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孤立政策是大陆平衡政策的继续，主张法德势均力敌，互相牵制，自己不插手欧洲事务，这是英国的传统。

这与英国一贯遵循的“大陆原则”有关，英国不希望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强大，然后独霸欧洲，以此维护本国利益。

自恃殖民地众多，实力强，不屑于和别的国家结盟。但到后期，美德赶超老牌的“日不落帝国”，使英国不得不放弃“光荣孤立政策”，以保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

与自身实力有较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实物图个

英日同盟是1902年英国和日本为对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结成的军事同盟。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在美加合力反对下,英日同盟宣告废除。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重新瓜分世界的狂潮，在争夺殖民地的舞台上勾心斗角。英国也放弃“光荣孤立”政策，与日本在1902年缔结条约，成立英日同盟；1911年两国又续约10年。该同盟在维护英日帝国主义利益方面起过重要作用。1921年同盟到期，日本想继续保持，英国也认为还有此必要，但在华盛顿会议上这个同盟却被《四国条约》所埋葬。那么英日同盟又是如何解体的呢？
一、英国已风光不再
日本凭借在一战期间对华侵略的优势和在巴黎和会上获得的侵略权益，在中国的势力大大增强，逐渐向英国的势力范围华南和长江流域渗透，日本的商品也开始排挤英货，英日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另一方面，经过一战，英国从战前的债权国跌为对美欠款47亿美元的债务国，因此，在经济上对美国具有很大的依赖性；随着势力的衰微，英国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蓬勃发展，尤其是爱尔兰独立运动对英国打击最大。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美国乘机向英国照会说，美方对爱尔兰的独立是否予以承认，当视英日关系而定，实际上就是向英国施加压力，威逼英国放弃英日同盟。
鉴于这种情况，英国对是否再续约举棋不定，在1921年召开的帝国会议上，就是否续约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加拿大总督米汗、南非总理史末资等人主张不再续约，认为同盟的存在过于束缚大英帝国的手脚，又妨碍与美国关系的发展。
对此，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下院的一次演说中表示：“日本是英国的旧友，在20年的同盟中，双方甚有所益。当今英美关系极为和谐，我认为首先应该增强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其次也要维持同日本的亲善与合作。”于是，英国决定采取两全之策，即欲以英美日三国协定采取代英日同盟。但这个打算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搁浅。
二、美国欲独领风骚
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对华贸易独占鳌头，美国早想取而代之。日本在一战期间，乘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机，加快侵华步伐。1915年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7年又通过兰辛一石井协定，使美国承认其在华的特殊利益。1917－1918年间又通过“西原借款”，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日本在华的投资额也逐年上升。对此，美国越来越不能容忍。
一战之后，大发战争横财的美国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霸权，争夺世界领导权的野心也随之膨胀。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它要扫除所有的拦路虎；而当时的英日同盟正是美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最大威胁，正如美国海军部认为：“假如英日同盟继续存在，美国要维护其安全，就必须拥有一支相当于英日两国海军之和的海上部队，这就是说美国必须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参议员洛奇则更明确地指出：“英日同盟是我们与远东太平洋关系中最危险的一个因素。”
三、华盛顿会议召开
一战结束后，德国被击败，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国家退出了争夺殖民地的角逐；1921年续约十年的英日同盟到期。一直伺机铲除英日同盟的美国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向英国照会说，英日同盟缔结的目的是对付俄国、抗衡德国，现在既然俄德已无威胁可言，那么英日同盟也无继续存在之必要。
为了实现自己领导世界的野心，美国又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受邀各国都欣然同意，惟独日本惶惶不安。日本认为英日同盟对自己至关重要，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关系（1921年，日本派皇太子裕仁访英，以示亲善，并转达继续修盟之愿望）。但当得知盟友英国已同意参加华盛顿会议，日本害怕自己陷入外交孤立，无奈之下，决定出席会议。
在华盛顿会议上，经过一系番唇枪舌剑，1921年12月13日美英日法签订了《四国条约》；1922年2月6日又签定补充条约，主要内容为：缔约各国相互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如发生争端，则召开四国会议协商解决；一旦受到外部威胁，则四国协商采取行动；并商定，一俟缔约各国批准，英日同盟应立即终止。
对此，日本感到蒙受了极大的屈辱，日本代表曾私下讽刺英国代表说：“无论如何，你们给同盟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但日本也以英美承认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而聊以自慰。
英国则视《四国条约》为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认为条约既有利于维护英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又不失与日本修好。还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可谓一石三鸟。
《四国条约》签定的掌声成为英日同盟的丧钟，这样，英日同盟就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使命，化为历史的尘埃。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重新瓜分世界的狂潮，在争夺殖民地的舞台上勾心斗角。英国也放弃“光荣孤立”政策，与日本在1902年缔结条约，成立英日同盟；1911年两国又续约10年。该同盟在维护英日帝国主义利益方面起过重要作用。1921年同盟到期，日本想继续保持，英国也认为还有此必要，但在华盛顿会议上这个同盟却被《四国条约》所埋葬。那么英日同盟又是如何解体的呢？
一、英国已风光不再
日本凭借在一战期间对华侵略的优势和在巴黎和会上获得的侵略权益，在中国的势力大大增强，逐渐向英国的势力范围华南和长江流域渗透，日本的商品也开始排挤英货，英日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另一方面，经过一战，英国从战前的债权国跌为对美欠款47亿美元的债务国，因此，在经济上对美国具有很大的依赖性；随着势力的衰微，英国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蓬勃发展，尤其是爱尔兰独立运动对英国打击最大。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美国乘机向英国照会说，美方对爱尔兰的独立是否予以承认，当视英日关系而定，实际上就是向英国施加压力，威逼英国放弃英日同盟。
鉴于这种情况，英国对是否再续约举棋不定，在1921年召开的帝国会议上，就是否续约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加拿大总督米汗、南非总理史末资等人主张不再续约，认为同盟的存在过于束缚大英帝国的手脚，又妨碍与美国关系的发展。
对此，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下院的一次演说中表示：“日本是英国的旧友，在20年的同盟中，双方甚有所益。当今英美关系极为和谐，我认为首先应该增强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其次也要维持同日本的亲善与合作。”于是，英国决定采取两全之策，即欲以英美日三国协定采取代英日同盟。但这个打算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搁浅。
二、美国欲独领风骚
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对华贸易独占鳌头，美国早想取而代之。日本在一战期间，乘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机，加快侵华步伐。1915年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7年又通过兰辛一石井协定，使美国承认其在华的特殊利益。1917－1918年间又通过“西原借款”，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日本在华的投资额也逐年上升。对此，美国越来越不能容忍。
一战之后，大发战争横财的美国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霸权，争夺世界领导权的野心也随之膨胀。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它要扫除所有的拦路虎；而当时的英日同盟正是美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最大威胁，正如美国海军部认为：“假如英日同盟继续存在，美国要维护其安全，就必须拥有一支相当于英日两国海军之和的海上部队，这就是说美国必须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参议员洛奇则更明确地指出：“英日同盟是我们与远东太平洋关系中最危险的一个因素。”
三、华盛顿会议召开
一战结束后，德国被击败，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国家退出了争夺殖民地的角逐；1921年续约十年的英日同盟到期。一直伺机铲除英日同盟的美国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向英国照会说，英日同盟缔结的目的是对付俄国、抗衡德国，现在既然俄德已无威胁可言，那么英日同盟也无继续存在之必要。
为了实现自己领导世界的野心，美国又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受邀各国都欣然同意，惟独日本惶惶不安。日本认为英日同盟对自己至关重要，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关系（1921年，日本派皇太子裕仁访英，以示亲善，并转达继续修盟之愿望）。但当得知盟友英国已同意参加华盛顿会议，日本害怕自己陷入外交孤立，无奈之下，决定出席会议。
在华盛顿会议上，经过一系番唇枪舌剑，1921年12月13日美英日法签订了《四国条约》；1922年2月6日又签定补充条约，主要内容为：缔约各国相互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如发生争端，则召开四国会议协商解决；一旦受到外部威胁，则四国协商采取行动；并商定，一俟缔约各国批准，英日同盟应立即终止。
对此，日本感到蒙受了极大的屈辱，日本代表曾私下讽刺英国代表说：“无论如何，你们给同盟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但日本也以英美承认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而聊以自慰。
英国则视《四国条约》为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认为条约既有利于维护英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又不失与日本修好。还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可谓一石三鸟。
《四国条约》签定的掌声成为英日同盟的丧钟，这样，英日同盟就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使命，化为历史的尘埃。

英日同盟是1902年英国和日本为对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结成的军事同盟。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在美加合力反对下,英日同盟宣告废除。

政治上：中国政府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引发“府院之争”；“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拒，引发五四爱国运动。

经济上：大战期间，英、法、德等交战国对华商品输出大幅度下降，商品需求则有所增加，在一定幅度上缓解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市场压力；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拓展资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向其终极阶段，即帝国主义过渡时产生的广泛的不可调和矛盾、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基本上被列强瓜分完毕，新旧殖民主义矛盾激化、各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秩序划分不对等的背景下，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而爆发的一场世界级帝国主义战争。

战争过程主要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斗。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属同盟国阵营，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则属协约国阵营。

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大约有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丧生，2000万人受伤。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词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中国影响几个方面
1，五四运动
凡尔塞和约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做法成为中国五四运动的导火线。这场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迄今之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影响甚巨。（资料来源:http://www.xueshiboke.com/post/264.html ）
2，经济
列强无暇顾及中国，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一定发展
3共产革命
大战期间，俄国发生共产革命，使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此共产主义便开始在世界各国扩散，世界各地相继建立共产政党或政权，在中国也开始传播。

孙中山与1917年参战问题的争论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大战持续了4年多（1918年11月11日正式结束），有31个国家的15亿人口卷入，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4。交战双方动员的兵力达889个师，7400万人，其中约有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受伤，总费用高达3599亿美元，因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更是无法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各界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映，“奥塞宣战，不及旬日，而上海商业，已现恐慌。”

1917年就中国是否应该加入欧战的问题，国内展开了激烈地争论。人们把对德绝交、宣战并最终参战看成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孙中山以“中国存亡问题”来比拟中国参战问题。陈独秀说“此次对德外交问题，乃国家存亡问题，不可已寻常外交规之”，“此次对德外交，为国家存亡盛衰之唯一问题”。李大钊认为“中国今后生死之运命，实于是乎系之。”著名报人邵飘萍认为“中国究何所适从，此实关系中国之生死问题。”其他一些舆论也认为“此中国存亡之大机也”。

对这个关系中国生死的问题上，有众多不同的声音。各派都纷纷亮出了自己的主张，北洋系段祺瑞派及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而积极支持；大总统黎元洪先支持后反对，舆论有反对，也有支持。有人上徐世昌总统书中指出“如《国民公报》、《甲寅日刊》、《中华新报》、《公言报》等……颇赞成中国之起而抵抗。”

其中孙中山坚决不妥协的反对参战态度颇引人瞩目。要分析孙中山反对参战，还需要稍微回溯一下他与北洋军阀的关系史，才有助于理解1917年他坚决的反参战原因。

列宁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创立民国，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胜利后，面临国内外极其复杂的社会形势，孙中山为民国的巩固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社会丕变时期人心思定带来的改革阻力，以及帝国主义的干涉，使得资产阶级政权一开始就陷入重重危机之中，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

孙中山一直把列强的承认作为中华民国合法的标志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马上转道欧洲，寻求列强的承认。但是列强对中国民国始终不予承认，这给孙中山的压力非常大。1912年2月8日和10日，孙中山两次接见美国国务院特使邓尼，请求美国承认。与邓尼同来的特派记者姆科密克记载了这次会见：“美国的外交代表，以无庸置疑的明确性与无庸置疑的强调语气告诉孙中山，美国是决不会承认南京政府的，以迫使孙中山将此视为来自美国的具有摧毁力量的最后通牒；而这个共和国正是孙中山最希望获得帮助的国家，他毫无办法，于是转向了北京。”列强为什么不承认呢？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G.E.Morrison)一语道破：“告戒上海的共和领袖们，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逸仙去争取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他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外国的信任，革命党的领导人向莫保证，他们一定推戴袁为首届总统。”可见，帝国主义早已选好袁世凯作为他们在华的代言人。列强不但不承认，反而积极地进行武装干涉。日本在1911年10月上旬，12月上、中旬准备进行武力干涉，其他列强也曾暗中增派军舰。只是由于革命党严禁盲目排外，才没有授列强以口实。与此同时，同盟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表现之一体现在1912年1月14日、15日两天参议院对定都问题的表决上。本来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并举袁自代，辞职咨文所附三条件之一就是将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但是由于章太炎、宋教仁、李肇甫等人的反对，14日，临时参议院开会，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通过定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闻讯大怒，黄兴甚至有带兵去抓同盟会议员的话。由于孙、黄等人的反对，第二天参议院复议，“终于把十四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表现之二体现在同盟会大会上。1月15日，同盟会总部搬到南京，23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会员大会。据上海《天铎报》报道，“讨论今后改组政党问题，则会众意见显分左、右两派，……旋每省各选评议一员，并有以孙先生方综国政，不宜兼摄党事，举汪兆铭为总理之提议。胡汉民深诧会员之无识，起而众争，不得当，惟有太息退席。”可见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已是非常严重的了。国民党元老居正指出：“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搞好内部团结的问题上。以地区说，有胡汉民的广东集团，黄兴的湖南集团，苏浙的陈其美，湖北的孙振武、蒋翊武等。……起义军内部更复杂，黎元洪卖身投靠袁世凯，和革命党公开为敌。九镇徐绍桢和林述庆有摩擦，陈其美和陶成章互相敌对，真实不可胜记。”有人评论：“国民党已经名存实亡，属于这一党的议员分化为无数细小单位”。就连汪精卫这样号称孙中山忠实信徒的部下，也攻击孙中山有名利思想，贪恋权位。孙中山后来一再回忆辞职，说：“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的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让位。”“余于临时大总统任内，见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遂不惜辞职，非得已也。”在这种内外夹击下，作为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孙中山先生辞职，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但这也是孙中山所不愿意的。日本人矢次一夫回忆道：“孙文一定要打倒袁世凯，为此需要武器和资金，为了换两个师武器和二千万日元，孙同意把满洲租借给日本。”由于当时日本西园寺内阁反对作罢。袁世凯派唐绍仪北京政府很快跟日本签定了协议，“孙文只得在无可奈何地把总统的宝座让给了袁世凯。” 但即使在辞职的前一天晚上，孙中山先生也没放弃努力，还在积极争取日本的军事援助。有许多人不理解，包括一些同盟会的会员和海外华侨。如同盟会元老谭人凤认为“我国国民志气薄弱，辛亥之役， 于书生之见，南北议和，当事诸公（按：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黄兴辞南京留守职。）图搏功成身退之名，拱手推让，是实一大弱点，亦异曰历史上一大污点也。”马来亚华侨矿工钟明光很惋惜地说“革命不彻底，大错铸成。”这实际上是对孙中山的极大地误解。孙中山承认“旅居五洲同志……因推举袁君为第二临时总统，纷接来电相争，其词颇多误会。”

袁世凯上台，以及以后的各届北京政府，都是军阀武夫乱政，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共和。北洋领袖段祺瑞“为专制武人，不解民治为何物。”内心里孙中山对北洋军阀极其厌恶，并一直寻找机会推翻北洋政府，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实行他的三民主义。例证之一就是在全国讨论对德宣战问题的时候，孙中山甚至想借助于德国的力量推翻段祺瑞政府。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15日与犬养毅介绍的在美日本记者、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进行了谈话。谈话中，孙中山说：“如果日本借给我们数百万美元，送来几船武器”，我们将轻易地打倒北京政府。可见，孙中山内心里对北洋政府始终是不妥协的。

因此，当1917年中国参战问题一经提出，孙中山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段祺瑞参战的目的并不是象某些人宣传的那样要乘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争取免除部分债务并获得国外援助、发展中国实业。恰恰相反，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是得到世界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在这个幌子下面，段氏可以肆无忌惮地借参战实行其统一计划。对此，孙中山很清楚，当然也就决对不会支持参战了。3月9日，他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两院否决参战议案。电文中，他深刻地指出“一国之地位能否上进，须视自力”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可以一跃成为头号强国，外交从此顺利”，那纯粹是一厢情愿，是大大的幻想。同日，他又致电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申述中国不能参战的理由，为中国计，为英国计，请英国不要拉中国参战。12日，他又致电段祺瑞，反对中国参战，并指出英、美可能借监督之名来控制中国财政。5月16日他又致电北京民友社、政学会、政余俱乐部并参、众两院，重申反对中国参战的理由。5月中旬他还派廖仲恺赴北京运动议员反对参战。

国民党内部意见是不统一的。孙中山坚决反对参战，章太炎、谭人凤、廖仲恺、马君武以及朱执信等追随孙中山，也反对中国参战。章太炎说，当参战问题一经提出，他即与谭人凤最早联名通电，反对参战，以后谭、章二人又多次联名发出通电全国，反对参战。但益友社、政学会的张继、吴景濂、谷锺秀等，以及汪精卫、胡汉民、王宠惠等主张参战。汪精卫认为中国“为维持一己之尊严起见，已当极力抵抗。”胡汉民认为“至今中国均处被动之地位，目下正系自动之时机也。”王宠惠认为如果中国目前维持中立，日后“必致自受种种之责备。……故目下应毅然出之，与德国正式宣战也。”另外一些没有明确表态，但倾向与支持参战，如蔡元培等。孙中山在1917年11月20日致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电报中指出：“段氏自受我国民出兵征讨以来，势穷力蹙，事实昭然，出兵欧洲，非其所能，或者假托名义，向贵国诈取军械巨款，用以压迫护法之国民。”邵元冲说“国务总理段祺瑞乃利用此问题与日本结托，要求日本济以饷械，以助成其参战军之编练，以达其武力统一之计划。” 谭人凤说“当局亦非不知其害，但以自保权势，排斥异己为念，故欲借宣战以为藏身之固，藉戒严以缄国民之口耳。”马君武说：“今德美失和，竟有人乘机攫取政权。”孙中山周围的其他人，如西南军阀、官僚等从自身利益考虑，也都不同意参战。岑春煊说段祺瑞“自其得政以后，专任佥壬，排斥异己，且迷信武力，欲以此成统一之业。”可见，孙中山等人对段祺瑞北京政府的参战用意认识还是很清楚的。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更坚定了孙中山反对参战、决心恢复民国的信心。他认为俄国的革命是“革俄皇之命”，这与他成功领导的辛亥革命相同，都属于共和革命性质。他甚至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完全是受中国辛亥革命影响才发生的。他说：我国“共和成立六年，其成绩似殊无足观，然其影响于世界为力之伟大，则真令人不可思议！……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和，全由中国之影响也。俄罗斯之顽固腐败，欧洲文化不能改易之，国人志士，掷无数头颅而不能改易。因中国确立共和之故，举数十朝之帝政，仅以三数日之变动而推翻之，且毫无阻力焉，中国为之也。”此外，俄国革命爆发，意味着他所担心的英、俄同盟的破产，中国也将避免成为“印度第二”的命运。这对孙中山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心理上的支持。

不仅反对参战，孙中山还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为借口，要讨伐北京政府。章太炎回忆：“孙公初以失位觖望，闻中央有变（按：指 “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辄喜。”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一些内心想法。

但是，正如辛亥后被迫辞职，孙中山在广州毫无实力。以至于军阀莫荣新竟然大放厥词“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只靠个人威望及军阀之间的矛盾来反对参战终究不免于失败。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宣战。9月18日，军政府向广州非常国会咨询外交方针，希望“恢复中立关系，抑应暂行容认现在之交战状态。”但是，来自北京国会的议员还是通过了宣战议案，承认交战状态。即使如此，孙中山仍然反对段祺瑞的参战政策。并积极筹款，开展护法运动。

孙中山毕生致力与民主共和的建设，这也是他一切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参战问题上，他更多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反对北京政府参战，并强烈谴责日、英等陷中国于战争漩涡的做法。虽然他反对参战是政治斗争，或者可以说是权利之争，但在当时，孙中山要维护共和制度，维护约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而与段祺瑞不可同日而语。从根本上讲，孙中山是为了中国的富强与发展。

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日,美两国均加紧控制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北洋军阀混战加剧,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国政局极度混乱.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思潮主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觉爆发.

孙中山与1917年参战问题的争论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大战持续了4年多（1918年11月11日正式结束），有31个国家的15亿人口卷入，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4。交战双方动员的兵力达889个师，7400万人，其中约有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受伤，总费用高达3599亿美元，因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更是无法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各界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映，“奥塞宣战，不及旬日，而上海商业，已现恐慌。”

1917年就中国是否应该加入欧战的问题，国内展开了激烈地争论。人们把对德绝交、宣战并最终参战看成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孙中山以“中国存亡问题”来比拟中国参战问题。陈独秀说“此次对德外交问题，乃国家存亡问题，不可已寻常外交规之”，“此次对德外交，为国家存亡盛衰之唯一问题”。李大钊认为“中国今后生死之运命，实于是乎系之。”著名报人邵飘萍认为“中国究何所适从，此实关系中国之生死问题。”其他一些舆论也认为“此中国存亡之大机也”。

对这个关系中国生死的问题上，有众多不同的声音。各派都纷纷亮出了自己的主张，北洋系段祺瑞派及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而积极支持；大总统黎元洪先支持后反对，舆论有反对，也有支持。有人上徐世昌总统书中指出“如《国民公报》、《甲寅日刊》、《中华新报》、《公言报》等……颇赞成中国之起而抵抗。”

其中孙中山坚决不妥协的反对参战态度颇引人瞩目。要分析孙中山反对参战，还需要稍微回溯一下他与北洋军阀的关系史，才有助于理解1917年他坚决的反参战原因。

列宁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创立民国，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胜利后，面临国内外极其复杂的社会形势，孙中山为民国的巩固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社会丕变时期人心思定带来的改革阻力，以及帝国主义的干涉，使得资产阶级政权一开始就陷入重重危机之中，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

孙中山一直把列强的承认作为中华民国合法的标志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马上转道欧洲，寻求列强的承认。但是列强对中国民国始终不予承认，这给孙中山的压力非常大。1912年2月8日和10日，孙中山两次接见美国国务院特使邓尼，请求美国承认。与邓尼同来的特派记者姆科密克记载了这次会见：“美国的外交代表，以无庸置疑的明确性与无庸置疑的强调语气告诉孙中山，美国是决不会承认南京政府的，以迫使孙中山将此视为来自美国的具有摧毁力量的最后通牒；而这个共和国正是孙中山最希望获得帮助的国家，他毫无办法，于是转向了北京。”列强为什么不承认呢？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G.E.Morrison)一语道破：“告戒上海的共和领袖们，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逸仙去争取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他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外国的信任，革命党的领导人向莫保证，他们一定推戴袁为首届总统。”可见，帝国主义早已选好袁世凯作为他们在华的代言人。列强不但不承认，反而积极地进行武装干涉。日本在1911年10月上旬，12月上、中旬准备进行武力干涉，其他列强也曾暗中增派军舰。只是由于革命党严禁盲目排外，才没有授列强以口实。与此同时，同盟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表现之一体现在1912年1月14日、15日两天参议院对定都问题的表决上。本来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并举袁自代，辞职咨文所附三条件之一就是将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但是由于章太炎、宋教仁、李肇甫等人的反对，14日，临时参议院开会，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通过定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闻讯大怒，黄兴甚至有带兵去抓同盟会议员的话。由于孙、黄等人的反对，第二天参议院复议，“终于把十四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表现之二体现在同盟会大会上。1月15日，同盟会总部搬到南京，23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会员大会。据上海《天铎报》报道，“讨论今后改组政党问题，则会众意见显分左、右两派，……旋每省各选评议一员，并有以孙先生方综国政，不宜兼摄党事，举汪兆铭为总理之提议。胡汉民深诧会员之无识，起而众争，不得当，惟有太息退席。”可见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已是非常严重的了。国民党元老居正指出：“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搞好内部团结的问题上。以地区说，有胡汉民的广东集团，黄兴的湖南集团，苏浙的陈其美，湖北的孙振武、蒋翊武等。……起义军内部更复杂，黎元洪卖身投靠袁世凯，和革命党公开为敌。九镇徐绍桢和林述庆有摩擦，陈其美和陶成章互相敌对，真实不可胜记。”有人评论：“国民党已经名存实亡，属于这一党的议员分化为无数细小单位”。就连汪精卫这样号称孙中山忠实信徒的部下，也攻击孙中山有名利思想，贪恋权位。孙中山后来一再回忆辞职，说：“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的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让位。”“余于临时大总统任内，见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遂不惜辞职，非得已也。”在这种内外夹击下，作为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孙中山先生辞职，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但这也是孙中山所不愿意的。日本人矢次一夫回忆道：“孙文一定要打倒袁世凯，为此需要武器和资金，为了换两个师武器和二千万日元，孙同意把满洲租借给日本。”由于当时日本西园寺内阁反对作罢。袁世凯派唐绍仪北京政府很快跟日本签定了协议，“孙文只得在无可奈何地把总统的宝座让给了袁世凯。” 但即使在辞职的前一天晚上，孙中山先生也没放弃努力，还在积极争取日本的军事援助。有许多人不理解，包括一些同盟会的会员和海外华侨。如同盟会元老谭人凤认为“我国国民志气薄弱，辛亥之役， 于书生之见，南北议和，当事诸公（按：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黄兴辞南京留守职。）图搏功成身退之名，拱手推让，是实一大弱点，亦异曰历史上一大污点也。”马来亚华侨矿工钟明光很惋惜地说“革命不彻底，大错铸成。”这实际上是对孙中山的极大地误解。孙中山承认“旅居五洲同志……因推举袁君为第二临时总统，纷接来电相争，其词颇多误会。”

袁世凯上台，以及以后的各届北京政府，都是军阀武夫乱政，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共和。北洋领袖段祺瑞“为专制武人，不解民治为何物。”内心里孙中山对北洋军阀极其厌恶，并一直寻找机会推翻北洋政府，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实行他的三民主义。例证之一就是在全国讨论对德宣战问题的时候，孙中山甚至想借助于德国的力量推翻段祺瑞政府。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15日与犬养毅介绍的在美日本记者、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进行了谈话。谈话中，孙中山说：“如果日本借给我们数百万美元，送来几船武器”，我们将轻易地打倒北京政府。可见，孙中山内心里对北洋政府始终是不妥协的。

因此，当1917年中国参战问题一经提出，孙中山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段祺瑞参战的目的并不是象某些人宣传的那样要乘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争取免除部分债务并获得国外援助、发展中国实业。恰恰相反，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是得到世界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在这个幌子下面，段氏可以肆无忌惮地借参战实行其统一计划。对此，孙中山很清楚，当然也就决对不会支持参战了。3月9日，他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两院否决参战议案。电文中，他深刻地指出“一国之地位能否上进，须视自力”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可以一跃成为头号强国，外交从此顺利”，那纯粹是一厢情愿，是大大的幻想。同日，他又致电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申述中国不能参战的理由，为中国计，为英国计，请英国不要拉中国参战。12日，他又致电段祺瑞，反对中国参战，并指出英、美可能借监督之名来控制中国财政。5月16日他又致电北京民友社、政学会、政余俱乐部并参、众两院，重申反对中国参战的理由。5月中旬他还派廖仲恺赴北京运动议员反对参战。

国民党内部意见是不统一的。孙中山坚决反对参战，章太炎、谭人凤、廖仲恺、马君武以及朱执信等追随孙中山，也反对中国参战。章太炎说，当参战问题一经提出，他即与谭人凤最早联名通电，反对参战，以后谭、章二人又多次联名发出通电全国，反对参战。但益友社、政学会的张继、吴景濂、谷锺秀等，以及汪精卫、胡汉民、王宠惠等主张参战。汪精卫认为中国“为维持一己之尊严起见，已当极力抵抗。”胡汉民认为“至今中国均处被动之地位，目下正系自动之时机也。”王宠惠认为如果中国目前维持中立，日后“必致自受种种之责备。……故目下应毅然出之，与德国正式宣战也。”另外一些没有明确表态，但倾向与支持参战，如蔡元培等。孙中山在1917年11月20日致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电报中指出：“段氏自受我国民出兵征讨以来，势穷力蹙，事实昭然，出兵欧洲，非其所能，或者假托名义，向贵国诈取军械巨款，用以压迫护法之国民。”邵元冲说“国务总理段祺瑞乃利用此问题与日本结托，要求日本济以饷械，以助成其参战军之编练，以达其武力统一之计划。” 谭人凤说“当局亦非不知其害，但以自保权势，排斥异己为念，故欲借宣战以为藏身之固，藉戒严以缄国民之口耳。”马君武说：“今德美失和，竟有人乘机攫取政权。”孙中山周围的其他人，如西南军阀、官僚等从自身利益考虑，也都不同意参战。岑春煊说段祺瑞“自其得政以后，专任佥壬，排斥异己，且迷信武力，欲以此成统一之业。”可见，孙中山等人对段祺瑞北京政府的参战用意认识还是很清楚的。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更坚定了孙中山反对参战、决心恢复民国的信心。他认为俄国的革命是“革俄皇之命”，这与他成功领导的辛亥革命相同，都属于共和革命性质。他甚至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完全是受中国辛亥革命影响才发生的。他说：我国“共和成立六年，其成绩似殊无足观，然其影响于世界为力之伟大，则真令人不可思议！……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和，全由中国之影响也。俄罗斯之顽固腐败，欧洲文化不能改易之，国人志士，掷无数头颅而不能改易。因中国确立共和之故，举数十朝之帝政，仅以三数日之变动而推翻之，且毫无阻力焉，中国为之也。”此外，俄国革命爆发，意味着他所担心的英、俄同盟的破产，中国也将避免成为“印度第二”的命运。这对孙中山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心理上的支持。

不仅反对参战，孙中山还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为借口，要讨伐北京政府。章太炎回忆：“孙公初以失位觖望，闻中央有变（按：指 “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辄喜。”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一些内心想法。

但是，正如辛亥后被迫辞职，孙中山在广州毫无实力。以至于军阀莫荣新竟然大放厥词“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只靠个人威望及军阀之间的矛盾来反对参战终究不免于失败。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宣战。9月18日，军政府向广州非常国会咨询外交方针，希望“恢复中立关系，抑应暂行容认现在之交战状态。”但是，来自北京国会的议员还是通过了宣战议案，承认交战状态。即使如此，孙中山仍然反对段祺瑞的参战政策。并积极筹款，开展护法运动。

孙中山毕生致力与民主共和的建设，这也是他一切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参战问题上，他更多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反对北京政府参战，并强烈谴责日、英等陷中国于战争漩涡的做法。虽然他反对参战是政治斗争，或者可以说是权利之争，但在当时，孙中山要维护共和制度，维护约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而与段祺瑞不可同日而语。从根本上讲，孙中山是为了中国的富强与发展。

经济上，帝国主义放松了经济侵略，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产业工人规模扩大；政治上，北洋军阀开始内斗，为大革命的进军提供良好条件；思想上，一战爆发和十月革命使得知识分子反思资本主义，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

（1）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日、美两国加紧控制中国
（3）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北洋军阀混战加剧，中国政局极度混乱；
（4）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思潮主流

1.十月革命后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2.一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3.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