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毛泽东提出的三大外交政策，意味着新中国的外交要同旧中国的外交一刀两断.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诞生的新中国，此时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和外交上不承认的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美国曾经出台了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中国是否能够认真“履行国际义务”。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政府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是否与前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连续性?是否“履行国际义务”、承认以前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政府都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指出新中国的外交要同旧中国的外交一刀两断,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三大外交决策。

　　一、“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

　　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绘制新中国成立的蓝图时，就为新中国提出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战略。所谓“另起炉灶”，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以承认，将驻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看待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

　　毛泽东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1〕(P80)毛泽东还提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极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予自由。对于前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它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它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往来，其所属武官同。”〔2〕(P77)尽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但是，毛泽东更为强调的是，任何国家在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都不进行正式的外交往来，表明了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坚强决心。

　　在全国各大城市解放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各地方军政领导人，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着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它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的正式的外交往来，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因此，周恩来在总结新中国外交方针时说，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3〕(P48)。这表明，新中国要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外交划清界线，实行新的外交政策。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建国前夕提出的三大外交方略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中国政府坚定地实行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战略方针。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使我国改变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使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及时向全世界昭示新中国的对外方针,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原则引进到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之中,陆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策思想。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加以好好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心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4〕(P910-911)新中国建立后担任首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也在同一历史时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5〕(P87)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以形象比喻的方式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这在事实上标志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的正式提出。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清客”，就是要在彻底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及其影响后，再让这些国家的客人进来，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新中国建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所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6〕建国以后，我国据此有步骤、有计划地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诸如收回了外国在华驻军权、兵营地产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司法权等，清理了外国企业和文教事业，清除了隐藏其中的外国间谍。扫除了旧中国留下的一切污泥浊水，恢复和巩固了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的支援。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述“一边倒”的思想是在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在批驳各种错误思想时，以战略论战的口气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7〕(P1472-1473)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宣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能“使我们在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至于处于孤立地位”，并且“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8〕（P211-213）

　　所谓“一边倒”,是指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其实质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它完全是一条政治路线。它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

　　“一边倒”是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外交策略。毛泽东在思考外交政策时,始终把保障国家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作为出发点。他曾指出:“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1〕(P279)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也强调指出：“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9〕因此，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方针,并不是盲目地、无原则地倒向苏联,而是以外交关系上互相尊重、平等和独立自主为前提的。“一边倒”外交策略也并不是自我封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P116）这就表明了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外交策略的同时,并没有拒绝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

　　因此，“一边倒”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段性策略，而不是永久的倒向苏联,只是表明了外交工作的侧重点。随着国际形势和60年代中苏关系的变化,也随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贯彻到与各国的交往关系中,“一边倒”外交策略随之终结。○

是中国更加繁荣昌盛！
是中国外交近一步提升！

建国初期主要就是三大外交政策：
1，一边倒。倒向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
2，另起炉灶。主要是处理新政权和旧政权的关系 ，既不承认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
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处理的是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清除和取缔列强在华特权。

秦汉时期：国与国之间互送质子；消弭大会。政治和亲政策（特别是汉朝）
隋唐时期：周边各国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和亲和番政策（文成、金城公主）鉴真、玄奘出国 册立西域各国
明清时期：郑和下西洋
具体事例

洪武二年(1369年)派吴用、颜宗鲁、杨载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以后每年都有几起使臣出使邻国，同时外国使团也不断来中国朝贡，出现了“洪武初，海外诸蕃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的兴旺景象。
在中外关系上，从表面上看，明王朝与周边各国是一种宗藩关系。即周边国家要向明王朝“称藩纳贡”，受中国册封，并由中国进行封赏。但在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主要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裕和封建大国的泱泱风度，并不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实质内容。

朱元璋在与周边国家外交往来中亲自制定并贯彻了“厚往薄来”的原则。所谓厚往，就是受贡国要给予朝贡国丰厚的赏赐。他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因此，他对前来朝贡的外国，不仅回赐国王，还赏赐使者和从人，甚至主动遣使携厚礼，往外国进行赐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的怀柔方针。

但是，“厚往薄来”，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它意味着朝贡国获利丰厚而受贡国要承受损失。朱元璋虽然也很明白这些来贡各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但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威仪，获得“万邦来朝”的虚誉，仍然坚持厚赐重赍的方针。后来虽然因为得不偿失，亏损太大，曾作珲一定的限制，如规定高丽、安南等国不可朝贡太勤，“令遵三年一贡”之礼，“奉贡之物，不必过厚”等，但厚往薄来的原则未有根本的变动。

(三)颁布“祖训”，要求子孙后代坚持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对于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方针，朱元璋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特地撰写“祖训”，正式颁布，要求后世子孙严格遵守，坚决贯彻。他在洪武二年(1369年)所颁的《皇明祖训-箴戒章》中，就其外交原则作了如下阐述：“四方诸夷，皆阴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起民不足以使令。若其字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民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帮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同时还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溢亨、百花、三佛齐、渤泥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并在洪武四年，(1371年)再次重申上述原则。由此可见朱元璋对这一外交政策的坚持与执着，这对保持明初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边疆性、促进中国与亚非名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明成祖朱棣继往开来，实行开放，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

“靖难之役”，兵戎相见，经过三年激烈的争斗，明成祖朱棣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巩固统治，平息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他一方面采用铁的手腕镇压始终奉建文为统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处处“格守祖训”，事实按照祖宗章法办事，以赢得统治阶级内部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拥护。同时采取种种“宽仁”政策，以求尽快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稳定民心。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了明成祖在内政外交上必然继承太祖遗训，对内继续推行“休养安息”的基本国策。对外积极施行“定德化、怀远人”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明成祖朱棣秉承祖训，继承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首先表现在指导思想上，他同样反对武力扩张，主张休养生息。他送故迎新指出汉武帝穷兵黩武、大肆扩张所造成的严重患害，明确表示：“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可见在内政外交指导思想上，父子两代是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实践中，明成祖即位之初(1402年)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同年9月又“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逻、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剌、占城诸国”。据史料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至少有十批使者分赴各国；永乐二年至三年间(1404-1405)又有六批使者被派到安南、占城、婆罗、爪哇、朝鲜等十多国，而且赏赐的规格也远较明太祖时期为高。如此频繁的出使，目的只有一个：赍敕往谕，宣传明成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通过往赐诸王，以示怀柔。同时招徕进贡，发展与诸蕃的友好关系。与明太祖时期有所不同的是，变洪武后期被动等待诸国来明朝贡为主动遣使上门怀柔，因此和平外交的效果更为显著，凡使臣所至之国，基本上都与明朝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

总之，由于明成祖积极开展睦邻友好的外交活动，使数十个国家与明朝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据统计，从永乐元年二月至永乐二十一年，先后派出的使节有姓名可考者即有杨渤、郑和、王景弘、陈诚等50余名。而在明初的港武、永乐、洪熙、宣德、正德五朝中，总计出使184次，永乐一朝即有61次，占总数38.77%；各国来朝次数总计694次，永乐一朝为318次，占总数45.82%；可见永乐一朝外交活动的规模之大、人数之众、次数之多，这不仅在明代，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二)明成祖朱棣对明太祖外交政策的开拓发展

1、放宽海禁，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

明太祖后期曾厉行海禁，严禁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结果使沿海人民断绝了衣食来源，不得不铤而走险，“连结作乱”，后患无穷。

明成祖即位之初，曾两次发布“遵洪武事例禁治”的诏令，其中包括海禁在内。但自永乐三年(1405年)以后，即逐步放宽。不断发布有利于发展中外交往的上谕，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他曾在上谕中宣称：“太祖高皇帝时，诸蕃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上是重申朱元璋“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却对外国贡使携土物贸易网开一面。朱元璋曾取消专门人事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并屡次却贡。而明成祖则在永乐三年(1405年)恢复了被朱元璋罢去的浙、闽、粤三地的市舶司。又如日本贡使违反明王朝禁令，私运兵器到宁波出售，朱棣却以贡使远来，带货以助路费为由，免予惩治。

此外如外国使团以私物与百姓互市，也能得到免税优惠，由此吸引一些外国商人纷纷随贡使来华贸易，甚至有一些私商冒充贡使，借朝贡之名牟利。

正是由于明成祖放宽海禁，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因此终永乐一朝西洋共有30余国与明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七年(1419年)两次出现古里等17国、19国齐来朝贡的壮观场面，其中一镒朝贡人数最多达到1200人，形成了“诸蕃使臣充斥于廷”的空前盛况。

2、精心部署，直接指挥郑和下西洋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空前伟业。这一壮举所以能在永乐年间出现，并前后绵延近30年之久，是与明成祖朱棣实行比较开放的外交政策，精心部署，认真组织、直接指挥郑和下西洋活动分不开的。

郑和下西洋前后共有七次，其中六次都在永乐年间。只要翻一翻《明成祖实录》，就可以看到从下西洋的动议、决策、主使人选的确定、远航舰船的制造直到下西洋人员和太监们的日常生活费用的支出，明成祖无不亲自过问，作出批示。而郑和使团每一次下西洋的具体任务的确定以及重大事件的处理无不由明成祖亲自宸断决策。

如永乐四年(1406)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生擒海贼陈祖义等三人，械至京师，明成祖亲自下令：“命悉斩之。”又如爪哇西王侵略成性，狂妄自大，对四邻造成严重威胁，甚至擅杀郑和使团官兵170余人。在郑和多次义正词严的谴责下，不得不表示畏服，愿以黄金六万两谢罪。但后来仅付黄金一万两，尚有五万两无力支付。明成祖对这一事件处理十分高明。他既对爪哇西王的恶劣行径予以严厉申斥，同时又从实际情况和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其无力支付部分，予以宽免。

他在上谕中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讨，所贡金，悉免之。仍遣使赍敕谕意，并赐之钞币，这样处理，既体现了维护国家尊严的原则性，又在具体问题处理上给予宽大豁免的灵活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从根本上改善了明王朝与爪哇的关系，爪哇西王由此感恩戴德，心悦诚服，从此，年年朝贡不断。

三、三保太监郑和踏实执行明王朝的外交政策，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明朝政府与亚非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盛事，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开放的符合客观情况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也因为选择了郑和这样一位忠于职守、有胆有识、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外交家。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但最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是显示中国富强，提高明王朝的威信；二是扫除东西方海上交通障碍，重建东南亚和南亚和平安定的局面。作为明王朝的外交使臣，郑和对于明朝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自己所负的外交重任是十分清楚的，而且终其一生为完成睦邻友好的外交使命而奋斗。分析郑和的外交活动，具有以下四方面特点：

(一)宣德化、柔远人，开诏颁赏，遍谕诸国，宣传明王朝强盛，争取各国来朝团每到一地即宣读大明皇帝的上谕，并通过贸易与赏赐给所在国君以实惠，与所在国确立友好的宗蕃关系，并争取他们到中国来朝贡。由于郑和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外交效果十分显著，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归来，几乎都有外国使团随和朝见。

如第二次下西洋有古里、满刺加诸国使者随和朝见，第三次下西洋归来，有暹罗、占城等国皆因“郑和使其国”而贡象及方物谢恩……短短数年间，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使节到明朝朝贡。苏禄、渤泥、满刺加等国元首还携家带口亲来中国访问，至今尚有其后裔留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正是由于郑和及其使团坚决贯彻了明朝政府制定的“宣德化、柔远人”的和平外交方针，打通了中国与西洋诸国的海上通道，从而出现了“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四夷君长执荩献琛顶踵相望”的局面。从而实现了明成祖所追求的“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罔不来庭”的盛况，大大提高了明王朝及明成祖本人在亚非各国中的声望和地位，充分张扬了明王朝的国威。

(二)析矛盾、解纠纷，保进西洋诸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东南亚和南洋地区的和平稳定

明初，东南亚各国矛盾重重，争斗不息。大欺小、强凌弱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安南屡犯占城、爪哇入侵三佛齐；暹罗强近满剌加年输金40万两等。此外，苏禄与渤泥之间，老挝与真腊之间也不时发生战争。南亚的锡兰国更自恃“强大”，经常制造事端，谋求向外扩张。各国间的冲突和战争，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因此，引起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协助解决这些国家的矛盾与争端，也就成为郑和使团的一项外交使命。

郑和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方法，主要是运用和平的外交翰旋的方法，在矛盾双方之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争斗的利弊、得失，并以明“天朝上国”的威望，劝导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建立睦邻友好的关系。对那些一贯以强凌弱的“大国”，必要时也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以罅他们的狂妄行为。

如爪哇屡次侵犯三佛齐，三佛齐向明朝政府寻求保护。郑和知悉后，屡次与爪哇东、西王交涉，劝谕他们应与三佛齐和平共处。后来，狂妄的爪哇西王吞并了东王的土地，并杀害了正在进行和平贸易的郑和使团170余名成员，郑和对此十分气愤，曾兵临城下，严词责，迫使爪哇西王不得不“遣使谢罪”。但郑和船队刚走，西王又擅自毁约，引起四邻的恐慌。

于是，郑和又奉成祖之命，在再次下西洋时对爪哇西王予以严重警告，迫使其不得不畏服，并于永乐六年(1408年)“遣使亚烈加恩等献黄金万两谢罪”。象爪哇西王这样侵略成性、反复无常的蕃国之君，在郑和既施之以威，又晓之以理，恩威并施的情况下终于幡然悔悟，不仅逐步改善了与其邻国的关系，而且密切了明朝的关系，此后年年朝贡，从不间断。此外如由于郑和的多次调解，促使暹罗放弃了对满剌加的侵略，并使两国和睦相处长达百年之久。

(三)兴贸易、弘宗教，积极开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不仅是送往迎来的礼宾活动，也不只是唇枪舌剑的政治谈判，它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性活动。其中，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于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与亚非各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其中，以“厚往薄来”为原则的朝贡贸易是建立与亚非各国友好宗蕃关系、招徕朝贡的基本方式；此外还开展“互市”。据《皇明四夷考》(阿丹国)记载：“永乐九年，诏中使郑和赐命互市”。

所谓互市就是到被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做买卖，卖出外国需要的货物，买进中国需要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不仅与各国的官方进行，而且深入到民间私人，这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每次下西洋，郑和船队携带大批瓷器、丝绸、金银、漆器、麝香、樟脑、干果鲜品等货物送货上门，深受海外各国官民的欢迎。“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绘。……而江西瓷器，福建糖果、果品诸物，皆所嗜好。因此往往郑和宝船一到，倾国轰动。

据巩珍《西洋番国志》记载：”所赍恩颁谕赐之物至，则蕃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可见，这种互市贸易受到了西洋各国的普遍欢迎。而当郑和船队返航时，又带回了西洋各地的土特产、手工艺品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宝石以及各种珍禽异兽如大象、狮子、鸵鸟等。

这些贸易来的大宗货物，有的经过变卖，可供国家各项经费开支，如充作军饷、官俸等，因此，郑和船队所开展的国际贸易不仅满足了各国人民对中国货物的需要，而且它所创造的财富对国用的充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它所带回的“夷中百货”也有利于满足中国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具有互利互惠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大多信奉宗教，其中尤以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者为多。有人曾就郑和出使的22个国家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考证，得出结论为：一、专奉或兼奉佛教的共10个国家，其中暹罗、真腊、锡兰山等国佛教徒占国内居民总数的90%以上。二、专门崇奉伊斯兰教的，有满剌加、苏门答腊、祖法儿、阿丹、忽鲁谟斯、天方等12个国家，再加上兼有奉回教的爪哇、旧港和古里等3个国家，共有15个国家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宗教在这些国家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往往是举国上下的共同信仰和维系感情的纽带。郑和出身于回族世家，自幼信奉伊斯兰教；后来又皈依佛教，成为佛门弟子。他既是伊斯兰教徒，又是佛教徒的双重身份，对他出使任务的完成是十分有利的。他可以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与有关国家的官员、人民接触，与他们有共同的宗教语言和感情，这对密切明王朝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加强合作，敦睦邦交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化顽梗，除凶顽，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和平外交的坚强后盾

任何外交活动决不是孤立的活动，外交斗争的胜利往往要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尽可能运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各种争端。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时候，事情并不按照郑和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下西洋过程中，有的蕃王自持“强大”，袭击郑和船队；有的海贼拒不降服，反而“潜谋劫官兵”。在凶残的敌人面前，郑和虽不轻易用兵，但也决不示弱，他凭借郑和船队的强大实力，往往突出奇兵，最终取得胜利。并由此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武装斗争的胜利又有力地支持了外交谈判，促进明王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睦邻友好关系的确立。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28年间，诉诸武力的外交事件主要有三次，一是永乐三年(1405年)首次下西洋生擒海贼陈祖义，二是永乐七年(1409年)第三次出使西洋，俘虏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三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下西洋平息苏门答腊内乱，生擒叛乱分子苏干刺。这三次战役有如下共同特点：

一、先礼后兵，后发制人。对待这些凶残的国王、贼、郑和起初都以和平方式“遣人招谕之”，只有在再三规劝无效，对方仍顽梗不化的情况下，郑和才被迫“整兵提备”、“出兵与战”，遵循自卫自主的原则，予以反击。

二、奇兵突出，战果辉煌

郑和在指挥战斗时，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往往出敌不意，奇兵突出。如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屡次抢劫往来使者，甚至发兵五万谋劫郑和。郑和在忍无中忍的情况下，出奇计率兵二千从小道乘虚攻占其都城，终于生擒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取得辉煌的胜利。

三、不攻城略地，也不派兵驻守

郑和军队在获取胜利后，并不占领有关国家的寸土尺地，更不派兵驻守，仍然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与各国的争端。或另立贤者为国君，如锡兰；或诛杀叛乱分子以求稳定局势，如苏门答腊。因此，当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在风急浪高的印度洋上游弋时，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威慑力量，它不愧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和平之师！

正因为有郑和这样的和平使者和他统领的强大军队，才能“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德，贡使载道。”总之，郑和下西洋踏实地执行了明王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谱写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郑和的光辉业绩光照千秋、永放光芒

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联苏反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中国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其基本方针是：第一，“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第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首先是清除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然后再考虑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第三，“一边倒”。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根据上述基本方针，建国之后，我国的外交工作逐步开展。一是与苏联、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积极同邻近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是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国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是典型例子；四是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发展前途问题；五是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加强了同亚非各国的联系。 二、反苏反美——“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分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崛起。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外交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下，开拓前进。其表现在：一是展开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面对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压力和威胁，中国政府为捍卫自己的神圣主权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二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针对美国唆使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支持印度与中国作战，使越南战争升级等事件，中国政府发出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三是大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三、联美遏苏——“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为了对付与苏联的争夺，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积极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以遏制苏联。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也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发展。 首先是中美关系的缓和。中美关系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前进，并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其次是中日关系发展。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直接推动下，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协定。此外，中国同西欧、南太平洋、东欧及周边一些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得到恢复。 四、全面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全方位”外交的新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双方由于各自经济、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出现了互有攻守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发展迅速，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外交政策于80年代初进行了重大调整。 是确立了战争与和平的新观念。从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来看，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了可能。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成为我国的国策。二是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对外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一政策的推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将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三是赋予了独立自主原则于新的内容。表现为不结盟的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而努力。四是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一国两制”不仅为世界各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而且也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国际争端，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上述政策的适时调整为我国外交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使对外关系呈现出新的形势。我国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西方各国的关系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彼此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得到了加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正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大体阅历了四个阶段。 一、联苏反美——“一边倒”的外会战略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依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几十年的经历教训，提出了新中国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其根本方针是：第一，“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政府树立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根底上同各国另行树立新的对等的外交关系。第二，“打扫洁净屋子再请客”。即首先是肃清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权力，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然后再思索与西方国家树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第三，“一边倒”。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开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依据上述根本方针，建国之后，我国的外交任务逐渐展开。一是与苏联、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树立外交关系；二是积极同邻近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开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准绳”；三是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运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国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是典型例子；四是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处理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开展前路问题；五是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加强了同亚非各国的联络。 二、反苏反美——“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会战略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作了宏大变化：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分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崛起。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外交阅历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下，开辟前进。其表如今：一是展开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面对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压力和要挟，中国政府为保卫自己的神圣主权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运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二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针对美国教唆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支持印度与中国作战，使越南和平晋级等事情，中国政府发达了“全世界人民同心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卒”的口号。三是大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普遍树立了外交关系，扩展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三、联美遏苏——“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会战略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作了严重变化，美苏力气比照发作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为了对付与苏联的抢夺，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积极追求改善美中关系，以遏制苏联。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也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点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同心与协作，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严重开展。 首先是中美关系的缓和。中美关系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前进，并于1979年正式树立外交关系。其次是中日关系开展。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直接推进下，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署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协定。此外，中国同西欧、南太平洋、东欧及周边一些国家树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1971年10月第26届结合国大会上，我国在结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作为安理睬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得到恢复。 四、全部开展对外友好关系——“全方位”外交的新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作了严重变化。美苏双方由于各自经济、军现实力的消长变化，出现了互有攻守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第三世界国家的力气开展迅速，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开展的现实需求出发，在深化总结历史经历的根底上，我国的外交政策于80年代初运行了严重调整。 是确立了和平与和平的新观念。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相处
采纳吧！

人民的利益最大还有土地，其他都滚

和亲，抗战，割地，赔款，谈判。会盟，设置都府，出塞。。。。

就我知道的：最有名的算是“合纵连横”：蔺相如完璧归赵；张骞出使西域；班超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昭君出塞：诸葛亮东吴会群儒。都是一些很厉害的外交。

战国时期的明智的外交，主流是纵横外交家，比较著名的有张仪，公孙衍，苏秦等。他们的外交目的就是相互利用，他们的外交规则就是不择手段。这种外交的结果，最后也注定被暴秦所灭。

我觉得秦朝的外交很明智，灭亡六国之后，大秦的外交很简单，就是打，大秦不允许任何独立政权存在。向北攻打胡人，向南攻占百越。打到最后，大秦用一道长城表达了对外交的态度。

抗战时期，有一种来往叫做与日本接触，有人前方打得火烈，有人后方谈得火热。后来日本败了，除了汪精卫夫妇，其他人都不承认了，连末代皇帝溥仪也转向揭发控诉日本了。这也算很明智的外交吧。

大清外交第一人，非林则徐莫属。广州禁烟过程中，林则徐要求去英国人不仅要保证自己的船不再走私鸦片，也要保证别人的船。在禁止鸦片贸易上，不仅要对英国人负责，也要对其他国家的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