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俳笑之。布已论输丽山，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
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灭陈胜，破吕臣军，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彊，可以讬国也。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於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讬国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讬，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彊，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然而楚王恃战胜自彊，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彊，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讬於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原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请奉命。」阴许畔楚与汉，未敢泄也。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不但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更兼具崇高的艺术气质。

《史记》善于刻画人物，书中的每位角色都有其个性。司马迁为他们设计了独特的说话方式，细心地描绘其内心想法，以突出其特征。

正因如此，人们读《史记》时并不会感到索然无味，反而如同欣赏一部小说般——须眉皆动，赞叹情深。

同时，在读者品味之时，司马迁又引领他们进入书中的年代，感受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进而接受太史公想要表达的意图。

集“悲”与“奇”于一身的人物——黥布

亚里士多德说：“最佳的悲剧形式，其情节必非单纯。”如《史记·黥布列传》中，司马迁着笔落落生奇，从黥布犯法黥面开始，记述了黥布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黥布剧照

黥布姓英名布，是秦朝时的平民百姓，因“坐法黥”而被人们称为“黥布”。

秦的残暴，在黥布脸上留下无法抹灭的印记。对于灾祸及身，犯法被黥，黥布却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印证相士之言而坦然就刑，并且对将来充满信心。《黥布列传》一开始便是奇人奇语，映照通篇。

黥布出身强盗之列。陈胜起义之时，聚兵数千人反秦。当秦将章邯灭陈胜、挫败吕尚时，只有黥布引兵北击秦兵获胜。

“击景驹、秦嘉，布当冠军。”

“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

黥布常以少胜多，为军中冠军，令人慑服，以致他在起义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与地位。至此，相士的奇语完全应验。

司马迁剧照

由此可见，太史公写作结构严整，情节紧密，可以说无懈可击！接着，他还以“奇”的写法，安排了黥布与项羽、刘邦的关系。

项羽命令黥布坑杀秦卒、杀义帝，黥布忠实执行；但项羽击齐，征兵九江，黥布两次不佐楚，心存观望，称病不往，仅派几千人前往敷衍。

黥布的所作所为，体现他有强烈的权利欲望，以及与之不相匹配的短浅目光；他的核心意图，完全是为了保全自身利益，以及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

所以，当他一旦成为诸侯王之后，与项羽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发生了。

随何利用黥布和项羽之间的裂痕，趁虚而入。黥布并无宏图大略，随何的一番诱劝立即将他说动，使他沦为汉王的工具。随何的两句反问——“夫北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与“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揭穿了黥布处处为自己利益打算的真面目。

刘邦剧照

黥布当下立即满口答应“请奉命”，结果当刘邦召见黥布时，却是“踞床洗”。

“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

对于汉王轻忽怠慢之举，黥布又怒又悔，甚至想自杀雪辱。然转眼“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黥布又大喜过望。这一怒一喜，变化迅速，任性而为，真是典型的患得患失的小人形象！

黥布其人并无特殊之德行。不幸降临于他，并非由于其罪恶，而是由于其判断上的过失。换言之，“多疑”是黥布谋反的主要原因，亦是造成其悲剧人生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黥布本来就是唯利是图之人，他只是“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他过了十年太平生活，本来就不应该无端兴乱作乱。

“卒破楚者，三人之力也。”

三人乃指韩信、彭越、黥布，此三人同功一体。汉十一年，吕后诛杀淮阴侯韩信；夏天，汉王又醢梁王彭越。

如今三人之中二人，一夜之间，谋反定罪被杀，满朝文武谁不震惊！黥布见此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怪乎他心生怨惧而有疑，暗中集结军士预谋作乱叛汉。

又黥布疑幸姬与贲赫有染，欲速捕贲赫，逼得贲赫向汉高祖上书告变——“谋反有端，可先末发诛也。”

黥布剧照

黥布迫于情势无奈叛汉。与汉军对峙时，汉高祖问黥布：“何苦而反？”黥布回答：“欲为帝耳。”

表面上看，黥布谋反的原因和动机是“欲为帝耳”，其实不然，黥布只是骑虎难下而已。“为帝”并非黥布谋反的初衷，而是信口开河回答汉高祖，句句皆非由衷之言。

黥布英勇善战，却是有勇无谋的匹夫之勇。反汉作战，黥布不出令尹所料采用下计，终至败兵，身死国灭。

司马迁用寥寥数语交代，安排了一条完整的情节线索，置重点在刻画黥布的唯利是图、自疑嫉妒方面，使读者更能领悟黥布的个性，及其一生成败的关键。

悲剧中最具诱惑力的，是情节中之急转与悬疑。司马迁刻意安排的“急转”，首先是黥布是战场上不可多得的良将，善于与敌人厮杀于疆场，却不善于与君主周旋于政坛，缺乏政治谋略与斗争经验。

在反秦斗争中，黥布因其将才而受项王重用；楚汉相争，他却消极懈怠，违命不从，得罪于项王。

最后，黥布与汉王刘邦相处不能审时度势、因时而变，却是贪恋权位、喜好奢华、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又心胸狭窄、眼光短浅、智谋不足、唯利是图，只能走上谋反毁灭的悲剧一途。

司马迁雕像

《黥布列传》的情节安排跌宕起伏，非常明晰完整。其情节结构紧凑，别无枝蔓；其为文立意好奇，言在此而意在彼，笔触墨端所及都是非凡；其笔下人物经历超群绝伦，社会关系尖锐复杂。

这些，都是构成情节“奇”的基础。

紧张、奇特以及惊险的情节，不仅增强了《黥布列传》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亦紧紧扣住读者的心弦，使人的心灵撼动异常。

命运的“因果关系”——“老鼠哲学家”李斯的一生

司马迁善于把握主题，将因果关系贯穿于情节安排之中，前后互相贯串呼应，预示人物结局。如《李斯列传》。

李斯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慨然而叹息，认为人生境遇有如“仓中鼠”和“厕中鼠”，一是衣食不保，危机四伏，一是生活无忧，安稳舒适。人生如“鼠生”，皆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

由此可见，“一生的富贵功利”，是李斯立身处世的出发点，也是其奋斗的源动力。

李斯剧照

李斯认为一定要改变生存环境，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做老鼠也要做“仓中鼠”。这便是李斯性格的起点。

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荣华富贵；他“入秦求仕”，是为了求取更大的功名富贵；然而，他真正取得富贵荣华之后，却又患得患失，不禁发出感慨。

“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后来，李斯被赵高强迫要胁，参与“沙丘之变”。为何李斯一开始拒绝，却又改变主意？

皆因赵高诱之以利——“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

赵高用“李斯的理论”彻底击垮了李斯。最终，李斯因贪图禄位，阿顺苟合，完全依从。这是他趋炎附势性格的必然结果。

李斯剧照

当李斯即将被腰斩于咸阳时，临终前与其子有一番发自肺腑的对话。其言颇为沉痛，同时也富含“因果关系”的讽刺意味。

“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李斯本以贫贱为悲哀和耻辱，然而，一旦大难临头，他想重新过那种贫贱的平民生活却不可得，悲乎！

李斯的一生，从发起、展开、高峰、到冲突、败亡，其中情节的起伏演变，非常明晰而完整。通过司马迁的巧妙设计，《李斯列传》具有相当吸引人的故事性，又成功地表达了“价值观决定命运”的哲学主题。这种成就，非大家无法达到。

李斯患得患失，迷恋富贵，至死未觉悟，“老鼠哲学”通篇映照，前后呼应，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太史公通过情节的描述，揭示了李斯一生的奥秘，且预示了他的结局，这便是《史记》的高明之处。

司马迁画像

司马迁写《史记》是有其理想的。他不是政治家，无法在朝廷之上提出改革社会的办法，甚至使之付诸施行；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只能通过写史的方式，将寓褒贬、别善恶的立场，经由书中的人物展现，表现出自己的立场和情感的爱憎。

司马迁要通过写历史的手段，来达到“成一家之言”的壮举。因此，他写史的方式，就和一般的史官有所不同。

《史记》中描写、刻画的人物，都是经由司马迁仔细编排过的。太史公将他的理念通过《史记》中的人物于无形中影响到我们的行事作为，思考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而他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