家的著述。
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族群征服”与“文明中断”的关系。一般而言，造成文明中断与消失的原因，不外自然灾难与族群征服。就目前所知，在世界古文明（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中，中断与消失了的文明，多缘于族群入侵与征服。但就历史实际而言，族群征服可以造成一种文明的暂时中断，但并不一定造成永久毁灭与消失。因此，在判断一种文明是否中断与消失时，不能简单地将“族群征服”与“文明中断”混为一谈。这是我们在讨论各文明是否中断与消失时应首先注意的。
实际上，中国文明“未曾中断（消失）”说乃基于两点：一是排除了少数民族入侵与征服造成的传统政权中断，二是排除了文化传统的暂时断裂。否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入主中原，金对中原腹地的占领，尤其是蒙元、满清的统治，就不能说中国文明“未曾中断”。究其实，中国文明“未曾中断”说是就几个事实而言：其一，少数民族入侵虽然带来中原文明的间歇，但并没有导致中原民族主体语言——汉语言——的根本改变或消失；其二，以传统汉语言写成的古典文献延绵不绝，保存至今；其三，由于传统语言及古典文献的保存，其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得以保存、延续。
以此标准衡量，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无疑是“有古而无今”的中断（消失）的文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古埃及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古埃及语言文字受到的影响逐渐扩大。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罗马征服埃及后，埃及古文献在罗马内战中大部被毁，拉丁语的推行更挤压了古埃及语的存在空间，尤其是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后，对古埃及语言文化影响重大的多神教受到压制。529年查士丁尼皇帝关闭了所有多神教与世俗文化中心，古埃及文化更加式微。644年埃及被新兴的阿拉伯势力征服，居民改用阿拉伯语言，改信伊斯兰教，古文献再次遭到毁坏，最终荡然无存。语言与文献的消失，使得以语言与文献为载体的传统信仰与价值观念随之消失；伊斯兰教的确立更使得埃及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古埃及文明遗产所承载的信仰与价值观不复存在。它在一千余年后为人所知，只是缘于一个偶然事件：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发现罗塞塔石碑，1822年法国学者商波良解读象形文字成功，埃及学诞生，古埃及文明才重见天日。但古埃及文明只是作为历史遗迹存在，与现在的伊斯兰世界的埃及社会已经没有联系，现在的埃及人（专门研究者除外）已对古埃及语言、文献及价值观完全隔膜，茫然不解。古巴比伦文明的情形大致相似，19世纪中叶欧洲学术界解读楔形文字获得成功，并开展考古发掘，这个古老文明才逐渐为人所认识。但它同样只是作为过往的存在为人所知，与现今存在的文明没有任何实际联系。
然而，很难说印度也属于这种情形。印度的历史虽充满了外族入侵，尤其是莫卧儿入侵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更以时间漫长著称，但印度的传统文化并未消失。印度是不重视历史的国度，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马克思甚至说：“印度人没有历史”。印度没有像中国那样留下成系统的古典文献，所以谈不上古代典籍消失的问题。但其经典作品《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一直绵延流传，至今仍被印度人视为不可侵犯的圣典，是解决宗教、哲学和道德等问题争论的指南；至于被视为印度独特产物的种姓制度更是至今犹存，实实在在地为人所感知。有人以当今印度人识梵文的人数不多，断言印度文明已经消亡，其实没有多少道理。作为学术工具的梵文，现代人通晓者不多，实属自然之理。李慎之先生在《与杜维明先生的对话》一文中特别提到，过去认为印度文明中断，可能是因为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关系。他曾就此问题请教季羡林教授，得到的答复是印度文明没有中断（消失）。
任继愈先生是大学者，但他也接受“中国是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文明”的观点。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提到古希腊文明的“中断”：“中华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前进，与时俱进。这一点很特殊，只此一家。你看希腊，它持续了一个时期，然后罗马人来了，希腊文明就中断了。”这显然是将“族群征服”与“文明中断”混为一谈了。为了说明自己的看法，任先生提到一件事：中国人在雅典读柏拉图的书，旁边的一位希腊人不以为然；他以此事证明希腊的“古代文化中断了”。这样的看法令人费解。中国人对外国人阅读《易经》《道德经》之类的中国典籍，恐怕也会不以为意；即使在当今中国人中，除了相关研究者阅读此类古典书籍，其他阅读者不会很多，我们能否据此断言中国古文明已经中断消亡了呢？
如果实际考察一下希腊历史，情况将更加清晰。不断遭受外族征服确为希腊历史显著特点之一。公元前2世纪初希腊被罗马所征服，但罗马人并没有强迫希腊人放弃自己的语言。而且，正如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武力征服的落后民族最终在文化上被征服的情形一样，罗马人震惊于希腊文化的高度发达，许多贵族家庭将希腊人请来做老师，为孩子们授课，其结果是，希腊文明非但没有消失，更以其内在魅力征服了罗马人，扩展了其影响范围。认为罗马征服希腊造成希腊文明的中断与消失，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文化上，罗马帝国分为两个部分：西部的拉丁文化区与东部的希腊文化区。5世纪末西罗马覆亡于北方的蛮族入侵之后，地中海东部希腊文化圈演化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保持繁荣。希腊语不仅是民众日常使用的语言，而且也逐渐超越拉丁语，成为从事文学、教育、神学、法学活动的官方语言。准确地用希腊语阅读、写作、演讲被认为是基本的教养。在东罗马帝国存在的千余年中，古希腊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从未中断，举凡重要历史文献几乎都以希腊语写就，其系统性与丰富性为世人所公认。1453年以后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所征服，众多希腊学者携带古希腊抄本逃亡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大诱因，古希腊文化的光彩再次展现在西欧各国人民眼前。在希腊本土，自首都沦陷到1821年宣布独立的近四百年间，希腊文化的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希腊语作为民众语言没有中断，东正教会在各地兴办了许多秘密学校，向儿童们传授希腊文化，希腊语字典与语法书以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诗人品达的作品在各地出版。希腊语的民间文学、民歌、诗歌获得发展。
希腊民族虽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语言保持了连续性，没有被外族语言所淹没，沦为历史陈迹。现代希腊语系由民间希腊语（相当于汉语的白话文）发展而来。自18世纪中叶以后，究竟采用民间希腊语还是古希腊语作为全国统一语言，曾出现过激烈的争论，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但民间希腊语为希腊人民最终接受，成为通用的现代希腊语。这一过程与现代中国接受白话文的曲折历程十分相似，其结果也很相似：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现代希腊人阅读古老的《荷马史诗》，在难度上不会大于中国人阅读《论语》等古典作品。
在三千年历史中，希腊文明虽历经磨难，但所具有的持久影响力并未中断、消失，而在近代似乎则更趋发扬光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英国诗人雪莱则称：“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都源于希腊，如果没有希腊，我们现在还可能蒙昧无知，与野人无异。”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希腊文明仍然活着；它走进我们心智方面的每一次呼吸中，希腊的遗产太多，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终其一生去完全吸收。”（《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下卷，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873页）希腊文明以其绵延不绝的影响，证明了它属于“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文化范畴。
既然印度、希腊的文明也没有中断，那么，所谓“世界上唯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的说法就不能成立。这一见解在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广泛流传，影响深远，似已演化为一种不证自明的（self-evident）“历史常识”，甚至出现于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中，被当成中国文化“独特论”的历史证据，但它毕竟是一种谬见伪识，现在是应该改正的时候了。（张绪山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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