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之所以能在强手如云的欧洲大陆独领风骚数百年，无不得益于那一场场血雨腥风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暴动。刚愎自用、蛮横专制的查理一世也正是在17世纪的民主革命中被一举推上断头台。 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用议会与封建王权展开了斗争。1603年后， 斯图亚特王朝为了巩固君主专制，不断地解散议会，议会与君主专制的斗争更加激烈，这也使 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查理一世为了能够实行绝对个人专制，1629年开始，他就停止召开议会，并一直持续了11年，这样英国国内矛盾一步步加深。致使苏格兰人民在1637年发动起义，并攻入了英国境内。为了镇压苏格兰起义，查理一世被迫召开议会。这届议会从1640年断断续续地一直开到1653年，后来被称作“长期国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长期国会对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对君主颁布的征税案表示拒绝。为了得到议会的帮助，查理一世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查理一世不愿意就此把权力送给别人。他1642年从伦敦逃到英国西北部地区，并与那里的保王派势力联合，发动了讨伐议会的内战。此后，革命进入了战争阶级。 刚开始，由于议会军由长老会派领导，他们胆小怕事，一味妥协，致使议会军节节败退。1644年，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独立派取得了领导权，克伦威尔上任后就改组军队，建立了“新模范军”。这支主要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连续击败了王军主力，使局势发生了变化。1645年6月，在纳西北战役中王军被彻底打败，议会军赢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 胜利以后，革命阵营出现了代表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长老会派、代表中等贵族和资产利益的独立派、代表农民和手工业者利益的平等派，这三派之间矛盾重重，进行了复杂的政治斗争。独立派由于控制着军队，所以势力更强大，他们首先把反动的长老会派分子驱逐出议会，然后又开始镇压有一定影响的平等派，控制了国家政权。趁三派之间互斗之际，1648年春，查理一世又纠集王党分子发动了第二次内战。面对强敌，独立派与平等派握手讲和，携手迎战王党军队，这样仅仅几个月，就又一次打败了王党军队，并俘获了查理一世。 1649年1月2日，议院决定组织最高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判决处死国王。 查理一世被押上断头台，标志着英国资本主义已正式取代封建统治，整个欧洲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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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一世的次子，1612年其兄威尔士亲王亨利去世后成为王储。1625年，即位为不列颠国王，称查理一世，并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妹妹亨利埃塔·玛丽亚公主结婚。1625年6月，召开第一次议会。由于议会对其宠臣白金汉公爵专权和西班牙战争失利的不满，拒绝了给国王征收关税的特权，形成了议会与国王的对立。1626年2月，召开第二次议会。议会因西班牙战争失利弹劾白金汉公爵，被拒绝。6月，解散议会。在此期间，查理未经议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军队也随意进驻民房，民怨四起。国会遂于1628年提出权利请愿书，要求国王改善，查理为求议会同意征税而签字。1629年，查理违反请愿书的规定，并且派人拘捕议会中言行激进的的议员，然后解散国议，之后的11年间，未再召开过议会，被称为“残酷统治”的11年。1640年4月，为解决对苏格兰战争的军费问题而召集议会，旋即因为拒绝重开战端而被解散，称为“短期议会”。11月，再次召集议会，即“长期议会”，但仍然拒绝与国王合作。由于议会强行逮捕了国王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并策划控制应由国王控制的军队。查理一世以叛国罪逮捕5名议员，并亲率卫队到议会抓人未果。这次事件标志着国王与议会的决裂，成为英国内战的导火索。查理一世到议会抓人的消息激怒伦敦人民，伦敦市民控制了伦敦，国王被迫于1642年元月10日北逃约克，并集结保王力量。6月，拒绝了议员的19条建议；8月22日，在诺丁汉树起王旗，内战爆发。1644年，由于苏格兰人参战，进攻国王军，被迫放弃进攻伦敦。1645年6月14日，以费尔法克斯爵士和克伦威尔为正副司令的新模范军在纳斯比战役中战胜国王军。1646年春，议会军围困牛津，国王军投降，查理一世化装逃脱，第一次内战结束。5月5日，被苏格兰誓约派出卖给议会，后逃脱。在苏格兰人的支持下发动第二次内战。1648年，苏格兰军被议会军击败，第二次内战结束，查理一世被俘。王后逃亡法国寻求援助，遭到执政的法国首相马扎然红衣主教的冷落。1649年1月，特别法庭开始审判查理一世。27日，135名特别法庭中成员中59人签署了由克伦威尔下达的处死国王的命令。罪名是背叛他的国家，背叛他的人民。30日，查理一世在白厅宴会厅前被送上断头台。

王权还是共和？保守还是激进？

——试论克伦威尔的政治观

上海师范学院 顾学杰

1640—1660年的英国，经历着一场新旧政治体制交替的搏斗。在这一进程中，世袭的封建君权败下阵去，古老的王权思想却顽强存在，国会自主权力增强，但与个人独裁之间的冲突贯穿始终，共和思潮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要求展示着新时代的曙光。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克伦威尔又怎样？作用如何？本文拟提供一些史实，并试图比较系统地探索这个风云人物的政治观点及其历史演变。

一、内战爆发之前

英国革命以斯图亚特王朝最初两个国王与国会之间的冲突启其端。内战前，这种冲突在三方面展开：宗教上，国教与清教之间；经济上，国王擅自征税和出卖专利权，国会坚持征税须经国会同意，反对专利权；政治上，国王强调“君权至尊”，国会要求自主权力。詹姆士一世提出：“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1宣称“议论上帝是渎神，议论君主是谋叛”。2查理一世声言，“国会的召集、持续和解散，完全依从于我的权力”，3他多次未经国会同意而强行征税，实行无国会统治达十一年之久，他拒绝采纳长期国会通过的《大抗议书》，并传令下院交出五名反对派领袖，妄图一举终止国会的违抗，可是当亲自来到下院进行逮捕时，他发现“鸟兀已被放走了”。于是，国王升起军旗，国会征募军队，1642年秋，内战开始了。

在这场对专制王权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中，克伦威尔和其同道们一起，反对国王的暴政。但这时，导致他反对查理一世的统治，首先是宗教而不是政治。1628年第一次进入国会时，他的主要活动是参与一起宗教案例的调查，要求取消主教制，禁止《公祷书》规定的教仪；三十年代中期，国会与国王环绕着拒交船税的“汉普敦案件”而斗争时，他正在为家乡一个清教徒讲坛布道者缺乏资助而呼吁；短期国会中，他的发言仍限于宗教宽容。直到长期国会召开后，他变得活跃起来；动议释放在押的约翰·李尔本，积极支持《根枝法》，参与为草拟《大抗议书》作准备的王室暴政的调查工作，在通过《三年法规》中起着卓越的作用。

诚然，他在《大抗议书》通过以后曾说：“如果《大抗议书》被否决，我将在否决后的第二天一清早，就卖掉我所有的一切，再也不愿意见到英格兰。”4然而，这是宗教感情多于政治考虑。因为《大抗议书》不象《根枝法》，前者对废除主教制问题作了让步，克伦威尔认为反对者不会太多，可结果出于他意料，在《大抗议书》的讨论中，争辩激烈，仅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从而他作了如上的表示。

在内战爆发前的年代里，克伦威尔从一个抨击国教主教制度知名的纯朴清教徒，开始成为长期国会中的国王反对派，但政治地位不显要，所以他不在被国王逮捕的五人之列。

二、第一次内战期间

战争爆发后，反对国王和王权的斗争，从国会讲坛移到战场。要不要击败王军，在国会阵营内发生了分歧。掌握国会、控制军队的长老派不想与国王决裂，伺机妥协。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认为首先必须在战场上彻底取胜，尔后进行谈判。他所征募的一支骑兵队在埃吉山战役中（1642年10月），初露锋芒；1643年，国会军在其他战场上丢城失地时，克伦威尔所在的“东部联盟”始终保持完整，成为国会军公认的中心；马斯敦草原一战（1644年7月），他的骑兵队，痛击王军，被称为“铁骑”。

然而，这些辉煌胜利被长老派将领的败绩所抵销。对此，克伦威尔深为不满。1644年初，他谴责国会军军官们军事上的不称职和行为上的放荡失检。9月，他向“两王国委员会”申诉说：这样一些成员组成的军队，对作战无所稗益，“难以完成任何重大的事业。”5对第二盂彻斯德伯爵在马斯敦草原战中因行动迟缓，贻误戎机，他和伯爵发生了争辩：克伦威尔严正指出：让国王不受击而逸去，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将得到加强；从而，唯有现在将他击溃，他和他的事业将从此毁灭。伯爵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打败国王九十九次，他仍然是国王，他的后裔仍然是国王，我们则仍然是臣民；但如果他打败我们那怕只是一次，我们就要被绞死，我们的后代也将完蛋。克伦威尔气愤地说：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拿起武器？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该反对战争。如果是那样的话，让我们和国王议和吧，不管这是从未有过的多么卑鄙的和平！6

战争已进行了二年，国会军在战场上越来越糟，为了挽救面临的危殆，克伦威尔在1644年12月9日发言中，撇开对个人的指摘说：“现在的重要问题在于拯救国家，因为连绵不断的战争带给国家以致命的流血，或者说几乎是奄奄一息。因此，不进行一场更迅速、强力和有效的战争……我们将使全国厌弃我们，痛恨国会这个名字……不把军队置于另一种格局之中，战争不更强有力地进行，人民将不再忍受战争的重负，迫使你们顺从一项可耻的和平。”7在克伦威尔等独立派分子的坚持下，国会通过“新模范军法案”（1645年1月），组织起一支在费尔法克斯统帅下，以“铁骑”为核心的新模范军，克伦威尔担任副统帅。

从此，克伦威尔在国会中代表着军队，在军队中代表着国会，他带领新军驰骋疆场，在纳西比和兰伯两次战役中（1645年6月—7月）取得了对王军的决定性胜利。1646年夏第一次内战结束，国王成了阶下囚，封建君权统治的光轮黯然消逝。

三、国会与军队破裂之时

战争的硝烟散去，斗争转入革命阵营内复杂的政治较量。

国王被打败，国会实际上成了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长老派仍然控制着它，他们力图把局势固定下来，让国王在其庇荫下复位。他们一面派出代表与国王进行谈判，一面又通过大量裁减军队的决议。然而，战争的胜利是由新军取得的。他们奋勇作战，克敌制胜。战争结束后，他们毫无所得。于是军队中政治激情滋长，平等派影响扩大，开始成为集结中下层群众的政治团体。他们反对与国王妥协，拒绝裁军，要求民主改革。国会与军队之间破裂了。

克伦威尔作为国会军将领，他对长老派的裁军措施深感不满，作为新军的成员，他同情士兵的遭遇，但作为军队的指挥员与军队中的国会代表，他又害怕无政府状态，坚持传统的国会权威，鄙弃士兵们的颐指气使。他就在这种状况下在国会与军队之间进行调解。

事实上，克伦威尔这种和解意图是徒劳的，他的愿望也是脱离实际的。正当他调解斡旋时，长老派下令限期解散军队，军队士兵中出现了“鼓动员”组织，把国王转移，置于军队监护之下，割断国会与国王的联系。

而对这种局势，克伦威尔作出了与军队一起，同时又必须把军队严格控制的抉择。他成立了“全军委员会”士兵鼓动员和高级军官都参加，使士兵鼓动员服从军官，广大士兵也就被控制。6月中，全军委员会通过《军队宣言》，反对王权专制和寡头统治的国 会；要求改革国会制度，使其更具代表性；提出清洗现存国会中敌视军队的长老派议员。

克伦威尔支持这个宣言，因为他需要与军队保持一致来反对长老派，长老派不但没有采纳，而是继续操纵国会反对新军。士兵群情愤激，要求进军伦敦。克伦威尔开始反对进军，后因长老派的顽固，终于在1647年8月6日，率军进驻伦敦，完成了对长老派国会的第一次事实上的清洗。

然而这并不说明克伦威尔是王政统治的反对者。就象他反对长老派的专横却坚持国会权威一样，他敌视并要求在战场上击败国王，却不主张废除王政统治。国王被军队转移监护后，他与国王保持着接触，并责成爱尔顿主持起草谈判条件。这就是进军伦敦前夕发表的《军队提案纲目》。《纲目》要求解散现存国会代之以财产为基础而产生的每二年一次的新国会，成立一个隶属于国会的国务会议；行政官员由国会委任，十年后由国会推荐，国王巡选；军队指挥权十年内归国会，十年后归国王。这个方案保留了国王和上院，它只是制约了现存国王和国会，但赋予未来国王和国会以较大的权力，其着眼点是解决目前的困难。这是既要顺从又要制约士兵，并用以反对长老派而与国王妥协的一个方案。

这一年(1647)的整个晚夏，克伦威尔以《纲目》为基础与国王进行谈判。人们看到他和爱尔顿在国王居处的邸园里同国王一起散步，在私室中进行密谈，他俩的大门向王党分子敞开。这些活动遭到约翰·李尔本的强烈抨击，引起士兵的极大愤怒，群众也议论纷纷，克伦威尔不得不有所收敛。

四、“巴特尼争辩”前后

伦敦进军后，独立派控制的军队成为与国会相对立的第二个政治中心，随着国会中长老派地位的跌落与独立派的上升，政权问题上的斗争，在军队内部独立派和平等派之间展开。

平等派认为，一切权力追本溯源来自全体人民，从而世袭的君主制和上院必须废除；它又提出自然权利学说，主张一切人不论财产多少，政治上生而平等。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思想贯穿在1647年10月，士兵鼓动员起草的《军队陈辞》和《人民公约》中。这两个文件要求：解散现存国会，确立按居民人数比例，普选产生的一院制国会的共和政体，国会及其代表的权力必须听命于选民；改革现存法制，废除一切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两个宣言在军队内外引起强烈反应，也震动着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上层，他们不能赞成广泛的选举权利，因为根据这个原则而产生国会，意味着财产的平等，威胁着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作为独立派上层代表的克伦威尔，这时已从帅军之将变成事实上的政治统领，对他来说，掌握和稳定政权的现实，要比抽象的原则更为重要，从而认为平等派的纲领是脱离实际的空想，10月20日下院的发言中，他坚持王权受限制的君主政体。但现实又使他意识到平等派已成为军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必须谨慎从事。因此他决定把这两个文件提交全军委员会扩大会议，由双方代表进行讨论。这就是1647年10月底11月初的“巴特尼争辩”。

会议就未来的国家形式和普选权两个问题展开了辩论。关于前者，克伦威尔首先肯定“文件中的主张和表述是无可非议的”，但他又说这是政治体制变革中的“跳跃”，其后果是“混乱”和“极端的杂乱无章”，对民族国家将带来“一片无尽的废墟。”接着他又提出实现平等派政治主张的“途径和方式的可能性……以及须予克服或排除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巨大困难。”他的结论是：“光提出一些目标美好的事物是不够的……我们的职责是考虑其后果，考虑达到目标的途径”。

关于普选权，爱尔顿公然鄙视平等派的政治上一律平等的自然权利学说。断言选举权，是一种“财产资格”，“正是这样的人，”他说，“具备这种财产资格的人才拥有选举权，并被扶植而成为国会的成员”。克伦威尔认为“普选有助于无政府状态，其结局也是无政府状态”，8因而他反对任何激进措施，反对立刻废除君主制和上院的共和政治体制。

针对独立派的发言，平等派成员进行了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的驳斥。克伦威尔眼看以“没有现实性”来否定平等派纲领的希望落空，便通过军官操纵的一个委员会来调和《军队提案纲目》和《人民公约》。新方案规定：国会二年改选一次，非经本身同意不得解散；设立国务会议；选举权问题除剥夺王党分子五年选举权外，其他未作规定，交由国会审议。关于废除君主制和上院问题，新文件只字不谈。这个默认王权统治的折衷方案；不仅引起与会的平等派成员与鼓动员的不满，伦敦街头和士兵中间也出现了传单，揭露独立派军官政治上的保守，号召士兵撤换团队中的独立派军官。

军心不稳，部队思变，克伦威尔决心行动。他驱走了与会的鼓动员，解散扩大会议，指引国会谴责《军队陈辞》和《人民公约》，通过全军委员会发表宣言，抵制任何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要求士兵誓约效忠。10月15日，当魏尔检阅场上一部分团队抗议示威，坚持《人民公约》时，他持剑策马，闯入士兵队伍，强使他们顺从，造成了枪杀里查·阿诺德的“魏尔事件”。

克伦威尔反对平等派共和政治纲领，从理论上的争辩，走向了现实的暴力镇压。

五、国王的末日

“巴特尼争辩”是克伦威尔政治思想历程中的转折。这次争辩使他认识到与查理一世的妥协有失军心；同时，查理从汉普敦宫的潜逃以及“马鞍信件”的截获，证实了国王勾结苏格兰人在英格兰复辟的企图，于是克伦威尔对查理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1648年1月初的下院发言中，他热烈赞同停止与国王的交往，指责国王刚愎自用，顽固执拗，不能和国王有任何妥协。爱尔顿也提出审判查理一世。这一问题由于1648年初的内战重启而被搁置下来。

面临新的战火，克伦威尔释放了“魏尔事件”中被捕的军官，答应采纳《人民公约》中的某些内容。新模范军重新团结一致，奋起战斗。1648年秋，克伦威尔率军北上，击溃来自苏格兰的王军，粉碎了国王期待于苏格兰的迷梦。

这期间，克伦威尔虽然消除了对查理的期望，调整了与平等派的关系，但他仍是一个政治上的保守者。对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与他的同僚持有不同观点。1648年春一次午宴后的讨论中，在场的勒德卢指责他在是否君主制、贵族政治还是民主政府的争辩中，“超然事外，不置可否”。9当南方军队抗议谴责长老派利用战争与国王重新谈判，要求把国王作为“血腥者”交付审讯时，克伦威尔认可他所统帅的军队赞同南军的行动，但自己则举棋不定。当奉召回伦敦时，他行动迟滞，返抵时，正值“普莱德清洗”的当晚。对这次清洗，他说“事先未曾获悉，但事情已经发生，他为此感到高兴并将尽力支持它。”10

经历了长期的犹豫踌躇，克伦威尔于1648年12月下旬，说是“天意如此，气数已定”11，同意审判国王，并成为最高法庭的坚强成员。

克伦威尔观点上的转变，进程是缓慢的，一旦完成转变，他是坚定的。当时，“没有国王就没有国会”的传统思想在军政上层人物中颇为顽强。对国王起诉审判，多数人是勉强的，少数人是敌视的，律师出身的政客为之诡辩，克伦威尔却坚定不移。他下令把查理一世从罕姆郡的赫斯特押到伦敦郊区温莎听候审讯；在第一次最高法庭预备会议上，针对雪特耐提出国王不受任何法庭审讯的论点，他说；“我要把国王连同他的王座一起砍掉；”12公审第一天开庭前，他推动法庭作出了“以下院，以会聚在这里的国会以及全体英格兰善良人民的名义”13来审讯国王的决定，宣判定罪时，法庭成员道恩斯企图阻挠，克伦威尔断然责斥，排除干扰，使审判胜利完成；面对欧陆各国君主的营救呼吁，他接见法、西国使节，告诫他们不得干预这一案件；最后，由于他的努力，征集了足够多数的法庭成员在判决书上签了名，并亲自签署死刑执行令，终于在1649年1月30日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

查理一世身首异处，封建君权随之结束，克伦威尔名垂史册。

六、共和国成立之初

查理一世死后二个月内，王政废止，上院取消，行政权交于由下院选举产生的国务会议。克伦威尔为国务会议第一任主席，成员中的半数来自下院。一个“没有国王和上院”的一院制共和国诞生了。

但是，《人民公约》没有实现，选举权并未扩大，沉重的捐税有增无减，独立派上层和高级军官成了新的显贵，他们控制着国院，专横武断。冷酷的现实，激起了平等派新的斗争浪潮。一本平等派小册子尖锐地指出：“以前，下院没有上院的赞同，什么也不能通过，现在他们没有军官集闭的赞同，不敢通过什么东西。以前我们受一个国王、上院和下院的统治，现在我们受一位将军、军事法庭和下院的统治。请问，区别在哪里？”14

1649年2、3月间，李尔本发表《英格兰的新枷锁》，批评共和国的政治措施，谴责军官们的背叛行为，要求民主选举新的国会，坚持解散专断地选择而组成的国务会议，成立一个对国会负责的委员会来取代，它还要求实行1644年的《自抑法》，以免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成为集军政统治于一身的新的暴政发源地。

这是对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共和国的严重挑战。过去，克伦威尔对平等派较为谨慎；也曾同意采纳《人民公约》，但那是因为形势危急，为了安抚和争取他们来反对国王、王党和长老派，现在，这些已经过去了。“我告诉你们，阁下们，”克伦威尔对国务会议成员说，“对这些人，除了把他们粉碎，没有其他办法，你不制服他们，他们就要制服你……使国家的财富四散狼藉，使你们这么多年来孜孜以求，费心费力，苦心积虑所从事的工作全部落空。”15

l649年3月，克伦成尔逮捕李尔本等人。可是，要求释放的请愿书不断地呈递上来。传单在街头广泛流传，敦促人民和军队起来行动。于是，克伦威尔决定排除他的对手。4月，伦敦的部队佩戴着平等派标帜，抗议示威拒绝调防时，遭到了镇压，士兵洛基叶当众被枪杀。5月初，汤姆逊上尉领导士兵要求全而实行《人民公约》，声言要为阿诺德和洛基叶报仇，克伦威尔率军前往，在贝尔福德地方把起义队伍淹没在血泊中。

血洗平等派的第三天，5月19日，下院正式告示：英国从此后“将作为一个共和国和自由的国家……进行统治。”168月7日，长老派成员和伦敦市大商人、大金融家举行宴会，为克伦威尔庆功祝捷。克伦威尔的权势确立起来了。

七、对王权的渴求

镇压平等派后，克伦威尔倾其全力于征服爱尔兰、粉碎苏格兰王党分子的复辟阴谋。1651年5月，当查理二世乔装打扮败逃法国时，克伦威尔满载征战胜利的荣华凯旋归来。他受到了各方面的欢呼、赞誉和拥戴：收入每年增加了四千英镑；汉营敦宫被拨作别墅供他使用；国务会议的选举中他名列前茅；下院把他所赞同的政策措施作为首要愿望而予以考虑。他不再是某一派别的领袖，而是高耸于各派之上的英雄人物。

现在，他面临着必须放剑入鞘，如何进行政治统治的时候。随军牧师休·彼得告诉勒德卢说：“这个人物必将成为英格兰的国王，”17从1651年9月到1653年4月长期国会被驱散的一年半内，废弃共和政治，重建君主政体的意图，在他的两次谈话中流露出来。

第一次是1651年10月，一批军政领导人应克伦威尔之邀在议长家里聚会。克伦威尔向他们指出：“老国主死；他的儿子被击溃，现在是到了为国家取得一项解决的时候”。会上讨论的问题是；英国应成为怎样的国家？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与会者意见分岐，议员们倾向君主制，军方则反对个人独裁统治。

很显然，克伦威尔是为了摸清军政领导人的政治倾向而召开会议的。他在会上首先提出君主制和谁应即任王位的问题，并作了这样较为朦胧的表达：“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困难事情，但我确实认为，作为英格兰人和基督徒；为了人们的安全和保持他们的权利，在解决处理这个问题中赋以某种君主制的权力，这是非常有实效的。”18

第二次是1652年12月，他和具有保王倾向的国会领袖怀特洛克进行亲密交谈。谈话从同年秋军队和国会的矛盾引起政局的动荡开始。克伦威尔抨击议员们，说他们一心想独占所有的要位和利益，无视其他的权力，也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节制；他又指出，“非有某种完整无缺、至高无上的威权，不足以约束事态的发展和防止毁灭”。怀特洛克承认这一切，但他觉得难以找到一种制约他们的办法。这时，

“如果有人以国王为已任会怎样？”克伦威尔突然提出。

“这样的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怀特洛克嚅嚅地回答。

“你为什么这样想？”克伦威尔反问。怀特洛克指出，克伦威尔虽是总司令，但他无论在军队里还是政府里，无论是财政上或外交上，完全拥有国王的权力。因此，当总司令比之采用国王称号所招来的“嫉妒、危险和招摇浮夸”比较少，而掌握的权力却一点也不少。克伦威尔接着提到亨利七世的形象而指出，“在国王统治下的人们，比在任何其他政府统治下，行事要谨慎牢靠一些，”“国王的权力是那么伟大和崇高”，这个称号“可以约束他们的傲慢专横和放纵行为。”

对此，怀特洛克提醒他：要是这样，他和他的同僚将因君主制而与克伦威尔一起毁灭。最后，怀特洛克敞开思想建议：“需要的权宜之计，莫过于和王子达成一项私人协议”，这样，克伦威尔可以使他的同僚和部一感到“安稳万全”，可以为他和他的家族谋得“豪气大度”的名望，而且还可以凭惜掌握着的军权来达到“保障僧俗自由的非君主制”的效果。克伦威尔淡淡地回答说；“这样一步棋需得慎重考虑”。19

上述这次谈话的真实确切性如何？历来有所怀疑，但为大多数克伦威尔传记作家所采纳。总的看来，一个会议和一次密谈表明，一连串的军事胜利，使克伦威尔比他的同时代人有着无比优越的地位。他思量着废弃共和，盘算着把王冠戴在自己的头上。而怀特洛克的语。又使他意识到王权统治不合历史潮流。

八、驱散长期国会

当时英国社会的广大状况是，营养不良，困于忧患。失业工人流落街头，监狱里关押着由于偿不清田赋而被囚的人们，古老而野蛮的法制残余继续存在，为了供养军队；广大人民担负沉重的租税。

与这种景象成对比的是国会中的新旧显贵们。他们窃据要位，培植亲信，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特别是在没收、拍卖王室和僧俗贵族的土地事件中，为自我及其小集团利益而投他们的票。长期国会这个历史遗留越来越变成众矢之的，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军队。

克伦威尔对长期国会的“专制武断”深感不满，长期国会的统治也是他渴求王权的一个现实障碍，但他并不主张解散。1652年8月，以兰伯特为首的军官集团上书国会，要求制定国会新代表的选举法，这无异是要求解散现存国会，克伦威尔把它改为要求对未来的国会体制进行考虑，俾使“只有那些虔诚的，忠于共和国利益的人得以当选。”20国会接受了请愿书，可是拖延时间，迟不解决。

1653年1月，军队中的国会反对派领导人四出游说，进行鼓动；3月军官们决议封锁国会大门，斥逐议员，由于克伦威尔的调解，决议没有执行。

4月中，国会迫于形势，草拟了一份新的选举方案。据此，现任议员不进行改选，继续留任，并由他们复审确定新当选者的“合法性”。这是一项无限期持续现存国会的方案，它不能不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而克伦威尔却仍然谋求妥协。4月19日，国会决定讨论通过新方案的前夕。他召集双方领导人商谈。在针锋相对、僵持不下的局面下，他提出，一个折衰办法：由国会指派一个人数有限的委员会充任过渡性的政府机构，以便某种较好的体制得以完善地建立起来。与会者对此并未完全同意，只是一致决定将国会新方案暂且搁置，以待双方再行商议。可是第二天，国会中的多数成员并不接受他们头头和军方的私下商谈而自行其事，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那是1653年的4月20日上午，克伦威尔获悉国会在讨论通过新方案，他匆忙地在哈利逊伴同下，带着三百名武装随从冲进国会大厦。他先是静听议员们的发言，当议长把方案付诸表决时，他步入大厅中央，手挥帽子，脚跺着地怒气冲冲地说：

“你们在这里再待下去是不合时宜了，你们现在必须让位给比你们更合适的人……

“你们自称是国会！你们不是国会！我说你们不是国会！你们中的一些人是（他不点名的痛骂）酒鬼，淫棍，魔鬼，居心叵测，道德败坏……

“你们这些道德不正之人，玷污了基督的言行！你们怎么配组成为上帝选民的国会？！我说，滚吧！让我们把你们处理掉吧！以上帝的名义——滚！”

接着，他举起权标问：“我们怎么处理这玩艺儿？——拿开吧！”说着就把它递给一个枪卒兵。克伦威尔又瞧着议长对哈利逊说：“撵他下来！”哈利逊奉令把议长拉下座席。最后，克伦威尔来到秘书那里，夺过国会新方案，拿起钥匙扬长而去。21

当天下午，国务会议照常聚会，克伦威尔来到那里说；“如果你们作为私人在此聚会，我不来打扰你们；但如果这是一次国务会议，这里没有你们的位置。你们不可能不知道今天上午下院发生的事情。请注意，国会已经被解散了。”22

驱散长期国会，赶走国务会议，现在，除了他，总司令克伦威尔

九、小国会始末

长期国会被驱散，没有国王和上院的一院制共和政体倒塌了。建立怎样的体制来进行统治？最高权力应归于谁？还要不要国会？要怎样的国会？国会与个人掌权之间的关系该怎样？这是克伦威尔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他面前有四种可供采纳的选择，其一是“以国王为己任”。其二是以兰伯特为首的军官集团的主张：单独一人的统治和一个作为行政机构的委员会，此外是一个其成员经过认真甄别的国会；为了防止越轨，三者的权力由某种成文的东西予以规定。其三是第五君主国派的愿望，他们主张与过去的政治结构完全决裂，废除一切世俗意义上的政治统治；为此，必须组织一个提名简拔的“神圣徒众”会聚在一起的机构，这个机构将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为建立公正平等的“千年王国”铺平道路。他们在军队中的领袖是哈利逊少将。其四是平等派观点，其根本之点是，不以财产多寡的普选制为基础的国会最高权力。

这四种选择之中，平等派的政治理论，作为新旧显贵集团代表的克伦威尔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传统的“几百年来英国以此闻名”的“官职阶辈”，受到了平等派的“蔑视、鄙弃而被践踏殆尽，”“国家大好利益之所在而且是卓越的”“贵人、绅士、自由民”的社会等级区分，被平等派“企图拉平而趋于等同”，这种“使佃户和地主同样富足”23的实践是难以容忍的。至于“以国王为己任”，虽然他早已有志于此，而且过去战迹的显赫仍然萦绕着他，可是驱散长期国会一事却造成了他与共和思潮者之间的鸿沟。与此同时，因驱散长期国会而来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讯息正在流传：第一天

约翰·李尔本
开放分类： 人物、英国、思想家、历史、资产阶级革命

Lilburne，John
（约1614～1657）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平等派的领导人，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1638年因散发宣传清教的小册子被捕。长期议会召开后不久，被释放。内战开始后，李尔本参加议会军。1644年5月任陆军中校 。“新模范军”成立时 ，他因拒绝承认“庄严的同盟与圣约”被解职。以后从事写作。他主张：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属于人民；人人都享有天赋的权利。在政治上应消灭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在经济上取消垄断专卖权、什一税。同时实行宗教宽容、言论自由等。

1645年8月，李尔本因批评议会和军队领导人，再次被捕入狱。1647年8月获释 。随后，李尔本和他的同道者们拟订了平等派的纲领性文献《人民公约》。1649年因抨击共和国当权者，第三次被捕。数万人签名要求释放他。法庭不得不宣判他无罪。1652年1月，O.克伦威尔惧怕他的影响，把他驱逐出国。1653年4月回国后又遭监禁。1655年获释。1657年8月卒。著有《英国的天赋权利》、《人民公约》、《揭露英国的新枷锁》等。

好吧,我承认我是在敷衍.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平等派的领导人，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1638年因散发宣传清教的小册子被捕。长期议会召开后不久，被释放。内战开始后，李尔本参加议会军。1644年5月任陆军中校 。“新模范军”成立时 ，他因拒绝承认“庄严的同盟与圣约”被解职。以后从事写作。他主张：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属于人民；人人都享有天赋的权利。在政治上应消灭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在经济上取消垄断专卖权、什一税。同时实行宗教宽容、言论自由等。

1645年8月，李尔本因批评议会和军队领导人，再次被捕入狱。1647年8月获释 。随后，李尔本和他的同道者们拟订了平等派的纲领性文献《人民公约》。1649年因抨击共和国当权者，第三次被捕。数万人签名要求释放他。法庭不得不宣判他无罪。1652年1月，O.克伦威尔惧怕他的影响，把他驱逐出国。1653年4月回国后又遭监禁。1655年获释。1657年8月卒。著有《英国的天赋权利》、《人民公约》、《揭露英国的新枷锁》等。

查理一世上台后，很快就面临着棘手的财政危机，危机的原因是英国与西班牙、法国这两个天主教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宗教战争。而军费全都要国王自己掏腰包。因为当时的政府和王室合为一体，除了王室自己的开支外，国王还必须为王国一切事务买单。
那么，查理一世从哪里获得这些费用呢？
在欧洲，从中世纪开始的惯例就是“国王靠自己过活”。国王的主要收入来自王室领地收入、法庭罚金、城市交纳的税收等等。在英国，国王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税收。所以，查理一世想要获得战争经费，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加税收。
不幸的是，由于有《大宪章》和议会的制约，查理一世在收税这件事上是不能随心所欲的。
在1625年6月召开的议会上，议会没有批准查理一世因为与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事而征税的要求，而且还废除了国王可以终身征收关税的特权，宣布查理一世只可以征收一年的关税。年满之后每年必须经过议会表决同意，方可继续征收。
愤怒的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自行向商人征收新税，向乡绅强制性贷款，但是议会反对派暗中活动，领导民众的抗捐抗税。于是王权和民权之间的最激烈的较量，在英国历史中又一次开始上演。查理一世不幸成为这场较量中的的主角。
1628年，在对抗中处于下风的、财政枯竭的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
鉴于查理此前的作为，所以这次议会一召开，就递交给国王一份《权利请愿书》，表示：愿意为国王筹集军费，但是这必须以国王承认议会的传统权力为前提。
《权利请愿书》重申《大宪章》原则，要求国王不经法律审判不得关押臣民，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开征新税，任何人未被法庭判决有罪，国王不得剥夺他们的财产。
议会开出了35万英镑的价码，换取国王批准《权利请愿书》。债台高筑、急需用钱的查理一世接受了这份《权利请愿书》。
但是，到了第二年，国王可能觉得这个价码太低，他开始反悔了。国王和议会的冲突一下变得白热化，议会当即号召民众不要再向国王交税。查理一世觉得向议会这只铁公鸡要钱越来越困难，作为回应，他派传令兵强行解散议会。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口袋里没几个钱的查理不幸卷入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查理自己不明智地挑起来的，他因为宗教问题使自己和苏格兰陷入了一场宗教战争。
1639年，穷困潦倒的查理打不下去了，他被迫向苏格兰求和，双方暂时停战。不过，这并不符合我们这位高傲的国王的性格，以及他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他要继续打下去。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最终导致了他被砍了头。
1640年，完全靠强制手段搜刮钱财的查理走投无路了。
为了迫使苏格兰人服从自己的意志，他要继续打下去，但是这位倒霉的国王去哪里弄到足够的钱再启战端呢？走投无路的查理一世被迫饮鸩止渴，召开被解散11年的议会，讨论征税筹集军费的问题。
结果，议会刚一召开就要求国王取消近年来的暴政，否则议会拒绝讨论征税问题。查理让愤怒驾驭了自己的理智，他又一次解散了议会。这届议会被称为“短期议会”，因为它只存在了三个星期。
不过，危机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与苏格兰的战争继续进行。不名一文的查理再也掏不出钱来支撑这场战争，他的军队面临兵变，而不甘罢休的苏格兰人也在一边虎视眈眈地等着他支付战争赔偿。不幸的查理甚至借不到一个便士。
绝望的查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被迫宣布重新选举议会，在这一年的11月议会再一次召开了，这次议会存在了近20年，被称为“长期议会”，被后人视为革命开始的标志。
不过，这届议会并没有买查理的帐，议会召开后立即对查理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清算。议会首先迫使查理逮捕了他的得力助手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劳德大主教，然后又以叛国罪判处斯特拉福德伯爵死刑。
虽然查理一世作出了这么多让步，但是议会里面的一部分希望对王权作进一步限制，1641年11月，议会通过了这些议员提交的《大抗议书》。查理一世决心不再让步，他要用武力捍卫国王的尊严。
1642年1月，查理一世亲自出马，带着他的手下闯进下院，以叛国罪的罪名要抓捕与他对抗的5名反对派议员领袖。但议长针锋相对，慷慨陈词，说他只听从议会的指令，断然拒绝交出这5名议员。查理一世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地离开下院。议员们在议会会场高喊：“特权！”、“特权！”，以抗议查理一世的粗暴行为。查理一世发现他在首都已经失去了支持，就离开伦敦撤向北方。内战从此拉开了序幕。
当倒霉的、穷得连军饷都发不出来的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这个来自民间的枭雄，以及他的充满革命热情的军队打得落荒而逃之后，他的厄运还没有结束。受军队和民众影响的下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人民是一切公正权力的源泉，人民选举的代表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下院宣布或制定的任何法案都具有法律效力，所有人都不得违背，即使这些法案没有得到国王或上院批准。”从而架空了上院，为审判国王铺平了道路。
不过，克伦威尔先生和下院议长布雷德肖先生需要的并不是公正的审判，而是要尽快地砍下这个家伙的脑袋，否则他们的安全和利益就难以保障，况且，他们也需要砍下这颗脑袋以满足狂热和愤怒的民众对鲜血和杀戮的嗜求。但是，将国王付诸审判的动议在议会中却迟迟不能通过，等得不耐烦了的军队决定亲自出马，1648年12月6日，军队在一个鲁莽大胆的军官普莱德上校的率领下，将议会中的长老派议员驱逐出议会，普莱德先生就下一个小学教师惩罚迟到的学生一样，他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堵住议会的大门，宣布凡是名单上的长老派议员都不允许进去。这就是著名的“普莱德清洗”。
议会在经过军队对议会的清洗之后，这个“残缺议会”终于通过了审判国王的议案。随后形成了判决国王死刑的死刑执行书。
因此，查理一世的悲剧在于他过于专注国王的权力，以至于过分地侵犯了贵族和民众的权利，从而丧失了国王的宝座和自己的头颅。但是，这场悲剧英国人民也有责任，他们在这次革命中还没有发展出足够的政治智慧，以应对这千古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