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梭伦改革；向担任公职和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发放工资。（2分）
（2）《权利法案》；1832年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得以分享政治权利。（2分）
（3）民主共和政体；加强国家权力：实行联邦制；突出“分权与制衡”：国家权力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分；作用：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体现了一定的民主精神。（3分）
（4） 德国统一；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2分）

本书作为“中国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代表作品，问世几十年来一直常胜不衰，对于此书的看法也存在两极分化，莫衷一是。此书作为经典之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阅读，无论站在何种角度，这本书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应何敬之邀请，为台湾“战略顾问安全委员会”所作专题演讲的合集。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甚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要言不烦，论述精辟，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书中钱穆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恰恰是对当时先生写书的环境反映。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着实在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钱穆先生着力陈述制度须合于本国传统，须合于人事。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尤其值得我们加以学习、领会。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舞文弄墨，谈到解决一些中国问题时，张口必称与国际接轨方可解决。疏不知，他国的制度并不一定就适合我国国情，还不如运用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当然，传统文化中肯定是既有精华的，也有糟粕的。可是，不管是好是坏，事实上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糟粕固然应该摒弃，可这岂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也就是说，中国问题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解决法。当我们跳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历史，与中国百年近代史加以比较后发现，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读完此书，一方面受益匪浅，校正了自己的历史观;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疑惑，总觉得钱穆先生对元清两朝颇有微词，很是蔑视，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在对清朝的评述上面，虽然我也比较赞成钱穆先生的说法，即清代是部族政权取代了以往历代的士人政权。我们应当认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固然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于本族实行统治，所以部族政权对士人政权的证券就成了必然性;然而另一方面，被包围于汉人及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当中的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加以继承，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可能的统治。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也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其中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既然汉唐宋明各朝的政治之失都是情有可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被人理解的，那么论及到清朝怎么就完全不适用了?所以说先生在对满清的评述可能带有过多的私人感情色彩。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得人心得天下失人心失天下

要详细了解这个的话建议您去看看钱穆先生写的《中国历代的政治得失》

重新翻看了钱穆先生的《历代政治得失》，最后总结几个感受：

1，我们自秦汉、盛唐、大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当然钱穆这里主要谈社会治理制度，都是领先于世界几百年的。只是到了明中后期连续遇到多个奇葩的皇帝，逐渐葬送好局，西方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从蛮荒快速升腾到近现代文明。即便如此，清朝在逐步落后于世界的情况下，仍然有康乾盛世这样的近代高光，以及民国时代思想家们的回光返照。整个的两千年，对比西方列强，我们抵御周遭大环境侵袭的稳定性还是高的，统一性和连续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发展趋势是趋向平等自由博爱的。不可在政治上、人文上、社会上一棍子打死我们的“封建时代”。

2，在种种政治制度发展变革中，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直至今天仍然存在；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平民可以攀爬到宰相这个不错，不像西方是学而优则做教士做骑士做商人，我们的聪明人都读书然后想做官，做官的人多了、做起事情来也繁密化，这样表现在整个国家上就好像一个人身上脂肪太多太厚，变肥胖了，这就不是太好了，大量人才能量耗散在低效的繁冗的公文处理、人事算计乃至带着枷锁舞蹈于晃晃中日之中。这样的脂肪层之下的稳定繁荣势必给官家以外的社会阶层较大的负担，例如郎咸平团队统计计算的房价里面70-75%是支撑政府的地价和各种税费。制度创新是一方面，精兵简政的减肥瘦身更为直接迫切，希望能从灵活的胖子洪金宝变为勤奋刻苦精干的李小龙。

3，即便是在长治久安的盛世之下的知识分子家族，至多也只能维持三代。钱老如果所言非虚的话，那么我们目前可见像美国、日本、缅甸、韩国、俄罗斯（普京他爸爸好像是斯大林当年的高级厨子）、新加坡等国的政要，还基本都处在第二代的阶段，第二代们干的还都不错，但也渐渐接近其尾声，第三代恐怕就要大换血了。再反观社会上层也是处在第二代接班的阶段，后面将会面临第三代泯然众人矣的问题。第二代的时代，同龄人们可能会觉得阶层固化、跃升好难，但等传到第三代届时政治经济社会各阶层将会更加平等自由法治一些。

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钱穆先生说：我们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做参考。以二人的话做本文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