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也可以理解为用自己的才能为社会尽一分利。

经世致用，是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

经世致用一词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

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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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经世致用的思潮及其特点

明末，由于王阳明后学的盛行，士林学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黄宗羲语），空疏已达极点。有的打机锋弄隐语，几近狂禅。针对明末学风的空疏，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

所谓"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而贯穿这所谓"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而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学术政治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

会通古今地研究历史，说到底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其目的则在于垂训鉴戒、经世致用。经世致用，以史学知识为当代社会服务，是中国古代史学又一优良传统。

以古为镜，资治当代，是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一个具体体现。《后汉书》的作者范哗在《狱中与诸甥侄书》里更是直接表示，他撰修史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范氏是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揭示修史旨在经世致用的史学家。在唐代，不仅有唐太宗的“三面镜子”（《旧唐书·魏徵传》：“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传为佳话，更有魏微、杜佑等人的身体力行和榜样。杜佑的《通典》就是以“经邦济世，富国安民”为原则，“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食贷序》）。在由宋代到明清的历史上，虽然学术领域被“徒托空言”的理学主宰着，但史学的“经世”思想仍然在发展。

详今略古，重在近世，是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又一具体体现。在古代学术领域中，不知出现过多少这样那样的文献。考察其中那些被历史波涛冲刷得无影无踪的著作，厚古薄今、无视现实很可能是其消亡的一大原因。而在那些世代留传的名作中，则大都具有详今略古、重在近世的优良传统。在这方面，号称“史界两司马”的巨著《史记》与《资治通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这两部通史都是立足于广阔的时空间架，最大限度地展开有关近现代的整幅画卷，根本目的就是试图以宏观鸟瞰的历史经验资治当代。在司马迁《史记》的一百三十卷中，如果春秋以前作为古代史，春秋至秦王朝作为近代史，秦汉之际至汉武时期算作现代史，则全部写和重点写近现代史的部分，约占全书的半数以上。例如“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中，大多数传主都是近现代人。在司马光《资治通鉴》所反映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巨大时间跨度中，战国及秦汉部分六百二十二年历史，仅用了六十八卷，而隋唐及五代部分三百七十一年历史，却用了一百一十八卷，由此可见，愈是接近于近现代，内容便愈是详尽。

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它始终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的士壤中，以“经世致用”为根本目的，以解决现代社会重大问题为宗旨，因而永远拥有方兴未艾的勃勃生机。

本人看网络小说也有两年多的时间了，至于经世致用，从自身感受来说，还是能用上一些的，至少见识就会得到积累。
之前是对一些现象没有感觉，现在在一些选定的时间和场合，对一些人讲的话和做出的反应，都能够隐约感觉到他对某件事儿的意图，很有收获。

第一，选一个真正用心写，用心观察生活的作者；
第二，用心看。我们有感触、有所体会的内容通常与自己现在以及过去的生活经历有关，有体会了，停下来想一想，加深印象，别一带而过。
第三，书上写的人情世事和作者的性格、经历有关，选择好的作者，学些有用的东西。