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乾是皇太子，并不是因为徐慧太子被废。

　　李承乾(618—645年1月5日)，生于承乾殿，取名“承乾”，隐含承继皇业，总领干坤之意。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封恒山王。唐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不想成年后喜好声色，漫游无度。但他怕太宗，就大耍两面派，当着太宗，言必忠孝;退朝返宫，便与群小亵狎，承乾特加宠幸十馀岁、美姿容、善歌舞的太常乐人称心。太宗知道后大怒杀称心。他有足疾，怕因此被废，深嫉受太宗喜爱的魏王李泰。贞观十七年(643)，承乾与汉王李元昌、侯君集、李安俨、杜荷(杜如晦之子)、赵节(长广公主之子)等密谋Z反，未成，被纥干承基告密，下狱后废为庶人，徙往黔州，两年后死在那里。
　　唐太宗必须面对现实。李泰当太子，皇子李承乾和李治都会送命;李治当太子，李承乾和李泰都可平安。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李泰，是不希望让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
　　李治，小名“雉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唐太宗一共有14个儿子，在李治前面，不仅有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而且有四子李泰，均是一母(长孙皇后)所生的同胞兄长。在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的传统当中，嫡长子具有特殊的优越。李治以皇九子的身份能够最终被立为皇太子且能继承大统，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明君无肖子
　　一代明君唐太宗十分重视培养太子，然而事与愿违，他初立的太子并非理想的储君。到贞观晚年，废立太子成了唐太宗政治生涯中最烦心的一件事。
　　荒唐太子爷
　　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刚刚即位，便将年仅8岁的李承乾立为太子。幼年的李承乾聪明伶俐，太宗对他很是喜欢，并选择德高望重的大臣做他的老师，严格教导。一开始，李承乾积极上进，能识大体，颇得太宗和朝廷大臣的好评。太宗不在京城时，常常让他代理政事。但李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幼养尊处优，喜好声色，慢慢地，沾染了不少坏习惯，生活日益荒唐颓废。
　　据史书记载，太子李承乾曾让人铸造了一个近两米高的铜炉和一口巨大无比的锅，雇用逃亡的政F奴隶偷盗老百姓的牲畜。李承乾亲自把那些偷来的牲畜放在大锅里煮，然后跟他的手下分着吃。李承乾喜欢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他还特别挑选面貌像突厥的侍从，每五人组成一个部落，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到草地上牧羊。有时还玩“假死”的游戏。他对自己的手下说： “假设我是可汗，现在死了，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办丧事。”然后像死人一样躺到地上，大家一起放声大哭，骑到马上，环绕着“尸体”奔走，并依照突厥风俗，用刀割破自己的脸。李承乾对这种游戏乐此不疲，还说：“有朝一日我统治帝国，一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汉人束发)，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如果他给我一个将军当，我一定不会比别人干得差。”
　　李承乾所说的阿史那思摩，是突厥阿史那部的酋长。李承乾身为大唐王朝储君，竟然公开表示要在得天下之后去做突厥酋长的部下。即使这番话纯属戏言，也可以说讲得过于离谱，至少不合储君的特殊身份，不能不引起太宗的恼怒。
　　李承乾跟叔父李元昌关系很好，常常一起出去游玩。有时李承乾把左右侍从官员及卫士分作两队，二人各率一队，大家身披毛毡缝制的铠甲，手拿竹枪竹刀，扎营列阵，冲锋厮杀，枪刺刀砍，把流血受伤当作娱乐。有不听从命令的，就把他绑在树上毒打一阵，不少卫士因此而丧命。李承乾常常叫嚣：“要是我当了皇帝，就在御花园设一个万人营，跟汉王(李元昌)分别指挥，观赏士兵肉搏战斗，岂不快乐!”又说：“我当皇帝，一定要尽情享受所有乐趣，有人规劝，立即诛杀，杀了数百人之后，那些进谏的人就不敢再说话了。”
　　李承乾的言行，不仅荒谬，而且与太宗的想法与期望背道而驰。李氏家族虽然以武力得天下，但是，逆取而以顺守之，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此中道理，太宗自然十分清楚。所以，执政以来，他偃武修文、制礼作乐、尊贤重士、修养百姓。而李承乾对太宗的举措似乎并没有什么了解，他对此不感兴趣，喜好的依然是胡人风俗与战阵斯杀。
　　很有意思的是，李承乾还养成了制.造假象愚弄朝臣的坏习惯。他常常在太子宫官属面前谈论忠孝道理，谈到深刻之处，甚至泪流满面;可是一回到宫里，就跟一群卑劣的小人物混在一起，淫乱猥亵，无所不为。如果有大臣打算规劝，李承乾知道他的来意，总是表示非常感激，亲自迎接叩头，非常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劝谏者自然无话可说。寝宫之内的秘密，外人都不知道，所以当时的大臣相当看好李承乾，一致认为他是一位贤能的储君。李承乾的“饰非”习惯，最终坑害了他的政治前途。与父失和　李承乾伪造的假象，没有逃出太宗的眼睛。太宗发现李承乾的劣习后，最初并没有打算放弃他，认为李承乾年轻，可塑性较大，只要有名师指点，应该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好的皇太子。　　贞观七年，唐太宗为李承乾物色了一位名师——以向皇帝直言而闻名朝野的中书侍郎杜正伦，与协助太子的另一位老师于志宁共同教导辅佐太子。在杜正伦走马上任时，太宗千叮万嘱：“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设身处地为李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谓良苦矣。
　　这时，李承乾患了脚疾，不能上朝觐见太宗，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监督的机会，卑劣小人更是乘虚而入，引诱这个“好声色”的太子走上“侈纵日甚”的浪荡歪道。于志宁、杜正伦的直谏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
　　唐太宗陆续聘任朝廷中的重要大臣作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不仅仅在于向李承乾传授学识才略，更重要的是希望借助于股肱大臣们的名望地位，形成一个以李承乾为核心的班底，为皇位继承打下基础。
　　可惜，李承乾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机会增长自己的才干，树立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他曾经试图与这些元老重臣建立亲密的关系，例如李纲为太子少师时，患脚疾，不能穿鞋走路，李承乾命卫士将他抬到殿内，“亲拜之，访以得失，大见祟重”。但是，随着李承乾纨绔习气的发展，他与老师们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老师们的直言规谏让他觉得不舒服，老师们的背后告状更是让他恼恨不已，发展到后来，李承乾甚至派刺客去暗杀自己的老师。李承乾的老师于志宁如果不是居丧守节，使刺客动了恻隐之心，恐怕早已命归黄泉。
　　李承乾平日宴游无度，甚至嬖爱一个名叫称心的太常乐童。称心年十余岁，姿容美丽，能歌善舞，李承乾和他同起同睡，这件事弄得满城风雨。唐太宗得到消息，怒不可遏，诛杀了称心，并狠狠地责骂了李承乾。但李承乾并不悔改，他在太子宫辟出一个房间，供着称心的塑像，早晚焚香祭奠，还装着身体不舒服几个月不上朝，公然与父亲对抗。
　　李承乾因病而致脚跛，已让唐太宗失去好感，而他君德上的缺陷更加深了唐太宗对其的不满，以至于对他开始厌恶了。查阅史籍，贞观初年，唐太宗常常亲临东宫，了解李承乾学业进展;贞观七年，父子有时还相见。但此后，就没有唐太宗幸东宫或与之交谈的记载了。父子之间隔阂日深，使李承乾在后来的储位争夺中势单力薄，处境不利。
　　李承乾后来于宫中看中了一个女孩，很有容貌和仪态。太子很喜爱。皇帝听了却很生气。之后让人处死了这个女孩。太子怀疑是李泰告密，有怨愤之心。为她画像筑祭室。并在花园做了坟墓。早晚祭拜，太子每次到此徘徊，都会流泪。随之更加怨恨，几个月不再上朝，称有疾病。
　　又让太子府的上百个奴才学习音乐，学习胡人的发式，剪彩绸做跳舞的衣裳。敲锣打鼓日夜不休。招集一些逃亡之人盗取牲畜，杀牛宰羊，召集身边人一起烹食。又学习突厥语言，喜爱他们的服饰。建立蒙古包，分建部落。使诸部牧羊，抽佩刀割肉来吃。自己装作死去的可汗，让众人哭泣，让马奔跑环护。突然又站起来说：“如果我有天下，将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难到不是快乐的事吗?”左右亲随那些老成之辈以为他中邪。然后又听他说：“我做天子，当由着性子，有劝谏我的，我就杀他五百人，天下不就安定了吗?”这位太子爷大概对那些错劝谏为名以诂名吊誉的老成之辈厌恶透顶。但他缺乏理智的天真的语言和行为马上又被人争相报给了皇帝。太子于是下场可想而知。
　　因为被一起“谋反”的人告密。皇帝大怒，采取措施，将他流放边远之地。废为庶人。迁居黔州。太宗十九年，李承乾于忧愤中去世。皇帝也为他的悲惨身世而落泪，忧伤，好几天不上朝，以国公的身份安葬了他。
　　可见做明君难，做明君的太子尤难。
　　谋反被废
　　唐太宗对李承乾从疏到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是，贞观七年开始疏远他，然而还没有废他之意。贞观十年开始萌废立之心。这年正月，他重新调整分封了子弟17人为王;二月，除五人因年幼暂且不赴任外，其余12人均下诏迁任诸州都督，但只有相州都督魏王李泰“不之官”，由张亮代行都督相州职权。太宗把李泰留在身边，就含有废立太子的用意在内。
　　李承乾清楚地看到父皇对自己的日渐疏远和对魏王李泰的偏爱，也明白自己已经失宠，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当时的李承乾，不仅恶名远播、疾病缠身，而且上无太宗的信任，下无朝臣的支援，势穷运蹙。无计可施之际，他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李承乾曾经派人伪称李泰府中官属，向唐太宗呈递“亲启密奏”，指控李泰种种罪恶，不料，太宗发现其中有诈，下令捉拿告密之人，要求将事情追查到底。告密计划落空以后，李承乾又派亲信纥干承基等人暗杀李泰，结果又没有得手。于是，李承乾暗中联络政治上失意的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歃血盟誓，阴谋发动政变，迫使太宗退位。驸马杜荷对李承乾提供的方案是：“天象发生变化，应立即用行动响应，你只要声称忽然得急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自前来探视，我们的谋略就可以成功。”
　　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就在李承乾紧锣密鼓地策划政变时，太宗第五子齐王李佑反于齐州(今山东历城)。李承乾闻讯后得意洋洋地对纥干承基说：“太子宫的西墙，距皇宫只不过二十步，跟我共同创造大业，齐王怎能相比?”
　　齐王佑的叛乱被迅速平定，在审问谋逆案件时，牵连到李承乾的亲信纥干承基。四月初一，纥干承基在传讯中供出了李承乾密谋发动政变的方案。太宗大为震骇，立即指定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兵部尚书李世绩，会同大理、中书、门下组成专门法庭进行调查审判。这个专门法庭几乎汇集了当朝所有的高级官员，可见太宗对调查太子是否谋反一事的重视。专门法庭经过调查，认定谋反证据确凿。太宗问侍从官员说：“怎么处置李承乾?”没有人敢回答，通事舍人来济建议说：“陛下仍然是慈父，太子得以终其天年，当属最好的结局。”太宗接受了这个建议。
　　四月初六，唐太宗下诏罢黜太子李承乾，贬作平民，囚禁于右领军。又于贞观十七年九月初七将李承乾流放到黔州。李承乾到了黔州没多久，便猝然死去。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李承乾不过盖个房子，于志宁便上疏批评他过于奢华  李承乾和宦官玩乐，于志宁又上疏批评他，甚至将他比作秦二世。 相比之下孔颖达更是激烈，他只要觉得李承乾一有不对的地方就立马犯颜直谏，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曾劝说过孔颖达，认为太子年龄既长，不宜总是当着面痛加批评指责，而孔颖达却表示我这样做“死无所恨”，结果是“谏诤逾切，承乾不能纳”。 至于张玄素，那更是无时无刻不谏，言语之急切恨不得李承乾立刻听他的，至于结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李承乾宠幸一名“美姿容，善歌舞”的太常乐人，并称他为称心。唐太宗闻之大怒，将称心杀死。李承乾非常伤心，在宫中为自己死去的男宠立室，让宫人日夜祭奠。李承乾在宫中为称心树冢立碑，并赠予官职，并经常为称心而哭泣流泪。自此，李承乾与父皇之间的隔阂更深了。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李承乾私引突厥群竖入宫，再次惹来于志宁的上书。 虽然李承乾因为害怕父亲知晓而只敢偷偷地暗着来，然而世上并没有不透风的墙，自己的儿子究竟在做些什么，唐太宗心里自然一清二楚。于是唐太宗下令让李百药等人侍讲于弘教殿，并嘱咐杜正伦要时时规劝太子注意言行。结果杜正伦在几次规劝无效后，便把太宗的话告诉了承乾，承乾一怒之下抗表闻奏，唐太宗对此十分不满，质问杜正伦“何故漏泄我语？”于是将杜正伦贬为谷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后来又因承乾谋逆一事，将之流放驩州。徐慧是哪个称心么 若果是  哪就是有历史依据的。

庶人泛指无官爵的平民百姓，废为庶人指将有贵族权利剥夺，成为平民。

周代统治族居住在国中(城内)及国郊，称为国人。国人中的上层为卿、大夫、士，下层为庶人。

大部分庶人居于城郊，耕种贵族分给的土地，享有贵族给予的政治军事权利。如参加国人大会，参与军事活动，充当徒卒(注：tú zú，步兵)等。但他们也承担沉重的义务，如庶人服兵役，缴纳军赋等。

此外，青年庶人还负担一定的劳役。庶人还包括具有自由身份的劳动者及被免除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

扩展资料

曾经被废为庶人的历史名人

1、朱榑

齐恭王朱榑（1364年12月23日－1428年），生于南京，祖籍安徽凤阳。明太祖朱元璋庶七子，母达定妃。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齐王。洪武十五年（1382年），就藩青州。

洪武年间曾参与北征，因此以军功自傲。建文年间，因罪而被明惠帝借机削藩，废为庶人，禁锢在京城四年。靖难之变后，明成祖恢复其王位，并令其归藩。但数年后再度因行为不轨而被废为庶人，从此被软禁在南京至死。

2、司马令姬

司马令姬，河内温（今河南省温县）人，北周静帝宇文阐皇后，父荥阳公司马消难。

579年二月宇文阐即位，七月立司马令姬为皇后。580年，司马消难响应尉迟迥反对外戚杨坚而起兵，兵败，投靠南陈，九月，司马令姬废为庶人。次年，杨坚废静帝宇文阐，建立隋朝，不久又秘密杀害了宇文阐。司马令姬则改嫁司州刺史李丹为妻，直至唐朝贞观初年还健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庶人

是指秦始皇建立皇朝以及之后各朝，凡是有触犯相应法规的臣子，会被削除官位且不得继续享有任何官位带来的权利。通俗来讲就是皇帝觉得这人犯错了啦他看不顺眼了，就叫他卷铺盖走人。皇帝制之前因为不是封建私有制，且尚存奴隶制，所以庶人的意思是普通人，包含奴隶，但秦朝以及之后从历史定义来看庶人就是平民百姓了。另外，只有有官职的人才有废为庶人这种说法，商人之类的职业就算再有钱犯错了也不会这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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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平民

孔子，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成名以后，人们尊称他为万事之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经常受到族人的歧视.在那个时代，既没有造纸术，也没有印刷术，流传的著作全靠传抄，自己想要保留别人的著作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刀往竹片上刻.把刻好的竹简按顺序保存好，那就当时的书.《易经》便是孔子刻的，所以他经常翻阅，由于翻阅次数太多，十分结实的牛皮绳都断了好几次，孔子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成为名人的.
古代的悬梁刺股.凿壁借光等都是在逆境中成才的良好事例.
著名化学家格林尼亚教授，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少年时代，由于家境优裕，加上父母的溺爱，使得他没有理想，没有志气，整天游荡。可是好景不长，几年后他家彻底破产，一贫如洗，昔日的朋友都离他而去，甚至连女友也当众羞辱他。从此，他醒悟了，开始发愤读书，立志追回被浪费的时间。九年以后，他研制出格氏试剂，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而司马迁本人也因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所以才会“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著成了《史记》。
大作曲家贝多芬由于贫穷没能上大学，十七岁是患了伤寒和天花病，二十六岁，不幸失去了听觉，在爱情上也屡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发誓“要扼住生命的咽喉。”在与命运的顽强搏斗中，在乐曲创作事业上，他的生命之火燃烧得越来越旺盛了。逆境不但没有吓倒他，反而成了他获得强大生命力的磁场。
法国画家约翰?法郎索亚?米勒，年轻时的作品一幅也卖不出去，他陷在贫穷与绝望的深渊里。后来，他迁居乡间。虽然他仍然未能摆脱贫困的厄运，但是他并没有停止作画，从此他的画更多表达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农民。其中《播种》、《拾落穗》等作品，还成为美术画廊上的不朽之作。如果他没有那种不怕不弃、奋勇前进的精神，是永远都不会诞生出不朽之作。
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领导中国劳动人民推翻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埋葬剥削制度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小时候因无钱买书，竟然徒步走了二十多里的路，到亲戚朋友家去借书读。白天出去放牛，晚上就在昏黄的豆油灯下苦读。就是这种追求知识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使他有着宏大的理想和抱负，才使他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人民领袖。
著名作家高尔基从小就饱尝人间的辛酸，即使做活累得腰酸背痛，也不肯放弃一刻时间去看书，还常常在老板的皮鞭下偷学写作，终于成为著名的作家。
美国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家里买不起书，买不起做实验用的器材，他就到处收集瓶罐。一次，他在火车上做实验，不小心引起了爆炸，车长甩了他一记耳光，他的一只耳朵就这样被打聋了。生活上的困苦，身体上的缺陷，并没有使他灰心，他更加勤奋地学习，终于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
这样的例子很多，学会在逆境中成长，去读海伦·凯勒；想成为仕途上的不倒翁，去读鲍威尔；从怀揣五千港币，成就为亿万富翁，去读李嘉诚；幻想用暴力统治世界，你只有去参考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了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环境对人的成长是有一定影响的。逆境中的人因更能正视自我，挖掘自己的勇气和巨大潜力，奋勇拼搏，而最终成材。
就成材而言，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是外因，是要靠内因来起作用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古英豪出贫贱，纨绔子弟少伟男”了，因为顺境中的人容易受迷惑，他们往往贪图享受，不知奋进，不知道苦难为何物。而没有志向，没有进取心的人，又怎么能成材呢？逆境中的人则不同，他们饱受磨难，一次次与命运和困难作斗争，为走出逆境，大多都树立了远大志向和坚定目标。人没有压力不抬头，没有动力不奋进，一旦二者兼备，就会发挥出令人吃惊的潜力。这正是顺境中的人一般不具备的。
当然，既然环境是外因，所以不是所有身处顺境的人都不能成材，更不是所有逆境中的人都会成材，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顺境中的人如果能不图安逸，立下壮志，奋力拼搏，又何愁不能成材呢？相反，逆境中的人如果经不起磨难，就会消沉下去乃至被吞噬。
古往今来，有许多名人都是经过逆境奋进成功的。像司马迁，他由于李陵一案身受宫刑，蒙受大辱，但他终于顶过磨难，发愤写完了辉煌巨著——《史记》。再如现代的华人张士柏，他经历了从游泳健将到高位截痪的巨大变更，却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将它化为动力，勤奋学习，完成了许多健康人都做不到的事情。还有张海迪、李政道……逆境中成材的名人不胜枚举。北京“宏志班”的学生们，个个在困境中长大，学会了用勇气、智慧和力量去战胜困难。他们像是野外的小草，饱经风雨蹂躏却不倒伏，而那些温室里的“花朵”的生命力又怎么能与他们相比呢？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看来，不经过风浪，就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不经历风雨，就不能看到彩虹；不经受磨难，就不能成大事。所以，青年们，如果你身处顺境，请走出“温室”，拿出勇气迎接困难的挑战；如果你身处逆境，也不要气馁，要勇敢地克服困难。正如人说：“苦难是所学校。”而学得好坏要看自己。
还有司马迁 膑腿以成史记
孙子 膑腿以成兵法
毛泽东向去北大教书却分到北大图书管理员，结果结识了当时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
苏武 牧羊而得封侯
岳飞 抗旨才有风波亭一幕
20世纪6 7十年代的下放青年个个都是现在的人才
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领导中国劳动人民推翻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埋葬剥削制度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小时候因无钱买书，竟然徒步走了二十多里的路，到亲戚朋友家去借书读。白天出去放牛，晚上就在昏黄的豆油灯下苦读。就是这种追求知识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使他有着宏大的理想和抱负，才使他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人民领袖。著名作家高尔基从小就饱尝人间的辛酸，即使做活累得腰酸背痛，也不肯放弃一刻时间去看书，还常常在老板的皮鞭下偷学写作，终于成为著名的作家。美国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家里买不起书，买不起做实验用的器材，他就到处收集瓶罐。一次，他在火车上做实验，不小心引起了爆炸，车长甩了他一记耳光，他的一只耳朵就这样被打聋了。生活上的困苦，身体上的缺陷，并没有使他灰心，他更加勤奋地学习，终于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
逆境
清初，大清子弟仅十二万人对抗明朝的300多万各种武装，可谓逆境，但是，他们却成功击败了明朝，还包括曾经代表人民意志的李自成，实际上，大清就是在逆境中成长的，可以用《易经》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形容，而大清一旦得到天下，立即进入顺境，自鸣不凡起来，失去原来的谦虚与自强精神，八旗子弟竟在安逸的生活学会了做寄生虫，丧失了大清子弟的本色，最后灭亡，给我国留下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史；我们再以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来看，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也正是在历史的逆境中产生、成长的，他们的逆境可谓艰苦卓绝的，如长征和抗日期间的许多艰苦日，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但是，伟大、智慧的中国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历史如斯，人亦如是，所以，逆境更利于人的成长，漫长的中国历史，各朝各代此起彼伏，兴起的多是逆境中成长的.
值得人们欣喜的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人，真正居安思危，以史为鉴，正以他们亲民、爱民、为民、务实、勤俭的作风，以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三个代表”，并深刻地影响着所有的中国人，而且，他们已经真正彻底地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党心民心，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最广泛支持和拥护，他们是新世纪中国人民的希望，他们正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领着伟大的中国人民向前进！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有英国前首相希斯，他们都来自于单亲的家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亲的家庭或者家庭暴力就有利于成长.
就人才成长的境遇而言，可分为顺境成才和逆境成才。顺境所提供的种种便利条件固然有利于人才成长，但逆境也往往是人才成长中经常遭遇而又必须正确面对的境沮。我国古代不少思想家都认为“多难兴才”，魏派甚至说：“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他认为只有逆境才能成才，这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逆境成才现象所体现的某种愈义上的规律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人才成长逆筑的成因分析
（一）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政治制度使然
时势可以造英雄，也可以扼杀和阻滞某些特定人才的进步与出现，造成人才成长的逆境。太平盛世对军事人才需求不足，便不利于人们军事才能的发挥，这是军事人才成长的社会“逆境”；而在社会革命、武装斗争或天下分崩离乱之时，具有军事才能的人应运而生，一展抱负，但这种时代，对于具有科学技术才能和文学艺术特长的人才来说，往往面临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的不利境遇。可见，“时势”对特定人才的成长也有逆境的一面。
从人类经历的五种社会形态看，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最不利于人才成长，对人才摧残最严重。在欧洲中世纪，人事制度以封建门第为核心，军官身份是少数贵族的世袭特权，这就堵塞了大量平民及其子弟成为军官并展现和发挥其军事才能的渠道。我国隋唐后实行．的科举制，实际上是限制人们发挥才能的一个圈套，广大劳动者因生活所迫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根本不可能参加科举走人仕途。明清时期以八股文取士，应考者只能依葫芦画瓢，替古人立言，不得有独立之思想，科举制成为束缚人们成才的一道枷锁。这种制度性逆境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
（二）落后的陈腐观念和旧习惯势力使然
我国历史上的一些陈腐观念和旧习惯势力已经制造了种种逆境，至今仍然束缚着人才的成长进步。一是论资排辈的习惯性逆境。德高才隆之士能不能进身其位，要在资历上排次序，“愚贤一概，必与格合”，晋职晋级都要“按照资历往下排，一茬一茬顺着来”。．资历浅者只好服从安排，苦熬年头，甚至长埋土中。二是嫉贤妒能的人际逆境。充满嫉妒的环境，人才难以出头，即使有成就，也不会有成就感，反而感到“窝心”受制。有的人容不得人才脱颖而出，甚至个别领导也缺乏应有的雅量，，宁可有才之士徒然荒废，也不能让他“冒尖”、“露脸”，以至造成潜人才“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三是封闭保守的社会文化心理逆境。中国传统文化把保守、内向的心理品格作为一种自尊的美德，“弄巧不如藏拙”、“切莫班门弄斧”等处世哲学，就是．出于所谓“自尊”的需要。比如，青年才俊对工作有建议、有点子，在学术上有研究、有见地，甚至对一些权威定论产生怀疑，但是不露半点痕迹，因为一旦“班门弄斧”闹出笑话，岂不丢人现眼，遭人轻薄，失掉“自尊”……。如此这般，使多少真知灼见化为乌有，又有多少创造才能胎死腹中？不适当地强调自尊，无异于为自己制造精神桎梏与心理逆境。
（三）人才发展中的不平衡使然
长跑比赛中，冲在前面的人往往承受更大的风阻力，或逆风力。人才的发展进步有着同样的道理，某人一旦功成名就，甚至由此成了公众人物，社会和周围的人们对其关注就比较多，对其期望也－比较高，对其要求就会更加苛刻，这无形中就形成一种压力，也可称为一种“幸福的逆境”。
还有一种“马太效应”造成的逆境：由于人才成长的进度不同，走在前面的显人才，容易得到组织和社会承认，获得荣誉和奖励；那些未出名的潜人才，则难以得到承认，常常陷于“马太效应”的困扰和逆境中。“马太效应”往往以牺牲潜人才的发展为代价，来促进显人才的发展，从而剥夺了潜人才的发展机会与发展可能。“马太效应”通过这种“剥夺”机制对潜人才成长制造人为的逆境，起到障碍作用，这不仅压制人才，而且埋没人才。
（四）人才个性特质使然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说：“有天才的人，在字义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较多个性的，唯其如此，也就比任何他人都更不能适应社会为了省去其成员形成个人性格之麻烦而准备下的那些少数模子而不感到有伤害的压束。”人才的这种鲜明个性常常为旧的传统观念、腐朽社会制度和落后习惯势力所不容，越是卓越的人才越要承受更多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阻力。所以，个性鲜明的人才常常要面临社会逆境的严峻考验，尤其那些立志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更是如此，他们要反叛于腐朽的社会制度，其个性必然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假若历史上的思想巨人和政治巨人都那么安分守己，顺时听命，那么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对他们就不构成逆境，但如果那样的话，他们也就不成其为历史巨人了。同时，那些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人才，有时难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伤害与其发生联系的一些人，容易树敌积怨，加之自身才华出众，树大招风，又常遭人嫉恨，如果再有一些执拗和倔强，就会与周围环境难以协调。人才独特的个性往往在自身所处的逆境形成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五）客观条件和人才所处地位使然
逆境常常是由社会客观条件、人才自身条件、人才在其成长中所处的地位等共同决定的。家庭出身贫寒，生存生活条件恶劣，是父辈的社会地位造成的，不可更改；天灾人祸，突如其来，令人束手无策，非人力可抗拒；重大疾病、意外伤残、先天不足，生理缺陷，是人生的一种不幸，谁也无能为力；人微言轻，怀才不遇，只能默等时机；初来乍到，环境不利，人际生疏，工作尚不能打开局面，只能从头做起……。种种险、灾、穷、困、厄造成的逆境，绝非人的意志可以使之转移，有时人们确实无法选择自己的地位处境。这正是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受动性的体现。
二、全面认识和辩证分折逆境在人才成长中的作用
在一定条件下，逆境确实对某些人才的成长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但并非任何人都能在逆境中成才，也不能以逆境成才现象来否定顺境对人才成长的积极作用。因此，对逆境在人才成长中的作用有必要进行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辩证具体的分析。
（一）逆境充满荆棘但也蕴藏着成才成功的机遇
逆境对人才成长的确有诸多不利，然而如培根所说，“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逆境中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奇迹和成才成功的机遇。
古人说，祸兮福之所倚。有犀利眼光和创新意识的智者，总能打破常规，在危机中窥见机遇，找到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的对策。1791年深秋法军进兵荷兰，荷兰掘开运河，以为退兵之计。犹豫之间，拿破仑得知树上蜘蛛大量吐出结网，根据知识和经验，他判断马上将有寒潮来临，于是发出停止撤退、准备进攻的命令。不久果然寒风劲吹，一夜之间河水冰封，法军踏过瓦尔河，一举攻占荷兰要塞乌得勒支城，避免了功亏一篑。这正是拿破仑在形势不利的逆境中发现机遇的成功范例。黎明前特别黑，成功前格外难。人才成长过程中，只要在危机时刻再坚持一下，挺过最难熬的一段，那么紧接着可能就是机遇的光顾，奇迹的出现。
（二）逆境压抑人才但也激发人才成长的强劲动力
逆境给人才成长制造困难，形成压力和压抑，使人才成长备受挫折。但是，正如《菜根谭》中所说：“居逆境．中，周身皆针贬石，石氏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时，眼前尽兵刃戈矛，销膏糜骨而不知。”久处顺境，易生骄奢淫逸和惰性。而人在身陷逆境时，资源匾乏，精神压抑，成功欲望迫切，成才动机强烈，因此常常能够取得在顺境中难以取得的巨大成功。事实正是如此，豪门子弟多不成器。而出身贫寒者始终处于忧患之中，逆境使人别无选择，逆境给人很大压力，而压力能激发出强劲动力。当然，这种动力作用，主要还取决于身处其中的成才者所采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三）逆境磨难人才但也磨砺人才的优良个性
树木受过伤的部位，往往变得最硬。人才成长也一样，经历逆境的伤痛和苦难之后，能磨砺出优良的个性。立志成才的青年如果能经历一段逆境的磨难为自己的人生“垫底”，那么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意外和困苦之境遇，都能应对和承受。
少时苦难磨砺性情，可抑浊扬清成大业。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年轻时因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被捕人狱，白人统治者把他关在荒凉的小岛上整整27年，3名看守总是寻找借口欺侮他。1991年曼德拉出狱并当选南非总统，当年在监狱看管他的3名看守也应邀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曼德拉还恭敬地向他们致敬。如此博大的胸襟让所有到场的各国政要和贵宾肃然起敬。后来，曼德拉解释说，他年轻时性子很急，脾气暴躁，正是漫长牢狱岁月的悲惨遭遇给了他思考的时间，让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的痛苦。磨难使他清醒，使他克服了个性的弱点，也成就了他最后的辉煌。
傅雷曾经说：“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这句话至为深刻。逆境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使人学会驾驭自己的个性，适度地张扬自己的个性，而不沦为个性的奴隶，并消除个性中的不良倾向，成为一个自身发展和谐的、与社会相融的有用之才。
（四）逆境由不幸造成但也使人才获得升华性补偿
生理学中的“补偿功能”认为，人身的某一器官如果发生病变或残缺，另一些器官的功能就会相应加强，以补不足。如盲人的耳朵特别灵敏，手和足的触觉也特别精锐，他甚至可以通过声音、触觉去辨别人的面貌和形象。
补偿原理同样适用于身处逆境者。斯蒂芬·霍金二十多岁就瘫痪，后来连话都说不成，但他创立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史铁生患严重肾病，但最后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杨小凯饱受十年牢狱之苦，但他也因此而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经济学家。贝弗里奇说：“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在处逆境的情况下做出，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人们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因祸得以成功，因福归于平庸。
三、逆境成才现象的现实启示
（一）对青少年人才进行有益的逆境培养
人才成长初期，少年得志，未必是好事。宋朝神童方仲永，5岁就能作诗，传为奇闻，但12岁时却变得“泯然众人矣”，就是因为优裕的环境害了他。有时，环境太好并不利于人才的成长。“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明朝宰相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13岁参加乡试的试卷令考官拍案叫绝，时任湖广巡抚的顾玉麟却建议让张居正落第。他解释说：“居正年少好学，吾观其文才志向，是个将相之才，如过早让他发达，易叫他自满，断送了他的上进心。如果让他落第，虽则迟了三年，但能够使他看到自己的不足而更加清醒，促其发奋图强。”这位巡抚的远见的确令人折服。后来张居正果然成为中兴明朝的杰出政治家，他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革新政治，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韧精神，这不能不说与他少年“落第”的逆境有关。
对青年人才进行逆境培养，并不是刻意制造“逆境”，而是让青年人到条件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实际上是给青年人创造锻炼成长的更多机会和条件。
（二）提高人才在逆境中奋进搏击的逆境商数
同样面临逆境，有的人跨了过去，功成名就；有的人乃至有些高智商人才，却陷了进去，被淘汰出局。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缺少应对逆境、解决现实难题的能力。换言之，他们的逆境商数AQ比较低。
逆商AQ（Adversity Quotient），是指人们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也就是将不利局面转化为有利条件的能力。如果－逆境无法避免，危局不可挽回，那么面对现实就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初陷逆境，人的脑海里会出现一连串的恼怒，也会产生惊慌，这都是正常的情绪反应。但是，AQ低的人容易陷人其中不能自拔，反复抱怨，愤愤不平，却忘记了去寻求解决办法。而AQ高的人稍事之后则会冷静下来，审时度势，理智分析和判断，从逆境中走出。这就是应对逆境的能力。逆商之所以为人推崇，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
逆境（AQ）跟情商（IQ）一样，并非先天带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AQ 。按照AQ的发明人保罗·斯托茨博士的观点，应对逆境的能力可分解为四个关系因素—控制、归属、延伸和忍耐。控制就是认清自己改变局面的能力；归属是指承担后果的能力；延伸是对问题严重程度及对工作、生活影响的评估；忍耐是指意识到问题可能会长久存在，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培养逆商，主要应当在这几个方面提高应对逆境的能力。
（三）讲究逆境成才的策略
一是在等待和忍耐中转逆为顺。身处逆境要忍耐，沉得住气，受得起委屈，坐得住冷板凳。这时，没有机会，需要冷静观察，韬光养晦。如果在逆境中错判情势，急于求进，就可能招致更大灾难和祸患。在逆境中只要坦然自处，奋发有为，就有可能在时机成熟时，化不利为有利，成其大才。
二是以乐观心态超越逆境。这心态来自于对事业的沉迷和追求所产生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为任何逆境所掠夺、所压制。因为逆境已经存在，不必急于改变现实，但可以在精神上超然现实，继续在对事业的执著中寻找最大快乐。只有这样，逆境消除之日，可能就是功成业就之时。
三是积蓄力量待机突围。面对逆境，还应当注意运用顽强而灵活的反“埋没”策略，要为破障突围进行长期艰苦的力量积累和精神准备，待条件基本具备时，以冲天之势突破逆境的羁绊，成就一番事业。比如当自己确已获得突破性成就和创新成果，而又身处逆境的压制和封杀时，要有“突围”的勇气，披发盘肠，大胆一搏—或跳出圈子争取外界权威的支持，或争取有效的“组织保护”，或跳槽流动、远走高飞。
（四）对人为逆境进行组织干预
逆境能够使人成才，但并不必然使人成才。逆境本身不赐于人们任何成就，在通常情况下，常常会摧残、扼杀、毁灭人才。
对于组织一方来讲，断不可以逆境成才为名，置人才于逆境或陷人才于困境而不顾。不能把“逆境成才”当教条，搞盲目的“逆境崇拜”。毕竟，逆境中的成才是压制性的，它不利于人才认知系统和身心性情的健康发展。任何组织和领导者都应对人才成长中的各种人为逆境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和思想教育工作，以消除产生逆境的不利因素，通过健全的制度安排、和谐的内部环境与适当的物质待遇，为人才的社会角色成熟和德识才学体全面发展提供更良性的空间，使人才远离逆境的折磨与推残。这也是社会和谐、民主、进步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用双向爱代替单向孝

歌手明星张韶涵很小就出来工作了，担起了养一个家的重担，她还没有完全成年的时候就开始赚钱养家。后来工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歌唱得越来越好，一首《隐形的翅膀》响遍大江南北。张韶涵父母因为种种原因离婚，家庭关系就变了。渐渐的，家庭关系越来越差，更甚的是父母联合起来控诉张韶涵不孝，引发了“弃养”事件。从“弃养”“因钱失和”到爆料张韶涵酗酒、吸毒她与家人之间的矛盾一步步突破底线。不管中间的是非过错，父母的做法打算让张韶涵身败名裂，其用心不可谓不狠。在这个过程中，张韶涵面临的巨大压力，一度因心脏问题住院。作为公众人物，一点错误都会无限放大，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作为子女，“孝”字利剑悬空。一旦有违父母，旁人不管个中原因，立即站在道德制高点横加指责。就如了那句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有错的都是子女。 社会 道德的巨大压力会让子女不得不慎重对待孝敬父母这件事情。一旦背上“不孝”的名声， 社会 首先做出反应，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都会遭到 社会 的唾弃。国家在法律的层面上规定了子女必须赡养父母，不赡养父母为国法所不容，可以由国家进行强制执行，这是国家层面对子女孝敬义务的规定，也是维系 社会 稳定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对子女而言，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对父母而言，不孝子女与禽兽无异。一代代父母都会向自己的子女说“百善孝为先”，即便有的父母对自己的父母也不是那么孝顺，但是却要求自己的子女对自己孝顺。孝一出现就展现了巨大的魔力，对所有人都是如影随形，不管你是原意或是不原意，都在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为了弄清楚孝这件事情，我们回望 历史 ，孝为什么会在中国 历史 上形成并生根发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句。主要内容为尊祖敬宗及延续后代。西周正式形成孝的伦理观念，这说明在西周之前，孝的行动已经存在于我国古代活动文化中，西周对其进行了反思及系统梳理。从 历史 的角度看，周是处在夏商奴隶 社会 与秦汉封建 社会 衔接的阶段， 社会 的进步推动着文化层面空前发展。西周建国后，有一个典型的做法就是分封制，国君的子嗣都被分封到各地成为诸侯王，国君的家人成为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国君坐镇中央需要分封的各诸侯王听命中央，血缘关系基础确保家国天下，维持国君权威，体现国君意志就需要文化层面来支撑，孝文化就应运而生。国君家首先是家，以家庭为纽带组成整个王朝的基石，可以说孝文化在西周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 历史 意义的。国君分封土地给子嗣，子嗣理当听命于国君，这样的给与、遵从逻辑能清楚地展现孝文化其内在原始意义。家天下的思想也贯穿着中国古代整个 社会 ，维护着 社会 秩序及统治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孝文化在 社会 发展中壮大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百家争鸣，同时也确定了孝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孔子、曾子、孟子等对孝文化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孔子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不仅物资满足而且精神上给与慰藉；曾子将孝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使其成为道德的总和，天经地义的原则；孟子认为事亲、尊亲成了人最高的道德表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儒家作为时代的文化大家与统治阶级密切的关系也是有助于推广自身的学说，将孝文化进一步政治化。孝治是孟子为君主设计的一种理想境界，他不厌其烦的向梁惠王反复宣扬孝治，“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曾子认为孝又适用于事君，成为政治原则。“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可以说儒家思想将孝引入治理国家的方略中，为孝文化的快速推广增加了强大动力，也为后世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孝文化从诞生到被整个国家接受，所用的时间实际上并不长。首先是皇家对孝文化的接纳，也就是说上层建筑首先认同并践行孝文化，这利于当时对国家的统治。国君需要集中权利，孝文化更能保证集权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国君也是有家庭的，尽管这个家庭比任何家庭更为复杂。国君本人又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他生下子嗣也是为了延续后代，保证自己的江山能够永续，这是出于可靠性的需要；他需要所有家人及子嗣听他的话，执行他的意志，这是出于稳定性的需要。国君不仅仅是一位父亲更是国家的拥有者，他的子嗣对他而言更多地担任臣子的角色，是臣子就要忠于国君。孝文化从思想上要求子嗣要对国君忠心，只有国君满意了，子嗣所做的一切是才有意义。忠实际上演化成为孝的最高准则，随着 社会 进步，国君选拔优秀人才到朝廷效力，这些人非国君的血脉，维系君臣关系的最高准则就是忠，是臣子就要忠于国君，服从国君。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伦理非常具体地搭建了古代统治自上而下的治理框架。君臣、父子、夫妻囊括了所有人，最终受益人都是指向国君一个人，所以孝不但构建了国君在顶端的金字塔 社会 模式，国君也为天下臣民做出了表率。就普通家庭而言，父为子纲就明确子女服从父亲，这是家庭孝文化的最高体现。

社会 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的增加，逐渐形成以家庭为单元的农耕 社会 。家庭成为 社会 功能最基础的单元，具有养育子女，赡养父母，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的功能。父母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但养育子女，而且成为子女具备农业耕种技能的老师，子女的未来就是对自己意志的继承。普通家庭是需要承担繁重的劳动任务的，只有获得了粮食才能照顾父母、养育好子女。同时父母很快就会进入老年期，一旦丧失劳动力，农业 社会 的单一性注定父母需要依靠子女的孝敬才能存活下来。家庭的组织结构慢慢变大，变成按照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孝就作为处理家族关系的最高准则。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非常有利于家族稳定的生存发展，同时交通能力非常差，子女到成人后大都在父母周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代代人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大的家族。养育子女是为了延续家庭，同时也是在自己老去的时候有所依靠，这也是古代人虽然非常贫困却不停地生孩子，一方面是死忙率高，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自己在年老的时候有所养。一个家族辈分最高及同辈最有作为的人形成这个家族的核心，各家家长则为这个组织的重要帮手，大家带领整个家庭一起维护家庭利益，决定家庭的事情。孝不但是最根本的准则也是维系家庭功能最重要的手段。一旦有家庭成员违反孝道，家族管理者会对违反人员进行惩处，确保家庭父母的利益能够得到保证。国君的子孝是为了保证权力的集中；普通家庭的子孝则是保证老去的父母有所依靠，父母的意志能够得到延续。普通家庭的孝更具有纯粹性，没有权利的争夺，主要体现在养和敬这两方面。养就是现在的赡养，敬就是精神的慰藉，顺着父母的意思。不管是国君家还是普通家庭，孝都有其功能性的特点，是功能都有丧失的时候，只不过丧失是有条件的。

《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它十分明确地将行孝与“事君”结合在一起，把“事亲”与“事君”混同起来，“事君”成了孝道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是孝进一步政治化的表现。《孝经》还有一些独特的内容，用刑罚来维护孝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刑》认为不孝之人与要挟君主者和非议圣人者一样，都是大乱的祸根。《孝经》作为儒家专论孝道的一部经典，以其孝道理论的全面性、浓厚的政治化色彩，使儒家的孝道理论创造达到了顶峰。

孝是人为下的一个定义，本意是为了后代供养父母、遵从父母意志的基本含义。当与时间、欲望、权利、人性共同存在一起的时候，孝不停地被推倒，又不停地重新被竖立，这也反映出孝治本身存在问题。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国君高高在上，受所有人的顶礼膜拜。国君把权利、土地、财务赏赐给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恪守臣道。在传承上也是按照先来后到嫡长子继位模式。统治权的诱惑力太大了，包括国君子嗣在内的许多人都会虎视眈眈。嫡长子如果死掉，其它人就有机会获得权利，因此子嗣之间往往互相争斗，同室操戈。同时为维护自己权利国君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废立、杀戮，主要原因就是对自己不忠不孝，违反国君本人意志，甚至反叛。子嗣们作为有机会获得最高统治权的人，实际上在父爱这方面应该是缺失的。国君日理万机，教育陪伴子嗣、给与子嗣爱护的时间非常少。子嗣又很多，国君在对待每一个孩子的时候都充满了审视与评价，这些审视与评价决定了子嗣们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也就是未来的前途。本来是父亲的国君在子嗣眼中父亲的角色越来越少，变成跟天下人眼中一样的国君了。子嗣往往跟生母、奶娘、身边的宦官、老师更为密切，这些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人比亲人还亲，所以今天看来，陪伴就显得特别重要。子嗣跟国君缺少真诚而有效的沟通，双方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子嗣背后的人就会就会为了主子的前途（实际上也是自己的前途）进行谋划，朝廷与后宫不可避免地与子嗣们结成利益体。如果国君 健康 或者权利巩固，国君发现子嗣不忠不孝的行为就废为庶人，甚至杀死；如果国君年老体衰或者权利不稳，羽翼丰满的皇子就会乘势而起取国君而代之，周幽王就是被儿子宜臼带领的军队在骊山下杀死。孝治在儒家的描绘蓝图中是美好的，但是在实际治理过程中不堪回首。

孝文化因为皇权的争夺而受到破坏，普通家庭则因为贫困与人性而崩塌。孝治从一推行开始，在法律层面都有相应的体现，也说明孝是需要用法律手段来进行维护的。《孝经》 “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各朝各代对于不孝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忤逆之罪是仅次于谋反、叛乱的重罪，是要判死刑的。《唐律.名例》将不孝作为了独立罪名，并且规定了那些不孝的行为应当接受相应的处罚。相对于统治权的争夺，普通家庭的孝更为纯粹简单，子女只要自己获取足够的粮食，回报父母养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国古代 社会 的巨大动荡性及地主阶级对普通家庭的剥削，让原本贫苦不堪的家庭更加羸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最真实的写照，养活自己、孩子、父母成为了家庭最大的课题。特别是战争或者灾难带来的饥荒，所有人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就像动物一样去寻找能养活自己的地方。活命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更没有办法孝顺父母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给了父母多生孩子的权利，本意是为了在自己老的时候有人能养老送终，养儿防老。实际问题是生的孩子多了，家庭贫穷，父母都吃不饱穿不暖，又不得不节衣缩食把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子女。父母是痛苦的，自己饥寒交迫，孩子哇哇待哺，上有自己的双亲要供养。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因为环境及自身的变化，子女的性情就会显示出不同的差异，孩子的秉性就不一样。这种差异会导致父母对孩子的态度不一样，有的会亲近一些，有的会疏远一些。俗语有言“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特别是儿子成家后，虽然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亲疏关系会被放大，导致家庭不和睦。 社会 的动荡与贫困让父母常常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担心被儿子所遗弃，他们期待自己辛苦长大的孩子记得并回报他们的养育恩情。通常父母都会用孝道来教育子女，甚至强行要求儿子们尽孝道。前有关系亲疏，势必引起兄弟失和，引发不孝事件。这种不孝没有国君家那样尖锐激烈，由孝引发的家庭悲剧却是不容忽视。民间故事24孝图很具有代表性，最典型的郭巨埋儿奉母（却也违反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这充分表明作为中国古代父母对儿女孝敬的呼唤，这种呼唤是一种痛也是时代的无赖。

国君的家庭与普通家庭是孝文化功能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也是中国古代 社会 最具有代表性的家庭。统治者的功利性与时代的局限性，实际上让孝道在现实与理想中挣扎。不过孝道的践行在士大夫、地主阶层相对容易一些。这类阶层首先自己脱离了实际生产劳动，解决了贫困。其次没有天下统治权利的控制。这部分人的数量相对较少，虽然很具有先进性，但是无法成为 社会 的主流。

历史 的巨变，沧海桑田。当今的中国进入高度文明的小康 社会 ，政治结构、家庭结构、物质基础、交通基础、通信基础、 社会 分工合作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人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人的权利能够得到伸张，人们不再局限于一地一隅，而是在地球范围内活动，甚至跨越外太空。时代都是与时俱进的， 历史 的真理，现在未必是真理； 历史 的不被接受的伦理，到今天可能恰如其分。因此新时代父子关系值得我们去探讨去升华，赋予时代新的意义。

国君家天下统治国家早已经不复存在，孝治当然退出 历史 舞台。中国 社会 经历了从奴隶 社会 到封建 社会 ，再到半封建半殖民的近代，然后进入如今这个新的时代。 历史 上朝代的更换，无非是一拨人推翻另一拨人，换个人当国君而已。王朝的建立者都摆脱不了帝王家天下的思想。每个国君都会被儒家的孝道思想所感化进而推行孝治，要求天下人对父母行孝，对国君尽忠。中国革命的成功应当是对国君孝治的否行，近代袁世凯复辟称帝，短短几十天就下台，也说明 历史 的进步不可阻挡。当今 社会 的政治结构早已经不再是家天下的 历史 传统，转而采用政党和职业政治家运行模式，权利继承人都是忠于政党的理念的人，经历各种岗位的历练，得到人民的拥护，接受权利的监督。权利的传承采用的是竞争及选举方式，政治传承的文明化程度极大提高。按照既有的规则运行，胜利者与失败者都能够安然接受，避免了权利传承的流血事件，杜绝因权利继承带来的巨大政治动荡。志同道合之人聚在一起为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而努力，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践行政党先进的理念，服务于天下的百姓。这种服务精神，追求进步理想信念的行动是对孝治有力的反驳，不强求人民忠孝权利，而是用权利造福人民。

家族功能的弱化，小型家庭的大量出现也必将弱化孝道。孝不是从人诞生一开始就有的东西，而是因为国家统治以及农业 社会 家族管理依靠血缘关系而建立的一种 社会 关系，他本身的作用是维护 社会 统治、保证家庭秩序、兼具救济、养老等功能。当今 社会 已经是高度发达的 社会 ，家庭成员不再像农业 社会 那样家庭成员全部居住在一起相互扶持。所有家庭都是不停地在分散，不停地在重组，一旦成家立业就自己组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庭就会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在当今竞争激烈的 社会 ，经营好家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家庭成员精力都转向工作，“好男儿志在四方”取代了古时的“父母在不远行”的传统，人们不再偏居一隅，为了自己的家庭人生而奋斗取代了不离父母、床前尽孝的孝敬传统。三口之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家庭变得越来越小巧。就算有的父母子女非常的多，当儿女长大成人天各一方的时候，父母很快都变成空巢老人，当其中一位去世的时候，父母所组建的家庭也就随之瓦解。 社会 福利的发展，养老、医疗、救济等古代家庭功能的部分逐步已经转移到 社会 ，父母的物质精神生活条件不比子女差，不但能够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当孩子们为自己的家庭奋斗的时候，反而过来帮助孩子照顾家庭。

进步的时代，繁荣的时代，人民生活水平升高的时代，对孝道的淡化可以看作是时代的进步。今天的子女摆脱了 历史 的政治动荡与 社会 的物资精神贫困，人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解放。他们对世界的 探索 ，追求内心世界的丰富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父母不能因为给与子女生命而主宰子女的发展。不过仍然有些思维僵化的人的父子关系思维仍处在父为子纲、强烈要求子女尽孝的形态中，他们或是受祖辈孝道的影响，或者是因为家庭的贫困担心自己不被供养、或者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子女施加压力。直到今天如果子女背上不孝的名声，依然会被 社会 所不认可，人们通常会想到一个对父母不孝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当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是子女的不对。但是我们没有去想过，父母有没有问题？这个家庭有没有问题？很多研究都要从孩子一出生的那一刻去追根索源。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来探讨。父母为什么会生育子女？夫妻双方因为爱与性的结合而有了孩子，孩子是夫妻亲密爱情的见证。现今越是发达的城市很多夫妻不要孩子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也说明生育是可以选择的。选择不要孩子的家庭认为夫妻没有精力与时间来养育孩子，养孩子无法追求自己人生想要的生活。同时自己老去的时候也不需要子女来供养自己。选择生育孩子的夫妻则觉得家庭的圆满是需要孩子的，孩子的到来让这个家庭得到延续，充满生命力。不管怎样，生与不生都是出于家庭自身的需要而产生的行为。这种需要包括家庭延续、爱的传递、家庭继承、子女的陪伴等等物质、 情感 的需求。就生育孩子而言，是父母的一种本能，是父母的一种权利，是父母的一种动机、也是父母的一种需要。所以生育孩子本身并不是孝的根本。再来谈谈养育。父母生了孩子，就要把孩子养育成人。这是义务，也是父母需要孩子，实现自己动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不同于中国 历史 社会 的动荡与贫困，那时的普通父母自己辛勤劳动都缺衣少食，却不得不节衣缩食拿出一部分粮食来养 育儿 女，那时养育孩子是一种苦难。现在的养育更多的是父母爱的延续，父母在计划要孩子的时候就做好心理上的、物资上的、时间上的、养育上的准备，十月怀胎，生命降临的时候，父母更多地是欣喜，从那一刻他们把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地给了孩子，从孩子出生时无微不至地照顾、呀呀学语时的开心、为了孩子上学选择购买学区房、生病的时候的整夜难眠、反叛时候的内心煎熬、金榜题名时的兴奋、孩子成家立业后依然放弃自己的生活帮助孩子照顾家庭等等。可以说父母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爱毫无保留的给了孩子。养育孩子是父母的爱的延续，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孩子在成长，父母也在成长，从养育孩子的成长中，父母明白给与孩子的爱，让孩子在父母的爱护中成长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父母从孩子的成长中收获到了内心得分快乐，寻找到家庭的真谛。聪明、睿智的父母会说谢谢你，孩子。

当父母抛却功利性，而是带着爱的延续去生育、养育孩子的时候，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就会变成双向的爱，而不一方的付出，“孝”这个被 历史 定义的单一行为就被“爱”这个更具时代意义的、更有伟大内涵的方式所取代。爱是什么？爱是付出，爱是给与，并在此过程中爱与被爱的人都能收获巨大的精神愉悦。父母从爱孩子的过程中收获到了孩子的爱，爱并不是索求而是给与，当父母给与孩子所有爱的时候，孩子自然能够感受到。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成人的父母要用恬淡、发展的心态去看待成长路上遇到的问题，在爱意熏陶下长大的孩子不会没有爱。他们会跟父母学会如何爱护家人，他们知道父母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弱点，自己的快乐伤悲，父母也需要孩子的关心与慰藉。父母不再延续自己的意志，安排子女的一切，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强行加在孩子身上。当今的 社会 的竞争非常激烈，孩子从读书开始就进入了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通常要读书到25岁，甚至是30岁。工作后需要买房、成家、追求事业的成功，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与梦想，要走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父母对儿女的爱护支持越大，子女对事业的专注力就越高，子女所能取得的成就越大。子女取得成就的时候，反过来给与父母爱的能力就越强。岁月的流逝，父母一天天也在变老，在父母晚年的时候，把父母曾经给与我们的爱，作为子女的我们用同样的方式爱回去。

正确的爱孩子。如果养育孩子第一是抛却功利性，第二就是给孩子的爱要平等、平衡。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被爱。当父母给与孩子爱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到孩子快乐成长所带来的愉悦。孩子把自己的爱给与父母时，父母一样会感到愉悦，这种爱与被爱就是亲情带来的幸福。在养育孩子的现实过程中，有父母从孩子一生下来就大包大揽，控制孩子的一切，不让孩子去尝试父母自己认为不能尝试的事物，孩子一旦有任何反抗，就采用各种方式压制孩子的自己的想法，常常以爱的名义干涉孩子自我的成长。孩子可能表现得很听话，但是这种听话在未来让孩子失去自我，或者在某一天全部爆发出来。这样的“爱护”并不是爱，而是父母控制欲望的延伸，这样的爱是不平等的，剥夺了孩子自己的空间，父母给与孩子的爱一定要保证孩子自我的成长。另一种父母就是什么都以孩子为中心，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一旦有什么不得到满足，孩子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得到自己想要的。这类父母没有给孩子设置边界，孩子没有掌握人际交往的相关规则，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有的父母为了孩子委屈自己，甚至失去了自己，但是孩子却越来越不懂得感恩，越来越让父母伤心，两代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无法跨越。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只是得到满足并没有得到爱，其实这样的爱是不平衡的。父母不应该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一切，我们应当教会孩子什么是规则，什么是边界，教会孩子懂得分享懂得给与。父母应该尊重孩子，除了保证孩子基本生存的条件外，我们要去鼓励支持孩子自己所擅长的，孩子自己想表达的，孩子在认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的收获。对于错误认识，父母就要及时提出，按照自己的理解与出发点采取相应的手段帮助孩子改正。父母在与孩子不同的思想碰撞中，孩子学会了沟通，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爱的能力。

时代的变迁， 社会 的进步，我们是时候摈弃旧时的孝而要接受新时代的爱。孝道作为旧 社会 统治阶级用来维持 社会 秩序的手段，把本来是双向的爱，变成单一的孝，并从各个层面来维持孝道的地位，维持统治者的地位。孝道不是人类存在一开始就有的，随着 社会 的进步也不会一直存在下去。现在很多人在讲孝敬父母，我可以理解为陪父母的时间太少了，关心父母的次数太少了，给父母精神慰藉的时候太少了，给父母的爱太少了，自己内心有一种亏欠。现在父母不需要我们所谓的“孝”，不需要作为孩子的我们委屈自己成全他们。他们更需要我们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与他们爱。父母会老去，我们的父母会从成人状态，慢慢变成婴儿状态，我们只需要把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原原本本地还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