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理论认为，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历代的皇家陵寝都十分重视选择陵穴，以图皇权永固。皇陵一般都位于京师附近，如西周、秦、汉、隋唐均以长安为京师，故此这五个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于长安附近；而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京师，所以这三代的皇陵皆位于北京附近。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奶头山”。梁山东有豹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犯地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不吉利。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未能当选。到永乐七年，最终选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均卿等人选定的现在这片陵区。

清东陵位于京东燕山南麓的遵化马兰关附近，它北依昌瑞山，南屏金星山，东傍鲇鱼关，西依黄花山，共有陵墓14处，葬150多人。

关于东陵的选址，流传着一段顺治帝亲自卜地的故事。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时隔不久，顺治皇帝由众多侍卫大臣和八旗健儿簇拥着出外狩猎，他们一路纵马扬鞭来到了京东的燕山山脉，跃上了凤台岭之巅。顺治帝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飘渺。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顺治帝前瞻后眺，左环右顾，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反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度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说着，将手上佩带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山陵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可见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

古代的风水选址，除了生态、实利功能以外，还是一门艺术，其对环境景观的组织是十分重视的。在古代，万物有灵的观念导致了山川自然崇拜，并逐渐发展成为敬祀天地日月山川的国家祀典。人们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又指导着人们以人的精神、人伦道德及社会秩序拟态于自然，并以此寄托他们的生活理想。所以在风水的观念中，也常包含着一种追求优美的、赏心悦目的自然和认为环境思想。

第一座皇帝的陵墓就是秦始皇陵，在西安的骊山脚下，现在还残存有46米高的巨大封土堆。秦始皇陵的陵园有内外两层园墙，寝殿和便殿在陵北的内城垣内；封土西侧发现了埋有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的车马坑，陵西内外城垣之间分布着大型马厩坑、跽坐俑坑、珍禽异兽坑和大片房屋的地基；外城垣以东有著名的兵马俑坑。整座陵园气势宏伟，可惜在项羽入关后被一把大火烧得荡然无存了。

西汉共有11座帝陵，除了文帝的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座都有高大的坟丘，夯土筑成，呈覆斗形，俗称“方上”。其中武帝茂陵最大，240米见方，高46米；宣帝杜陵最小，150米见方，高26米。这些陵墓在咸阳原上一字排开，绵延几十里。每座陵墓四周有夯筑的陵园围墙，四面有门，门前立有双阙。汉制帝后同茔不同陵，后陵和其他大臣的陪葬墓大都分布在帝陵的近旁，形成匍匐于帝陵脚下的态势。先秦的公墓邦墓制度到秦汉也变成皇帝高高在上的帝陵中心制度了。

东汉的帝陵分布在洛阳北面的邙山上，规模没有西汉那么雄伟。从东汉明帝开始，把正月和八月两次最重要的祭祀典礼也搬到了陵上的寝殿中，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上陵制度。同时又废除了为每位祖先立一个庙的做法，改为把历代神主汇集于一个太庙的做法。这一改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的帝陵分别在赤眉起义和董卓之乱的时候被盗掘破坏了，所以曹魏时就把汉代的陵寝制度废除了，采取“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的做法。据说曹操自己还搞了七十二座疑冢，后人至今也不知道真墓在哪里。曹魏的这一做法对唐代的陵墓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的帝陵大多在山腰间凿洞作为墓室，埋葬后外面不露痕迹。在陵山前面建有祭祀用的献殿，而把寝殿搬到了山下西南方较远的地方，故又称下宫。墓园南门外是长长的神道，从高宗乾陵开始，形成了夹神道两侧陈列石刻雕像的石像生制度。在帝陵前面的山上山下，如群星拱月似地散布着众多的王子、公主和大臣的陪葬墓。

北宋帝陵在河南巩县，除了徽、钦二宗客死漠北外，其余七个皇帝都葬于此。宋陵筑在平地，坟丘为覆斗式二层陵台，陵台之下就是墓室。陵前献殿称为上宫，下宫建在陵墓的西北方。神道两旁的石像中多了石虎石羊，石人还分出了文臣和武将。宋代规定皇帝生前不能兴建寿陵，而死后七个月内必须下葬，建墓的时间只有7个月，所以规模比唐代帝陵要小得多。巩县宋陵在金兵南下之时全部被发掘破坏。

南宋六个皇帝的坟墓坐落在浙江绍兴城外的宝山下，既没有高崇的陵台，也没有神道两侧的石雕。原先只在墓上盖一座房子，叫做攒宫，意思是暂时攒集梓宫以便将来迁回北方老家的墓地安葬，可是一直到王朝灭亡也没能迁成，倒是在元军南下以后被洗劫一空。

西夏王陵在银川以西的贺兰山东麓，其陵园制度深受宋陵的影响，但又有其民族的特点。每座陵园都有两道园墙，外城南门外有门阙，内有石像生，墓前也有献殿，但是墓室不在陵园的正中，而是偏在西北隅，封土也不做成覆斗式，而是夯筑成多层有檐佛塔的形式，这在历代陵墓中独具一格。

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墓葬常常采取潜埋、不起坟丘也不立标志的做法，所以许多少数民族领袖的墓葬至今都不知所在。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他们的陵墓也无从考证。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是一座纪念性建筑，并不是真正的成吉思汗葬地。

明朝的帝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封土堆由方形成为圆形，叫做宝顶；其次是取消下宫、扩大献殿；再次是把陵园改成由前方后圆几个院落组成。明陵的第一院落较小，大门叫门，院内有碑亭、神厨、神库；第二院落的大门叫恩门，院内的恩殿是陵寝的主体建筑，两侧有配殿和焚泉炉；第三院落大门叫内红门，内有牌坊和五供台，台上供放着一个香炉、两个花瓶和两个烛台；其后就是宝顶，宝顶周围有墙，叫做宝城，宝城正面有一座方城，方城上的城楼叫明楼，明楼中间竖立着墓碑。朱元璋的孝陵在南京，朱棣以后的明朝皇帝都葬在北京十三陵。

清朝皇帝的陵墓分别葬在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和河北易县的西陵，陵墓的制度基本上依照明陵的格局，变化不大。

西汉在陕西西安
东汉在河南洛阳
南朝在江苏南京和丹阳
北宋在河南巩义
南宋在浙江宁波

总之靠近首都

当时的首都在什么地方,墓就在附近

神道：谓通向死者之道。
主神道：中国古代帝王陵区的主神道是公用的，如同大树的主干，而去往各陵的辅神道有如分支。最先建陵的皇帝修建的主神道通常会直达其陵前，以后的帝王则在主神道的基础上，向其他方向延伸辅神道，通往各自的陵前。
陵墓前神道两侧的石兽（即石象生）也有由来。石兽放置在墓前是从汉代霍去病墓开始的。霍去病是两汉时期一位年轻的著名军事家。他18岁随侍在汉武帝左右，善骑射。20岁时，两次率兵出征河西走廊打败匈奴，战功显赫。24岁时不幸病逝。汉武帝为表彰这员爱将，特在自己的茂陵之东修建霍去病墓，形式象征祁连山，以纪念他在河西走廊的功绩。石匠们参照祁连山的天然石兽，在霍去病墓前凿刻了跃马、卧马、伏虎、卧象、小猪、石鱼、人与熊、猛兽食羊等生动的石刻形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踏匈奴"，它概括了霍去病短暂一生抗击匈奴的丰功伟绩。这组石刻便是中国古墓前最早的大型石刻。后来的历代帝王的修建自己的陵墓时也都沿用石人石兽的陵前装饰，所以唐陵、宋陵、明陵、清陵几乎都在陵墓前陈列仪仗队式的石人石兽。

皇帝生前走的道称为“御道”,也叫“御路”,那死后呢？则称“神道”或者“神路”了。每每皇帝上朝，宫殿御道两旁立满文武百官，齐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轰然拜倒，三扣九拜。于是皇上琢磨着升天后不仅要把陵寝修建得势比宫殿，也要把这身前的荣华气势带进那个世界，于是在神道两旁也有了文武官员，也有了狮子麒麟，以象征皇帝生前的仪威，表示皇帝死后在阴间也拥有文武百官及各种牲畜可供驱使，依旧主宰一切，这些石头雕像便是“石像生”，又称“翁仲”。

守墓的神叫 翁仲翁仲，原是秦始皇时的一名大力士，名阮翁仲。相传他身长1丈3尺，端勇异于常人，秦始皇令翁仲将兵守临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后，秦始皇为其铸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来咸阳，远见该铜像，还以为是真的阮翁仲，不敢靠近。于是后人就把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人或石人称为“翁仲”。

　　石像生
　　石像生是帝王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石像生，又称“翁仲”。
　　石像生也是皇权仪卫的缩影。明时，凡是举行大典的时候，除文武百官及军事仪仗排列两侧，还将人工驯养的狮子、大象等动物装在笼里，放在御道两旁，以壮皇威。皇帝死后，需要相同的排场，所以就在陵前设置了石像生。这种做法开始于秦汉时期，此后历代帝王、重臣沿用不衰，只是数量和取象不尽相同。
　　石像生的作用，主要是显示墓主的身份等级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含义。

石像生
　　石像生是帝王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石像生，又称"翁仲"。
　　石像生的作用，主要是显示墓主的身份等级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含义。泰陵因风水地形关系，原设计中没有设立石像生一项。后来因为与典制不合，采取了向南展拓大红门和北向移建龙凤门等措施，才在大碑楼与龙凤门之间安设了石像生，分列神道两旁。它们是石狮、石象、石马、石雕文臣与武将各一对。
　　石像生作为陵寝建筑这一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组群的一部分。其配置 并无定制。修建泰陵时，因为风水的原因而未设置。直到乾隆十三年 (1748)，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孝心，不顾大臣的反对，强行建置了五对石像 生其间引起了他与臣工抵牾的波折。
　　雍正七年(1730)十二月，雍正帝曾在谕旨中明确表示，不建石像生．而乾隆登基以后，出于礼制和孝道的考虑为泰陵建置石像生。
　　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其享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风水”专家。我们看一下他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作为泰陵建筑总体布局的序列起点，大红门南对元宝山，元宝山东西两翼，又有东、西华盖山的耸峙，成为陵前气势雄伟的天然屏障和对景，而大红门两翼，则东有九龙山、西有九凤山迤逦延展，大红门正扼于两山天然豁口中间，前后地势在敛聚中又呈宏廓，南易水更分岔在这山口，南北汇流，因天然水势，大红门前筑五孔白石拱桥，后修石水桥， 再于门前疏密得宜构筑了 东 、西、南三座五间六柱十一楼石牌坊，更增强了这陵区入口的空间界面。天工人巧的完美结合，显示出非同凡响的气概。这种精心布局，如果苟且迎合皇帝旨意，展拓向外，则必成败笔”。
　　泰陵石像生的设置，虽未构成败笔，却也形成蛇足。

　　陵墓建筑，作为古代建筑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群体，在考古发掘中一向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由于战争等人为因素或者自然灾害的影响，陆地上的古建筑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遭到破坏，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于原始资料的研究。与此同时，作为地下建筑的陵墓群，则因为其终年的“与世隔绝”而幸运地保存下来，即使所谓“十墓九空”，发现的较为完整的陵墓数量少之又少，但就其历史研究价值来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据考证，我国早期的墓葬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在封建社会里都以坟墓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国王是一国之主，其墓必定是最高大的。其高大之状犹如山陵，而陵又有崇高的意思，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
　　根据礼书的记载，在帝王陵园中，除陵以外，还筑有“寝”， “寝”乃是为死者的灵魂饮食起居而设，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就在墓室之中。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用的“庙”，当时则在陵园之外的附近地方，而不在园中。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这种陵侧起 “寝”、“寝”旁立“庙”的陵寝制度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后已经实行。到了东汉，明帝对礼制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对帝王陵园中的“寝”进行不断的扩大和改造，而成为现今的寝殿，以适应由帝王率领公卿百官郡吏举行隆重的“上陵礼”和“饮酣礼”之需，所以这时“寝”的性质已异于战国时期“寝”的性质，寝的功能由原来的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而变为朝供和祭祀之用。以后陵园附近的庙地逐渐为“太庙”所替代。
　　帝王陵墓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三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叫“方上”。这是早期的一种陵墓封上形式，具体方法是挖坑筑石为墓，用黄土层层夯筑呈覆斗形而为坟，这时的陵墓之所以呈方形，乃与秦汉时以方形为贵有关。认为帝王是大地的主宰，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取方形。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和西安西郊的西汉陵都属于“方上”，据说秦始皇陵是始皇亲自参加设计的，含有永远独霸四方之意。河南巩县的宋陵，其陵台亦为方形覆斗状的土台。
　　第二种是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地形，以山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像秦始皇陵那样大型封土不仅费工，而且不安全，以山为陵则可以少花人力并可利用山岳雄伟的形势来体现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气魄，而且还可以防止盗挖。唐代帝陵一开始就采用了这一形式，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是以位于陕西礼泉县的九峻山为坟，在山腰开凿石洞为玄宫，从挺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五道石门，非常坚固。
　　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帝王陵墓在秦、汉时期盛行“方上”封土，唐时“以山为陵”，北宋又恢复了秦汉旧制。元是不建陵寝。明清时对陵寝制度又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陵墓的形制由秦汉两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其次取消了秦汉两宋陵园中供奉帝王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谒拜和祭祀的上宫建筑，从而更加突出了一年三举的上陵之礼；再次陵园的围墙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院落由碑亭、神厨、神库等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院落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有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
　　首先，通过对已发现的陵墓的分析，我们看到唐代的陵墓无疑是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群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代的陵墓，开始追逐“凿山为穴，因山为陵”，这其中尤其以乾陵作为代表。乾陵位于乾县梁山之上，分为三峰，以北峰居中为主。主峰四周为神墙，设有门狮一对，而其中，角楼的建筑也颇有特点。在神道上布置有实象生，各种雕像皆栩栩如生。其后，是朱雀门外的两座著名的石碑，左边是唐高宗李治的“七节碑”,右边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其中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联想。在乾陵的东南部，则分布有陪葬的墓群，其中包括有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懿得太子墓等，这些陵墓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均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唐以前的陵墓与唐代则有较大的不同。上古时期，人们并不讲究墓葬，这可能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较为低下有关，随后，到了商周时期，随着最近发现的一些商朝的遗址，一般认为，商代陵墓地面不起坟，而仅仅在墓上建造祭祀性的建筑。而秦朝和汉代的陵墓，则大致上保持了一致的风格，倾向于建造大规模的陵墓，往往一陵役使数万人，工作数年，例如汉高祖的长陵有五万户之多，而汉武帝的茂陵则有六万户。这些陵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累土为方椎并去其上部，即所谓“方土”，最大的方土高约有二十多米。
　　而在这众多的陵墓中，秦始皇陵无疑是扛鼎之作。所谓的“掘地为穴，堆土为陵”，秦始皇陵堪称是陵墓中空前绝后的宏伟作品。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公元前246年）即秦王位，即位后不久，就在郦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七十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秦始皇五十岁死葬时（公元前210年）还未峻工，秦二世时又接着进行了两年，前后费时近四十年，真可谓工程浩大。” 就目前所发现的陵墓遗址来看，兵马俑无疑具有最大的研究价值。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秦陵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座，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并出土仿真人真马大小的陶制兵马俑8000件。从各坑的形制结构及其兵马俑装备情况判断，一号坑象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步兵、骑兵和车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则是统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军事指挥所。
　　在中国陵墓建筑发展史上，明十三陵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陵墓群。其主要沿袭了唐代陵墓的一些特点。陵墓集中修建，注意风水和环境，每个陵都正对一个山峰，特别注重前导部分和序列处理，建筑整齐对称，造型严谨，因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神道作为明十三陵的第一个建筑群，由石牌坊，大红门，碑楼，石象生，龙凤门等组成，威严地守卫着十三陵的大门。而就目前已经发掘的定陵来看，十三陵的内部结构依然相当完整，前殿、中殿、后殿以及左右配殿，总面积有1195平方米，就其规模来说，在帝王的陵墓中也是数一数二。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无论在建筑艺术上，文物价值上，考古研究上，都有着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探寻古代陵墓的秘密，研究古代陵墓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考古技术的成熟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过程发挥的作用越发的巨大，相信我们定能通过对陵墓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在更广程度和更深层次上，保护文化遗产，用物质文明来证明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从而将真正的中国文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如果从夏代的大禹算起，至少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史记夏本记》：“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当年的墓葬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是找不到证据的。《吴越春秋》称禹在逝世前曾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县二十六，山阴（会稽）山南，上有禹冢，禹井。”《帝王世纪》：禹“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之南，会稽山上有禹冢、井、祠”。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市东南6公里处，会稽山上的大禹陵已成为历代祭奠大禹的重要场所。大禹陵由禹陵、禹祠和禹庙三大部分组成。如果我们将位于湖南省的炎帝陵、位于陕西省的黄帝陵也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发展史可以追朔到五千年左右。当然，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大禹，他们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帝王”，他们的陵墓的真实性也只能是神话与史料“杂糅”了。炎帝陵、黄帝陵及大禹陵均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其现存陵墓建筑形制的变化较大，展现在今人面前的毕竟不是几千年前的陵墓原状，从这个角度看，炎帝陵、黄帝陵、大禹陵等只能算是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滥觞期。而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真正肇始，还应推“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始皇陵。
　　一、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冢。
　　秦王朝虽然祚短，秦始皇陵虽然陵墓本身并未发掘，但仅因兵马俑坑的发现，就已在秦汉以还的中国帝王陵墓中，独占鳌头，并有“世界八大奇迹”之誉。汉代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因封建世袭政治体制的相对发展，导致帝王陵墓文化也一直盛衍不衰，绵延发展。其间虽然有明君、昏君之别，治世、乱世之分，但只要是个皇帝，在死后，一定的墓葬形制、一定的礼仪形式还是要具备的。当然，其中不乏个别因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而不得不草草归土者（如隋炀帝）。当我们来到陕西关中一带，可以通过凭吊茂陵、乾陵而领略到汉唐帝王陵墓的气象。汉代帝王陵墓一般是封土而作，而唐代的帝王陵墓如乾陵，却是依山为陵，陵墓是通过凿山开穴建成。除了帝王以外，一些诸侯王的墓葬也呈这种特点。如大家所知的徐州地区分布较广的汉代楚王陵墓，大都就是依偎在狮子山、龟山等大小不等的山体怀抱之中。时代发展到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也是走的一条依山而建的老路子。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般老百姓的墓葬是采取“依山而建”的事例，或者说，纵然是将墓穴按放在山体内，但山体也非一己一姓之独有，而只能视为是一处公共墓地。纵观历代帝王陵墓，其选址除了考虑风水等自然因素外，还需考虑到陵寝的安全与壮观。建筑高大的封土堆，或者巧借山体作为墓冢，是帝王陵墓常用的两种形式。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葬的最大区别可能并不在于风水及入土地点的选择，而在于墓葬的外在形制、尤其是墓穴导引部分的讲究。
　　二、作为帝王陵寝的明孝陵形制特点。
　　明孝陵是明朝（1368-1644）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地处东径118度51分，北纬32度4分，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的紫金山（又名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是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的一道重要风景。明孝陵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次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从葬妃嫔46人，宫人10余人。朱元璋死后，设孝陵卫，有兵卒5600人参加警卫陵园。永乐十一年（1413）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因此，整个孝陵建设工程前后沿续了30多年时间才完成。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玄宫所在地宝城，纵深2.62公里。当年孝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千头；内设神宫监，负责定期维修和祭祀；同时，外设孝陵卫以保护陵寝。明孝陵坐北朝南，谒陵路线是由南向北。从陵墓型制上看，又可分两大部分。我们可以沿着谒陵线路，领略一下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
　　第一部分为神道。自起点下马坊至孝陵正门，包括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大金门、碑楼（四方城）、神功圣德碑、外御河桥、神道石刻（石像生群、石望柱）。其中下马坊为两柱冲天式石牌坊，宽约5米，高为7.8米，坐西朝东，柱断面作抹角方形，两柱前、后及外侧抱以砷石，柱端饰云板云罐，内侧雕梓框，镶入大额坊。坊额正反两面均刻有“诸司官员下马”6个楷体大字。下马坊西北距大金门约755米，是明孝陵的导引部分，位于神道的最前端，其建筑年代约在1400年左右。1980年，南京市中山园林管理局在维修下马坊时，将已断裂的下马坊柱础从宁杭公路上挖出，在向北位移了近20米的地方，将下马坊重新树立了起来。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下马坊已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在原下马坊的东北侧，有两块后起的石碑，一块是神烈山碑，一块是禁约碑。明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下令改紫金山为神烈山，在原下马坊东北侧立“神烈山”碑。碑原有石质碑亭，现碑及四石柱础尚存。碑文额刻篆字“圣旨”二字，碑身中刻“神烈山”3个大字，东侧刻有“嘉靖十年（1531）岁次辛卯秋九月吉旦”13字，西侧刻有“南京工部尚书臣何诏侍郎臣张羽立”15字。碑为竖式，坐北朝南，高4米，宽1.46米，厚0.73米。禁约碑与神烈山碑并列，位在其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皇帝下诏在明孝陵立“禁约碑”，重申保护明孝陵，严禁破坏孝陵龙脉，违者从严惩治。碑为卧式，坐北朝南，碑身仅高1.41米，宽5.21米，厚0.43米；碑额高0.40米，宽5.31米，厚0.52米；碑须弥座高0.65米，宽5.52米，厚0.74米。大金门原为陵园的大门，门面朝南，为三孔券门，东西宽约26.66米，进深8米，高约5米。顶部结构已毁。据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大金门原两侧有长达22.5公里的红墙将整个陵园围住，现墙已不存。
　　碑楼位于大金门北约70米处，两者之间原先气脉是相通的，后被通往中山陵园的道路拦腰隔断，呈“凹”字形。因此，现在人们若要从大金门到碑楼，必须先下公路，再爬坡上去，才能看到碑楼内放置的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1405）所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为朱棣亲撰，记朱元璋一生事迹，楷书阴刻，长达到746字，是南京附近明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快碑。碑楼呈正方形，四面各开有券门，原为黄瓦重檐，墙四角有石雕龙头，飞檐滴水，惜顶部结构已毁，四周围墙尚存，形如堡垒，因此又俗称“四方城”。
　　明孝陵设有三道御河，过了外御河桥就进入了神道。神道依山就势，作蜿蜒曲折布置。全长865米，可分为两段，一段方向西北，长615米，地势略有起伏，方向屡屡改变，两侧布置神兽6种12对24只，均相对而置，两卧两立，依次为狮、獬豸、麒麟、骆驼、大象、马，每列相距16丈2尺，每对相距8尺5寸。神道绕过梅花山南麓，折而向北，到棂星门为止，长250米，有石望柱二，白如玉，雕缕云龙纹，紧随其后的是4对石人，分别为文臣、武将各两对，武将身披介胄，手执金吾，高一丈三尺；文臣头戴朝冠，手秉朝笏，高一丈二尺。
　　走完神道，就进入明孝陵的第二部分，即陵寝主体建筑部分。这一部分自棂星门至宝顶，包括棂星门、内御河及金水桥、文武方门、特别告示碑、御碑亭、碑殿、享殿、宝城前御河及升仙桥（大石桥）、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等。方城为明孝陵地面建筑的最后部分，外部用大石条建成，中间为拱门，中通圆拱形隧道，由34级台阶拾级而上，两边底部作须弥座状。出隧道，正北即宝城南墙，上横刻楷书“此山明太祖之墓”。在宝城前垣分左右两路夹道，直通方城顶部的明楼。宝城位于陵宫的最后面，是朱元璋的陵寝所在，为一直径325-400米、周长约1000米的的崇丘；宝城内中部隆起的部分为坟头，称为“宝顶”，经科学探测，证明内建有玄宫，且未曾发掘过。
　　明孝陵的主体建筑坐落在紫金山南麓，从棂星门起到方城止，排列在南北纵轴线上，显得庄严、方正，均衡、协调，符合封建君权和神权思想。但损害最严重的也是这一部分建筑。明末清初，孝陵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如：棂星门原有五道，现仅有大石柱础6个。御河桥原有5道，现只有3个，且非明代构件。文武方门原有五座，三大两小，现仅有一个，为清同治年间以后建，门的左右两边还可以看到原来门斗的痕迹。过了文武方门，原来是中门，也有方门五座，门内有神帛炉二，左右庑30间，门外有御厨二，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皇帝在此更衣，以便祭奠，但现在都已毁了，改建成一座碑亭，中间立有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谒陵时所题“治隆唐宋石碑”；后来乾隆两次南巡，又在东西两边题诗立碑。孝陵的享殿原来规模很大，称孝陵殿，东西九楹，南北五楹，一共45间，目前只能见到60多个大石柱础，大概毁于清初。诗人屈大均《孝陵恭谒记》载其谒陵时，尝见“有牧马一番儿（指满州兵）方斫殿柱，柱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臣大均予以多钱，拜之而求免。”魏世效《孝陵恭谒记》也说：“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许皆为刀斫伤，或折柱三分之二。殿两旁多贮马粮，牧羊马，若种蔬圃者交迹于殿外。”太平天国时，满清江南大营设在孝陵卫，明孝陵一带正是战场，以致享殿尽毁，墙垣圯倾。清同治十二年（1873）修复时，仅建守陵房屋三间，规模缩小，旧貌已失，殿中仅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再如，方城上面的明楼毁于清咸丰三年战火，顶部已塌，现仅存墙体。
　　三、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与中国其它帝王陵墓相比，明孝陵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陵址封土高76米，底径495米到515米，虽属中国帝王陵墓中之较大者，但我们在地表上看不到神道。汉惠帝刘盈的安陵属于“方上”之制，起方形土台两层，底边长166米，其神道也难以一睹其貌。唐代的帝王陵墓以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为最大，其神道从第一道门起至陵墓隧道，总长达3980米，如果减去朱雀门至隧道一段567米，还有3413米；乾陵的神道上布置的石刻包括华表、飞马、朱雀、人、马、狮、碑在内，计有21对，另外还有外国使者的石像60个。宋代陵墓中最大的是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从神道起处的鹊台到神坛底止，全长约586米。而我们南京的明孝陵，如果从下马坊算起，到方城止，全长竟达2620米，并且神道石刻有16对，如果再将宝顶的情况估计在内，其建制规模当在我国帝王陵墓中位居前列。如果不把后来的明十三陵包括在内的话，之前可以和明孝陵相比拟的也只有唐代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了。至于明孝陵的红墙，依《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其长达22.5公里，从平面看，已将整个紫金山都范围在内了。
　　明孝陵代表了明初皇家建筑艺术最高成就，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明清皇家陵寝文化的先河。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在陵墓布局中得到了形象再现。明孝陵选址是经过朱元璋、刘基、徐达、汤和等人亲自选定的风水宝地，具体选定时间约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强行牵走了原先位于玩珠峰下的千年古刹太平兴国禅寺（即蒋山寺）。据有关专家考察，从空间上看，明孝陵从大金门开始，至碑楼、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其走势呈“北斗星”状：从大金门到金水桥部分为勺斗，从金水桥到宝城部分为勺柄。从玄宫所在地的宝城来看，其东有青龙象，西有白虎象，且“龙砂”高于“虎砂”；西南面的前湖为朱雀象（前湖又称燕雀湖），宝城所依之玩珠峰呈玄武象。与此同时，正对陵宫的孙陵岗（孙权墓）与远处江宁境内的东山又构成“近案”“远朝”的风水形势，而北斗星布局又正好处于“四象”之间。这种陵宫布局体现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在考古发现中，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45号大墓中的蚌壳龙虎图和北斗天象、秦始皇及历代不少帝王墓葬中的星象图的设置等，都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朱元璋通过自己的陵墓格局设计，来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从而使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封建礼治秩序实现了完美统一。
　　二是开创了“前朝后寝”的帝王陵宫制度和“前圆后方”的陵墓格局。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依山为陵”的制度，但一改汉、唐、宋以来帝陵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合上下宫为一区，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圜丘（改方坟为圆丘）及宝城、长方形陵宫的制度。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开创了“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在陵宫建筑内容上，首次仿皇帝生前宫殿分前朝后寝的格局，建立“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这种格局既继承了汉、唐、宋的帝陵形制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并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三是独特的神道设计理念和精美的神道石刻艺术交相辉映。神道是帝王陵墓的必备内容。我国汉、唐、宋以来的历代帝陵大都采用中轴对称式的神道设计，明孝陵的神道却是蜿蜒曲折，不拘一格。明孝陵神道为何是弯曲的，与明孝陵的陵墓正对面梅花山有关。梅花山古称孙陵岗，是东吴大帝孙权墓所在。传在朱元璋动用“十万军工”修陵时，有人主张将梅花山搬走，以伸直神道。但朱元璋崇拜孙权是一条好汉，将孙权的墓留着，也好让孙权为其把守门户。就这样，明孝陵神道成了弯曲的了。这一方面显示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做事不拘成法，勇于创新，同时也使陵墓神道增添了深邃澳妙之感。孝陵神道的弯曲固然与孝陵陵宫对面的梅花山孙权墓有关，但更多体现的是巧借地势，营造“北斗七星”陵墓格局、以体现“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设计者在每段视线的终点，适当布置石刻雕像来控制每一段空间，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变化，配以苍山远树，创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人极易笼罩在谒陵的氛围中。可以说，如果没有那蜿蜒曲折的神道存在，明孝陵“北斗七星”说将是永远不能成立的。明孝陵神道石象生形体高大，庄严肃穆，栩栩如生，题材、造型、雕琢技巧具有鲜明特色，代表了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叶我国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如石象高达3.47米，长4.21米，宽2.16米，所用石材重达80多吨；白石望柱高6.25米；《神功圣德碑》通高达8.78米。石刻造型厚重简朴，线条圆润流畅，但细部雕镌精致，在艺术上达到了整体的宏大与局部的细腻融为一体的创作效果。
　　四是开创了第一代皇帝陵寝神道作为后世子孙（世子或继位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在孝陵陵域内，其东部就有与之相隔仅60米的皇太子朱标的东陵。考古勘探表明，东陵没有自己的单独神道和御河及御河桥，而是与孝陵共用一个神道及御河桥。这一制度被后来的明十三陵所使用。北京明十三陵受孝陵影响，共用一个神道，从石牌坊到长陵，总长达7000米，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建筑群。
　　五是大量使用砖石结构，并具备了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明孝陵地面建筑较多，设计者主要突出了大金门、碑楼、孝陵殿、方城、明楼。这些大型单体建筑物普遍使用砖石起券，用石须弥座做基础，中部墙身以巨石或巨砖叠砌作拱顶，挑檐作石制，建筑物顶部依尊卑级别高低覆盖不同釉色的琉璃瓦构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木结构转化为砖石结构，这是从明代开始的，具体说是从明初南京宫墙和陵墓建筑开始。用砖来起拱券，从而出现了无梁殿建筑，这是我国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一个大发展，从而奠定了明清帝陵建筑技法的基本格调。这种建筑材料的普遍使用，使明孝陵具有了相当的防火功能。与此同时，明孝陵的排水系统与建筑空间分割达到了和谐有序。南方雨水充沛，帝王陵墓排水系统必须完善，但又不能破坏整个陵域的风水。明孝陵利用天然的水系，设置外御河、内御河及宝城御河三道由东向西的水系，通过御桥在空间上实现联接，使整个陵区和谐完美，富有生命的活力。
　　四、要进一步加强对明孝陵“原生形态”的保护。
　　1961年3月，明孝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我国“明清皇家陵寝”中的明显陵（湖北钟祥）、清东陵（河北遵化）、清西陵（河北易县）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时间2003年7月3日23时56分（巴黎时间7月3日17时56分），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南京明孝陵”作为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被大会顺利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已突破了人们心目中的仅仅是朱元璋陵墓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以朱元璋陵墓为主体的、占地约297公顷的文化遗存，其保护范围达31平方千里，其内容可分作三大块，第一块为明孝陵，第二块为明东陵，第三块为明功臣陪葬墓。明太子朱标的东陵遗址，据考古调查，位于孝陵陵宫东垣以东约60米处，与孝陵毗邻。现作为一处遗址公园而成为孝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据史料记载，在明代，整个紫金山（钟山）都是明孝陵的陵域范围。王焕镳《明孝陵志》云：“钟山之阴，明功臣陪葬者十余人。”在这个区域中，尤其是在钟山西部和北部，分布着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明代十几位开国功臣陪葬墓，这些功臣墓是明孝陵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朱元璋的孝陵起着重要的护卫作用。根据《康熙江宁府志》和胡祥翰《金陵胜迹》等书记载可知，这些功臣墓分别是：中山王徐达墓，开平王常遇春墓，岐阳王李文忠墓，东鸥王汤和墓，皖国公仇成墓，江国公吴良墓，海国公吴桢墓，滕国公顾时墓，许国公王志墓，燕山侯孙兴祖墓，安陆侯吴复墓、汝南侯梅思祖墓等。这些功臣墓有的保存完好，如徐达墓、李文忠墓、常遇春墓等，环境已得到有效整治，并且对游人开放；但有的需进一步整治，有的墓葬甚至至今还未被发现，只是见诸史书记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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