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朝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并且规定他的继承人为秦二世，往后三世、四世......乃至万世，希望自己子子孙孙无穷匮矣，秦帝国万世不朽，永远能够统治下去。但是可叹的是秦二世而亡，才统治了十几年，这个往日无比强盛的帝国就走向了毁灭。自此以后，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国祚很少有能超过300年的。汉朝虽然统治了405年，但中间也经历了王莽之乱的分水岭。其余像国力强大唐朝，国祚289年，经济繁荣的宋朝320年，明朝276年，清朝267年。虽然历朝历代建国初期的统治者都曾想方设法用尽心血力图使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家天下”万世不朽，但是无一例外都逃脱不掉两三百年一次的改朝换代的命运。这是问什么呢？

原因很多，也很复杂。笔者认为，改朝换代是必然因素导致的偶然结果。什么意思呢？可以这样来理解：比如说300年经历一次改朝换代，那么300年这个数字，可以看成是偶然的。但是唐、宋、明、清这么多朝代，更迭的时间都是300年，也就是说300年这个数字成了一个周期，一个改朝换代的周期。这样一来，“300年”这个偶然数字的产生，就肯定有它产生的必然原因了。笔者认为，有两大必然原因主导着“300年”这一周期——“土地兼并”和“气候变化”。

1、怎样理解中央集权

今天先来说第一个，也就是“土地兼并”。

自秦朝大一统以来，“封建制度”伴随着中国的王朝兴衰两千余年。这是一段漫长的时光，漫长到足矣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封建制度下的帝国，或者说君主，两千多年来都在不断重复循环地做着一件事——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这四个字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可以用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的一句话来解释这四个字，那就是：“中央政府能够直接向每个农民征税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最为鲜明的代表，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秦始皇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力，编制了一套精心设计出来的精确到以“每个人”为单位的统治网络。他以超大的工作量和超精细的工作流程，以郡县为基础，设立四通八达“铁路”一般的交通枢纽，把每家每户，每一个秦国公民都归入进帝国的层级编制，记录档案。这样一来，帝国的每一个生产单位（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他们的生产量，他们应该缴纳的税，都完完全全在帝国的掌控之下。地方很少出现私吞土地的豪强，很少出现土地粮食产量的虚报、很少税务的作假、也很少出现各种生产量的隐瞒。总而言之就是，帝国的权力能够以高度集中的方式渗透到帝国统治的各个角落，帝国能够享有整个国家的所有资源。

这样的“中央集权”统治有好处吗？当然有。首先，这样一套制度不但会保证国家的税收稳定而且源源不断，而且如果统治者只要不是也别残暴，就足以保证最底层的纳税者，比如最辛苦的农民，不会有过于繁重的负担。因为帝国的税收百分比是一定的，除了向帝国纳税以外再无任何地方的苛捐杂税（明朝国家对农民的税收很低，农民总体税收很重的主要原因是地方官巧立名目的各种额外税），肯定会保障农民的基础生活，只要不出现大规模天灾农民们基本上可以获得温饱。仅此两点，就足以说明如果“中央集权”能够达到这种理想化的话，那么王朝千世万世绝对有可能实现。

但是，已经很接近这种“中央集权”的秦朝，为什么只统治了十几年就灭亡了呢？原因很简单，这种高度的集权，让秦朝统治者的欲望膨胀到没有止境，统治者残暴异常，国家强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赋税已经足够把他们压垮了。当老百姓连最基础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时，他们能做的只有造反。

于是，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充分地理解了这一点，他们往往不会向老百姓索取太过繁重的赋税，而是采取一种温和的统治态度，即所谓的“仁政”。几百年以后，这种以仁政为核心统治理念的社会体制不断得到推广，帝国运转的方式越来越趋于成熟。

2、怎样理解土地兼并

后世的大部分皇帝既没有秦始皇的精明手段，又没有他的统治精力，这样的话，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发展，在皇帝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而且臣子们又不断中饱私囊的情况下，那么原先的“中央政府能够直接向每个农民征税”这样一个本来应该存在的现实，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这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

怎样给土地兼并下一个定义呢？国家的土地是一定的，一定时期内国家的人口（生产力）也是一定的。国家通过丈量土地核实用于耕田的土地数量，通过人口普查户籍定制核实纳税人数。这样一来，国家每年从土地上收取的赋税也应该是一定的。当土地兼并开始的时候，这一套本来该是铁一般刚硬的制度很快就会发生质的变化。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土地产权逐渐向少数人手中转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主阶级。地主们通过暴力侵占自耕农的农田，使这些原本自给自足的并且依法纳税的自耕农失去土地，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这些地主，变成佃农。成为佃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佃农所耕种生产的每一粒粮食全归地主所有，而地主只会给他们仅够维持生存的口粮，维持他们生存的目的也是使他们能够继续替地主打工种田。这样一来，我们的封建政府再也无法从这些原本勤劳耕作按时纳税的自耕农身上获取一毛钱的税了。他们由为封建帝国服务的公民变成地方豪强地主阶级的私人仆役。每当一个自耕农成了佃农，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对这个地方的实际税收减少一分。税收每减少一分，就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降低了一分。所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名存实亡，“小农经济”变相成了类似于西方种植园主那样的“庄园经济”。这就是土地兼并。

如果我们再理想化的假设一下，这些地主如果能按照国家的标准进行纳税，也就是说国家有足够的条件控制他们，牢牢掌握国家的资源，让那些佃农生产的资源合理地流向中央政府，那么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实和理想有着不可逆转的巨大差别。地方中那些侵占民田的豪强地主，他们有充足的利益和理由，与官绅勾结，蒙骗中央政府，虚瞒他们拥有的民田数量，谎报民间户籍，等于说把一部分国家的资源据为己有。他们自身的势力得到了扩张，那么就意味着中央的权力在不断得到削弱。土地兼并的越严重，中央的控制权就越弱小。当这种兼并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中央的权力彻底离心，中央政府的生存已经达到了要完全来依赖这些地主豪强的支持。那么这个时候，已经离亡国不远了。

3、300年，成为土地兼并周期的最大承载量

土地兼并导致国家用来征税的农田越来越少，征税的农田少了意味着国家的税收减少。国家的税收减少意味着财政费用入不敷出，供养不起军队，导致军队战斗力削弱。这样一来，一旦爆发战事，国家就会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国家不能镇压叛乱，那么这种动乱就会越来越大，大到政府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去提供解决的方案了。而那些拥有国家大部分土地，拿着大部分税收的地主豪强呢？他们只能算是投机者。他们拥有社会上的大部分资源，有能力也有义务去替国家分忧。但是他们往往会采取观望的态度。有利可图时，他们也许会帮助这个国家一把。如果他们觉得投资给国家可能不会有太好的受益时，那他们就完完全全成了守财奴，坐视这个国家的存亡了。而对于那些失去土地的反叛者来说，他们期待着一场毁灭性的大动乱，期待着乱世过后的重新洗牌。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每一朝每一代从建立伊始到灭亡之秋，都在重复着一个相同的过程，那就是—：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发展到极限——天下大乱重新洗牌——建立新朝再一次土地重新分配——的这样一个过程。整个王朝史，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地主的争夺土地人口的斗争史。这样的历史一代又一代不断重演，刚好形成了30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受中国的土地数量和人口数量的影响（当然也有生产技术的影响），300年，即是土地兼并从开始到发展致极限的最大承受时间。

昨天我们探讨了中国的封建王朝大多数都逃不掉两三百年一次改朝换代的命运的一个必然原因——土地兼并，并且总结出了——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发展到极限——天下大乱重新洗牌——建立新朝再一次土地重新分配——的这样一个以300年为极限的朝代更替周期。今天我们继续再来探讨另一个必然因素——气候变化。

1、什么是小冰河时期

在进入主题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必要先解释一下。昨天有网友留言，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土地兼并从开始到极限的周期是300年，而不能是500年、800年或者其他更长的时间？怎么证明这个周期是300年？笔者认为，300年这个周期不需要证明，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唐、宋、明、清都是差不多300年而亡（由于清朝灭亡具有极其特别的性质可以不予讨论），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找出为什么周期是300年的原因，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不是500年或者800年的更长时间。能解释这个问题的就是下面笔者要和大家探讨的必然因素之气候变化因素。

现在网上关于明朝的灭亡有一个十分新颖而且鲜明的观点，那就是“明朝末年赶上了小冰河期”（关于这一历史现象笔者会在下文有重点讨论）。什么是“小冰河期”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农作物大幅减产，社会剧烈动荡，人口大幅锐减（历史上的小冰河期这些现象无一例外地发生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相关资料）的一个过程。但是“小冰河期”就像季节轮回一样，不是发生以后就会持续到底的，而是具有周期性的。

据欧洲的近些年气象专家的研究，欧洲小冰河期始于13世纪，在17世纪达到巅峰，并最终在大约200年前减缓了活动趋势。在它的巅峰时期，北欧一带饥荒肆虐。有人认为挪威和瑞典有一半的人口在饥荒中丧生。与此同时，全球各地冰雪蔓延，埃塞俄比亚的部分地区白雪皑皑，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传统农业国家的中国的农作物大幅减产，常年平静的苏必利尔湖湖面开始结冰。

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教授撰写的中国气象史的资料中，明确记载了中国历史上几次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时期确实和中国历史上四次小冰河期有密切关系——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是第三次小冰河期，明未清初是第四次小冰河期。当时气温剧降，造成北方干旱，粮食大幅减产。中国的很多历史学家根据竺可桢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明确指出，由于气候寒冷导致的粮食作物大幅减产，造成了长达几十年的社会剧烈动荡和灾荒与战乱，长期的饥荒导致战乱无限制地扩大，战乱又使得尸横遍野，尸体得不到处理，从而衍生出大规模的疾病瘟疫，总总因素交织着，使得人口数量大幅锐减，人民的怨恨无处发泄于是全体把矛头指向政府，从而改朝换代，秩序重组，重新洗牌。

2、气候变冷导致的全国性灾荒，才是撼动王朝政权的核心力量

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还认为，明朝末年从美洲引进过来的抗旱高产作物土豆、玉米和红薯，大大挽救了由于粮食减产而处于饥荒边缘的中国农民的性命。要是没有这些外来粮食作物传入中国的话，明朝会因为大饥荒而导致的灭亡的时间将会提前十几年，甚至在崇祯元年（1628年）明朝就该灭亡了。明末中国土地上的人口有一亿二千万，到清朝入关建立新朝之后只剩下五千多万，而此时中国的小冰河期还远远没有过去。这期间之所以能过渡到“康乾盛世”，正是依赖着玉米、土豆这些外来的农作物。而康乾盛世之所以能形成的原因，正是小冰河期在康熙朝中叶结束，中国大地开始回暖，原本中国传统的粮食作物开始大幅增产。

据《汉南续郡志》记载：从崇祯元年开始仅陕西地区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灾荒十年间不曾中断。如果在加上其他地区足以让任何神魔都恐怖的人间地狱，这对于生产力及其低下的且自古就是以农立国的王朝简直是连根拨起，其破坏程度甚至高于当代核战争。

在小冰河期泛滥的那个年代，崇祯说的一点也没有错。“事事皆亡国之象”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那个时候的灾荒和动乱非人力所能挽回的特点。明朝的小冰河期是在1580年开始的，在这之后气温骤然下降，整个降温过程十分明显，而且气温最低的阶段就是明朝末期的那段日子——1600年至1644年。这段时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万年以来的次低点，在百万年也是最低的6、7个极度寒冷的时期之一。可以说是自从人类步入文明时期以来，最寒冷的时期。那个时候，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奇寒无比，不光黄河以北，连上海、苏浙、福建、广东等地都狂降暴雪，这些奇异无常的现象在明末清初的史料《阅世编》、《庸闲斋笔记》、《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中都提到了。先不说崇祯有没有治国之才，单说这种种的不可抗拒的毁灭性自然因素，是他和他的帝国所能拯救过来的吗？

3、中国气候的冷暖更替300年一次，正好与王朝寿命吻合

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些关于数据的分析情况。由于中国历史的时间跨度太过漫长，太早的年代受技术的影响很难有明确的气温变化的详实记录。有专家统计过自公元850年（唐宣宗时期）到公元1900年清朝灭亡前夕这一千多年间的气温变化情况：冷期长539年，暖期长511年。如果按照冷暖时期交替循环的原则来细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8个温暖期，8个寒冷期，即16个气候期。在这8个寒冷期当中一共爆发了7次国家性的大动乱和大剧变，除了元朝是在温暖期（1368年，此时距离上一次小冰河期过去了8年）灭亡的之外，其余几朝无一例外是在寒冷期灭亡的。如果把这段时间内大大小小那些没有引起政权更迭的农民暴乱都算上的话，可以统计出有86%的暴乱发生在寒冷期的低谷。冷暖期变化和国家动乱频率变化的高度吻合已经不能单单用巧合来解释了。

大家可能会说，宋朝并不是亡于农民暴乱啊，宋朝是被外敌入侵所灭的啊。不错，北宋和南宋分别亡于金人和蒙元的游牧民族。但是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战争活动最为频繁的几个时间段，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中国北方小冰河时期达到最高峰的时间结点左右。汉朝中叶的匈奴如此，五胡乱华如此，金人南下更是如此。这些游牧民族所谓的对中原人民的屡屡南下侵犯，其实总结一下无非就是不断掳掠、抢夺。抢夺中原的粮食资源，物产资源以维持生存。相比中原的农耕民族，那些游牧民族更加是靠天吃饭。中原就算灾荒，粮食也必定有囤积。但是游牧民族牧马放羊，一旦遇到小冰河时期，极度严寒下草原寸草不生，牛羊大量死亡，他们就会马上面临食物的断层。这样一来，他们除了南下劫掠，还能怎么样？所以每一周期气候开始转冷的时候，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爆发战争的时候。

说道这里，大家应该不难看出来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王朝大体上都是两三百年一次改朝换代了。因为每过两三百年，中国都要经历一次小冰河时期，也就是极度严寒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落为佃农，他们家无余粮，给地主阶级打工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旦遇到因为寒冷而带来的大饥荒，他们没有一点应对灾荒的能力。这些人在土地上耕种了一辈子，遇到荒年无人救济，腐败的王朝无法顾及他们的生死，他们就只能坐等死亡。由于这个时候王朝已经经历了两三百年的发展，人口增长达到了一定数目和土地资源由于兼并短缺的这样一个矛盾在灾荒的年代达到了最大化，那么农民们的反抗战争无论怎样也不可避免了。随后，政权更迭，改朝换代，一切资源都开始重新分配，一切秩序都开始重新整合，一切混乱都开始重新洗牌。

“土地兼并”和“气候变化”这两个导致300年一次王朝更迭的因素，可谓相互牵连，互为因果。如果没有土地兼并，王朝政府有足够的粮食储备，那么就算遇到了小冰河时期，政府有足够的赈灾能力以帮助农民渡过这段灾荒的岁月，改朝换代的时间恐怕也未可知。如果没有小冰河时期，那么就算有土地兼并，那么也不会产生大面积灾荒，农民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交不起税，帝国能在这样一个病态的平衡下支撑多久也还是个未知数。

在华夏的历史中，从秦朝统一天下开始，中国的封建王朝就没有超过300年的。

秦朝二世便亡，仅14年；西汉约209年；唐朝存活289年；两宋加起来才超过300年，319年；元朝97年；明朝276年；清朝约295年。

这似乎是一个魔咒，一个周期规律，那这又是为何呢？

众所周知，历史是有着周期性演进的，在通常情况下为30年小变、100年中变、500年大变。在历朝历代的寿命中总会遇到一个瓶颈导致灭亡，这其中主要是涉及到了三个矛盾而导致的。

其一、农民经济的周期性演变出的矛盾

主要表现为：随着王朝的逐步发展，地主阶级势力不断的壮大，政府管控能力却在衰弱，流民与日俱增，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

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如果农民等不到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长此下去必将导致王朝的崩溃。每个封建王朝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会发生土地兼并，地主阶级就会掌握大量的土地会，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会发展成为流民。流民不断增加，当数量超过国内人口两成以上时，社会就会变得极度动荡，国家就会陷入危机。

在这个时候，新的王朝就会出现代替旧王朝，新王朝会重新分配土地给流民。流民的减少，百姓再次安居乐业，这样事件就成了历史性的循环。

其二、中央政府与地方的矛盾

封建王朝建立初期，中央权力较大，但到末期，有的地方势力甚至盖过了中央。比如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地方诸侯国可以直接不理周王室的政策；唐朝根本上是灭亡于藩镇割据的形式。后代的王朝都比较遏制地方的势力，比如消藩或剥夺地方的实权等等。

但如果有地方拥有着强势的实权人物，再加上农民经济的崩溃，那时王朝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看中国历代王朝的发展都有一个相似的弧线，发展——巅峰——下滑——没落，都没有逃过三百年的局限，不仅是有王朝内部的经济发展原因，民心所向，也有偶然的外族事件。

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社会自奴隶制转入了封建制，之后两千年的王朝承袭封建王朝集中制，最长久的一个王朝当属大汉，自称有上下四百年，但其实汉朝分西汉与东汉，各占据两百年的历史，在王朝的定义上严格来说是两个朝代。还有一个宋朝，看似超过三百年的历史，实则不然，在南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不是大一统的王朝时代，一半江山不在宋朝手中，直正算得上的不过是北宋那一百六十多年。除去这两个王朝，最短不外秦和隋，最长的就得算上唐朝了，有290多年的统治时间，300年，真的是历朝历代的一个坎。

中国每一代王朝的发展有着非常相似的规律，都是连伏的弧线，没有中兴的王朝，就是有一个弧度。决定这条弧线走势的是王朝内部的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其经济发展。每一代王朝的更替，都是血的代价铸就，新王朝的管理制度刚开始也许勤勤勉勉，可当发展一定的程度，就会懈怠，甚至很多藏污纳垢的事情就会出现。都知道人民的生活根本是田地，当发展受限，经济停滞，朝廷因为要维护运作还增收赋税，日益久累的矛盾就会暴发，才有那么多揭竿起义的事。当然，也有外力使弧线走向改变的因素存在，那就是外在实力的的影响，毕竟外族势力的增长快慢就非王朝所能控制，这个是偶然的因素。

历代王朝的末年，几乎都有因大灾害而导致的民不聊生，人们对于美好生的向往，使人们希望管理者施政的方向是以民为本，但王朝的管理以集中权制，为了维护这集中权短时间可以发展，长久必将使百姓利益受损，这大概是封建王朝的弊端吧？

夏、商、周是联盟国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联盟国家的时间都较长，因为结构松散，很多问题只是局部问题，比如夏王、商王、周天子乱搞，地方诸侯还可以把自己的地盘治理好，一般不容易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但联盟国家的问题就是到了王朝末期，王室的力量会越越弱，夏被商取代，商被周取代，都是联盟内部的小国挑战大国，最终获胜，周天子到后来更惨，完全成了摆设。

商代示意图：类似于一个以商人为霸主的“国际联盟”，这“国际秩序”最后被周人推翻。

秦朝开始中国进入大一统王朝时代，但汉、唐、宋、明、清，这些王朝都很难超过三百年的，汉代所谓四百年，实际上是西汉和东汉两段，连格来讲是两个王朝，各占二百年左右罢了，最长的唐朝接近290年，明、清大概只有270年左右。宋看起来超过了三百年，但实际上后期的南宋一百多年是半壁江山，已不是大一统的格局，所以实际上只有北宋的一百六十多年。

为什么三百年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中国历史好像是很有规律的在运行，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在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命运，一是内在的经济发展，一个是外部的对手实力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一个王朝就会面临亡国的危机。前者是根本性的因素，后者是偶然因素，别人的实力增长的快慢你很难控制的。

每个王朝在建立的时候都因之前的战乱而百废待兴，但一般会在百年之间完成经济积累，走向繁荣局面，西汉的经济持续发展从文景时代一直持续到汉宣帝时代，唐代则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顶峰，明代则在成化、弘治以后出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清代在康乾时代出现人口的暴发式增长，这些王朝都是在百年左右达到经济繁荣的。

开元盛世是大一统王朝经济繁荣的代表，但同时也是唐代财政困难的瓶颈期，唐玄宗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不得不改变过去维持统治稳定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导致安史之乱的暴发。

经济持续发展在今天当然是好事，但对古代的大一统王朝的稳定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经济繁荣的后果必然是财富向少数人有权有势的人集中，一方面造成贫富分化和对立，另一方面造成国家财政的危机，中国古代的王朝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般是社会经济越发达，国家财政越困难，因为有权有势的有钱人有的是办法不交税或少交税，而普通老百姓越穷，交的税反倒越多，这个是恶性循环，最后崩盘，天下大乱，新的王朝又重新来过。

清明上河图中的集市：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号称GDP世界第一，但却以积贫积弱为特点，朝廷上下居然都哭穷。

所以经济发展与繁荣的百年周期决定了大一统王朝很难突破三百年的大关。

从秦至清，中国朝代全部（是全部，而非大多）不超过三百年，商、周因其是分封制而非集权王朝，所以不能算在内。而两汉、两晋、两宋、两元中间都有亡国，需要拆分计算（北元虽然未曾亡国，但因退回蒙古老家，相当于失去汉地国祚）。自秦实现中央集权制以后，所有的中国朝代中，绵延国祚最长的是清朝，累计296年。

帝国的稳定与繁荣，需要各方抑制力相互之间达到平衡，而帝国的不灭，需要长期维持住这种平衡。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种平衡，以及长期维持它们是多么的困难。

对于皇帝，权臣是最可怕的。枝强则干伤的道理，势所必然。

追溯到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表率。到了两汉，天下统一，随着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及推恩令的颁布，同姓诸侯王的威胁解除，中央集权政体得以随之稳固，又有霍、邓、窦、梁等权臣接踵而起，这些人，或功定天下之半，或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之间，则天命可移，他们发展到了顶峰，终于诞生出了王莽。

那么皇帝能不能有效地制约权臣呢？答案是，很难。因为霍光、王莽之流，本身是外戚，也就是皇帝母亲那边的亲戚，他们之所以受到帝国的拔擢，上升到显赫的地位，本身就是用来制约另一部分权臣的。皇帝自称寡人，名如其人，他的身边没有可以信赖的人，自己的宗亲肯定是不能信赖的，他们都是自己潜在的夺权对象，不成仇人就不错了。

因此千年以来，皇帝只信任两种人：外戚和宦官。他们都是靠着皇帝才得以富贵，没了皇帝，外戚什么都不是，而宦官没有子嗣，他们即便谋求权力与财富，都不能流传后世，所以宦官缺乏谋私的动机。在这种真实的背景下，皇帝任用外戚和宦官制衡权臣，是最好的选择（在东汉，还逐渐演变成了宦官与外戚的争权，著名的十常侍诛杀何进就是宦官杀外戚的经典一幕）。

终西汉始末，刘姓皇帝始终任用外戚，这之中不乏卫青（卫子夫的异父弟）、霍去病（卫子夫的外甥）、霍光（霍去病的异母弟、女儿是汉宣帝的霍皇后）等知名成功案例，但平衡不可能永远维持住，一个闪失就会失衡，最终这个平衡还是不可避免地崩塌了，最终篡夺西汉帝国的王莽，是太后王政君一族的外戚。这里还要再提出一个重点：即便皇帝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刘彻，也是在窦太后死后才开始放开手脚施展才华的。

在对抗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汉、唐的统治者是坚决打到底，打到最后开始主动出击，降服南匈奴和东突厥，但是他们都亡于内乱。

要治军、强化边疆，就得设置有着相对自治权的都护府、藩镇，设立管辖它们的州牧、节度使，让他们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否则边疆官员手中没权，一味等候朝廷的诏书，会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令不行种种后果，是不可能打赢凶悍的草原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