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亲政之初，还是很勤勉的，他按部就班做了不少事情。即便是后来，他也不能说就是平庸之辈。毕竟他执政期间，亲自布置完成了万历三大征。万历皇帝是何时起不上朝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48年，是明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可是，其间从万历皇帝主持朝政十四年至此后的二十年里，却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作为一个帝王，上朝理政是分内之事，为什么万历皇帝二十年不理朝政呢?
普遍说法认为，万历是因为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而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16岁的时候，太后、大臣们便给他选择王氏和刘氏作为皇后、昭妃，然而叛逆的万历根本不喜欢这样强加的婚姻，更不喜欢皇后和昭妃，于是对这两个妻子十分冷淡。
万历20岁时，偶然临幸一王姓宫女，后得长子朱常洛。在当时，正宫皇后没有生出嫡长子的情况下，按惯例朱常洛应该立为太子。可是后来，万历遇到了自己心中的红颜知己，一生最爱的女人郑贵妃。郑氏本是一个宫女，因容貌秀美，机智聪明，深得皇帝的喜爱，很快被封为贵妃。
两人相互封为知己，朝夕相伴，简直一刻也不能分离。四年后，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万历皇帝爱屋及乌，对刚出生的孩子表现了极大的宠爱，直接将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与此同时想将朱常洵立为太子。
万历这一想法遭到群臣的反对，大家认为废长立幼是不合宗法礼制的，为了社稷，坚持要立皇长子为太子。群臣的反对令万历招架不迭，只好极力镇压。于是把户科给事姜应麟等强烈反对的大臣都贬了官、问了罪。后来慈圣太后知道了便对其进行质问。
于是万历就将册立太子的事推迟，采取“拖”的方法。为立太子的事情，万历和他的全体朝臣相对抗，谁也压服不了谁。这让万历大伤脑筋，也大为恼火。后来万历采取不理朝政的方法，同他的大臣们消极对抗。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怕自己一旦殡天，朝纲大乱，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于是不得不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终于结束了。这只是对万历皇帝20年不理朝政的一个猜测，真正的原因只有万里自己最清楚。只不过历史已过，这一事情不知何时才会真相大白。

朱翊钧（1563年—1620年），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在位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在神宗支持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国力得到恢复，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神宗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无像张居正的人可以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但是万历皇帝在位时期衰败的明王朝也在这个时期走向活泼和开放，明朝的经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在此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华，例如利玛窦就觐见过万历帝，开始西学东渐，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个性解放的精神。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崩，终年56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死后由长子朱常洛继位。

就在朱翊钧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自此明朝辽东的形
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38]  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革命洪流。朱翊钧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九月初十日尊谥号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

所谓“矿税”，自明初起就存在。但在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万历皇帝朱翊钧把“开矿”和“榷税”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矿税，并派遣太监采矿和收税。

说起明末的官场，那真是乌烟瘴气一团糟。可令人惊讶的是：当万历皇帝决定收矿税之后，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僚们团结了起来。

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或齐楚浙党，他们纷纷放弃了彼此间的成见，打破了党争的界限，众志成城地反对万历皇帝收矿税。

很多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总会觉得天都塌了：不是说正邪不两立吗？为什么明末这些党派居然团结起来了？

所谓的正邪不两立，其实只是利益点不一致；一旦利益点一致，那么所谓正邪也会联手合作的。比如说矿税一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万历皇帝得了重病，觉得自己快不行了，于是告诉首辅沈一贯，一定要好好辅佐太子，并下令立刻停止征收矿税，让太监拟旨交给沈一贯。沈一贯拿着圣旨出来，所有官僚都很开心。

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礼甫成，帝忽有疾。一贯叩头起居讫，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惟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法司释久系罪囚，建言得罪诸臣咸复其官，给事中、御史即如所请补用。朕见先生止此矣。”——《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

但等到第二天，万历皇帝的身体有所好转，于是立刻命令太监急召沈一贯，命他交还圣旨。换言之，万历皇帝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危险了，想赖账。

翼日，帝疾，廖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中取前谕，言矿税不可罢，释囚、录直臣惟卿所裁。——《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

沈一贯急了，并不打算交还这道圣旨。但万历皇帝就是不放弃，传令太监前后一共来了十几波。有的太监跪在沈一贯面前磕头，头都磕破了，只求沈一贯赶快交还圣旨。沈一贯逐渐顶不住了，只好无奈地交还圣旨。

一贯欲不予，中使辄搏颡几流血，一贯惶遽缴入。——《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

此时此刻，还有一位好汉在宫中和皇帝硬顶，他的名字叫田义。面对万历皇帝的出尔反尔，田义据理力争：“君无戏言，你怎么能说改就改呢？”气得万历皇帝要拔剑砍死田义，但田义毫不畏惧。

当帝欲追还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力争。帝怒，欲手刃之。——《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

正当田义打算继续据理力争的时候，发现传令太监已经带着圣旨回来了。无奈之下，田义只要磕头赔罪，此事算暂时揭过。

义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贯所缴前谕至。——《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

几天之后，田义见到了沈一贯，当场痛骂他：“你只要再多坚持一会，矿税就撤销了。此次行动功亏一篑，全是因为你这个软蛋！”

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

如果不带感情色彩，单看这个故事，大多数人一定会对田义竖起大拇指，称赞一声“好男儿！”可实际上，田义并不是什么好男儿，他是司礼太监。换言之，阉人一个。

你说这事儿邪性不邪性？沈一贯是浙党重要人物，田义这个阉人却积极帮沈一贯打气。最后事不可为，田义破口大骂，沈一贯也不敢还嘴，这和大家心目中的明末官场不太一样啊！

事实上，不止是田义和沈一贯反对征收矿税，整个大明从中央到地方，不计其数的人反对征收矿税。有没有人赞成征收矿税呢？史书没写，估计只有几个万历皇帝的亲随赞同。

这段历史，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大明帝国的官员们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许多太监也是有良知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团结一致。

这段历史的症结就在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什么背景下，会发生这种事情呢？答曰：在利益相同的背景下。

在我看来，所谓的矿税误国误民，只是谎言千遍成真理的典范。想要弄清楚矿税的真实面目，就应该抛弃这些政治宣传的内容，用一种更符合常理和情理的方法来解读。

比如说，在矿税背后，官僚集团和大宦官们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与矿税又有哪些利益冲突呢？

这世间有一种经济，名曰“黑色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政府无法掌控的经济。简言之，就是违法行为的非法收入。

所有的“黑色经济”，都有一个共同点：利益巨大，不用挂牌照也不用交税。

可是所谓的不用交税，只是说不用交税给政府，却一定要交税给相关保护伞，否则“黑色经济”就该改名为“独食经济”，有什么资格继续存在呢？

“黑色经济”和潜规则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如果相关执法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同流合污，更容易获得官场的认可。如果相关执法者从严从重对其进行打击，必然会受到排挤和打压。

更严重的是，如果相关执法者敢较真，大家都会怀疑他的动机：你是不是不愿意把好处分润给大家，想自己独吞，所以才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

潜规则也是规则，如果相关执法者真要这么做事，那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和拦路抢劫有什么区别呢？

万历皇帝收个矿税，为什么会惹得天怒人怨呢？就是这个道理。

在小农社会中，政府并不会鼓励人们开矿，反而会对此加以各种限制。原因很简单，矿井通常都离市区较远，且需要大多数人长期聚居在当地（比如说安源煤矿）。

大批人长期聚居在偏远地区，意味着政府的管理成本会增加。在小农社会那种交通和媒介都相对落后的环境中，如果出现了大量的安源煤矿，很容易让政府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中。

可问题是：开矿意味着巨大的利益。政府不让做，总会有人偷偷地做。就好像花街柳巷，在大多数朝代都属于违法犯罪，或者只能官营。但在任何时代，都有人半公开地去做。

如果官僚默许花街柳巷半公开存在，或许还要承担一定道德风险。可如果官僚默许开矿半公开存在，却不必承担道德风险。因为拿到台面上说：开矿可以利国利民，也有利于地方财政的发展，解决当地就业，改善当地民生。

反而是政府限制开矿的理由不太容易说出口，总不能说，我不让开矿是担心你们聚众造反。在这种背景下，开矿比所有黑色产业更红火，也更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