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河姆渡氏族,半坡氏族,大汶口居民的考古分期1、元谋人,学名元谋直立人(Homo,erectus,yua...
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河姆渡氏族,半坡氏族,大汶口居民的考古分期
1、元谋人,学名元谋直立人(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或称元谋猿人,是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化石。1965年发现于云南元谋上那蚌村附近,共计左右门齿两颗。后来还发现了石器、炭屑、和有人工痕迹的动物肢骨等。
元谋人的距今年代为170万年左右,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有争议,或为约60万年~50万年前)。其可能生活在亚热带草原—森林环境中。
2、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科学命名为“北京直立人”,又称“中国猿人北京种”,是生活在更新世的直立人。其化石遗存于1927年在中国北京市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关于其年代的争议较大,一般认为约在距今50万年前。
而最近一项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应用Al/Be测年法的结果则把这一年代上推至68-78万年前。另现代意义上的北京人,泛指居住或生活在北京的人。
3、山顶洞人,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
与人类化石一起,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并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境和在当地的情景相似。
4、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
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
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
5、半坡氏族遗址于1953年被发现。1954年-1957年,由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主持,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发掘,总计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座、窖穴200多个,陶窖遗址6座,墓葬250多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1万件。
2002年-2005年,配合半坡遗址保护大厅改造工程建设的随工清理中,发现了祭祀等重要遗迹和石砚等重要遗物,这对半坡遗址的聚落形态、文化内涵和社会性质研究具有重要价值。1961年3月4日,半坡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大汶口原始居民遗址位于泰安城南30公里处的大汶河畔。大汶河贯穿南西,将其分为南北两片:南片在宁阳县堡头村西,北片在泰安市卫驾庄东。1959年首次发现并挖掘,为距今4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遗址。
遗址总面积约82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5400平方米。1982年,大汶口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汶口遗址内涵丰富,共发现墓葬、房址、陶窑等遗迹100余处。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骨器和牙角器等生产生活用具。
陶器主要包括红陶、彩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几种。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大汶口遗址的墓葬中普遍盛行随葬獐牙的习俗,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
许多墓葬中还随葬有数量不等的牲猪,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说明私有制已经出现。
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科学命名为“北京直立人”,又称“中国猿人北京种”,是生活在更新世的直立人。其化石遗存于1927年在中国北京市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关于其年代的争议较大,一般认为约在距今50万年前。而最近一项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应用Al/Be测年法的结果则把这一年代上推至68-78万年前。另现代意义上的北京人,泛指居住或生活在北京的人。
山顶洞人,生活在距今约3万年,在北京人活动过的地区,他们的模样和现代人基本相同。他们的骨骼化石是在周口店龙骨山顶部的洞穴里发现的,因此考古学家把他们叫做山顶洞人。
七千年前生活在长江流域,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使用骨器、木器、石器和陶器,种植水稻,饲养家畜,建造木结构房屋,过着定居生活。
5、6千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弓箭。原始农业有了发展,开始有原始畜牧业。会制造色彩鲜丽的彩陶,并使用陶器,会建造半地穴式房屋,定居生活。以经营原始农业为主,使用的石器为比较精致的磨制石器。
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山东大汶口原始居民,农耕经济有更大发展,农具有磨制石镰、石锄等。原始手工业比以前有更大进步,陶器有了黑陶、白陶。黑陶乌黑发亮;白陶胎薄质硬,色泽明丽。
在四川盐亭发现三星堆时期大型聚落遗址,这些遗址有何研究意义?
近日在四川盐亭发现了三星堆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对于考古界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很多人对此都激动不已,怀着想追求真理,探寻历史的思想想一睹这些遗址的文物,对于圈内人士而言这些是无上的宝藏,但是对于那些圈外人来讲,很多人都不懂得这些文物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的确,我们很多人都是圈外人士,不只是遗址,很多文物在我们不知名人士看来,除了具有经济价值之外,就只有收藏价值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研究这些遗址到底有何意义。
不管是遗址还是文物其实都是文化遗产的物质体现,是历史文化的核心,每个时代的文化遗产都有着属于自己时代文化的烙印,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典型,是很多重大事件以及重要人文精神的物质载体。很多人其实都只着眼于文物所带来的物质价值,往往忽视了这些东西身上带有的文化信息,这就是考古所研究的意义,透过这些文物遗址,我们就能够推测出时代发展的脉络,从而理清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这对于我们学习历史,在历史上进步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人类历史发展大多都会通过文物来存储信息,展示自己时代的特征,像我们熟知的战国编钟,唐三彩,青花瓷等都是各个时代的精粹,通过研究这些我们了解当了当时的工匠技艺,以及当时时代的文化特征,掌握了人类历史创造的成果和信息,不仅对于考古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更有助于我们社会挖掘其深层价值,学习里面的技艺和精神用以现代文明的发展上面来。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文明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点,文物其实也与之相对应,有着不同的价值存在,通过研究这些文物,我们可以了解到各个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特征,对于当下来讲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并且这些价值能够给与我们的社会生活,生产方面给与一定的指导意义,凸显了其划时代的意义。
遗址的研究还有着重大的文化意义,通过研究这些遗址文物,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也同样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四川盐亭发现三星堆时期大型聚落遗址,该遗址得发现有何意义?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的意义有:
一、中国的远古文明高度发达
早在4000多年以前,在四川就已经有一个高度发达的蜀文化存在。三星堆遗址具有国家雏形早期特征,在政治、经济、文化都领先于世。我们从青铜器的制造工艺上,就能看到远古的冶炼技术的先进。青铜神树高3.96米,由底座、树干、神鸟和树旁飞龙组成,能铸成如此复杂,形状不规则的青铜神树,必须具备高超的青铜工艺技术。这棵青铜神树的意义,非常明显代表中华上古的传说,扶桑和若木。在《山海经》明确提到中国神话,太阳以金乌形象出现,沿扶桑升起 ,傍晚再沿若木下降。神树和金乌,恰恰在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体现。
二、中国的远古文明是多样性的
与三星堆的古蜀国文化同时代的是中原的殷商文化,殷商文化的青铜器以鼎、鬲为主。而三星堆文化以青铜人居多。但在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四牛尊上专家们发现了饕餮纹,这就说明三星堆文化和同时代中原所出土的青铜礼器上,具有共同饕餮纹的共同特征,显然受到中原文化影响。除了青铜器,三星堆还出土1000件的玉器,这些玉器大多数是祭祀用。其中就有中原文化用到的玉璋。而在一件玉琮上又看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兽面,长江头的三星堆和长江尾的良渚文化,隔着万里之遥,他们在文化上发生奇妙的联系。由此,可以看到三星堆、良渚、殷商这些散布在中华各地的文明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如星星之火,照耀着中华文明。
三、中国的远古文明独立于世界之林
从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我们远古文化的多样性。我们不仅有青铜器、玉器,还有灿烂的丰富的黄金文化。在三星堆遗址中人们发现了金杖、金面罩、金虎、金叶、金璋、金带等种类繁多的黄金饰品。说明远古时期,古蜀国已经有非常娴熟的黄金开采、冶炼、制作工艺。特别黄金面罩,有人认为古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也有黄金面罩,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我们考古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两者从制作工艺、样式、使用都不相同。古埃及的法老的黄金面罩是给死者用于丧葬,而三星堆的黄金面罩是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之上,用于祭祀。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远古文明是独立于世界之巅,我们拥有着自己的黄金文化、青铜文化、玉器文化。
随着,考古的深入研究,神秘的三星堆会揭开更多的秘密。我们历史记录在一点点被验证,我们文化传承越来越紧密。
仰韶文化是怎样被发现的?
大型跨度房址比较罕见
该遗址位于彬县炭店乡水北村五组南约50米的泾河北岸,遗址面积达12万平方米,相当于286个篮球场。省考古研究所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于今年6月至11月间对该遗址进行了选择性试掘和局部发掘,工作面积2400平方米,共发掘出灰坑107个、房址4座、陶窑1座,另外还发掘出墓葬12座。
遗迹中的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小型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面积17.64平方米,房址内东南部有一瓢形灶,火塘后部有一火种罐。中型五边形半地穴式房址面积约35平方米,室内地面抹有一层较厚的草拌泥,地面经过轻微夯打。大型地面式房址平面形状为五边形,面积达190平方米。房内地面经过多层处理,下部为火烧土的红色硬面,上部为料礓石与沙土混合材料铺成,有较强的硬度。房内东南部有一灶坑,烟道部分用石板砌成,直通房外。墙基内侧墙面上发现有朱砂或者动物血所涂的紫红色彩绘。这种大型跨度的房址以往在关中地区还比较罕见。
遗址时期为仰韶文化中晚期
遗址内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其中陶片以红陶为最多,纹饰以线纹、绳纹为主。常见器类有铁轨式口沿罐、重唇口、平唇口或喇叭口尖底瓶,彩绘折沿盆、素面或彩陶钵、敛口瓮等。
考古人员依据出土遗物初步断定,水北遗址主要为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另外还发现仰韶早期和龙山早期的遗物,但没有发现相应的遗迹,其时间延续约三千年。
主持该遗址发掘工作的省考古研究所田亚岐研究员介绍,水北遗址是泾水中游地区第一处大规模发掘的史前时期大型聚落遗址,其延续时间之长,遗迹分布密集,房屋形制特殊、规模庞大,出土器物种类繁多等,这在泾水流域是罕见的;特别是发现的大型房址是迄今为止在陕西地区发现面积最大的仰韶文化房址。该遗址地处泾水上游与中游的交接地带,它对于研究关中地区、泾水流域乃至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演变规律等各个层面的学术问题将有较大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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