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的汉学系统1945年战争结束后,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学术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和发...
京都学派的汉学系统
1945年战争结束后,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学术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也在客观上改变了日本中国学界战前普遍存在的以中国文明停滞论为代表的中国观,中国学研究领域在反省和重建的努力中,从60年代后期起,踏上了新的发展历程.这里以1906年京都大学文科大学成立到1945年战争结束为界,对这近40年间京都学派的学术特性作若干辨析。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
京都学派之前研究中国学的代表性学问是江户汉学和明治以来东大的东洋学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江户汉学虽推崇宋明理学,并使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官学,但这实际是借中国的学问以建立日本自己的学问体系,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完全日本化的汉学.中国在江户汉学者眼中只是一个被有目的地摘取而改造利用的对象,而不是被认真研究和认识的客体异文化.东京学派的学者们,由于他们的学术是根据欧洲近代学术而建立起来的,特别推崇实证主义的学风,在这种以西洋为标准,追赶西洋的学术努力中,中国虽然从江户汉学的利用对象还原为学术研究的客体异文化,但这个客体又多少成为推崇西洋文化者所蔑视和批判的对象.当时有所谓蔑视东洋的东洋学者的说法.结果,中国又变为一个纯粹的静止的文本,而从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现实世界中被剥离开来.江户汉学也好,东京学派也好都是眼中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这严重妨碍了他们在感性与理性并行不废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真正理解和研究.
京都学派采取了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态度,即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据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和理解中国,其主要体现有:第一,对汉学有深厚的修养,鼓励多了解中国学术界,狩野与内藤等创始者们,自身有坚实的汉学根底,对中国学术,尤其是清代学术有深厚的修养和兴趣,如狩野最爱读的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和顾炎武的《日知录》,他长期在文学部开设清代经学清代学术沿革史等课,认为清代乾嘉学是与近代科学精神最接近的学问。狩野认为:研究中国学问当务之急首先是从日本式的兴趣如语言表现上的俳句式的兴趣中脱离出来,还有一个需要禁忌的是粗略地阅读日本人写的汉文汉诗,而应该用中国人自身的解释方式去攻读中国原典(桑原博士),内藤湖南最为推崇清代的浙东学派,他在章学诚学术被长期冷落连中国学者也未加重视的情况下,慧眼识珠,编撰章实斋年谱,给章学诚以高度评价.(章实斋年谱)内藤湖南本人的史学思想在某些方面都可看到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内藤湖南还在支那学问的近状一文中,介绍了中国近三百年来直至最近的学术情况,指出现在日本的汉学与中国人之间流行的汉学相比,时间上迟了短则七八十年,长则一百年以上.他感叹到:如果是西洋学问,日本人总是尽量了解最新状态,积极引进,假如当下引进的是一百年前的西洋学问,一定会被目为落后于代,那么,为什么关于支那的学问是百年前的就不在意呢?内藤湖南继而说:我希望做支那学问的人,至少要了解支那现在学问的状况,把对于西洋学问的兴趣,同样地用在对于支那思想上,这对于学问的进步,一定是有益的(支那学问的近状)即使是一般被认为不大重视中国学问的桑原藏,,其实也对中国社会有相当的了解,其论文也有论及中国时事的,在治学方法上,他一生爱读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他的某些研究可见赵书的影响.
第二,重视对于中国的实地考察和实际接触.如狩野曾留学清朝,内藤湖南一生曾九次来访中国作实地考察,调查收集有关资料。小川,富冈,羽田等也多次来中国作学术调查.据吉川幸次郎回忆,在二三十年代京大与中国学相关的专业的毕业生,原则上都被派往中国留学,有各种奖学金保证这项事业的进行,这成了一种传统,如佐藤广治,吉川幸次郎,木村英一,小川环树,获上野奖学金,小岛马,仓石武四郎,获文部省奖学金,还有水野清一等人获东亚考古学会的奖学金,先后来中国留学,这些人后来成为京都学派的第三代中坚力量,吉川幸次郎说:留学的最大收获是懂得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学术范围内来说,就是知道了中国人推崇什么学术,看不起什么学术,对此取不取同调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我是在认同这样的价值下而开展自己的研究的.实地考察与留学,为京都学派的学者用与中国人一样的感受方式思考方式去理解中国提供了切身的感性的认识基础.
第三,较多地保持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与交流,在明治以来日本总体上蔑视中国的思想风气中,京都学派的学者较多地保持着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一个最为人乐道的事实就是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的亡命京都,给新生的京都中国学研究增强了中国式的学风倾向,罗王的移居京都,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内藤,狩野等人的积极筹划促成的(雪堂自传),内藤湖南与沈曾植、文廷式、刘鹗、夏曾佑、曹廷杰等人也长年有学术交往,他曾与文廷式沈曾植讨论满蒙史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蒙古源流一书的考辩.他对夏曾佑的著作多有褒奖,曾多次向学生推荐夏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他称赞曹廷杰是精通吉林掌故之第一家.狩野因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事务,与柯劭忞、王树江翰、王式通等人有接触.当然上述这些人,在政治立场上多是所谓清朝遗老,属于守旧派.到了第二代学者第三代学者,则更多地与中国新一代学者如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黄侃等交往.支那学创刊号上刊有青木正儿写的介绍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的长文,并且一出版就由青木正儿寄赠胡适.此后,青木与胡适间长期有通信往来,胡适的小说考证,青木的戏剧研究,某些最初的发想就得益于他们之间的互相启发.
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
以上所谈主要是就京都学派对于中国的态度而言,这里再谈谈京都学派的研究方法,即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关于京都学派实证主义学术特点,严绍先生已多有论述,他在1991年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史中,就以实证主义学派来概括京都学派的特点,指出:这一学派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强调确实的事实,注重文献的考订,推行原典的研究.并说实证主义的创始人狩野引进实证主义观念,并且使它与中国清代考据学结合,从而构架起了从传统汉学到近代中国学的桥梁,这一学派无论在数量与质量的要求方面,都远远超越传统汉学中的实证概念,而具备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最近,严先生又在汉学研究杂志上著文进一步论及实证主义的中国学研究.
注重文献收集与考证,以确凿的史料来证实历史事实,这种实证求真的精神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任何国家任何学术近代性萌芽和确立的标志之一,日本中国学也不例外.东京大学方面,一则由于执掌史学科的外国人教师李斯传播兰克史学,再则重野安绎等史学会的人考证国史史料,甚至有抹杀论之争,使得身为弟子的白鸟库吉等人一走上中国史之学术道路时,就具有了明确的实证主义精神.白鸟对中国上古史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即是他文献考证和批判精神的体现.那么,京都学派的实证主义精神,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与东京学派实证主义精神主要来源于德国兰克学派不一样,京都学派则更多地由清代乾嘉考证学发展而来.并且由于罗王的来日,使乾嘉考证学更发展到二重证据法.即京都学派的所谓考证学,十分强调要发现能与原有的文献资料相印证的新文献和新文物,如甲骨金石文古碑铜镜等为前提,否则,就不是理想的考证学.京都学派历来注重对新史料和地下遗物的发现与利用,以内藤湖南为例,他曾多次来中国收集资料,于1905年在沈阳故宫崇谟阁发现了大批尘封多年的满蒙文重要史料,为了能够研究和利用这些史料,他一方面补学满文蒙文,一方面用官方交涉私人贿赂的手段多方设法,终于在1906,1912年得以入宫,分别拍摄下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以及汉文旧档蒙古源流等满蒙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京都学派对敦煌文物的持续不断的追踪调查和研究(后来东大方面的学者也加入),在造成了令日本人自傲的敦煌学外,也为中国学实证主义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论启示.这在严绍先生的书中有详细论述.
其次,处理材料重归纳忽演绎.科学研究在分析材料时,不外乎有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京都学派显出重归纳,忽演绎的倾向.如前所述,京都学派注重尽可能地收集相关史料,尤其是新发现的文物材料和纸上文献,然后排比.归纳,得出信实可靠的结论,所以学问的程序是发现材料-文献考订-归纳-结论,其关键在于材料的发现.借用中国校勘法的术语来说,是优于对校他校而欠缺理校.理校是一种演绎的过程,即从现有的材料出发,深入挖掘,由思考者研究者通过思维演绎而推断出新的结论.可以说,演绎法是一项更需要研究者功力与识见的创造活动发明活动.做得不好,容易滑入枉下结论信口雌黄的险地.在乾嘉学者中,也只有某些大家才能够成功做到.京都学派的重归纳,忽演绎,一则表现了他们十分精审谨慎的治学态度,一则是否也可见外国学者对于中国文献的掌握理解力的局限性.
再次,研究选题重个别问题,忽视总体把握.这一学术特点在日本中国学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不仅限于京都学派.其学术研究在对于某一时代的具体事件-某一事件的具体时间或是某一人物-某一制度这样个别事实的研究时,显示出精湛的考据水平和学术功力,获得了堪向世界夸耀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以几位中国学名家凝结了多年心血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桑原骘藏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武内义雄老子原始,羽田亨关于唐代回纥的研究,仓石武四郎、段玉裁的音学等就属于这样的研究,当然,论者并不否认学术研究可以有以微见著,以小见大的意义,另一方面,学术大家们也并非绝无统观全局的宏论大著,但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于所研究的领域如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的总体把握并不重视,甚至在观念上有否定的倾向.如桑原一生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其著作以确凿的实证向学界提供了颠扑不灭的结论,他说:历史学就是不断确定事实的工作.那种对于研究对象整体性的认识或判断,被认为只是主观的议论,不具有学术意义而被排斥在研究之外,又如重视学问要有思想性,主张史学家应该是一位预言家由历史的经验推断现实的发展的内藤湖南,曾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自己对中国晚清时局中日关系的见解和预测,但入京大后就不再多作预言高论,除分别在1914年和1923年发表了支那论和新支那论外,几乎全力偏转于纯粹的考证研究.如卑弥呼考,尚书稽疑,尔雅的新研究,易疑,禹贡制作的时代研究等一连串的论文相继刊出,显示出以考据为学问的倾向。
历史分期中的上古、中古、近世是咋样划分的?
1、上古时期:即上古时代,指文字记载出现以前的历史时代 。对世界各地上古时代的定义也因此不同。在中国上古时代一般指夏以前的时代。在两河流域和埃及一般指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
因为上古时代没有当时直接的文字记载,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件或人物一般无法直接考证。这些事件和人物也往往带有神话色彩。
2、中古是指在西方文明史上意指约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之间一千年来的欧洲历史。中古时代的开始,标示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威信古典时期的古代历史在此告一段落;而中古时代的结束,则指示出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重生)的开始。
3、近世,即近代。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中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即唐宋之间的变革是中世向近世的转变。围绕唐宋变革论,日本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大论争,这场论争一直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唐宋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唐宋史研究的开展。
扩展资料:
据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分析,唐宋之变化由下列各方面都可看出来:
1、贵族政治衰微,君主独裁代兴,国家权力及政治责任皆归于君主一人。
2、君主由贵族阶级之共有物,变成全体臣民之共有物,君主地位较贵族政治时代稳定。
3、君主权力的确定与加强。唐朝以前,政治乃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
4、人民地位之变化。贵族时期,人民辖於贵族;隋唐之际,人民从贵族手中解放而直辖於国家,成为国家之佃客。中叶後,代以两税法,人民居住权在制度上获得自由,地租亦改以钱纳,此是人民从奴隶佃客的地位获得释放。
王安石新法,更确立人民土地私有制、低利贷款及自由处分其土地收获物的权利,又将差役改成雇役。此皆可见人民与君主之关系,已变得直接、相对了。
5、官吏任用,已由贵族左右的九品中正,开放成为科举制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上古时期
百度百科-中古
百度百科-近世
第一过渡期:东汉中期到西晋(2世纪后期~4世纪初期)。这是中国文化向外扩展的停止时期。
第二期:中世。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4世纪初期~9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是外部异民族觉醒,其势力侵入中国,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
第二过渡期:唐末到五代(9世纪中期~10世纪60年代)。这是外来势力极盛的时期。
第三期:近世。宋代以后到清代。这是中国固有文化复兴和进步的时代。
这是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观点,是现在学界比较认同的观点,影响很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比如欧洲,中古是900-1500年之间,之前是上古,之后是近代。
中国的历史上,是指三国到隋唐这段时间。
同时,在过去的书里面,中古也可能有不同含义。
字数不够了,没法写下去~
西田几多郎的介绍
西田几多郎(にしだ きたろう,Nishida Kitaro,1870.06.17~1945.06.07),日本近代哲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1东京大学哲学科预科毕业后,曾在山口高校、第四高校、学习院大学任教。1910年起任京都大学副教授、教授。1911年发表《善之研究》,后陆续发表《自觉的直观与反省》、《无的自觉限定》、《哲学的根本问题》等。试图以东方佛教思想为基础,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材料,求得东西方思想的内在统一,确立了独特的“西田哲学”体系。并培养了许多学生,形成“京都学派”。对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哲学思想有重大影响。1940年获日本文化勋章。后刊有全集18卷2。
关于日本文化
请问日本人有抱着自己心爱的人送的东西睡觉的习惯吗?还有。男方主动提出交换日记是代表他喜欢对方吗? 谢谢您的解答日本文化的缘起
日本文化有无自己的根?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日本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始终以到如得的外来文化为媒介,但它毕竟尽有自己的根。日本文化如同一棵树,它的根深扎于日本国的风土上。若究其缘起,则可上溯到公元前数千年的绳纹时代。“绳纹文化与后来的弥生文化、古坟文化,是日本原出文化的三个时期。”
日本历史始于石器的出现,绳纹时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陶器表面带有丰富多彩的草绳模样,史称绳纹陶器。绳纹陶器历史久远,外观渐趋复杂,花纹日益丰富多彩,说明其时陶器工艺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发达。尽管当时日本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但因岛国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欧亚大陆的先进文化未能进入日本。绳纹人群居坚穴,仍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不知农耕。生产力的滞后,亦使其当时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考古学家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掘出不同绳纹陶器的新式陶器,史称弥生陶器,史称弥生文化。弥生陶器器形简单,花纹也不繁杂,与绳纹陶器迥然不同,反映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一般认为,弥生陶器是从海外输入的,即可能是从大陆迁入的民族带去了新的弥生文化。新的文化虽然战胜原有的绳纹文化而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但外来人终被原住居民所同化,日本民族并未因之而断续。弥生时代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因为先进的大陆文明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促经日本很快进入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弥生人从事农耕,种植粮食,共同劳动逐渐形成大的村落,父系社会制度取代了母系制度,阶级差别、政治支配关系也逐渐形成。当时,自然崇拜和巫术迷信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农耕祭祀活动盛行,成为弥生文化的一大特征。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标志着日本由弥生文化进入古坟文化的时代。古坟的建筑需要征集大批劳动力,坟内陪葬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权力。这与一般民众死后的简易安葬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强大的专制集权已经形成,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终于在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这个时期,日本从大陆不仅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质文明,而且开始导入大陆的精神文明。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汉人和韩人即所谓“归化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一方面,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传入日本。到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
有上述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迄今关于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寻求和丰富自身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旦岛国日本与外界取得联系,外来先进文化便立即被导入,成为日本文化的生长激素。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术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融合诸民族而形成为“大和民族”;“大和国”也终于统一了“百余国”,建立起天皇制国家。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室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所谓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镇压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五十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开国与明治文化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时迎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制的危机。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列强开始窥视日本。1854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二次叩关,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继之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发对幕府专制的斗争高涨。尽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终因封建的幕藩体制病入膏肓而于1868年崩溃,明治政府成立。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时代。从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为明治初期新政府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提供依据,又要为其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文化还要完成自身的转型,展开文化本身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明治文化大体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这样三个阶段。
明治初期,刚刚从封建体制中脱胎出来的新政府,为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文明开化意味着从前近代社会的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近代化。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被誉为国名教师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因此,他提出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于是,以“明六社”为中心,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西化大潮冲击着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后,国粹主义者复出,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活传统。在批评复古逆流肯定文明开化大方向的同时,有识者也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导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
大正时代(1912-1926)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事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落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机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机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
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终极基础在于民众,起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以民为本是吉野政治思想的根基。他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限制军阀、官僚专制,扩大议会的权力。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刊出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末,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间,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昭和前期文化的浮沉
昭和时代(1926-1989)始于本世纪初期,终于本世纪末期,历时63年,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史上唯一能够代表20世纪风云变幻及其特质的重要历史时期。无疑,这种变幻与特质在昭和文化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昭和前期,伴随日本社会的激荡与变幻,日本文化也造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中谱写自身的历史。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诞生,结成各种文艺团体如“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1928年12月新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1931年该协会又扩建为“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创刊《无产阶极文化》杂志,指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工》、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是描写无产者生活的优秀作品。左翼剧团上演进步剧《目依旧是奴隶》、《暴风雨》、《怒涛》等,直到“七七事变”后,仍坚持演出揭露社会黑暗的戏剧如《赤裸裸的街》、《永远向前》等。美术同盟在在举办群众性画展的同时,还把作品送到群众手中。思想家结成“唯物论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上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斗争,涌现出如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正是日本加速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直至失败的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和日本主义思潮逐渐泛起进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作为“国策”于1932年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4年军部在《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中,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35年众议院通过“国体明征”决议,1940年大搞“建国二千六百年事业纪念”活动,强调“日本精神”,宣扬“皇道主义”意识形态。在政府推动下,文化界组织各种法西斯文艺团体,大搞“战争文学”、“报国文化”;思想界也蜂拥而上,鼓吹日本精神论,提倡回归日本。从1933年到1935年新潮社推出十二卷本的日本精神讲座,以期在皇道意识下重建日本学,并试图通过重新吟味和认识久被冷落的日本精神与日本文化,根治国家的癌症。京都学派的右翼哲学家则提倡“世界史的哲学”“战争哲学”来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作哲学家论证;更有甚者如大川周明、北一辉等公然炮制日本型法西斯理论,直接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政府在提倡和推行法西斯文化的同时,还不断强化思想统治,镇压一切进步文化,迫害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士。至于马克思主义则完全被禁,1939年“唯物论研究会”被取缔。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后被捕入狱,有的在狱中被迫害之死。面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强权统治,少数知识分子在挫折中发生动尧妥协乃至变节。
至此,战前日本文化完全失去生机,而被血腥的侵略战争所吞没。
战后日本文化的繁荣和困惑
战后日本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为文化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其特色最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及其大众化现象。这是因为战后扩大了思想言论的自由度,且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战后劳动者权力的扩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大众文化昌盛的契机。战后日本文化的大众化特征,主要表现:⒈在劳动者的各类文化团体、文化俱乐部相继出现并展开活跃的活动;⒉旧文化形态的复活;⒊海外文化的流入;⒋大众文化合高级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提高了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的主体素质,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导致文化商品化,使人片面追求文化的消费价值,从而导致创作热情锐减,以至颓废文化泛滥,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化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即文化的颓废与停滞。
平成文化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平成。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年,在冷战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新的国际环境也给日本文化带来影响。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将更繁荣。
但是送手帕肯定是表示分手。
日本人很注意细节,关心对方的感受,所以希望对方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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