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不上朝，其实是由于明朝特殊的政治制度造成的，明朝自宣德皇帝开始，官员呈送给皇帝的奏折，必须经过内阁，内阁作出初步的处理意见，这种初步的处理意见称为票拟，然后皇帝再在奏折上作出批示，称为披红。明朝皇帝往往把披红的权力交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而一旦把这种披红的权力，交给宦官代行之后，皇帝等于是没事了。

清朝也有内阁，也有票拟，但是清朝皇帝事必躬亲，常常亲自批阅奏折，从来不把披红的权力交由他人处理，到了雍正年间，还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没有任何的决策权，所以清朝的皇帝必须勤政，如果不勤政，政事就无法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皇帝的勤政与明朝皇帝的怠政，都是由政治制度造成的，而非皇帝个人的原因。

明朝总共存在了276年的时间，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两个人在位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有93年的时间，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其次是明世宗嘉靖皇帝，而两个人都是长期不上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后宫宅着，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不上朝的根本原因，前文已经阐述了，主要是明朝的政治制度造成的。

但是两个人不上朝的具体原因是有区别的，嘉靖皇帝主要是痴迷道教，喜欢炼丹，而万历皇帝主要是受制于阁臣，无法自己选定自己心仪的皇储，只好用罢工的方式，来对抗朝臣。

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不上朝，并没有影响明朝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许多重大的决策还是由皇帝最终决定的，比如《明世宗实录》说嘉靖皇帝“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

就从个人能力而言，嘉靖皇帝要比万历皇帝的能力强，嘉靖是以外藩入继大统，在皇宫之外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万历皇帝在9岁的时候就已经登基了，从小就生活在皇宫之中，个人能力显然弱于嘉靖皇帝。

但是，明朝的社会经济其实是在万历皇帝的时候进入到了全盛时期，如明末清初的学者李邺嗣曾说：“神宗全盛日，海内一愁无。”明朝在万历年间，国家承平日久，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嘉靖帝朱厚熜和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位皇帝，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曾经二十多年不上朝。

同样二十多年不上朝，嘉靖帝跟万历帝有何不同?

嘉靖和万历这祖孙俩，可以称得上是明朝历史上的两个奇葩皇帝。两人在后世人眼中，都不能算是个功载千秋的明君。

嘉靖皇帝在位44年，他的孙子万历皇帝在位48年，都是20多年不理朝政。虽然被人们称之为昏君。然而祖孙两者的人生轨迹迥异，对明代历史产生的影响也完全不同。

嘉靖是庶出，如果不是正德无后，嘉靖这辈子顶多只是个两湖地区的同姓王爷而已。所以，他的即位是非常幸运的。

嘉靖即位之初，出于对朝廷政局的不了解和慑于朝臣集团的强大威慑力，做出一副勤政亲贤的样子来。待时机成熟，形成了拥护自己的小集团后，便拿“大礼议”对不服管教的大臣开刀。

从这件事，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嘉靖对皇权的渴望十分强烈，绝对专制的欲望十分明显，手段也颇为果敢。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不好色是少数，嘉靖追求长生不老仙丹，采用处女初潮经血，这对他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微不足道的，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完整的人权，各种权益受到侵害是正常现象，老百姓只希望天下太平，吃饱穿暖，也就知足了。

朱元璋和朱棣在位时期，基本形成了淘汰丞相，升格六部，由皇帝直接统领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集总统、总理、副总理、军队最高司令和最高大法官于一身。

然而，皇帝精力所限，权力集中了却难以维系繁重的工作，所以让一些重臣充当皇帝的机要秘书，这些秘书品级不高，但由于具备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文字功底和经史底蕴深厚，所以得到重用，这些人称为殿阁大学士，他们帮助皇帝应对各种奏札、题本，并拟定初步意见供皇帝参考，使皇帝的批阅难度大大降低。

这样，这些大学士就逐渐获得了参政议政权。而这些大学士往往有一个头目领衔，这个称为“首辅”的领衔大学士，就具有最权威的议政权。

夏言、严嵩、徐阶等人，都拥有这样的权势。而他们与六部尚书的合作，以及部分尚书兼任大学士，使得总理、副总理的部分职能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大臣手中。

因此，朱元璋和朱棣希望改变汉代以来皇帝垂拱，官僚集团总揽朝纲的局面，这种希望一厢情愿，脱离了社会规律，难以成功。

因此，有这样一套制度做保障，即便皇帝不理朝政，国家也不会因此而出现太大问题，国家机器照旧正常运转，只不过运转的效率会慢慢降低，各种弊病会越来越多。

纵观中国历史，有作为未必是好事。由于祖制带来了庞大的既得利益，使所有王朝中叶的改革都会面临强大的阻力，任何改革都会因为过于仓促和敌对压力过大而大打折扣甚至失败。

在儒家理想的治国体系中，皇帝作为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王，把议政权和执行权放手交给贤能和具有公心的大臣，是管理国家的有效手段。

嘉靖带给明朝最大的幸运，是朝政所有的大事能由他一人说了算。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他就能做出几件像样的好事，比如平定倭寇，默许地方清丈土地等；当他头脑不清醒的时候，就躲在宫里炼丹，让能者多劳。

嘉靖没有过多的思想障碍，他的一生中也没有什么心理阴影，所以他的很多选择，看似招人鄙夷，实际很明智。

嘉靖留给隆庆的，不是一个太好的遗产，但也不能算差。因此，尽管隆庆好酒色不理朝政，但比较务实的内阁大学士却能做出一些成绩，并通过渐进性的改革逐步增强明朝的国力。

万历就要倒霉许多。刚刚出生的时候父亲还是藩王，总是受嘉靖猜忌，日子过得不痛快。

父亲即位后十分放纵，给他带了坏头。他的即位风平浪静，只是因为年岁小，被李太后和张居正管束。尽管张居正搞改革不遗余力，但他个人生活的不检点，这与他教给小万历的圣贤之学和对万历的严格要求大相径庭，真是宽于律己，严于待人。

所以，当张居正死后，万历就采取对张居正后人打击报复和怠工不上朝，来作为对朝臣集团的报复。

而实力派大学士徐阶、高拱，特别是张居正的下台，使得官僚集团胆战心惊——原来贤能的下场也是这样！于是他们不敢放手有所作为，大量国家政务被耽误，国家机器运转效率直线下降。

而万历年间，明朝面临了两个大难题：财政危机和东北危机。

张居正积累的财富很快被低效率的国家机器折腾殆尽，国家造血能力显著下降；建州女真的兴起成为明朝的劲敌。

万历本人因少年生活的波折而带来的变态心理，使他无法恰当的处理后宫的关系，郑贵妃干预太子问题而引发的明末三大案，便是他在此方面无能的表现。

后宫的混乱为宦官干政创造了条件。由于皇帝长期不理朝政，在太子问题上险些违反祖制，导致他与官僚集团的矛盾不可调和，一部分官僚索性组成不同的集团，为着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是非而争论不休。后宫混乱，宦官干政，官僚争权，这为明朝政治的总崩溃埋下了祸根。

因此，尽管都是昏君，但嘉靖是幸运的，而万历是不幸的。

历史允许嘉靖怠政，但当万历也如法炮制之后，历史便抛弃了明王朝。到最后烂摊子交到崇祯手上，纵使崇祯有心重振旗鼓，但却是回天无力。

同样二十多年不上朝，嘉靖跟万历有何不同?

目的不同，结果自然不一样。

祖孙俩人都缺岗，不乏孙子有效仿爷爷的嫌疑，但是学的了形式，却没悟透内涵。

嘉靖帝不上朝，主要是因为他深刻体验到了权力的甜头之后想要“再活500年”而去玄修，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所以他不上朝并不代表着他不工作，而是要更加出色的工作，每天晚上睡的时间很短，会花很长的时间来批阅奏折，他把自己躲在暗处不上朝还可以避免与官僚集团正面交锋，避免不必要的矛盾，使自己置身事外，做到旁观者清，洞若观火，从而对朝局、对各方势力准确观察，作出最理性的决定。

这是大谋！明神宗呢？他不上朝是来躲口水来了，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这是皇权受到压抑，万历用消极方式对抗。

团队素质不同。

嘉靖帝的统治时期，明朝人才济济的，夏言、李春芳、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徐阶、高拱、张居正、海瑞...这一串名字放到哪一朝都是星光闪耀，哪个不是治国之能手，安邦之良才。

相比万历呢？除了最早的那套内阁班子外，到万历四十年“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国家机构等同虚设，人才队伍哪还有扛起大局的呢？

性格、能力不同，皇权与文官集团强弱对比不同。

嘉靖帝十五岁由旁系入大统，在追认其生父为先皇这件事儿上就和大臣们杠上了，尤其是杨廷和，三朝老臣，宦海沉浮这么多年，以他为首的文官们闹出个“左顺门”事件，几百名大臣汇聚在左顺门，放声大哭，与小嘉靖作斗争，目的无非就一个，让你听我们的，可是聪明人天生就是聪明人，嘉靖没有慌神，更没有妥协，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那就是打。

这一打就打死了十几个人，带头闹事的都被发配到了边疆，永不叙用。这件事以文官集团的完败收场，此后四十多年再也没有敢闹事的文官了。

从最初的杨廷和，到后来的严嵩党，他们哪个在嘉靖手里还不是被玩得团团转，嘉靖几十年不上朝，国家这部大机器不还照样正常运转，朝局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这就是能力，不服不行。

而经过长期的捆绑式教育万历的性格变得不愠不火、中规中矩、深沉内敛，是明代最“温柔”的一个皇帝，甚至有点软弱可欺。群臣利用万历皇帝的软弱性格，借助言官制度，不断打着各种旗号，以诤谏的名义，全方位地收拾万历，万历手段又不够强硬，又不愿忍受口水，只能，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用消极方式进行对抗。

皇帝这么软，也是没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