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代，但对于很多外国人而言，却仍在心里将中国人看成是罪恶般的存在。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跟外国人自身有很大的关系。曾经有个外国人在自己的小说中杜撰出来个中国人，而且在其所创作的小说中，他还故意给中国人塑造了十恶不赦的形象。结果在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他们就这样一直生活在对中国人的恐惧之中。那么，外国人为何要故意恶化中国人的形象？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中国人又是如何被杜撰出来的？

那个被外国人杜撰出来的中国人，名字叫做傅满洲。而要想知道他是因何被杜撰出来的，还得先从欧洲曾经发生过的三次“黄祸”说起。第一次“黄祸”发生在汉朝时期，当时中原的当权者汉武帝为了铲除匈奴这个威胁，多次派出名将跟匈奴作战。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匈奴最终往西方迁移。而随着迁移路途的不断延长，匈奴竟然来到了欧洲内陆。匈奴到了这里为了能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便将原本生活在欧洲的人给打得片甲不留。

第二次“黄祸”发生在唐朝时期，当时对于身为中原之主的唐朝而言，生活在它四周的各个游牧民族都是威胁。而为了能将这些威胁铲除，唐朝自然会想办法采取一些剿灭措施。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突厥帝国了。它在那时给唐朝造成的威胁较大，所以一直被唐朝视若敌人一般的存在。后来唐朝采取跟突厥人和亲的方式来休养生息，实力逐渐恢复后，又将突厥帝国打得只能被迫选择向西迁移，结果他们也到达了欧洲。

至于第三次“黄祸”，则发生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有资料显示，从1219年开始到1260年结束，成吉思汗曾先后共三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西征运动。其中在第二次发起西征运动时，他将蒙古国的版图扩张到了欧洲地区。具体来讲，他先后攻下了莫斯科、波兰、匈牙利和威尼斯。当时相关的欧洲国家纷纷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恨不得立即搬出他们的主来对他们实施保护。

基于有上述这三次“黄祸”事件的存在，所以很多欧洲人纷纷开始仇视起拥有黄皮肤的中国人来。也正因为如此，到了1875年的时候，一个名叫萨克斯·罗默的英国小说家才在《福尔摩斯遭遇傅满洲博士》一书中创作出我们在上述内容中提及过的那个名叫傅满洲的中国人来。据说在创作之初，这位小说家就刻意吸收了当时欧洲盛行的“黄祸”理念。

与此同时，为了让傅满洲这个被创作出来的中国人在小说中变得更贴合欧洲人自己幻想中的中国人的形象，他还故意在小说中将傅满洲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之人——身着清朝官服在欧洲留学，后经过努力，摇身变成连该部小说的男主角在与其斗争时都不敢说有任何胜算的邪恶科学家。

而伴随着傅满洲这个人物角色的诞生，很多读过萨克斯所写的那部小说的外国人便纷纷以为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对中国人没有好感。尤其是在傅满洲这个人物被以电影的方式搬上大荧幕后，外国人受荧幕上的傅满洲的影响，就变得更加仇视又恐惧中国人了。甚至就连平时在现实生活中提及中国人，他们也会忍不住流露出愤恨和害怕的样子来。

其实从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在我国历史上也同样属于曾给我国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和百姓带来莫大威胁的存在。而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欧洲人表现出来的是边恐惧边愤恨。但我国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和百姓，则表现出来的是尽可能用包容的胸怀去吸纳愿意与我们为伍的游牧民族。正因为如此，我国才得以发展成如今这样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

成吉思汗的领土扩张，一度引起争议，冉平却用民族性的角度去分析：在现代人的脑中，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是，侵略就一定是为了争夺能源、财产、人民。可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恰巧并非如此。蒙古族的生活就是不停行走，成吉思汗的征服不是为了敛财和统治，原动力是从日出之地走到日落之城的焦虑和不安。“一本书写完，和作者就没关系了。它有它的命。”日前，记者在采访《蒙古往事》作者冉平时他说，“现在仍有人读《蒙古往事》，我相信它比我命长。”

我们所看到的《蒙古往事》带有浓重的蒙古特色。这是因为在创作《蒙古往事》前，冉平接触到蒙古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蒙古秘史》，被书中简单而朴实的汉语形式所打动。因此，在写作《蒙古往事》时，冉平放弃使用汉语成语，并尽量少用形容词。

在冉平看来，蒙古历史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流传了几百年，几乎不走样。无论是众多版本的《蒙古秘史》，还是由它改编而成的文学作品，基本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蒙古往事》同样也源于《蒙古秘史》。最初，冉平希望能写出一部蒙古族的史诗，但后来他放弃了，只写到成吉思汗立国称汉便戛然而止。冉平解释说：“像电影的闪回一样，我用不同的叙事角度，片断式地写成吉思汗的后半生情感。这样比从头说起更易接受。如果觉得不完整，可以去看史书。”

在内蒙古生活了30年，冉平对于蒙古族的文化有自己的看法。成吉思汗的领土扩张，一度引起争议，冉平却用民族性的角度去分析：在现代人的脑中，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是，侵略就一定是为了争夺能源、财产、人民。可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恰巧并非如此。蒙古族的生活就是不停行走，成吉思汗的征服不是为了敛财和统治，原动力是从日出之地走到日落之城的焦虑和不安。在冉平的想象中，“成吉思汗看到城墙会觉得滑稽：这怎么能保护我的财产和子民?我要把城墙推倒，让这个地方长满青草，使得马儿能够自由驰骋。”

他认为，成吉思汗的目的就是如此单纯。如果住在房子中，反而会让他觉得像进入坟墓一般喘不过气，所以他在城外支起帐篷，看着城池中大火漫天，城市被夷为平地，他很愉快。这是一种文化心理的驱使。冉平认为，58岁的成吉思汗能带着12万人征服世界，除了由于西方世界的统治者写信表示看不起成吉思汗而引起他的愤怒外，更多的是为了抗拒衰老和对死亡的恐惧。他对坐下来无所事事感到焦虑，所以才要行走，要征战，要有事可做。

当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牧民走进城市的时候，民族文化也在渐渐消逝。许多人站出来呐喊，要保护民族文化传统，冉平却唱起“反调”。“民族文化的退化是一个国家文明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原始文明是怎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除了一些文物和典籍之外，剩下的都是我们的想象。

所谓的毁坏，谁又能知道它原本的样子?”冉平认为，城市化进程加速，人们从草原迁徙出去，并不是文明的毁灭，只是生存方式被挤压。牧民虽然放弃了马匹，却把离开故乡的悲伤留在了心里，这比留在草原更重要，因为能存留在人们心中的文明才是永远无法被毁灭的。反而是那些为民族文化代言、大声叫喊着我们的文明被毁灭的说法很可疑。

冉平提出，文明的弱势和少数都无关紧要，变异才最可怕。他提到鄂温克族民族乡——敖鲁古雅。国家为保护这片仅有几百人的土地，建起了房屋、电影院甚至是博物馆。由于这里的鄂温克族人以打猎为生，政府怕他们猎杀稀有动物，或者误伤人类，就没收了猎民的枪支。猎民很愤怒。“猎民并不需要房子、电影院，这些不能成为他们寻求快乐的方式。

让他们搬出自己的房子，没收他们的猎枪，他们就不会生活了，文化在变异中自然也就消失了。”冉平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使得蒙古文化成为一种廉价的旅游风向标，是蓝天、白云、黑车、白帐这些诗情画意吸引大家去旅游，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变异。他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改变人们的想法。

不过，他认为，蒙古族是一个从饥饿、杀戮、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坚韧的民族。所以，现代文明不会让它泯灭。如果它不够坚强，消失也是一种无奈。当然，冉平并不反对用现代科技文明手段去包装民族文化。像张艺谋创作的实景剧《刘三姐》就是一例。但是，提到让蒙古文化也效仿，冉平还是指出了自己的疑虑：仅仅包装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

像是内蒙古无伴奏合唱团，在悉尼演出，演出结束后，一般情况下，观众都会起立鼓掌。可是，在这场演出终了时，场内却格外安静，停顿了30秒，才掌声雷动。那之后，大家就组织各种各样的无伴奏合唱团，成为一种商业活动，并加入了古筝、笛子、童声等更丰富的音乐元素。

装饰太多了反而不好，冉平还是喜欢听那些老带子。“我们不能批判这样的包装，这也是为了让世界人民接受它。就像一个少数民族歌手如果长期留在城市中唱歌，他的调子自然就变成了流行歌曲的样式，只是唱着唱着就走了味儿。”冉平既矛盾又无可奈何。不过，就像曾经拍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一样，冉平还是希望通过影视作品来介绍民族文化。

当前我们提倡的是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可怕的是，当我们在刻意保护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破坏他们的独特性了。当一个个现代化的建筑在他们原始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时候，我们却是在带着好心去破坏他们。在这里保护与破坏这个矛盾的统一体，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陷入难题。

成吉思汗西征的对手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本身也是世界征服者，他经过多年战争已经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不少国家，并企图在征服伊斯兰教主哈里发之后，再出兵征服斡罗思并征服东方。他之所以敢于杀死成吉思汗的正使，也说明他不可一世、目空一切的狂妄气焰。为了对付摩诃末，伊斯兰教主哈里发曾经派出使者，希望东方的救世主“约翰长老”出兵相救。而他们所谓的“约翰长老”正是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不少历史著作反映了这一事实，本人认为这一事实是可能存在的，这不是替成吉思汗西征进行辩护，而只是说明成吉思汗西征事出有因，说明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也不是什么无辜的受害者。

蒙古建国后，于公元1219年至1260年的四十余年时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既深且远。

第一次西征(1219-1225)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为了肃清乃蛮部的残余势力，以及消灭西域的强国花剌子模(Khorazm)，便藉口花剌子模杀蒙古商队及使者，亲率二十万大军西征。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以及大将速不台、哲别随行。蒙军长驱直入中亚后，于1220年攻占了花剌子模的都城撒马尔干(Samarkand)，其国王西逃，成吉思汗令速不台、哲别等穷追之。因此蒙军便西越里海、黑海间的高加索，深入俄罗斯(Russ)，于1223年大败钦察(Kipchak)和俄罗斯的联军。另成吉思汗又挥军追击花剌子模的太子札阑丁，在印度河流域打败之。1225年，成吉思汗凯旋东归，将本土及新征服所得的西域土地分封给四个儿子，后来发展为四大汗国。

第二次西征(1235-1244)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灭亡西夏前不久死去，后三子窝阔台继任大汗。窝阔台于1235年派遣其兄术赤之次子拔都，率五十万大军再度西征。西征军很快就彻底灭亡花剌子模，杀札阑丁。不久又大举征服俄罗斯，攻陷莫斯科、基辅诸城，并分兵数路向欧洲腹心挺进。1241年，北路蒙军在波兰西南部的利格尼兹(Legnica)，大破波兰与日耳曼的联军。拔都亲率蒙军主力由中路进入匈牙利，大获全胜，其前锋直趋意大利的威尼斯，全欧震惊，称为「黄祸」。正当西方各国惶惶不可终日之际，拔都忽接窝阔台驾崩的噩耗，于是急速班师。

第三次西征(1253-1260)蒙哥于1251年即大汗位后，令其弟旭烈兀率兵西征。这次西征主要方向是西南亚地区，头等目标是消灭木剌夷国(Mulahida，在今里海南岸的伊朗北部)。1257年，蒙军荡平木剌夷之地，并挥师继续西进，攻陷报达(Baghdad，今巴格达)，屠杀八十万人，灭亡历时五百余载的黑衣大食(Abbasids)。此后旭烈兀又率兵攻陷阿拉伯的圣地麦加，攻占大马士革，其前锋曾渡海收富浪(即今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岛)。本来他还要进一步攻打埃及，因得到蒙哥伐宋阵亡的消息，便率主力班师。东边是海洋啊，他又不会游泳，只能向西了。哎，说来也真是无奈啊 其根本原因是他的“好战本性”所致。因为他好战，所以他能够统一蒙古。也是因为他好战，所以使蒙古常年征战，不得安宁。游牧民族的特点,非定居生活。铁骑嘛，肯定是向陆地上去的，东边大部分都是海怎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