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费税制改革的背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关完善税收制度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和税率的要求。
改革消费税制作为建立地方税体系的步骤之一，符合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改革思路。我们知道，1994年至今的20年财税实践中，中央没有真正承认过我们国家有地方税体系，如果说有，也只能把它描绘成地方收入体系。
地方税体系与地方收入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需要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把某些税种固定下来，后者主要通过阶段性人为博弈的形式把某些收入暂时稳定下来，这其实就关涉“依法治国”与否。
而要以立法的形式建立地方税体系，就必须打破中央统揽所有税种立法权与管理权的现状，以及按比例划分共享税收入的观念，在部分税种还税于地方的原则下，建立比较稳妥的中央上位法下的地方下位法，同时相应建立起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法案等。
就流转税而言，哪个税种由地方立法呢？在“营改增”逐步到位的情况下，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消费税。
既然选择消费税作为地方税，就必须从征收环节入手对其进行“后移”改造，理由主要有以下三条：
第一，征收环节后移地方税特征自然显现。我们知道，划分某一税种是否属于中央税还是地方税，一般要考虑税基流动性、税基过度竞争性，以及区域性特征的大小等三种因素。前两种因素较大时，原则上作为中央税，由各地国家税务局征收；后一种因素明显时，原则上作为地方税，由各地地方税务局征收。相对增值税和营业税而言，消费税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对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征税，而是对特殊的消费品和服务征税。
因此，目前之所以把消费税等同增值税由各地国家税务局在生产环节征收，主要是为了防止税基过度竞争情况的出现。对此，一些实务界人士曾发表文章认为，如果在生产环节消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收且收入归属地方，那么区域性之间投资办厂争抢税源的情况会愈演愈烈，我们看到的全国烟厂和酒厂就不是现在百家或千家的数量概念了。而未来将消费税由生产环节后移至零售环节征收时情况会大有改观，税基的区域性特征是明显的，因为谁在哪里埋单就在哪里缴税，消费税收入与地方开办的工厂无关，税基过度竞争问题将得到缓解，同时地方政府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地方税特征自然显现。
第二，征收环节后移与即将立法的环保税相适应。我们知道，环保税的征收对象是排污行为，谁排污谁缴税，这就决定了该税一定在生产环节征收。同时我们又注意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一些专家针对消费税范围调整的问题提出，应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谁消费该产品谁缴税。因此，当我们把这两个税种放在同一项目中进行比对时发现，如果对高污染产品既在生产环节征收环保税，又对其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就会产生重复征税。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将消费税后移至零售环节征收的理由自然形成，即：在生产环节对排污行为征收环保税，在零售环节对排污产品征收消费税。
第三，征收环节后移，税源基础得到增强。目前除了金银饰品在零售环节征收、香烟在生产和批发两道环节征税外，大多数应税消费品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这样做的弊端是，当一些国内外生产企业通过各种手段规避转让定价调查与调整、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向国内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销售应税消费品时，在生产环节或进口环节应征收的消费税计税基础受到了侵蚀。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报告观察到，由于中国税制存在这一漏洞，因此鲜见国外高级消费品公司在中国设厂的新闻，倒是开店销售的新闻一天比一天多。因此对其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能有效改变上述现状，使税源基础得到增强。
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应对思路
在消费税收入归属趋于明朗，且现实条件使共享税收入还难以完全取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及早应对以下几方面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认清未来中央在税收立法权议题上的走向。
目前理论与实务界比较推崇的改革思路是，根据“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要求,除中央税和共享税的立法权全部归中央外，消费税等全国性的地方主体税种由中央统一制定基本法律法规,但适当赋予省（市）级政府一定范围的税法解释权、某些总税目下的子税目增减权、税率规定幅度下的选择权、部分项目减免税的审批权等税收权限，对其余的地方小税种可以通过中央授权的方式，由地方进行相应的税收立法。地方政府和部门只有做好上述信息的收集和研判，地方人大才能在未来消费税等地方主体税种的下位法立法中处于主动地位。
第二，及时向中央提出有关消费税制改革的对策或思路。
可以从消费税征收范围、具体环节和税率模式上提出合理化意见。
在消费税征收范围上，目前已形成的基本共识是，除了进口化妆品外，对于国内大众性化妆品可从现有征税范围中剔除，对私人游艇飞机、高档家具以及含有高能耗、高污染的一些项目纳入征税范围。
除此之外，可以进一步建议中央，应对以下几个税目从现有征税范围中剔除：首先是一次性木筷，这是因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已在2021年采取了禁止一次性木筷生产和流通的行政强制性措施。其次是酒精和汽车轮胎，因为这几类产品处于生产环节是对中间资料的消耗、与在最终消费环节对特殊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的原理有矛盾。
在消费税具体征收环节上，基于消费环节征收消费税的说法具有合理性，可以进一步建议中央，在中央上位法立法中，应将“零售环节”概念改为“消费环节”。这是因为，在经济学学理上人们一般把生产与消费看作一组常用名词，既然生产环节不征，那么就应该在消费环节征税。
其次，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消费额是由零售额和批发额构成的，这一概念为税务部门对某些应税项目在批发环节征收奠定了法理基础，比如：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燃油批发企业在全国分布相对平衡，跨省销售较少，相对于零售环节的难以监管，批发环节征收成品油消费税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最后，原来国家对香烟是通过生产和批发两道环节征收消费税进行严厉调控的，如果采取“零售环节”征收、排斥了批发环节征收，在税率维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两道环节变为一道环节征收必然意味着对香烟消费调控力度的减弱。
在消费税税率的模式选择上，除了香烟、酒类、小汽车和高能耗、高污染商品等国家不鼓励消费的应税项目仍采用比例和定额税率外，可以进一步建议中央，对于诸如私人游艇飞机、高档箱包家具等奢侈品采取有别于比例税率的累进税率。
第三，做好应对税收征管方面的各项预案准备。可以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以及源泉控制等方面做好准备。
在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方面，征收环节后移后，对税务部门基础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已成事实，需要及时应对。这是因为，原来各省市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填写“应税消费品生产经营情况登记表”的单位和个人相对不多，纳税申报也较少，而未来此种情况将大有改变。以烟草和小汽车行业为例：我国国内一些应税消费品生产规模较大的省市，在生产环节征收改成在零售环节征收后，其纳税人户数变化之比大约为1：150，再加上税收核定征收的众多个体工商户，给税务部门带来了新的挑战，政府有关部门应成立专门工作组认真梳理，进行科学应对。
在源泉控制方面，征收环节后移后，面对销售渠道多样化、计算方法不确定性等问题，需及时研究。这是因为，除了实体店外，网上销售已逐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零售渠道，如果对大部分网上零售仍采取不征税政策，那么未来消费税税源减少在所难免。税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研究，借鉴亚马逊等国外公司已成功开发的网络购物征税系统经验，尽快出台对其进行有效监控的技术保障措施。
其次，现有税法对于生产企业自产的用于馈赠、赞助、广告、样品、职工福利等方面的应税消费品，在没有同类品出厂价格的情况下，要求按照成本利润法计算组成计税价格，如果征收环节后移按零售价格计算，那么现有的计算方法如何调整，需要税务部门及时出台相关办法。
最后，在进口应税消费品由海关代征“增、消”两税议题上，如果中央维持现有办法不变，那么征收环节后移后，零售企业如何扣除进口环节已征收的消费税，需税务部门制定相应对策。
第四，在做好收入测算基础上探索收入归属权划分。可以从应税项目入手，做好相应税收收入的测算工作。
从近几年来全国和一些省市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消费税14个税目中，烟、酒、油和小汽车的国内消费税收入占全部国内消费税收入的比例在90%以上，因此需要重点对这几个应税项目进行测算。
针对未来消费税纳入地方税体系，以及“营改增”到位后（中央取消全额返还）产生的收入差距问题，除了采用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支付手段予以部分解决外，根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保持中央与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的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应协同探索一些共享税税种收入归属权划分的解决方案。
就所得税收入归属权划分而言，由于企业所得税（不包括具有全局性的中央企业）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而个税呈现一定的要素流动特征，因此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可以将企业所得税纳入地方税体系、个税纳入中央税体系。
如果上述思路近期难以操作，那么包括增值税和所得税在内，应借鉴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中央和地方税体系的立法经验，在取消比例分享制基础上实行税率分享制思路，即：在不增加纳税人税负基础上，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征收。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税率分享水平在各省（区、市）间应有所区别，原则上税改后收入明显降低的地区，地方分享的税率可以适当调高，中央分享的税率随之降低；同时为提高税务行政效率,各地国家（地方）税务局可委托各地地方（国家）税务局征税,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以弥补征收管理成本。这样做，一方面平衡了两级政府各自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全方位地方税体系建设步伐得到实实在在的加快。

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和经济
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辛亥革命后至19世纪20年代头一二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呈现了快速发展的状态。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辛亥革命成功后，封建君主专制的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资本主义投资建厂、振兴实业的热情。提倡实业建设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提倡工业建设的杂志、报纸纷纷出版，新的私人资本企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令实业部应接不瑕。据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历年设立的资本额在10000元以上的民用工矿企业：1911年为40家，资本额576万元；1912年为85家，资本额1038万元，1913年为79家，资本额1358.7万元；1914年102家，资本额l486.8万元。革命后的设厂数为革命前的两倍半①。
然而，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所产生的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其他重大因素发挥作用，由革命引发的新一轮发展实业热潮不会持续太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显著改变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条件和外部环境，加之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推动了辛亥革命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浪潮继续高涨。
棉纺织、火柴、机器制造等行业在大战期间因进口锐减而获得快速发展。其中，以棉纺织业的发展最为显著。“一战”爆发前，中国棉纺织业受英国产品的压抑，步履维艰，发展甚慢。“一战”爆发后，英国忙于战争，向中国出口的棉纱数量明显减少。进口日纱想乘机取而代之，但受到了抵制外货运动的有力钳制。进口棉纱的锐减，引起了国内棉纱价格的猛烈上涨，但棉花价格和工人工资的上涨幅度不大，这就给生产厂家带来了丰厚利润。以全国平均计算，厂家每生产一包16支棉纱，1915年尚亏损3.13两，1919年已有盈利50.55两之多②，各纱厂无不获利万千。于是棉纺织行业出现了一个扩大生产、更新设备的热潮。据统计，全国华商纱厂拥有纱锭数量1914年为50.2万枚，1921年猛增到123.8万枚，布机数量1914年为2566台，1921年达到6675台③。实收资本从1913年的1423万余元，迅速上升到1921年的9842万元，增加了六倍之多④。在利润积累较快、资本较为充裕的条件下，不少纱厂对厂房建筑和技术设备进行了更新改造，其中最重要的是改蒸汽引擎为电力马达，不但节省了燃料费用，还使原来使用人力的工序改用动力。经过一战及其后几年的发展，棉纺织行业的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面粉，榨抽、锑钨开采等部门在大战期间因出口大增而加速发展，其中面粉业尤为显著。“一战”爆发前，我国为面粉入超国，1915年起开始出超，出超1.92万担，1918年猛增至200万担，1920年达到344.98万担，总计1920年出口面粉396万余担，是1913年出口量的33.14倍⑤。面粉价格也呈上升趋势，上海市场每包面粉的价格1914年为21.08元，1915年上升到2．；2元，1920年再上升到2.75元⑥，而小麦价格由于产量稳定增长，市场供应充足，反而呈下降趋势。这就给面粉业带来了高利润，面粉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新的机器面粉厂不断出现。1914年至1921年累计新创办面粉厂100家，资本总额2341.3万元，日产能力达229453包⑦。老厂也不断增添设备，扩大生产。截止1921年，全国实存面粉厂总计137家，资本总额3286.9万元，日产能力312643包⑧，形成了中国机器面粉业发展的最好时期。
“一战”时期出口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生产，许多物资依赖进口，外国洋行纷纷向中国采购，促成了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畅销。另一方面，由于世界金融货币体系的变革，发生了金贵银贱的现象，1915年银价降到从未有过的低谷，伦敦每盎司大条银价由1912年合28.03便士，下降到合23.69便士⑨。中国虽无本位货币，但主要通货为银币，出口按银元计价，利润大增。也带动了出口的发展。1916年以后银价回升，但国外物价水平也不断高涨，仍然有利于出口。同时，由于进口货价位高昂，也有利于民族工业品的国内销售。
民族工业得以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抵制外货运动的持续不断，外货受到沉重打击，国货得以不断畅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建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高潮中，1915年正式向中国政府注册。在广大民众争买国产卷烟的爱国热潮推动下该公司获得迅速发展，1918年增资为500万元，1919年再扩大为1500万元，销售额由1912年的43万余港元增加到1921年的2800万港元，同期的公司盈利也由5.2万港元增加到400余万港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卷烟企业。
总之，“一战”期间及其后的几年间，是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1914年至1920年私人产业资本平均年增长率为10.54％，一些主要行业的增长率更高，面粉业为22.8％。卷烟业为36.7％，棉纺织业为17.4％。至1920年，私人资本的产业资本总额已达5.8亿元。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获得长足进步
20世纪30年代世界，美国的社会背景和事态30年代世界笼罩在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当中。
经济大萧条是指1929年至1939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这次经济萧条的情形比任何一次经济衰退的影响都要深远的多。这次经济萧条是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的：首先发生在木材价格上（1928年），这主要是由于苏联木材竞争的缘故，但更大的灾难是在1929年到来的，加拿大小麦过量生产，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澳洲。农业衰退由于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尤其在美国，一股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1931年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这场灾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了：它导致了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近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1932年的最大数据）。大萧条对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响，使得在一个几乎被欧美银行家和商人企业家完全支配的地区失去了外资和商品出口。
大萧条的普遍影响导致了：
1.提高了经济的计划性；
2.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
3.激起了作为共产主义替代物的浪漫-极权主义政治运动（如德国纳粹）。大萧条相对于其他单一原因来说是最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2年到1938年之间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各国政治逐渐右翼化。
而美国当时的总统是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Clark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美国第三十一位总统。采矿工程师，亦被誉为人道主义者。不过Hoover在任期上并没有过于显著的政绩。
提到30年代的美国，不得不说到4届连任的罗斯福（FranklinDelanoRoosevelt,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面对越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他改变了前任总统Hoover自由放任的政策，实施了国家干预以挽救经济的新政，主要内容包括整顿金融秩序，增加公共开支，救济失业者，加强竞争力等政策。新政使美国成功地摆脱了经济危机。也直接为美国在40年代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强有力的经济支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縂的来说30年代，全世界都笼罩在经济不景气当中。大萧条是恐怖的，全世界有1/3的人失业，贫困、疾病、温饱是30年代的代名词，当然这只是一些个人的看法。
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当时，大陆的民主革命任务还未完成，为了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战争，实现了大陆的统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过度，需要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落后的小农经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还必须在新解放地区进行土地改革。
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社会开始反右倾，开始步入阶级斗争的死穴！
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社会背景英国哲学
英国哲学传统从总体上讲多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严谨，少些浪漫。而一个更显著的特点是重经验，贬先验，重归纳，贬演绎，和欧洲大陆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传统多少也被带到了北美。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对英美哲学的忽视，是非常严重的遗憾。
文艺复兴后不久，英国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哲学家，就是那句被后世称道的“知识就是力量”的提出者——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历来哲学家中强调归纳重要性，禀有科学气质的第一人。他尝试了一些方法弥补单纯枚举归纳的缺陷，所谓单纯枚举归纳是指：观察到一连串重复相同事件后就断定以后也一直发生该事件，然而，恰恰下一次就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培根认为需要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整理。由于他贬恶科学研究中必要的假说、演绎和数学方法，所以他的归纳法是有很大缺陷的，但他对科学和哲学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时期，诞生了一位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具有极深远影响的哲学家，他就是约翰·洛克(JohnLocke)。他是一个幸运儿，因为很少有像他那样，现时的革命完全符合自己的学说的精神的。而在这个革命之后，“英国至今也不感觉有任何革命的必要”。洛克哲学内容比较广，罗素概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认识论，二是政治哲学。代表作《人类理智论》涵盖了他的认识论，他的经验主义是非常大胆而彻底的，从笛卡尔到莱布尼兹，都说我们的知识有许多不是从经验来的，但他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在经验里扎着根基，知识归根结蒂由经验而来”。这个观点听上去比较能为现代人接受，也更接近唯物主义的态度。然而有趣的是，洛克的后人却顺着他的经验主义走向了主观论和怀疑主义。经验主义作为哲学的一个流派和后来德国的唯心主义对立自不待言，洛克的更重要的意义，我看在于他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和与他的认识论吻合的精神气质。洛克哲学给人的印象是乐观、谦逊而宽容，这可以从他的经验主义对任何主张，“给予他的同意程度取决于支持它的盖然性证据”看出；洛克的道德原则，一部分可当作边沁的先驱看，认为人类被追求幸福快乐的欲望驱使，以此为渊源，理成章地，在政治哲学中提出关于自然法、社会契约、私有财产、约制和均衡的观点。这些概念已经相当成熟，后被介绍到法国又经历了一些补充完善，如今已经深入美国社会的骨髓。需要注意的是，洛克的道德观点不能等同享乐主义，他的一系列约束条件中最首要的一个规定是人按照理性行事，这里多少能令我们想到斯宾诺莎。
洛克之后，他的两个重要追随者之一贝克莱(GeeBerkeley)，将他的经验主义，演化成了主观唯心论。他借两个叫费罗诺斯和海拉斯的人的辩论，否定物质的存在。关于客观存在的事物，贝克莱总设法取消它。例如海拉斯认为有谁也不感知、不在任何人心中的房子。费罗诺斯回驳说：这房子就在海拉斯心中。罗素替海拉斯设计的辩词非常有趣：二整数相乘的乘法的数目无限，而若干个（事实上无数个）是（任何人）从未想过，但是确实存在的。
另一个洛克的继承人是休谟(DavidHume)。罗素形容到了休谟，经验主义终于走到了“死胡同”——“沿着他的方向，不可能再往前进”。“反驳他一向是形而上学家中见的一种时兴消遣。”“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的反驳没有一点是足以让人信服的。”他否定因果关系是逻辑推理的主张，而归为经验的东西，即“因为甲，结果乙”，并非是甲中有产生乙的力量，而是关于甲乙二事件关连（经常相连）的经验促使我们说“因为甲，结果乙”。休谟也拿“信念”为例，认为信念是“与当前的印象有关系或者相联合的鲜明的观念”。这样，他自然而然地主张，甲和乙的屡次连结并不成为预料两者将来也会相连的理由，这就是和在培根一节中论述的单纯枚举归纳类似的困难。怀疑论以完全否定归纳原理为依据，终结了经验主义。反驳休谟已经被后世学者的失败证实，虽说休谟的哲学是一种“不好”的哲学，可它难以辩驳，何况怀疑主义对某些轻信而言不啻为一剂良药。
经验主义因洛克的宽容产生和也因休谟的敏感而终结，可见有其不完善的一面。但是作为认识论观点，尚观察和理性，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极大的优越性，在罗素看来至少优于当时其他所有的派别。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俄，美的改革有何共同点中国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改革，美国是罗斯福改革，俄国是新经济政策，都是打破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界限
简述20世纪初中国社会背景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18)，经济大萧条(1929)还没有到来。美国在一战前期大发战争财，后期参战，捡了个便宜，之后赢得了发展经济的宝贵时机。由于一战的残酷，使得很多人对传统的价值观（比如国家、荣誉、民主、自由等西方意识形态）产生怀疑，失去信仰，放浪形骸，沉湎于享乐（跟中国现在差不多）。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用当时流行作家菲茨杰拉德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菲茨杰拉德称这个时代为“爵士乐时代”（一般指一战以后，经济大萧条以前的约十年的时间），这个时代表面的奢华背后隐藏着空虚和无奈。
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初期法国的社会背景那个时间段应该是二次工业革命的时间，法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开始想帝国主义过渡，也出现了垄断组织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有什么发展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政府在进一步巩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相继开放了一批沿边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和内陆城市，设立了三峡经济开放区由此形成了沿海、沿江和内陆省会（首府）城市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1992年9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的韶关、河源、梅州三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1993年2月和3月，又分别批准福建省的三明、南平、龙岩、福安福鼎5县市，以及辽宁省的营口市和山东省的东营市（不包括所辖县）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在适当扩大了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基础上，1994年8月国务院又批准建立了三峡经济开放区，其范围包括湖北省的宜昌、秭归、兴山县、恩施、巴东以及四川省的万县等十多个县市。国家对这些地区实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关政策。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的国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摘要 BBC《奢侈品的历史:负罪的愉悦》针对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令男男女女为之疯狂的奢侈品展开。两集节目的重点分别是古典主义时期和中世纪时期。

旅行在十九世纪成为了一种主要的奢侈消费。现在的奢侈品消费趋势较注重时间、空间、 旅游 和体验，而较少考虑物质欲望。

奢侈或曰奢华这个概念，似乎一直以来都深植于物质享乐主义。千百年来，所谓奢侈，就是指拥有稀罕、珍贵、新奇之物，以及大量挥霍无度的消费品，即或是显而易见的极简主义的奢侈品也总是涉及美丽精致，但又往往是多余的东西。

2021年10月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Musee des Arts Decoratifs）开幕的《奢华品之展》（Luxes）， 探索 了奢侈品这个多层面的 历史 。这个展览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自然资源不断减少、过度消费正对我们的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的世界，我们是否有可能另给奢侈生活一个较有价值的定义，让奢华不仅与自然相谐和，而且也符合我们人类的真实自我。

尽管这次展览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开始筹划，但这场大瘟疫的发生将我们自囚于家中，让整个世界的活动减缓至停滞，这个展览所启示的问题就更具有现实意义，让我们不得不质疑我们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博物馆馆长和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奥利维尔・加贝（Olivier Gabet）告诉BBC文化栏目，“很明显，今天的奢侈品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毫无疑问，奢侈的物质和物欲层面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奢侈这个概念正在重新发现其一种非物质性的维度，即时间和空间以及体验的维度，一个经历时空的体验片刻可以具有像物品一样的奢侈性。在社交隔离的时期，旅行是一种超级奢侈，而且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图像来源，RMN-GRAND PALAIS/ MUSéE DU LOUVRE / HERVé LEWANDOW 《奢华品之展》其中一件展品，是属于古罗马博斯科雷亚莱宝藏的银器。博斯科雷亚莱宝藏是指在庞贝古城遗址附近一个古罗马别墅出土的大批金银器具。

时间和旅行，这两件在今天看来极其珍贵的东西，在奢侈品的进化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接触激发了人们对稀有和奇珍异物的渴望。加贝补充说，“全球规模的贸易与奢侈品的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早自古代以来，珍贵的物品就一直是经济甚至地缘政治争端的主题。我们用来运输黄金、丝绸或香料的时间，运输跨越的距离，以及被征服土地的概念，则是其中最基本的要素。”

对异国风情的审美发现也帮助形塑何为奢侈的概念。加贝说，“当西方发现日本陶瓷时，他们意识到奢华和精致也可以是简单和质朴的形式。从让-米歇尔・弗兰克（Jean-Michel Frank，法国简约风格室内设计师）的稻草镶嵌室内装饰到加布里埃尔・香奈尔（Gabrielle Chanel，法国先锋时装设计师）的小黑裙，对奢侈品发展史而言就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给予世人奢华的新观念。”

如今，弗兰克被誉为20世纪最激进的室内设计师之一，他创作的极简主义室内设计打动好一些艺术家，比如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利亚克（Francois Mauriac ）。莫利亚克将他的设计风格称为“奇怪的虚无奢华”。对这种先锋派美学的欣赏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奢侈品在多大程度上与地位有关，又在多大程度上与有别于大众的独特品味有关。

加贝说，“在中世纪之前的古代，奢侈品是 社会 政治最高等级的标志，是被征服者向胜利者奉献的贡礼，是相互表示尊重的礼物，也是埃及人带往彼岸的陪葬品。”天鹅绒这样的奢侈织物在古代只限于王室和贵族使用。从14世纪开始，欧洲多个封建王国都颁布了禁止下层阶级穿戴天鹅绒服装的法令，以维持贵族的精英地位。

加贝说，“然而，奢侈品后来逐渐成为个人的选择和爱好，而不再是 社会 等级的标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品味。”

艺术的生活

在18世纪的法国，品味，以及对奢侈品的喜好结合进到生活艺术的概念中，因此产生法文合成词“art de vivre”，即“生活的艺术”之意。因个人主义思潮和新艺术形式的兴起，法国的精英们沉溺于营造令人愉悦的居家生活环境。与此同时，东西方贸易的增长也引发了西方对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文化奢侈品的热情，尤其是日本和中国两国。两国生产的陶瓷、漆器和丝织品特别受欢迎。

图像来源，MAD PARIS/ CHRISTOPHE DELLIèRE 1925年，法国家具和室内设计师阿曼德-艾伯特・拉多（Armand-Albert Rateau）创作了一部中国风格的精美屏风《森林中的奔逐》。

在巴黎，出现了被称为“marchands merciers”的家具和室内装饰艺术商家。这是一种新型消费品的制造销售商，他们会对现成的中国或日本瓷器加以装饰，将瓷器安装在镀金青铜上以增强其光泽，或者将其制成盛放香花的盘子或灯饰等器物。加贝说，“他们几乎是第一批艺术总监，雇佣不同的艺术家，创造合作方式。正是这种特殊的势头，催生了奢侈品 历史 上的一个决定性阶段。”

19世纪对奢侈品的需求急剧扩大，因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追求舒适的生活，而工业革命的生产也能够提供他们的一切消费需要。1858年，英国时装设计师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斯（Charles Frederick Worth）在巴黎开了一家时装公司“沃斯之屋”，宣告高级定制时装的诞生。而旅行也成为了一种主要的奢侈消费。

上述趋势为20世纪的 时尚 奢侈奠定了基础，由于广告和大众媒体的发展，奢侈品也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但 时尚 杂志“Meaning Global”的创始人、奢侈品牌专家玛缇娜‧奥博托娃（Martina Olbertova）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过度消费导致了“奢侈品行业已完全脱离现实，只关注对昂贵消费品的销售以获得世界竞争优势，他们在意的只是表面的价值”。

如今，面对这种疯狂消费环境和伦理成本，奢侈品行业开始发生变化。奥博托娃注意到了一些关键的变化趋势，比如对个人体验的偏爱超过对个人奢侈品的迷恋，以及放弃过度的豪华物欲，改而选择转向她所说的“奢侈品的返璞归真”。

现在， 旅游 是每个人消费愿望清单上的第一项，但这不仅仅是逃避现实。奥博托娃说，“人们想要一些能帮助他们学习和认识 旅游 之地以及自己本身的经历，希望这样的历验能帮助他们找回自我，发掘自己的精神境界，或者能让他们与身边的自然和世界紧密连接起来。”

考虑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现状，目前的豪华 旅游 注重隐私和 健康 ，远离尘嚣，以及可以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度假地则不足为奇，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这种 旅游 模式必须与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相平衡。注重野化环境的自然度假村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如果认为对奢华物品的渴望会就此结束，那就太天真了，不过有一种意识正在增强，即我们可用较少的东西来获得更丰富的体验。

图像来源，PHILIPPE JONER 澳大利亚设计师马克‧纽森（Marc Newson ）2021年设计的沙漏完美体现极简的奢华风格。

奥博托娃说，“人们正从痴迷于拥有很多奢侈品，转而只使用对个人有价值的物品。在你身边将会有这类既可提升你对生活中重要事物的感受，而且工艺也相当精美的器具。”对于喜欢烹饪并会邀请朋友来分享其烹饪热情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套漂亮的陶瓷餐具。

奥博托娃说，“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东西都是奢侈品，那只是浮华，毫无意义。人们会选择只在生活某些方面使用品牌来提升生活质素，这才是奢侈品归根结底的本质主义。”

奥博托娃认为，奢侈品的耐用性正成为其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学会如何正确地保养奢侈品牌，使其可以多用好几年，这是告别一次性消费文化的决定性一步。消费的可持续性将变得至关重要。她说：“这应该是合乎逻辑的事情，这些我们视为趋势的事情需要成为新常态。”

不过她承认，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她表示，目前疫情危机“是一个停顿，就像处于一种正在发生改变、重新平衡和再度调节的状态中。”

让我们希望全世界这一停顿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艺术”，一种认为生活本身才是最令人向往和最重要的奢侈品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