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清朝，出现过康乾盛世是真的，但出现过民不聊生也同样是真的。特别大清末年的一次灾难，几乎让大清朝真正伤筋动骨。原本就已经动荡难安的现实，变得更加风雨飘摇起来。那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呢？我们将时间返回到光绪时期。

祸不单行的丁戊年，一场大旱没结束，又迎来了蝗灾

1907年，正值光绪年间，大清朝的天不知道怎么了，就是一滴雨也不下。百姓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庄稼就这样死去，于是有人提出了借用长江、黄河等水流来浇灌土地。

这本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所谓靠水吃水，依水而居的农家百姓们，就这样为自己的家田找到了继续生长的方法。可是，靠不到水，没办法浇灌的地方呢？人们只好任凭庄稼枯萎、死去，然后叹息人生。

可谁也没有想到，浇灌竟然并不是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场干旱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依旧没有结束的样子。而此时的一众河流却先支撑不住了，水流干涸，土地开裂，大地冒着烟炙烤着每一个叹息的人。

这对于农民来说，是一年的收入没有了，口粮没有了，他们的吃喝成了问题。但对于国家来讲，也同样不是好消息，因为减少的粮食及受饿的民众，都意味着国库空虚无继。

而且，农家早有预言：大旱必有蝗灾。当田地出现长时间的干旱之后，出现蝗灾的概率就非常高了。所以，当这场历时一年多旱灾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蝗虫们便扑头盖脸而来，他们如同一扫而过的龙卷风，所过之处便只剩下一片灰黄。

可以想见，面对这样的结果，农民连想要吃个野菜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朝廷却迟迟不愿作为，毕竟这是一场大考验，国库有多少存货，谁也不知道。当然，可能有人知道，只是他们不敢让外界知道而已。

而且，自古以来的朝代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大清也不例外。百姓受苦于他们而言是应该的，当没有收成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自己想办法。

所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地迷信之风盛行，他们求雨，求丰收，求好日子……他们将一切希望都寄予了神明。可惜的是，神明并没打算帮他们，相反，干旱依旧继续着。不要说粮食，就是地里可以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特别是在蝗虫袭击之后，大地就变得更加干净了。

为了活下去，各地先后出现大迁移，人们拖家带口，都想找一个有雨有风有收入的地方去生活。可现实是，大清朝的天下几乎陷入统一干旱之中。背井离乡的人永远找不到适宜生存的地方，他们一边走，身边的亲人一边慢慢减少。

本以为灾难过去就可以回归正常，可又一场灾难随即而来

就在百姓们纷纷离家寻找有水源的地方时，突然一场大雨浇湿了干渴的百姓。人们本以为这下得救了，他们又可以安顿下来生活了。可是谁能想到呢，这场大雨一下起来就不想停了，大雨冲毁了若干干涸的堤坝、荒芜的房屋。

然后，进入冬天之后，原本就没有粮食，没有住所的百姓，再次遭遇铺天盖地的大雪。雪有几尺厚，房子压塌了，大地被白雪覆盖，无一丝生机。有太多的人没有熬过这场大雪，一时之间死伤者众。

而这种雨灾、雪灾接连之后产生的则是人们更加无法承受的灾难。当天一变暖，雨水一充足，结果河水泛滥，山洪如猛兽一般吞噬着一条又一条的生命。被冲走了多少人，淹死了多少人，根本计算不过来。

就这样干了涝，涝后又雪灾，然后在山洪爆发的日子，百姓们过了一天又一天，熬过一年又来一年。百姓们已经怀疑这样的日子没有尽头了，大自然正用它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人世间的优胜劣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是路有冻死骨，而是冬天冻死，夏天淹死，春秋则饿死。

一年可以坚持，两年能够苦熬，可是三年呢？四年呢？百姓们有田不能种，有屋不能住，他们不停地走着，想要找一处安稳的地方。开始吃自己的积蓄，后来讨饭吃，再后来就只能吃可以看到的一切了，什么野草、树叶、树皮，甚至是树根都要挖出来充饥。

据资料记载，最后人们实在没什么可吃了，他们只能吃黄土，吃土块。因为他们觉得，吃下这样的东西可以不饿。可事实上，不饿不是好现象，而是吃下去肠胃便不能动了，过不了多久，他们便开始死去。

而最让人想不通的，有些人竟然捡了小石子吃下去。而这些小石子因为不能消化，最终变成刺破人们肠道、肚皮的利器。

直到这时，大清政府才挤出一点粮食来准备救济这些可怜的百姓。但是，当人们拥上去抢食物的时候，竟然因为体力不济，抢食过力，直接死在当场。

好在这场灾难总算过去了，历时四年之久，举国死亡一千万有余。大清朝原本已经弱不禁风，在经历了这一场为时四年的天灾之后，变得更孱弱。可以这样说，看似清政府在这场灾难中没有什么太大付出，可却是真的伤了根本。所谓时者命也，这就大清朝的命吧。

《中庸》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这似乎是天道左右，又似乎是人心使然。当天下人人都期盼日子越来越好，人人都献出更多的努力，那么天下所有的事情都开始越来越顺了，连气候也风调雨顺了；当天下人人都想着自己，都想着怎么从社会上索取，那么天下各种事情都越来越不顺利了，连气候也开始喜怒无常，制造灾殃。

清朝末年，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1877年到1878年，清光绪年间，虽然光绪亲政，但是很多大事都还是需要慈禧的认可，但是慈禧对于国事颇多不解，乃至于因为维新运动而跟光绪发生了矛盾，但这是以后的事情了。丁戊年间，由于连续三到四年的干旱，清朝的民间发生了巨大的危机。

由于是落后的农业社会，当时的老百姓的农业生产工具十分落后，在太平年间尚且有吃不饱的情况发生。而清朝的各种税又比较多，加上当时很多人为了牟利把种植农作物的良田用来种植鸦片，干旱一来，农作物歉收，饥荒很快就发生了。

1875年到1877年，北方地区连续三年干旱，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灾情严重，开始第一年干旱清政府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救治，在各地开了不少专门用来救济灾民的“粥厂”，然而一来当时清政府连年赔款，二来虽然清政府紧巴巴的发了些银子下来救济灾民，底下的官员却还是要拿一些，粥厂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

过了比较寒冷的冬天，为了节省开支另一方面也确实拿不出来钱了，主持这方面事务的大臣李鸿章把前来粥厂就食的灾民遣送回家，勉励他们好好耕种农田，好养活自己。农民当然也不愿意过这种施舍的生活，而且也确实想去耕种自己的粮田了，于是听话的回家了。

可正所谓：

“屋漏偏逢连夜雨”

1876年，干旱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干裂开了口子，农民播下去的种子，大多数都没能发芽。仿佛上天抛弃了这个时代一般，这一年不仅仅干旱，还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蝗灾，本来还对自己田里仅存的一点儿粮食有点儿期望的农民，彻底绝收。

河南省记载：“乏食贫民，所在多有”，山东省记载：“大旱民饥”，苏北记载道：“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甚至于“饥则掠人食”。

总而言之，当时的老百姓在灾情面前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啃树皮（北方树木很少，啃树皮还不够啃），吃野草的都属于当时过上好日子了；没有树皮啃的，把最后的余粮吃完了，饿极了就只能吃少量的观音土，因为观音土吃多了会在肚子里发胀，但是再饿也就不管后果的多吃起来了。

到了这种时候人多饿疯了，有年幼的儿子、女儿的要么送人——但实际上没人要，要么就是找人牙子把他们卖给官宦人家做奴婢、丫鬟，包括一些漂亮女子，因为家里忍不住饥饿也要把她们卖掉——可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想买呢？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一个漂亮女子居然不值一千文钱！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也吃了；能卖的卖了，不能卖的也卖了。这时候人们开始崩溃，连基本的人性都开始抛弃了，豪横一些的人联系大家组建了各种组织进行吃大户运动，一群人一群人的跑到大户家里去，然后在人家家里把能吃的都吃了，吃完这家又去那一家吃。

也有官府去打击这些活不下去的吃大户行为的，但是当时快要饿疯了的人根本不在乎，死了也比那样活着舒服，他们打出旗号说：“王法难犯，饥饿难当”，直接往大户家里抢粮食吃。

大户也不是万能的，这样吃下去能禁得起几次吃？

吃完大户又没办法了，这些饥饿的人就开始以家族或者村庄为单位，组织起来互相抢夺吃的，期间死伤人员，不可计数，但是大家一点儿都不知道伤心——死了一个又少了一个跟自己抢粮食的人了。

这还不算，等一切手段都用完了，还是没得吃的，怎么办？失去了一切的人民开始人吃人，他们一开始是去吃在地上无主的尸体，后面渐渐的就没有了克制，年幼的儿童，年老的老人，包括身体弱的女子，都成了他们的目标。他们也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也会成为别人的目标，但是这时候能活一天是一天，谁又还顾得上以后呢？

1879年，旱灾终于过去，人们想着终于太平了，可是在太平之前，老天爷还给了幸存的人最后一个考验：一场11级的大地震！

现在想想，真的庆幸生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有了袁隆平，有了杂交水稻，虽然也常常有旱灾，但是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饥荒。祝愿国家永远繁荣昌盛！

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当中，历史上除了难破300年的魔咒之外，其实在王朝末期都有一个类似的现象，那就是自然灾害，元末明初之际，中原除了战乱之外，洪灾、蝗灾、旱灾连年不断，为推动中原生产力，就出现了永乐大移民。

明末清初之际同样是灾害不断，甚至还爆发了一场神秘的天灾，“王恭厂大爆炸”死者皆裸，因此位列三大自然未解之谜，不过最大的一场旱灾饥荒，是清末年间的“丁戌奇荒”。

丁戊奇荒，是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到光绪四年（1878年）之间的一场罕见的旱灾饥荒，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奇灾，是因为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洋务派为发展“洋务运动”紧急的增加税收，在此之前又爆发了一场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从全国调兵，犒赏三军，农业失去了劳动力。

加上税收和战火，粮食不断的减产，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并没有杜绝鸦片流通，地方官员为中饱私囊反而公开允许种植鸦片，为满足省内粮食需求，官员规定只得进口，不得出口粮食。

1875年，大旱灾拉开序幕之后，各省纷纷隔岸观火，导致灾情进一步扩大，就连京师也遭到了波及，华北地区灾情更加严重，曾国荃在奏折当中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

而朝廷给出了办法就是施粥，但就连北京设立粥场都赶不上灾民诞生的速度，为控制灾民流动，各省纷纷严防死守，即便如此，相对于富裕的江南还是涌入了数百万的灾民，在流民剧增之后，又爆发了暴动。

一向主张援外的李鸿章也是破天荒接受了外国的援助，并且开始大力赈灾，但都是以士兵镇压为主，短短一年不到，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完，就连观音土也不放过，随着灾情不断扩大，人成了食物。

起初，灾民只是用死去人充当食物，为了防止亲人被吃，甚至都不敢下葬，到了第三年，行走但虚弱的活人也成了食物，短短三年，华北变成了人间地狱，据永和县志记载：青年妇女无人顾养，佳丽者不过千钱，稍次者不值一文，人命不如鸡犬。

难以大力赈灾，也是清政府将国库的钱都用洋务运动和慈禧的日常花销上了，而当时就有一副著名对联是写李鸿章的，“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公元1875到1878年，即清朝光绪元年至四年，我国华北地区发生了特大旱灾，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在北到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的广袤地区，雨水稀少。

其受灾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历史罕见，而大旱的背后便是粮食的减产，当时山东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还有一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旱灾还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于是，饥荒爆发了。赤地千里，饥民遍地，这是那几年华北各省出现最多的词。

例如山西巡抚曾国荃的奏折中。有着这样的描述：“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jìn)奇灾，古所未见”与此同时，瘟疫也紧随着饥荒而来。由于饥荒，大量的灾民被饿死，且尸体得不到妥善的安置。腐肉中滋生出的病毒，乘着春夏之交舒服的气温，疯狂的在人群中传播。当时的灾民们因为长久饥饿，身体条件本来就很差，再加上逃难途中大批量的人员流动和极差的卫生条件。所以瘟疫很快就蔓延到整个华北。在河南，“十人九病”；在陕西，“道殣相望”；在山西，因疫而死的百姓达十之二三……

当时的那些受灾的难民们，不是饿死，就是病死，总之。生机渺茫。据统计，四年灾荒下来，清朝全国受灾人数约为1.6亿，而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也就3亿多。更为恐怖的是，这些人里面，有大约1300万人死于旱灾所导致的饥荒和瘟疫，受灾致死率接近十分之一。所以此次旱灾也在历史上被称为“奇荒”，而由于1877年（丁丑年）和1878年（戊寅年），灾情最为严重，所以也被称为丁戊奇荒。不得不说光绪皇帝的运气是真的差，刚刚登基便遇上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天灾皆为神罚的年代，许多人都将责任归咎光绪帝，认为是他惹了老天爷。

当然了，这显然和光绪没关系，他当时才四五岁，完全什么都不懂。不过，丁戊奇荒会有如此之高的死亡率，清政府脱不了干系。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曾评价道：“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换句话讲，丁戊奇荒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灾情爆发于光绪年间，此时的清朝已经是病入膏肓，外有欧美列强虎视眈眈，掠夺盘剥，两次鸦片战争已经击碎清廷的脊梁，各种割地、赔款，让清廷不堪重负。内有起义不断，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乱，一次又一次的内乱，让这个本就虚弱的国家，变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当时的清政府，积贫积弱，官仓没有什么余粮，国库也没有多少存银。以至于在饥荒爆发的时候，各地官府根本就拿不出来足够的粮食和银子救灾。“丁戊奇荒”发生时，“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尽管清政府多方筹措，仍捉襟见肘。当然，战乱对于国力的消耗，并不是清政府救灾不力的借口。

因为当时清政府开启了洋务运动，经历过同治中兴，国家实力其实有着一定的恢复。如果协调得当，大家一起努力，是有可能度过这次灾荒的，至少不会死掉这么多的人。然而，清政府的腐败，导致了灾情的加重。比如灾情爆发时，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借机变卖、侵盗本就不多的赈灾钱粮。甚至于有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对于严峻的灾情采取瞒报，少报的策略，导致朝廷在初期根本无法对灾情进行有效的判断，合理分配赈灾粮饷以及进行灾民安置活动。

而这使得大量的灾民因为得不到当地官府赈济，选择外出逃荒。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巨大的难民潮则彻底冲垮了当时灾区各省的救灾体系。一些灾情原本不算严重，相对富裕的地区，因为难民的到来，变得不堪重负。最终崩溃后，更多的灾民又产生了，如此恶性循环下，清政府根本无力管控，只能任其自生自灭。而如此混乱的环境下，瘟疫传播变得肆无忌惮，所以最终饥荒又演变成了疫情，死的人也越来越多。

此外，这次饥荒的爆发，原因除了罕见的旱灾以外，还跟清政府的鸦片政策有关。鸦片战争后，在列强的武力威胁下，清政府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在鸦片贸易乃是暴利，列强每年都会从中国赚走大量的白银，顺便还毒害了国人的身体。清政府眼见人财两空，正所谓“洋药不能禁其来”，不如“开洋药之禁以相抵制”。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开始自己种鸦片，以商业手段来挤走外国人。所以，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开始提倡种植鸦片，大量的耕地和劳动力都转移到了鸦片产业。当时全国兴起了种鸦片的热潮，山西、河南、山东等重灾区更是生产鸦片的重要基地。以山西为例，1877年，山西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当时全国耕地约8亿亩），其中60万亩种植了鸦片。

由于种植鸦片侵占了耕地和劳力，势必会导致粮食减产。此外，许多种植鸦片的百姓也被诱导吸食鸦片，损害了身体。比如张之洞就曾在奏折中指出：“垣曲（山西运城境内）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所以，丁戊奇荒死者上千万，不仅仅是天灾，清政府也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